读《袁伟时说百年孔子》所想到的

读《袁伟时说百年孔子》所想到的

若火

《南方都市报》2010年2月7日刊载《袁伟时说百年孔子》一文，向《孔子》故事片放映引起的孔子热评大泼冷水。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孔子本来没有什么新路数，无非是西方自由如何如何好，孔子如何如何专制和不行。但《袁伟时说百年孔子》的确能引起人们思考。如果没有恰当的历史观和一定思想理论水平，的确能让袁先生说得会对中国走过的百年历史路线糊涂起来；本来看到中国走过的是一条清晰的好起来路线，现在被说成中国从来就没有好起来过，好让人沮丧，心头被堵上了一块石头。

有三点可以让人看透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有这么大的能耐，历史经他一说，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一旦看透，心头的石头也就滚开了。这三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要明白袁先生看问题用的是西方历史观；第二点要明白袁先生的一套是西方自由主义；第三点是在前两点之上，读者需要开发一些中西人文传统的比较视野。有了这三条，就会豁然开朗，就能看懂袁先生观点的软肋在哪里。

第一点，袁先生的西方历史观是什么呢？这个历史观向人们灌输，历史是一条线地前进，西方已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怎么说也在人家后面。这是西方被称做命运决定主义的历史观。所以什么孔子，孔子再有什么可取之处，也无非是宣扬专制独裁思想，哪里有资格跟人家的自由民主思想相比？所以近代历来让孔子复活的思潮，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力图打倒孔子，也无非是实行没有孔子的孔子而已。

第二点，袁先生的一套自由主义是什么呢？这是个政治哲学理论问题。自由是唯一绝对的信条，再加上命运决定主义的历史观，这样就变成两个二元对立。现代性是宣扬自由的，是唯一绝对好的，前现代、古代是黑暗的、绝对不好的；西方是先进、自由、现代、好的，中国是落后、专制、迂腐的。

第三点，开发一些中西比较文化的视野，进行世界人文传统结构性比较；一比较，发现了前两点命运决定主义历史观和自由唯一、绝对主义的毛病；历史果真是一条线前进的吗？这种历史观来源的根据是西方宇宙发生观（cosmogony），认为宇宙和人类历史之所以是一条线前进式的是因为有一个超绝的本体（如上帝）创造和决定了历史，从开始到末日，规定了一条线的目的论发展前进路向。西方这种思想意识尽管具有支配地位，也仍然是一种说法而已，它流于一种假设和信仰，至今仍处于人们的追索、认知过程之中，而不是结论。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一条直线的，历史不存在绝对的开始和结尾，也没有绝对的先进和落后，任何人们的好恶、对历史加以的价值观都是相比较而有的。中国的历史观，怎么就比一条线的历史观不值钱，非要将一条线历史观作为唯一尊崇为正确的历史观呢？按照中国历史观，把过去的说成是必然落后的、后来的说成是必然先进的，本身就是胡说八道。过去的未必是落后的，今天的未必是先进的。过去的人类多把世界万物看作是互相联系的，认为人与人是互相帮助的，这样的意识就比现代把人看成是独立、分割的，主张追求个人幸福才是唯一的落后？古代杀人是一件大事，现代杀人是用科学大规模杀，现代的就比古代先进？明显是值得质疑的。

自由主义的毛病是什么呢？就在于它把自由当成唯一、绝对的信条。所谓现代就是把自由当成绝对和唯一信条来追求。这是肯定与现实和历史过程（“规律”）不符的。因为一切事物的走向是，什么时候走上绝对、唯一的路、走到头，就要走回头路了，就要物极必反。把自由当成绝对和唯一来追求，本身就是一条物极必反的路。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具体和有条件制约的，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自由主义仅在这点上就是一种糊涂理论，因为它回避具体，只表达心理状态上的需要。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和理论问题，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它能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起到支配作用，并非本身是什么造诣深厚、逻辑严谨的学术，而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特殊历史现象。自由主义不仅不是什么绝对真理，而恰恰是由于它在现代不仅是在西方的统治，而且在全球范围进行意识形态的冲击，才致使今天出现几乎所有人类危机，都无不最终可归结为来自它的原因。

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面临着必须反省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思想冲击这个一百多年的现象。一百多年了，尽管中国人文传统历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但在近代，整个传统都经历了一场巨大变革，致使甚至包括“哲学”这个用词在内的从概念、框架到推演方式、理论表述的全方位改变。表面上，中国人文似乎已变得可与西方接轨、具有了学科意义。但这一西化过程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变化？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它对当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重构的重大影响？其积极经验抑或偏颇教训究竟是什么？是否正是由于这个变化，中国人也看不懂了自己？现在到了中国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这些问题对和平崛起的中国实现文化崛起是不可回避的。它甚至对中国是否能持续发展和关系到她在世界的生存地位问题，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国人不能再被自由主义加命运决定主义的历史观忽悠，让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思想观搅乱了视线。中国必须对在这两个主义的观点之下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的叙述给予恰当的客观、辨证的判断，开拓中国思想意识的新方向。

下面是在分析自由主义历史观、思想观大框架下，对《袁伟时说百年孔子》一文中观点所作具体解析。

一、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袁伟时教授自由主义加命运决定主义历史观立场的文章，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脉络。历史是命运决定主义的，自由是唯一、绝对的原则，这两个主义加在一起，康有为可圈可点。康一方面致力于立宪，一方面又立孔为教。干着两项截然对立的事业，一种怪现象而已。陈独秀是可钦佩的，因为他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打倒孔家店”。但在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传统，孔子只是政治的玩偶，打到他和吹捧他都成为自由的对立面。中国喊出“打到孔家店”后，却依然有蒋介石的尊孔。当代有“批林批孔”，也是害得大学问家并非内心情愿而只是被逼拿起批判的笔，屈从政治而已。现在于丹嘴里孔子又变成人生导师，周润发和一些电影编导把孔子变成耗资巨大场景和真假难辨的电脑动画；真是上百年之怪现象反复登场。使人聊以欣慰的是，电影院里放《孔子》，毕竟少得可怜，空空荡荡。主流媒体报道的票房数额显然可笑。一场场尊孔戏，继续了一百多年，导演、扮演、观赏的，还不是有数的那么一些人？

袁伟时教授与今天儒家复兴格格不入的心理状态，在以上的文字中泄露得淋漓尽致。如果从命运决定主义历史观和自由主义思想观出发，这种对现实表达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是很符合逻辑的。这种不理解和抵触恰恰是因为独以西方文化所规定的先进与落后和二元对立一条直线的历史观加自由之为唯一和绝对标准所导致。难道除此还有另外的真理、另外的标准？这是袁先生无论如何想不通的。历史的之为宿命的决定主义和自由思想观这两者的仅为一家之言的客观性和历史性，看来由于两个主义的障目而可惜地不在其视野之中。难怪它对儒学的复兴感觉，完全是桎梏在一种以亵渎为快而不知解脱为何的心理状态。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解不开的历史情结，它困扰着不光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包括对儒学的复兴满怀热忱的人们，那就是我们究竟怎样看待近代历史的尊孔和反孔？怎样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没有给我们可以解决这二者必然矛盾性结扣的定论。我们必须有开拓性思维，把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扣打开，不然就会永远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断循环的怪圈之中徘徊。这需要哲学思维，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深厚的哲学思维，否则她总是在历史的怪圈之中把握不住命运，演出重复的悲剧。

这里的开拓性，是需要一个理论与实践的观点和一个不把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这里需要强调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情，不能混淆。理论的创新及其能够达到正确性，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将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则是更不容易的事情。必须明白，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把在理论付诸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当成理论本身的错误而走向抛弃理论。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待孔子（儒家）思想及其在历代社会的运用情况，也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一些历史上具体朝代出现的政治问题和失败，并不一定是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道理所导致，因为从理论到实践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地当作儒家思想的道理问题来对待。一个正确思想，一百个人执行，因为时间、地点、条件各异，所以会出现一百种样子；成功了，就是这个思想的正确，失败了，就是这个思想的不正确，问题是不能这么简单的。错误和失败，在实践上的机率几乎是绝对的，微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不成功，这与思想本身的道理正确与否不相干。所以历代的问题是历代人自己的问题，不能笼统说是孔子的问题，将其归咎于孔子思想是不恰当的。这是个符合逻辑也与现实相符的道理。

如果是这样一个道理，问题就又出来了。因为这样看，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的批判孔子是否本来就是错误的，是必须加以否定的了呢？恐怕现在已有不少人是在这样思索。可是这样又不对了。因为我们不能因此而怪罪过去的人，而是必须看到，在需要进行革命的范围之列，有不少东西、甚至完全坏的东西都曾在儒家传统的旗号下实行。坏政治打着好思想的旗号，是常有的事情。革命是直观、直截了当、暴烈的行动，搞起来从来不是从容不迫，而是首当其冲地横扫最表面的东西，所以首先打倒旗号，也是革命之必然、历史之自然。因为革命不是个人行为，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社会历史矛盾的发展达到对抗状态时的必然性。所以借革命过程存在的一些不适当现象，对革命本身进行否定，同样是不适当的。

又进一步说，如果说革命与孔子思想之间，在当时呈现的是二元对立是必然的，那么，在整体上永远将革命与孔子放在二元对立情势，就又是不对的了。因为革命是操作，是确切、急切行为，必然在思想深度逻辑上不很确切，而要是思想深度逻辑确切了，也就不会有革命了。另一方面，革命和孔子不能在整体上是二元对立，是因为他们本来还是相通的。倘若在思想层次寻找逻辑，革命根本的逻辑又追回到儒家思想。历代发生农民起义或革命，很多旗号都是“替天行道”，都在儒家和固有的传统思想中汲取资源。现代革命有点不同，因为有了西方思想传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次替代历代儒家思想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功能机会。现实总是比人们思想的逻辑更复杂，这里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替代儒家思想作为历代农民起意识的功能，一方面是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发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是出于儒家思想或传统中国思想角度和方式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存在诸多容许人们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对它理解的元素。实际问题就是如此复杂，远非想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要想搞清楚问题，就要复杂一点，革命和孔子思想关系如果不是纯粹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看待，就符合实际了。我们今天看待近代历史的尊孔和反孔？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不是反孔和尊孔之间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存在一条绝对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凡反孔必然错误，凡尊孔必然正确，凡马克思主义必要反儒学，凡儒学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这是二元对立式的简单思维，其结果是重复走极端的悲剧。在这点上，袁伟时对人们有启发之处，他就不是在反孔和尊孔之间搞对立，而是利用这个对立，为他搞自由主义绝对原则的、更大的二元对立（如西方对中国和自由对独裁）服务。

自由主义者是偏重在“西方对中国”和“自由对独裁”的更大二元对立才把“五四”仅仅说成是“科学、民主”精神，而回避它反帝反封的精神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精神。“五四”是伟大的中国现代运动，但就其本身的“科学民主”与反帝反封的精神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精神来说，是没有统一逻辑，或者说是自相矛盾的。这个矛盾在于，中国以西洋为师、一心一意要当学生。而老师却总是打学生。尽管打，中国人依然很诚恳。“韬光养晦”应该说仍然是一种诚心诚意做学生的态度。此外，“五四”运动精神还包括对外部强权的反抗精神、革命精神、求变精神；对内的更新精神。这两方面又表明五四运动精神文化方面的开放精神。现实的复杂性就在于，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两方面却都是人们心理上喜好的，是主观上倾向相辅相成一面的。现实是两方面都有，心理上也是两方面都有，所以问题就出在所谓的理论逻辑，发生在人们的简单思维和追求绝对。

其实将“五四”精神说到深层和实质处，可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在新语言中的重新调整与延续。可以把五四运动的影响作一个比喻。好比是一个盛水的桶，本来是处于自己的一般自然运动状态。突然来了一场地震。五四运动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在地震式的列强攻击下受外力振动而产生内部剧烈涌动。这桶水开始激烈涌动。这个比喻提起人们注意的是，水桶里水的涌动再激烈，也离不开这个水桶结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思潮一时间交织、撞击、风靡，也变不了中国的传统结构。不管名目上是什么“主义”，都带有一个明显的中国传统思想结构。

人们一般都不怀疑，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倾向是主流，是根本特征。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反传统，也是传统，也属于传统结构中的现象。作为一种简洁概括，借五四运动契机涌动着的可说主要有三股潮流：一、新儒家（儒学传统）；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自由主义；要指出的是，这三股思潮都是中国传统结构的。原因是这三种思潮的共同点，都追求的是一种对浑然一体天下观的新阐释，实行的都是各使用一种不同的新语言。如果现在有人问，能不能将中国思想文化改造成西方的？西方会对中国的东西改造什么？能不能把西方的思想文化改造成中国的，中国会对西方的东西改造什么？根据现在的研究，要改造的就是对方的结构，把对方不同于自己传统的“一与多”结构改造成自己的。各自是什么“一与多”的结构呢？差别在哪里呢？

这个“一与多”结构，是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结构。它构成各自思想文化、语言、价值观、人和社会行为与实践的根本结构。两个文明传统的千差万别在深层都可最终基本归结到这个根本结构上去。西方是什么“一与多”结构呢？西方的“一”，是那个以上帝概念为特征的超绝、超验、无所不在、至高无上、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实体（英语叫作“Being”）；而“多”是由它创造、由它安排的一切万物，它们都是以一个个单独个体存在的。这些单独个体在超验体的安排下发生关系，否则它们之间不存在除此之外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结构不是西方结构的这个外在、超验的“一”。中国的“一”恰恰是指没有这个外在、超验实体的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不相分割意义之上浑然一体的“一”。是这两个不同“一与多”结构，成为中国和西方各自不同的宇宙观与思维方式，进而发展出各自的语言、价值观，成为各自赋予人和社会行为与实践的意义。也就是说，中西文明是按照各自认为的不同意义发生和延续的。在这个层面上，应该说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涌动的三股思潮，虽然都开始使用西方语言，但都没有在深层次上理解到结构上的巨大差异，都仍是中国结构上结出的果实。

三股思潮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激烈涌动，在深层结构意义上说，分别作出的努力是什么呢？差别在哪里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以为，要努力在中国推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要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摆到了绝对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无法意识到其实对自己想推行的，本是存在根本性的误读、误解的，以为西方的一套理念就是表达和实现中国内在联系性的“一与多”结构，也即唯有“德先生”、“赛先生”才是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灵丹妙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成功尝试了对传统内在联系性“一与多”结构的再阐释与重建。之所以能够做到中国传统结构在现代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得以重建，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结构本身与西方传统结构的决裂；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西方结构中的上帝，他已形成内在联系性的运动宇宙观。这个结构在他的思想被翻译为汉语之后，获得与中国结构产生构和的最大可能性。另外，历史的契机和革命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极为重要。新儒家所做的工作可基本概括为是中国结构的现代重新建构。很多新儒家是将西方结构的思想传统话语用于阐释儒家传统。这种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自由主义者雷同，也是误读、误解，认为儒学传统的中国结构用西方结构话语来说明是可以实现的。

三股思潮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激烈涌动，它们之间的关系恰似三国演义。自由主义很显然，自始至终是一只手打倒马克思主义，另一只手打到中国传统文化。新儒家起初既不赞成自由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认为都是外来的，都不适合中国情况。但后来新儒家的海外生活环境与千丝万缕联系，大多接受自由主义，有时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反对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对中国传统的阐释主要效果在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自由主义包围情势下应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在政策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取更复杂对待方法，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拒绝自由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和辩证法科学。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领导角色的马克思主义逐步采取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政策，同时对西方自由主义开始采取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

到这里，我们还没有开始切实分析袁伟时教授关于孔子的观点。我们的想法是，找到一种对百多年来现代史比较符合实际的看待方法，有助于更便捷地从整体范畴深入袁先生看待问题的更具体范畴，正象看一棵树要从它在周围森林环境说起，找到它与周围的联系，将它说清楚。有心的读者不妨帮助我们判断一下，看看我们在下面能否达到这个目的。

二、《孔子》电影：一部宣传片

袁伟时将孔子作为与自由主义对立地位加以排斥的评论，从看《孔子》电影开始。当记者问对电影的大体看法。袁先生讲“影片内容争议不大”。是谁对影片内容争议不大呢？当然是袁先生自己。这是说，从编导制片方面，袁先生提不出什么。但似乎还是不能放弃，虚构情节在袁先生是“容许”的，但毕竟还是虚构，需要指出：在“美化”孔子方面，编导者是不惜虚构的。这言外之意还是“孔子没有那么伟大”。 告诉大家：“把孔子用来说理的话变成了一个故事，虚构出了一个逃避殉葬的小奴隶，演化成一个故事”，孔子原本没有做过这样的好事。

影片是一种艺术，袁先生说了，他对影片“争议不大”，是因为没有人说影片是个“高水平的传记片”，它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对儒家的宣传影片”。 因为“一部真正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而因为《孔子》是宣传片，就是它“有意掩盖了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电影倒无所谓，其实值得争议的是孔子这个人。不能把他看得有多么高尚，其实“这个人很复杂”，比如，袁先生就在“历史研究上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孔子绝对“不像电影表现得那么单一、完美无缺”。其实孔子是个很可恶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你看”，这个时候孔子“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而且，这也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这里不失为是袁先生的一个用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思想解构中国两千多年前历史的范例。我们要注意了，袁先生是历史学家，就是用自由主义对中国历史的解构家。这种解构就是使中国历史“脱历史”和“脱环境”化，把它像切出全体的某一部分一样，切断它与全体的任何联系，拿两千年后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信条去衡量它。袁先生无非是在揭露，你看，影片就是这样“有意掩盖了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的，连孔子这么可恶行为都掩盖，这样的影片你们还要看？

更有甚者，《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孔子列举五条原因诛杀少正卯。孔子说人家少正卯心“险”、行“辟”，其实“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他还说人家“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人家“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我们似乎看见袁先生两千年后的今天，突然提着从西方借来的自由主义大棒，跑到两千年前的鲁国给少正卯平反冤假错案去了。似乎在他眼里，该诛杀的不是少正卯，而是孔子和一切儒家。因为按照他手里的西方自由主义信条，“历代儒家都用这种诛心的方式迫害他人，完全扼制了思想自由”。他们在“前现代中国”，动辄以““非圣犯上”、“离经叛道”为“罪该万死的大罪”。其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这种自诩正统、把思想自由当做罪名的做法，无疑是对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犯罪。而这种迫害思想自由的传统正是儒家培育起来的”。呵呵，整个中国一部几千年人类史，从古到今，就被袁先生这样一个挂满光环的“历史学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地用自由主义标尺比附一下，统统贴上“迫害思想自由”的标签，打下十八层地狱了。作历史学的人可以“严谨”到如此地步吗？可以置中西人文传统、历史、文化、结构的偌大差别于不顾，简单偏见到如此程度吗？相反，袁先生却对《孔子》影片虚构了“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大加斥责，说“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我们感到不解了，袁先生用西方自由主义的信条糟蹋中国历史还没有编导者虚构一个电影情节糟蹋的历史更严重吗？袁先生还要跟电影演员在言辞上斗气。演员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他却说只“加一个字”： “不哭不是蠢人！” 生动地表现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历史学家与一个珍惜自己中华文化传统的影视工在态度上是何等鲜明的不同。这也说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学术不学术，而是态度怎么样在起作用。

更能贬低孔子形象，让他失去光泽的办法，就是从中西哲学家比较角度编派他，让他跟西方的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为了编排更具效果和更具学术权威的光坏，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相比被纳入袁伟时的“史学角度”，评价“孔子这个人本身”。而且，袁先生也是把这个问题摆到“史学界共识”的高度，似乎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绝对权威的。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孔子在被空洞地戴上“伟大教育家”桂冠之后，苏格拉底这位西人被抬出来，说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苏格拉底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在袁先生眼里，孔子算什么呢？“苏格拉底，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而孔子“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史记·六家要旨》”都要说孔子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袁先生解释说，“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似乎为避免有言辞过分之嫌，他马上改口说“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精华”指的是什么呢？袁先生说，孔子“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

拿苏格拉底和孔子相比是个难度很大的工作，远不是史学学科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其实与其以史学角度，不如以比较哲学角度，因为不在苏格拉底和孔子两人搞的是什么学问上面去比较，况且不同学问教育方法肯定是不同的，不了解是什么学问，怎么能进行比较？而且实际情况是，中西哲学比较历史不长，还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学科，仍属于探讨和初步阶段，谈不到什么共识性的定见，即使有也是很不可靠。它完全需要后人在今后的努力中去开拓。所以在“史学界角度”和“史学界共识”旗号下判定苏格拉底一定比孔子高出一筹，外行可以接受，而从内行看，没有充分道理。

为什么？因为史学界拿不出如何在该二人之间评判高低的标准，因为研究二人的思想不是史学界的范畴。袁先生判断出苏格拉底比孔子高出一筹的标准，本来不是什么标准，而是他自己对自由的信仰，是从西方借来的自由主义，是“自由/封建”或“西方/中国”的现代二元对立思维。犯的还是上面我说的毛病，就是用两千年后的一家之言价值标准去衡量两千年以前的不仅是西方而且还有中国的思想家，这种价值标准和衡量方法已经把很关键和绝对应该考虑进去因素排除在外了，怎么会是一种可靠、有价值做法呢。袁先生判断苏格拉底比孔子高出一筹，是很简单和主观臆断的说法，就是因为苏格拉底是西方、讲自由的，孔子是中国、不讲自由的。这似乎太情绪化了，没考虑苏格拉底和孔子分别是西方和中国“自由主义”之根，远比当今的自由主义还要深厚。拿叶梢比喻自由主义一点不过份。拿叶梢与主干和根源相提并论，不是有点贻笑大方了吗？

这样做把什么很关键和绝对应该考虑进去的因素排除在外了呢？别的不说，最根本的因素是，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他对西方思想传统发展起的是什么历史作用？我们必须清楚，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思想文化传统的奠基人。奠基了什么？奠基了一神论在西方两千年的统治地位与探求一神的形而上学传统。袁先生所谓“苏格拉底，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指的是怀疑什么？探讨什么？批判什么？论证什么？开启什么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学风？这一切都与直接与建立一神论一脉相承：是怀疑多神、探讨一神确定性、批判多神、论证一神确定性，开启的是自由讨论一神的合法性，而且不仅仅是合法性，而且是它的绝对、唯一和支配地位。是在这个目的之上建立起来的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即假设前提、概想逻辑、建立概念、构成立论话语。可以说，没有一神论，就没有西方这种独特的“严密论证”方法论。

而孔子是研究天道（仁）的，与苏格拉底完全是在根本不同范畴之内进行的思考，有很不相同的结构。可简单说，一个在“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神”，另一个在“人与人之为仁如何是天道”的范畴之中工作的。二个范畴各有自己的教导方法，这是由本身的范畴确定的。西方“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神”的范畴，必然是二元对立、单线单向逻辑思维；中国“人与人之为仁如何是天道”范畴，必然是通变互系心场模式思维。袁先生信仰现代自由，以现代自由信条为价值标准评判苏格拉底和孔子，自然是由于苏格拉底与它同属西方雷同框架，很容易得出褒奖评价。袁先生所说苏格拉底“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正是这种情况。而对于孔子则作的是将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结构强加上去。由于孔子的范畴、结构完全不同，是不能用自由主义来理解的，也就实际是用自由主义价值对孔子进行解构，将孔子解构得原来的面目皆非、变为形态丑陋的东西。袁先生所说“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正是以现代自由信条为价值标准对孔子的解构性语言。但实际上，苏格拉底真的比孔子更有自由思想吗？否。苏氏范畴在西方特有思维方式的假设前提下设定，其实具有单线逻辑封闭性。而且，苏格拉底对多神神话的不容忍程度，是谈不到“自由”的。苏格拉底替自己被判死刑辩护什么？就是辩护一神论的正统性和宣判宣扬多神的荷马史诗“自由化”思想的“死刑”。苏格拉底与孔子究竟孰“自由”？不是从自由主义信仰，不是单从史学界角度可以看清楚的。

还值得指出的是，《史记·六家要旨》”说孔子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这是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对孔子思想特点所做简洁介说。这不应该有什么异议。它讲践行儒者之道的不容易。除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变，其他让人感到抓不到实在之处。中国内部有许多学派，各自分歧诸多，但总在一个架构之中，不足为奇。离奇的是，这几句介说的话，在袁先生口中就变成自由主义对孔子的解构性语言了，味道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简介“其实‘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我们不能粗心，《史记·六家要旨》的话和袁先生“简单地说”中间有很大结构不同，而且是中西方之间的。那就是：《史记·六家要旨》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到袁先生这里变成“讲究等级、秩序”。其实这不是袁先生自己的观点，而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进入中国一直对孔子思想的解读。这个解读现在是需要反思的。因为这是西方单线单向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的误解。它的结构差别在于，是用单线单向二元对立思维结构强加于中国的互系通变多层次多方向思维。什么是“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这是在讲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的互系性多层次多方向的适当关系。它是讲关系，而不是“讲究等级、秩序”。“等级、秩序”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有的思维方式，是甲和乙之间只存在的单线单向对立。人人都知道，孔子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恰恰讲的是非单线单向，非对立性。而到袁先生这里就非变成了单线单向和对立性的等级和秩序（hierarchy/order）。而一经这样语言的变化，孔子马上就变成面目可憎的了。这种神奇，就是以自由主义解构中国思想的效果。所以人们须对语言的妙用甚是敏感。

按袁先生说法，唯一在孔子身上堪称不是糟粕而是精华的东西，是孔子的“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这里也有言外之意，它就是，如果说孔子思想有什么好，也是老早就过时的对“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按西方命运决定主义的一条线历史观，农业是封建、落后、不讲自由的社会。这种不讲自由思想还影响了广大东亚地区，不如说还贻害了广大东亚地区。西方一条线历史观传到中国形成的对中国历史文化所做出的解构性解释定式，已形成普遍的话语，与自由主义同属一种结构，自然是它认同和利用的。袁先生以此一说来贬低孔子，也就不算奇怪。

三、清末与民国的尊孔

《袁伟时说百年孔子》就是从西方命运决定主义一条线历史观和自由主义观（也是自由是唯一绝对真理）看待从清末一直至今的大大小小尊孔和反孔事件。在别人看上去眼花缭乱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风云变换，袁先生将脉络梳理清清楚楚。不过，袁先生还是有百思不解之处。为什么呢？他认为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一波接着一波。

头一个让袁先生弄不明白的是康有为及其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他们组织起孔教会，办起尊孔报刊，还开了一间孔教大学。康有为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呼喊：“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可恨的是“官方也强力支持”。“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这些“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的人物“第一个目标”竟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这对袁先生简直就是发飙。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无可奈何，袁先生索性说“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这是符合袁先生西方历史观和自由信仰立场的。似乎在前一阶段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一旦有人替中国说点好话，国内国外就会有人给准备一顶“保守派”或“民族主义”的帽子。写了《中国可以说不》那些人就是严严实实被捂了一顶大得下边找不见人的“民族主义”大帽子。在西方，人们把拥护政府对外政策的人称为“爱国主义”，把别国拥护自己政府行为的人称为“民族主义”。这里还真是难以把袁先生称国人“民族主义”该归为哪种逻辑。从中国人立场出发，将康有为归为“民族主义”，实在不伦不类。我们记得过去我们叫他“保皇党”，现在反复三思，还是觉得不失妥当。不管怎么说，从西方历史观和自由信仰出发，康有为这个人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康有为这个人是个中国人，长着个中国人的脑子，这个脑子是用西方思维的历史观和自由信仰格格不入、无法想明白的，甚至是神秘的。没办法，袁先生只好说：“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这里要说的是，袁先生是以西方一条线历史观和自由信仰为绝对看待康有为的。所以康有为一方面致力于立宪，一方面又立孔为教，干着两项截然对立的事业。这是“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 袁先生自然不理解了，“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他的“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等语，恰是用西方一条线历史观和自由信仰解读康有为所必然导致使用的话语。其中“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和“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已是解构儒家思想的语言了。问题是袁先生这里反对康有为需要看到的是他从一条线历史观和自由信仰产生的立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中国产生不出与儒家思想二元对立的思想来，也就是人们不会按照西方一条线历史观和自由信仰定义自己的行动。这时候的尊孔和反孔不是袁先生的自由为上二元思维模式，不是反对儒家思想本身。尊孔是对现实社会习惯的维护，反孔是对现实社会政治革命。尊孔和反孔都源自儒家思想一个本身，都是儒家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因为这样，袁先生是把儒学在今天的复兴与百年反尊孔活动都作为一种事情，一概持反对态度。而今天儒学的复兴是在一种新式政治现实下对儒家思想本身的认同倾向，因为作为维护旧政治的尊孔早就于现实失去存在的条件，已经作古。

袁先生情有独钟的是新文化运动，因为他看它与尊孔针锋相对。新文化的可贵在于自由信仰价值，是“言论自由空间”“应运而生”的，“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此乃“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然而，按照与儒家思想的对立态度，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应该是让他感到痛快的，但却没有如此。因为自由主义的阵线是清楚的，“破四旧”毕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嫌疑的，况且是“暴力的”、“官方”的。这几个都是关键字，所谓“暴力的”，就是革命的，所谓“官方”的，是革命革成功了的“官方”，都是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虽然都属于反孔，实际反对的是应该革掉的旧政治，本身却其实都是儒家思想。所以袁先生只喜欢新文化运动。

袁先生从一条线历史观和自由主义出发，痛批“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什么“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为其中“突出代表”，更有“梁启超”；原因就在他们谱写、演奏“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以得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这种描述使这些人物的表现酷似有些儒家复兴人物今天的行为。在自由主义眼里，没有什么差别。可实际情况比仅从自由主义角度看要复杂。复杂之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正像本文一开始提到，从“五四”运动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反孔是在反对旧政治意义上连同孔子思想一起反的。现在需要认识的是：反孔（反传统）本身也是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形式。今天不少人头脑中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冤家对头；一方面表现在有些用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仍戴着“封建落后文化”有色眼镜看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客观上与自由主义站到一起。另一方面则是有的儒家学者，也用二元对立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给予的冲击嫉恨不忘，很以为有不解冤仇。还有不多的一些，则以真传儒家自居，更言势不两立；一边在反马克思主义方面与自由主义站到一起（主张议院制度），另一边在儒学复兴方面，走向极端，鼓吹复古。如果双方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本具有内在性天然和历史联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铺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这样就会变得理性，不去拘泥历史细节发生过的恩怨与是非，联起手来。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三者的本质关系，是在历史局限之中发生认识错位的。今天是打破局限性，在中西比较文化的视野之中对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内在和历史联系，二者共同与自由主义的差别是结构性的，不可逾越的。这种情况，需要挖掘出来，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上。相反，如果不理性，那才真是像袁先生所见到一样，可以说在有些人的儒学复兴意义上与民国时期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梁启超”的尊孔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简单二元对立主义的又一次历史循环。中国不能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需要摆脱这个历史怪圈。

“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亲眼看到欧洲情况，然后“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读了袁先生这些话，让人产生的想法是，“东方文化救世论”难道不可与西方文化救世论争论争论吗？难道只是西方文化救世论占着霸权地位？不是多元化吗？难道“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说得没有任何道理？这对最初中国的只用“民主”、“科学”标签看待西方，恰是更从深处看西方，无疑是一种成熟，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新角度。这样的仁人志士不止几个，而是有一大批，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是，到了袁先生这里，都被说成是“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可见持了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有时候更是不允许别人与自己分歧的，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心理偏见。

为什么这样？就是自由、宪政这些信条在袁先生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那里是作为二元对立的绝对原则。非黑即白：宪政、必须与市场经济配套，与个人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并提。凡不属于西方此种范畴的任何理念和社会生活，即是另类，均为“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之列。所以，张君劢的“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不对，“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不对，“讨厌算账的生活”不对，反对工商赢利不对，反对国家主义不对；反对“科学知识”不对。否则就“不是新宪政”！西方的东西，必须严格原方照办！

这样的简单思维，是必然看不到事物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内在联系性的。所以当问及“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袁先生的回答极其简单：不过西方出了一点问题而已。什么问题呢？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如何调控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经验”，再度“陷入经济危机”；中国这方面是“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快速发展”，所以“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细心的读者，应当能够领会，说史之中意欲着喻今。西方的不利是暂时的，中国的成功也是暂时的，尊孔热潮也是一时鼓噪而已。而袁先生忽略和看不到的是，西方为什么或互相厮杀或者欺凌弱小民族？六、七百年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还没有经验？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难道只是一时的不利，与西方文化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而在中国，“义和团事件”或百年屈辱后，中国到底吸取什么教训？中国是怎样改革的？没有按照袁先生所说的严格按西方原方照办，为什么还能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保持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难道只是一时的侥幸顺利，与中国文化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在这些问题上，袁先生是囫囵吞枣的，说不清楚的。

这些也是袁先生感到“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的。他只关心儒家思想影响和文化到底还能“苟延残喘”多久。这方面，他表现很“理性”，告诫自己：“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但是袁先生为什么觉得“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一下：为什么儒家思想影响和文化非要走向“荡然无存”呢？为什么儒学地位非得要“被摧毁”呢？“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袁先生“1937年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着他们“给孔子牌位鞠躬”，到今天，儒学又复兴了，又尊孔了，袁先生为什么不琢磨琢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有个完呢？

四、蒋介石尊孔不是阻击“自由”，而是阻击革命

袁伟时教授将“国民党掀起的尊孔热潮是怎么一回事”解释为是“丈八蛇矛”，为的是“阻击自由”。这是最没有逻辑的。似乎想把共产党、国民党统统打入没有什么区别境地，都是打击“自由”的。袁先生说：“从上世纪20年代的“戴季陶主义”到40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孔子都是蒋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但是在这里不能糊涂，蒋介石“打人”打的是谁？打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工农劳苦大众；这是历史清清楚楚下了结论的，怎么又给搅糊涂了呢？蒋介石搞的是政治，是政治上打到什么人，不是搞思想，不是专与自由为对立的。他最青睐西方头号自由主义思想的输出大国美国，自己还信仰了洋教，始终获得美国作为政治的靠山。袁先生搞历史，不能故意不讲这种史实，故意把问题说的不离谱吧。以自由信仰为第一原则的西方大国为什么会支持以尊孔为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的蒋介石，总要有说的通的最简单逻辑。其逻辑都是反共，是政治，不是思想。（美国曾有一些制定政策的人进行过调研，结论是共产党是自由、民主，但政治上通不过。）袁先生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如此没有逻辑？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袁教授引用戴季陶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评价，这其实是个不失妥当的观点。但是袁先生简单化了，他把孙中山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错误地与蒋介石的尊孔联系在一起。

孙中山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蒋介石的尊孔，这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在于政治上，孙中山是革命的，而蒋介石是利用革命、背叛革命的。孙中山的传统文化元素是自己革命理念的一部分，就像他在檀香山报纸上认为的，自己搞的革命如同讨伐夏桀的汤武革命。而蒋介石的尊孔则是利用和背叛孙中山革命的解说词，也即西方意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袁先生也说的“当时国民党内权力争夺非常激烈”“戴季陶为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夺权理论”。既然是政治解说词，就不是真实所为。所以明显得很，就不像袁先生所说是“左右开弓，既打中国共产党，也打欧美自由派”；而是“打倒共产党”是真，“打倒欧美自由派”实际是与帝国主义勾结。并不像袁先生所说，对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和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变的主题”，而“不变的主题”都是打倒共产党和抵制革命思想。

为证明蒋介石尊孔是真实的，袁先生引用蒋介石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正中书局重庆版第73页)。还引用他攻击“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同上第124页)和强调必须“以民族思想为第一”(同上第177页)等语。这些话是这样说的，似乎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想到在现实政治中蒋介石一直是在以共产党为敌手，袁先生一味地通过话语把蒋介石的敌人由共产党换成自由主义，这样做错在或者说意图在哪里是不说自明的。我们思索一下这个逻辑，是否可以发现，袁先生与蒋介石在思路上可以相提并论？他们两个都是二元对立，蒋介石以“中国固有文化精神”为绝对，以拒绝西方思想为名消灭共产党的革命；袁先生以西方自由主义为绝对，以否定蒋介石尊孔影射今天的儒学复兴。蒋介石把共产党放在西方类别中反对，袁先生把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至今天的现实政治，与蒋介石尊孔和恢复传统作为同一类别批评。

还有一个有趣的形式雷同，就是蒋介石话语中是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仅说成是“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袁教授话语中是把尊孔与反孔，“孔子无论被捧上天还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即不外中国独裁文化内部政治的对立。在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对立的同一条逻辑上，蒋介石与袁先生从对立的方向出发，达到了同一个取消革命和否定革命政治的目的。袁先生通过突出蒋介石尊孔和鼓吹“中国固有文化精神”和今天儒学复兴运动的语言相似性，向人们暗示着从西方自由主义二元对立视角中看到的属于同一种“独裁文化”的相同独裁政治。

袁先生不厌其烦地向我们重复蒋介石尊孔时曾说过什么。他说：“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文化就体现在孔子身上。”他告诉我们：“蒋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武器”；“黄埔组建的所谓党军，其实是蒋氏的私家军”；“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对外来的自由思想”。袁先生引用蒋介石所作《中国之命运》的话：“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下来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平天下。”另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是蒋介石国民党重复千百万次的口号，说到底无非是…别谈什么个人自由。”袁先生在这里向我们提示的蒋介石每一点尊孔行为与他所行的政治，都似乎已经设计好地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今天尊孔和儒学复兴相似的语言和事情。让人们油生一种心理效应，即强化今天文化和政治与蒋氏时期近似感、渐渐淡漠它们曾具有的鲜明差异感。但应该指出的是，这样做无论如何多么巧妙，也遮盖不了袁先生问题出在范畴错位；蒋介石借用尊孔的丈八蛇矛不是在阻击自由；袁先生借用自由信仰的丈八蛇矛也不是在攻击蒋氏尊孔；他们矛头所向是同一个东西，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管它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中国传统！

语言相似，由于同出于一种文化，既是必然也是自然，不然怎么传承代代相传同民族的共同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但是同一文化决不仅或者只产生坏文化和坏政治或者只产生好文化和好政治；一种文化只产生“民主”和“自由”，与另一种文化只产生“封建”和“独裁”是同样不可思议的。西方只生产先进因素，中国只生产落后因素，想一想就知道是毫无逻辑，不是痴人妄说就是故意胡说，因为无论何种文明只生产一种因素，它恐怕一天都无法存在和延续下去。所以通过突出蒋介石尊孔和鼓吹“中国固有文化精神”和今天儒学复兴运动的语言相似性，说明中国只存在一种独裁文化和独裁政治，是连常识水平也达不到的“术”。

五、20世纪下半叶的“反孔”与“尊孔”

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理论与实践关系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等问题上看待五四运动而来的反孔和尊孔现象，是可以得到适当的理解的。主要观点应当包括，从中西比较文化角度看，中国无论反孔还是尊孔，都是自己文化传统的内部现象。尊孔是中国传统对西方文化刺激的一种反映；反孔是中国文化传统内部对政治的历史调整机制。也可以说，尊孔是对付外来的观念；反孔是反对腐败政治。从理论和实践关系看，反孔不一定就是反对孔子或儒家思想本身，而是反对在儒家传统旗号下的腐败政治。尊孔则一方面可是回应西方侵入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也可是维护腐败的政治而反对革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且在哲学层面实现中国化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形式，而不是与自由主义一样的西方思想可同等对待的外来思想。所以在马克思指导下对孔子或儒家思想的批判主要是对腐败政治和腐朽社会文化的批判，而不主要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本身的批判，所以它不是西方自由主义那种对中国传统思想解构和摧毁性质的，而是属于中国文化内部的转换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儒家的肯定和复兴则是针对侵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伤害。这是种充满内在分析角度、符合中国现实具体情况的。而袁伟时教授从自由主义立场反对尊孔、利用反孔，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必然是将无论什么阶段出现的尊孔都不加区分看作是同样性质的，而把“反孔”现象作为与尊孔倾向实现联手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好机会。

提出“20世纪下半叶，孔子反过来成了批判对象了”这种问题，明显具有敏感性。但为在感觉上削弱所针对政治具有的敏感性，把反孔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时间用“20世纪下半叶”表达，是个好办法。但是又不能让人们会对这种表达真的没有了感觉，袁伟时教授很是恰到好处，特别指出这种反孔是现实政治干的。技巧是，现实政治被点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不提是共产党干的。先生说，反孔其实“只要政要不插手，让书生们从容论道，肯定和否定孔子都无关紧要……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此处的弦外之音是：要不是政府插手，孔子早就被否定掉了；是政府需要孔子，人民其实对他无所谓。这是大错，不知袁先生是故意犯还是不知者无罪。否定孔子不是对人民无官紧要，而是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命运息息相关。作为中国人的自由主义者，在信誓旦旦不把孔子当回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信誓旦旦其实恰恰根植于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与孔子无法分开。他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眼镜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跟上帝式信仰是分不开的。袁先生大概还不至于接受了自由信仰，同时也接受了上帝的信仰吧。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袁伟时教授从自由主义出发不赞同尊孔，却为批林批孔“开脱”说不是真批孔，是“顺便把孔子抓来陪绑”而已，其着意之处已不限于反对尊孔或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于集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行为一身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赖以生存、胜利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会“批林批孔”？袁先生自视高明地说：“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终极追求。他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国。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共产党宣言》有个核心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袁先生看来，毛泽东思想有“终极追求”（跟基督教一样），是“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是搞乌托邦，“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国”。这种语言也并不让人耳生，它不是什么在学术上评价一种思想，而是包括国内国外一切曾阻挠中国革命的敌对力量一直使用的语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难怪我们本来看到的中国走过的是一条清晰的好起来路线，现在被袁伟时教授说成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好起来过。从自由主义的敌对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毫无避讳。袁先生着意的笔墨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商品、市场和私有财产”，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触痛了袁先生的神经，所以下的结论是“要消灭私有制，就要与传统观念决裂，就要“破四旧”。批林批孔当中，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两个决裂。这样的语境下孔子当然在劫难逃了。”

为了消灭私有制才有批林批孔，才批判孔子。这是袁先生花费精力、建立一条逻辑，想告诉人们的。他说：“马克思特地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于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开始，两个决裂的口号就把全国弄得地动山摇了。”但是，无论怎么说，袁先生也是有意识无意识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不是他对这点起码知识不清楚，而实在是他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愿望的需要。“文革”和“批林批孔”都只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具体政治事件，都是出于有其针对性很强的具体对象。而“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的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走向，被说成是文革和批林批孔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即使“文革”或“批林批孔”有“消灭私有制”、“必须彻底清理传统的思想文化”的话语流行，也不意味着是在说“消灭私有制”就在要搞“文革”或“批林批孔”。而“文革”或“批林批孔”不管正确与错误，都是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具体状况基础上的对应联系性事件。而不是特别以直接消灭私有制度为目的而设计搞出来的。另外，“文革”或“批林批孔”的意图本身，反对的还是腐败政治和腐朽文化，不是反儒家思想本身，因为这种反对与历史上类似现象一样，都属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事情，就像法家、道家、墨家等政治派别的历史之争。当然对现代中国政治而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部之争。

自由主义是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怨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敌的。合乎的逻辑是，既然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斗争的如此激烈，如此两败俱伤，自由主义是应该幸灾乐祸的。但是袁先生却表现十分悲天悯人，也出来因为“与传统观念决裂”、“破四旧”、“文化和文化遗产遭遇千年一劫”而感到悲伤了；对杨荣国说着“已癌症在身”却是“被利用的工具，不应苛责”的话。这很难让人相信这些话是由衷而言。不幸，袁先生对待90年代起儒学复兴的态度果然让人们从中获得到了证实。

袁伟时教授对儒学的复兴所持态度是冷嘲热讽的。“十年间，孔子又热起来了”； “这一次，孔子穿着‘国学家’的宽袍大袖登场……。”袁先生而且预言：“这一波的成分更加复杂，无论是官方、国学派、新左派，都在谈论孔子和传统文化复兴，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袁先生挥舞的仍然是自由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大棒，一边横扫国学派、新左派（是反对宪政的），另一边对一些自由主义者坚持宪政，但要保持中国的传统感到遗憾。在他看来，以什么东西、什么思想，来整合我们当前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这是核心问题；整合社会的底线不是民主、法治和自由，不算追求现代化！只有以民主、法治和自由作为整合社会的底线，才是追求中国现代化。

除了鞭挞官方、国学派、新左派和在袁先生眼里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袁先生对在民间的于丹《论语》热这支潮流也没有放过。这支潮流主要是讲究个人与社会道德的重建，袁先生批评道：“凡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法国的《人间喜剧》，左拉、雨果笔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都是很可怕的。美国也有扒粪运动。这是新的社会秩序确立过程的现象。如果因为社会道德沦丧，就把儒家当做救命稻草，那就太荒谬了”；“只能用法治来解决社会整合和道德沦丧问题。”

袁先生等于在教给人们这样一个逻辑：凡是传统社会向自由主义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也即：自由主义是道德沦丧的催化剂；道德沦丧是新的社会秩序确立的现象，只能用法治来解决。法治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成分之一，不知道袁先生为何要把它与自由主义分开，给人的逻辑似乎是，社会向自由主义转型时，自由主义成分的法治是不在的，只等自由主义催化的道德沦丧出现之后再来由法治解决。正常的逻辑是，既然自由主义（包括法治）是导致道德沦丧的，道德沦丧的局面又怎么能由法治解决？要么这是毫无逻辑，要么法治不是自由主义一起的。又是一起的、又是导致道德沦丧的，也是解决道德沦丧的，袁先生不是故意在用绕口令忽悠人吗？

其实，熟知西方自由主义的人们都明白，西方现代文明是在抛弃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建立的思想逻辑和现代社会。个人独立、自由、民主、法律都是现代道德，但都是牺牲传统道德的所谓新“道德”。人们讲道德沦丧，是指传统道德的沦丧，也同时是新“道德”的破坏性。传统道德与所谓新“道德”完全是两个范畴、两种逻辑、两个话语结构；而袁先生似乎在这里故意玩文字游戏，将传统道德与所谓“新道德”混为一谈。其实有理由怀疑，袁先生自命为自由主义者，可能他自己连什么是自由主义都不明白。如果袁先生说明白，那么我请问您是不是信仰有一个上帝，或者一个与上帝相雷同的超绝体极其相关的绝对原则？您是否认为世界万物之间除了这个超绝体的作用之外是互不联系的？您是否认为生来就是惟独为您自己活着的，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为？您是否认为这个宇宙世界、人类社会都是以自己为终极意义？您是否认为，没有那个超绝体，个人就没有终极意义，您的自由、权利、个人都是超绝体所赋予的？如果您回答是，那么您好自为之，自己为自己去活就是，不必大声疾呼，为别人的个人自由这么损伤自己的神经。如果您回答不是，那么证明您并不是一个您所自命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仍然没有逃脱您自己所诅咒的现象——您也是中国传统之人，也是中国传统的“劣根”使您极力扮演“自由主义”的角色；您的自由主义不过是通过中国眼镜而解读，源于中国误解式的“自由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这是必然的。看看您下面说的这些话：

“法律就是总结文明的发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将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法制化。比如诚信，无论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只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诚信。个人自由是现代道德的核心。要确保个人自由，也要把它变为法律。法治是边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础。”

您必是感觉不到的，这些话不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让西方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听起来，只是一堆离奇的胡话。

袁先生对民族主义痛心疾首，可您却不意识，中国暴出“民族主义情绪”，有像您这样的一些冒牌“自由主义者”巨大的功劳在内，没有冒牌“自由主义者”把“自由主义”搞得不伦不类，到处招摇，还引不出那么许多怨恨，还哪里有“民族主义”？不是搞国学的人“要和清代权贵一样”，而是您把自己放到国学的对立面，不管老的新的，只要是国学的，就是“封建的”、“落后的”。不是国学者把中国道德视为世界第一，而是您认为西方所谓“新道德”是世界第一。国学者所认为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恰当地位，是要有一席地位，而不是仰人鼻息。

袁先生独钟西方自由主义，而且还是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却口诛笔伐，胡言乱语地说人们由于热爱儒家传统心切而是非不分了，实际是尽一切之能事贬低孔子和儒学传统。什么孔子“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不能以儒家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并不是只有孔子可以做代表”；“唯独尊崇一个孔子，不是在保护或者发扬中国文化，反而是在泯灭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性”；“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那个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不一而足。

袁先生这里很有打出一个稻草人，给自己树立一个射击的靶子的嫌疑。因为热爱国学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袁先生在这里所描述的这样。少数有不当者也大可不必袁先生如此过虑。袁先生的过于敏感，完全是出于他信仰的西方自由二元对立，让他站到与中国传统文化势不两立的地位。人们一有点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褒奖之言，袁先生就会浑身不舒服。不是国学不想搞多元性，而恰恰是自由主义想搞单元化，想搞霸权话语。现在的问题不在是袁先生所说，承认中国文化有圣人是糊涂，而是不要让用自由主义解构中国传统文化话语搞糊涂了，特别是应该提醒一下袁先生不要被自己理解的冒牌自由主义弄糊涂了。

（2010年7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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