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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问题看东西方文化方向之不同

牧川 · 2010-07-2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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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问题看东西方文化方向之不同

   

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绝望!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为了自杀!  

   

当我们研究自杀问题时,会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事情,西方社会自从文艺复兴,基督教开始衰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痛苦悲观、虚无主义便在其知识界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歌德有《少年维特的烦恼》;但丁有《神曲》炼狱的痛苦;莎士比亚有《哈姆莱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有“人生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开篇写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福柯在传记中承认,在巴黎高等师范期间,他饱受自杀的困扰和折磨。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代表都是以描写人的痛苦而著称,或者其研究对象是痛苦,或者本人就是悲观和痛苦的代表。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出现荒诞派等等对人生和世界彻底怀疑的作品。尼采、克尔凯郭尔、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舍斯托夫、契诃夫、柴可夫斯基、罗曼·罗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卡夫卡、佛洛伊德、荣格、萨特、加缪、米歇尔•••福柯、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罗曼•罗兰、茨威格、贝克特。这些与痛苦打交道的名单可以打印一长串。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杀行为便是顺理成章。茨威格、海明威、梵高、莫泊桑、乔治·特拉克尔、杰克·伦敦、安·塞克斯顿、有岛武郎、叶塞宁、杰克·伦敦、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亚•普拉斯等等。  

可是与此相对,我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却少有自杀。屈原,他是为了殉国。他的自杀和上述的自杀者不同,上述的自杀者都没有受到什么外界的胁迫和打击,基本生活无忧,享受知识分子的待遇。他们的自杀完全是因为内心的困境。  

到了清末,中国被西方侵略,传统文化开始破碎,才出现一些有名的自杀者,诸如王国维。而今天西方文化开始大举侵入中国时,知识界的自身行为司空见惯。诗人海子、戈麦、芒克、顾城,以及许多大学教授、博士,比如人大的余虹等。  

这些人自杀都有一个共同点,基本生活无忧,有饭吃,有房子住,,比普通老百姓生活日子好。但是他们内心痛苦无法排解,经过认真思考才选择自杀,不是一时兴起自杀。  

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杀和富士康打工仔的自杀、杨元元的自杀不一样。富士康打工仔的自杀、杨元元的自杀更多的是因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工作不顺心,无法出人投地,感觉到生活没有希望,因此才选择自杀。这些人的自杀,直接原因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不公正。这部分青年和普通老百姓的自杀,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我期望这篇文章能对内心痛苦的朋友有所启发,觉悟,走出内心的困境,而后去关注其他青年和老百姓的自杀行为,关注我们的国家。  

要明白人为什么绝望自杀,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便是,人活着为什么?  

   

人活着为什么  

人的天性是如此不同,再加上后天的家庭、社会环境、教育等各方面的因素,使得人的认识和视野很不相同,所以在回答“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时,答案确实会很不相同。一个女人或许说自己是为了丈夫和孩子、为了家庭而生活;一个艺术家或许说,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一部作品;科学家或许会说,是为了了解自然和宇宙的规律;还有人或许会回答为了爱情、为了幸福;一些人会回答为了成功,出人投地,名誉;还有人或许会回答,为了享受,饮食,美色、美酒、金钱、等等;基督徒会回答,为了彰显上帝的意志;佛教徒会回答,为了明心见性,远离烦恼根源,寻找真理;革命者会回答,为了改造社会。  

我们仔细分析以上的回答,应该可以看出,这一切其实都出于人的愿望,或者说欲望。这种欲望不仅包含求生的欲望、吃喝的欲望、肉体的欲望、性的欲望、想要舒服的欲望、虚荣心的欲望,也包含追求外在形式美的欲望、追求内在心灵美的欲望、情感的欲望、求知的欲望、探求自然宇宙世界的欲望,还包含非理性的想要与世界合二为一的欲望——宗教,包含同情心和公义心的欲望——谋求改变社会、国家、世界。  

欲望的两面性——矛盾论  

人的欲望具有天然的两面性,符合辩证法和矛盾论。当过分压制欲望时,人会感到痛苦。想要的东西却不能得到,想做的事情却不能做;不被人承认,被人看不起;情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面对不公正却不能反抗,只能忍气吞声,感到自己是一个窝囊废。  

中世纪的欧洲、古代中国,压制人的欲望、限制人的自由的事情比比皆是,因此谋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追求真善美就成了一个时代的主题。但是因为对人的自由和欲望的压制是如此深重,打倒时的力量也就来的格外猛烈,矫枉过正便出现了。  

尤其在欧洲,基督教的神被打倒后,人们再也没有一个可以恐惧的东西,人的行为彻底失去了顾忌。  

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基督教权倒台,资本主义兴盛起来。资本主义的原则就是利润至上、弱肉强食,资本主义开掘的就是人的物质欲望,而不是人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不是真善美。资本借着法律的名义,借着权利和自由的名义,“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便是合理的,便是他的自由和权利”,鼓吹、放纵物欲。   

   

但是当一个人放纵欲望时,或者行为上并没有放纵,但是内心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时,他也会很痛苦。因为很多欲望都实现不了,社会上的事情不是什么都能够顺遂所愿。  

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上、电视上有的是漂亮的女人,但是却不是自己的;即使他很有钱,身边女人很多,也很可能生活无聊,总要找点什么新的刺激和享受,但是刺激过后又变得无聊和空虚;人与人之间是利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勾心斗角;他在意识中觉得自己很有钱,因此应该比别人生活的好,但是在心底深处他却不大可能感谢生活,不可能高声赞美生活,感谢上苍能够让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一次。  

资本物欲社会创造了很多心理疾病,许多人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迷惘、浮躁、无聊、孤独、自杀、他杀、犯罪等等。  

当今很多学生和年轻人总是说“生活无聊无聊,一天天过的没有意思”。他们习惯了欲望和享受,习惯了声香色的刺激,没有外界的游戏、电影、音乐、娱乐、饭局的刺激,他们就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可是刺激久了,感受力就迟钝了,腻味了,这时候必然陷入无聊的境地。他们已经成为欲望的奴隶,内心远没有自由和解放。  

而且各种欲望之间也经常是矛盾的。追求物欲的人很难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爱,很难体会到美好。一个守财奴不大可能懂得乐善好施,一个嫖妓的人不大可能懂得爱情。这样的人常常对生活怨天尤人。没有对不同欲望之间的统筹协调,人的内心会经常处于一种冲突矛盾之中。  

   

另外,一些内心善良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等,他们对资本物欲社会深恶痛绝,但是也很可能因为放纵欲望,或者说执迷欲望而痛苦。他们希求一个纯美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现实中却得不到,他们因此痛苦,迷茫,怀疑世界,甚至自杀;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自己所期望的完美的程度,无法做到别人期望的程度,无法再创造出自己曾经做出的成就和辉煌,因此便觉得自己的余生失去了意义。  

那些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人,当他觉得这个整体没有前途,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道路时,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没有意义和价值。世界就像一座正在建设中楼房,若是你知道这个楼房今天晚上就会被暴风雨毁灭,你是否还有信心去建设这个楼房。这个时候他就只能陷入过度思虑之中,成为哈姆莱特那样的人,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生命意义和世界前途的思考当中,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那些觉得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的人,无法做到别人期望的程度,心理压力过大,痛苦,也有可能自杀。这样的自杀更多。  

这些人,他们人生观的底子建错了位置,所以痛苦,自杀了。  

   

从痛苦和烦恼解放出来  

佛家对这种人生的痛苦和烦恼体悟的特别深刻。求而不得,因此痛苦。执着于欲望,或者说执迷,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  

普通的佛教徒说欲望和追求即是痛苦,因此一些佛教徒甚至变得不问世事,与世无争,但是我却觉得那不是佛家的真正内涵。今日的少林寺,更是对佛家的亵渎。  

佛家说“利乐众生,庄严国土”,这就是一种发愿,就是要让人间世界变得美好。真正的佛家是,“龙潭虎穴做道场,剑树刀山做禅床”,这种悠然自得才是真正的悠然自得、真正的自由,是大彻大悟之后的行动。许多的革命者和有识之士的人生观的底子也与此类似。他们的内心装着全人类,他们为此而奋斗。  

真正的佛家不会像哈姆莱特、海子那么痛苦,不会像艺术家那样躲在角落里描摹一个“完美的超凡脱俗的作品”,一边描摹着美好,同时却又克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克制不住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失望。  

因为他们内心的平静不是建立在外在世界是否美好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目的之上,不是建立在外在事物是否能够成功之上,不是建立在自己是否能够成功之上,而是建立在内心的感情的自然流转之上。  

宇宙和自然赐予了我公正和仁爱之心,面对社会的不公,我站出来,尽己所能——这就是对我的内心、宇宙所赐予我的本心负责了。我这样做了,至于结果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却是另一回事,那就交给天了。  

心就像一个镜子,原原本本照见外在的场景,而后做出相应的行动和反应。不像水,水也可以照见周围的景色,也可以做出行动和反应,但是当一阵风吹来便会起波澜,风过后落下的灰尘又会把水弄脏,再也不能原原本本的照见周围的景色。这就是执迷与不执迷之间的差别。  

金刚经说,“不住声香色而生其心”、“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让人高兴,但是内心的平静和喜悦却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基础。  

儒家也有类似的道理。《大学》,“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一节初读让人不可思议,这样的人岂不是木头了?再读宛若棒喝。其实不是不许忿懥,而是不许动不动便忿懥;不是不许恐惧,而是不许一味的恐惧某种东西;不是不许好乐,而是不许系于一种好乐,离了它便活不得;不是不许忧患,而是不许为一件事物终日忧患,无法排解。若是总是如此,便是失了正,便是为物欲所蒙蔽,为外物所奴役,从积极主动变做被动。  

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这些都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直觉,但是若是任由这些本性发展,一个人很可能会变得执迷不悟。对于纯真的爱情的渴望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种渴望也会杀人;忧国忧民是高尚的情感,但是当看不到方向时,高尚的忧患也会耗散人的生命力。  

老子也有类似的道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些道理符合矛盾论和辩证法。人有欲望,人应该让其欲望生发,但是又不可为欲望所完全控制。人内心的平静和自由不能建立在外在的欲望基础上。  

人有很多欲望,不同欲望之间常常是矛盾的,应该把不同的欲望统筹协调。物欲会遮蔽真善美,所以不能放纵物欲。过度追求绝对的美好,像自杀的诗人海子那样,将心完全建立在虚幻之中,厌世,同时又缺乏战斗的精神,缺乏改造世界的勇气,此时人也会崩溃。  

古语说,“惟英雄能本色”。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赞同人的情感顺畅活泼的生发,同时具备自觉自律的道德观,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们并不拒绝欲望,而是不为欲望所执迷和控制。他们驾驭金钱和权利,让金钱和权利为正义的事业而工作。而不是做金钱和权利的奴隶。他们仁智勇兼备,既具有美好、仁慈之心,又具有智慧、勇气和行动能力。他们不会像很多人那样面对不公正却不敢站出来。  

   

   

普通老百姓,虽然不会说“不住声响色而生其心”,但是某种程度上也遵守这个规律,只是不自知。《中庸》说,“百姓日用却不自知”,又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努力赚钱,买房子买车,但同时也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家庭和朋友,让自己内心的爱和温情得到满足。有物欲,也有情感的欲望,各种欲望之间处于调和状态,不会被一种极端的欲望完全控制。有钱的时候他们会过奢华的日子,没有钱就过没有钱的日子。如果为一种极端的欲望所困住,痛苦常常便来了。  

   

东西文化对欲望的不同态度  

与东方不同,西方传统文化对于欲望则是另一个态度。先来看现象。  

宗教,基督教说受苦、纯洁、美好,背负人间的苦难,承受苦难是崇高的事情,西方传统文艺作品中有太多关于承受苦难的例子;中国传统文化却要将人从痛苦中解放出来,佛教说戒、定、慧,老子说为道日损。  

绘画,伦勃朗是恬静唯美的圣母,梵高是阿尔火红的太阳,这些都是一种强烈的超拔的向往;中国的山水画则是了然无挂、清净无为的心境。  

音乐,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他们都为一种强烈的情感所控制;中国流传下来的音乐没有西方那么多、系统,大部分都是有关平常的生活,古琴则有山水画的意境。  

诗歌,荷马史诗是英勇的气概、强烈的爱恨,拜伦、雪莱也是追求一种强烈纯粹的情感,两人的心境都很不稳定;大多数的中国诗接近白描,属于“常”。  

小说,西方小说更多的描写极端的情感,一会将人的情感带到天堂,一会又将人的情感带到地狱;中国小说则带有很明显的市井味道。  

西方传统文化偏于动、激情、纯粹、极端,他们要将瞬间成为永恒,渴求完美,所以我们看到艺术家要将美表达到极致,要把痛苦描述到极致,甚至前方就是死亡也毫不在乎,他们要挑战极限;中国传统文化却偏于静、无为而为、常,有时又有点市井,他们要自然而然;  

当然这里并不是决然的划分,而只是两种文化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许多地方两者都是相同的,因为人的自然本性都是相同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是人的自然本性。但是这样粗略划分之后,我们也看得到其中的巨大差别。两种文化的方向是不同的。  

西方传统文化执着的追求欲望,他将生命的意义建立在追求的目标之上,目标的成败直接影响其心境。他们不能忍受一种没有追求目标的生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有欲望的生发,也有爱恨情仇、英雄气概,但是在这背后却是游离。苏东坡说“余之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东坡一生被贬官多次,还坐过牢,差点在牢里死掉。  

认识到这个方向性的不同,我们便能够更好的理解近世以来西方弥漫的虚无主义、悲观哲学。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是人们的信仰。宗教是人的依靠,是保护神。宗教的戒条是人的道德和日常生活的原则。虽然宗教限制了他们世俗的欲望,但是信仰基督又成了一种新的欲望。基督成了一种绝对真理。  

等到资本主义兴起,宗教被打倒,上帝的惩罚不存在,人们突然无所顾忌,失去了道德和行为规范。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原则更是瓦解了传统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制造物欲和消费,鼓吹个人主义,瓦解真善美。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痛苦异常。他们继承了基督教优秀的一面,诸如普世博爱、悲天悯人、仁爱,同时又激烈反对基督教。他们要求一个类似宗教的绝对真理,一个信靠的对象,但是又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因此便陷入了虚无和悲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毁掉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新世界的幻想,毁掉了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博爱精神,迷惘的一代因此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砸碎了西方世界残存的传统价值观,人们突然觉得世界非常陌生、怪诞,荒诞派因而出现。这些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副产品。  

另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承认什么普世博爱、悲天悯人。他们赞同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竞争的观念,心中只有物欲。他们的信条是法律的自由和权利,这又成了他们的绝对真理。“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便是合理的,便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只要符合这个信条,哪管什么道德。这又是另外一种虚无主义,道德文化全都瓦解。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代表,便是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旗手。  

汤因比正是看到了西方文化的这个穷途末路,才发出感慨,说人类的希望在东方,在中国传统文化。  

   

   

世界的前途  

前面提到,佛家的智慧可以让一个对世界和自我绝望的人走出内心的困惑,不去自杀。但在走出困境之后,他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若是这个社会极其不公正,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那么他是不可能处身世外的,不可能一个人喜悦。在这样的世界,他必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必须找到社会和世界的前途和方向。这个方向便是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它可以对抗资本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对人的自我的认识,是明确其立场,是修身。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对世界的认识,是行动和改造,是平天下。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空有传统文化,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汤因比的话应该改改。  

资本主义制造虚无主义,制造悲观,制造物欲,制造个人主义、制造恶。  

社会主义则让人回归人的价值,做人应该做的事情。它不仅整合分配物质和生产,还关心人的内心、文化。人,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人,不仅是物质、肉体欲望的人,也是有感情的、能创造真善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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