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还是儒教？——兼谈中国落后的根源
令狐醉虾
提起“封建文化”，那个背时的孔夫子从五四时期起，在天上或是地下都没有一天安身日子过。陈独秀痛斥他，吴虞打倒他，鲁迅挖苦他……。不过，近两年大有“否极泰来”之象，先先后后，国内国外以发扬中华文化之精神，初步落实老先生政策，学术上重新定位，有海外学者创造和发展了老先生的学说，而且国家还建立孔子学院，从此儒学不光可教化国人，也可教化洋人。
究竟什么是儒家、儒学、儒教？历史上，儒，开始于孔子；发展于孟子；光大于董仲舒；注释集大成于朱熹。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最有名的《论语》也是由弟子编纂而成，可以说，孔子没有什么作品。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孔子的主要贡献就是收集整理了六经，即《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而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孔子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办私学。孔子以后的几位集大成者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他的几部著作注释，同时，加进自己的私货。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把儒家抬到一个吓人的高度，“儒教是真正的中国宗教信仰文化，它融道教与佛教于一体”，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就翻书、就学习。林语堂先生说：“孔子学说，干脆些说，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对待人生与宇宙的思想，接近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鲁迅先生也说：“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是神庙。”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从祖先的原始崇拜的时代到定孔子于一尊的西汉董仲舒的年代，前后一千多年。之前的五百年是商周宗教文明时期，之后五百年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局面与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上的局面是一致的，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权威的时代，也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他前后持续了五百年，直到秦始皇重新统一中国。秦代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节点。近五百年的战乱结束后，文化上的混乱局面也因“焚书坑儒”而告结束。
要知道，从董仲舒到程朱理学也不过一千年历史，期间战乱不断，文化变迁更是此起彼伏：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禅学各领风骚一代。老实说，孔二先生在这一千年里究竟安身过了多久？儒学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早期稳定的五百年宗教影响尚未形成什么精神，稀稀拉拉的儒教影响反倒融化在血液中了，岂非咄咄怪事。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的劣根性在哪里？十九世纪以来，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出于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关心，几代人上下求索，提出了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但是，文化问题却不断地困扰我们。
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是短暂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他所建立的专制政治的操作方法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范本，成为中国政治历代不变的准则。“废秦苛法”，只不过是“话一句尔”。秦始皇以文字的统一，迈出了他的思想文化政策的第一步；紧接着，他又以粗暴的方式禁止了除农桑之外的一切思想文化活动，但终因操之过急，秦始皇所推行的专制文化政策归于失败。与之不同的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以树立思想偶像，创立“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来达到“更化”、控制思想的目的。他巧妙地把专制的政治思想与儒学学说结合在一起，将儒学推演为汉代的官方哲学，成功地解决了专制政治的思想控制问题。
表面上看，“独尊儒术”定孔子思想为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实际上，孔儒之学已是名存实亡，它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敲门砖（鲁迅语）。儒学最终被演变为统治者文化的法宝，专制政治的武器。对此，董仲舒说得十分明白：“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汉书.董仲舒“传”》）。假儒家之名，行控制思想之实，民之所以，专制可行。这便是“独尊儒术”的实质与专制文化的目的。
这种思想文化政策下的儒学究竟如何呢？且看秦汉之后，所谓“政治——文化——体化”的儒家文化；一曰通经致用，学随术变，成为种种统治术的思想基础。二曰注经释典，繁琐考据，成为专制政治的文化幌子。这种僵化、教条的经院学说，其意义不过是维持儒学在形式上的虚假存在，掩盖其文化僵尸的实质。至此，专制之种种恶行无不假儒学之名而行。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有多少朝代就有多少内容各异儒学，然而依据经典、唯上唯书的特征始终不变。当孔儒之说被定于一尊时，其学说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也就宣告终结，剩下的只是那副至尊至上的躯壳了。
何谓儒学的本意？就是孔子本人，也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圣人，认为儒学是神学。在他的学说中，“天”这个概念也是商周宗教神学体系里的东西。“总而言之，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在商周神学体系那里，儒学最多只是卫道士，连支派的资格也没有。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其目的是“天下归仁焉”。仁者，“亲也。从人，从二”。（许慎《说文》）。董仲舒看重的还是那个“亲”字最重要，摆不脱的还是那个“一脉相承”，万法归宗，归到那个祖宗崇拜的身上。
何谓儒教？“有多少部哲学史就可以有多少位孔子”。就李厚泽先生的这句话，孔子就不算是宗师，儒教也就不成其为宗教。所谓“孔学名高实秕糠”，道出了儒教的真实—中国文化的一张皮而已。旧中国，在我们这个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国家里，一个以宗法制、家长制为中心的社会里，各家、各个宗族的祠堂里供奉的祖先崇拜才是我们的共同信仰。而儒教则是士大夫阶层的信仰，是过去读书人、长衫党们的宗教。奉儒教为中华文化的主流，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统统是不顾事实的歪曲，犯了以局部概括整体的逻辑错误。儒教，至多是中国社会的一张“皮”，这张皮紧紧包裹下的“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的真实：目不识丁，但知羞耻，吃熟食，会劳作，有姓氏……正是因为广大人民并不读孔老二的书，规范人们的行为的则是商周神学体系所规定的宗法体系。可见，儒教并非宗教，更不是什么称之为中国民族性和文化心理结构主要部分的东西。儒学或是儒教，是依附在祖先崇拜身上的商周神学体系的一些残留物，其中包含优良的东西，也包含很坏的东西，正因为它是文化心理的存在侵入意识的深层，这不是想仍就扔掉，想保存就可保存的身外之物。
可以看出，为什么知识分子无独立性，依附某个阶级身上的历史缘由，儒学或是儒教不过是别人的，它只不过是依附而已。
何谓儒教的形式？从等级森严、僵化的祭孔，可以看出儒家说理体系是多么的僵化与等级森严。旧中国，从朝廷到州县，每一级官府所在的城池都有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均在此举行祭孔之礼。祭孔仪式上，所有的纪念牌位与孔子的牌位均严格按照等级加以排列，有的圣贤的牌位并排朝南放在主殿的祭坛上，而大多数圣贤的牌位则被安置在东西两厢的配殿中。偶像的供奉形式，无论是严格的等级排列，还是庙宇及其祭祀典礼，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复制罢了。这种模式的象征方式，以视觉和环境气氛的烘托，无时无刻地提示人们：你们的行为应以此为据。“纪念牌位均严格按照等级加以排列”与“他们供职的官僚机构等级森严是一致的”。这种模式化的方式，其外在的形式就是中国社会士大夫阶层的社会组织形式。于是，我们这个大一统的文化始终是名实各异的、似是而非的说理体系。按原始本能办事，照孔孟之道解释，说一套，做一套。政治生活如此，社会生活也如此，就连实则是男欢女爱只要在说法上与“孝”“等级”相通，于是养二奶也好，养汉也罢，都可堂而皇之地畅行于天下。这也是现代的中国社会官方尊孔的理论根据！
何谓儒家学说或是儒教的思想控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历来由少数士大夫阶层所独断，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却与民众少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民众自古以降素来赤贫，生活中多为生命的延续和种族的繁衍而挣扎，其精神的寄托往往局限在生存的狭小范围，以个人生存利益为根本，以封闭的村落和市镇为单元，形成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游离不定的、相互之间常常发生尖锐冲突的社会体系。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在管家务，恰恰妹妹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这就是在所谓孔孟之道下，被抬到一个下人高度的儒家或者是儒教，中国国民性的特征。因之可以说，典型人物阿Q是中国社会底层在重重重压下心里解脱的唯一选择，是游荡在自我解释中唯一可以找到的最后一块圣地。看看现实社会的农民工和底层的人们，就更应该感谢鲁迅先生。
何谓儒教或是儒学教育下的人物？儒教或是儒学，实在是中国士大夫阶层读书人的宗教，读书是做官的必经之道，所谓君臣之礼，纲常明教，在他们那里真可谓刻骨铭心，侵入肌肤，而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并无实际的利益可言。在这种制度下，按照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人，不能说都是坏人。但是，衣冠禽兽何其多也。《桃花扇》的孔尚任（这个孔家的后代），在非常讲究气节的封建社会，气节不如妓女李香君；在明末的朝堂上，崇祯对大臣们说：“我非亡国之君，尔等皆是亡国之臣”，这些知识分子的精英们面对即将亡国之祸，束手无策，百无用处，在崇祯吊死煤山时，只有一个忠实的太监王承恩陪伴他，士大夫们的忠诚不如一个太监；在满人进关建立清朝，是知识分子的精英给满人献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恶毒诡计，又是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第一个积极响应“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摧残中华文化的政策；像范进、孔乙己之流真是数不胜数。
凡是儒学盛行的时代，迷信、风水、算命等等也随之昌盛。
凡是儒学盛行的时代，各种腐败、违反社会伦理道德最猖獗。
凡是儒学盛行的时代，也是读书人（现代人叫知识分子）鲜廉寡耻的时代。
儒学的兴盛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兴事，它使我们有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依然难以摆脱愚昧的文化困境，这将是严重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视，如何改造我们的文化，既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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