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文化自虐危害巨大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与历史上中国曾经遭遇过的失败相比，西方传教士与坚船利炮的共同入侵，使得中国的命运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动荡，因而对整个中华文明造成极大的震动。李鸿章对此描绘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将这一“大变局”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述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些说法并非耸人听闻，而是事实。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中国人开始寻找失败的原因，以图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清朝后期，中国人对此反思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西方，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大大超过中国，因此，中国需要在器物层面上赶超西方，避免在洋枪洋炮武力面前的挨打和被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反思的集中体现。然而，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遭受严重的质疑：小小的日本国原先不如中国，但它不仅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且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居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打败了诺大的清朝。这不能不令人得出结论说，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还不够，还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康梁变法是这一反思的必然结果。
    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没有成功。对于这一次失败的原因，中国来不及深入全面的总结，世界便迅速进入了西方文明造成的两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全球性弱肉强食的疯狂厮杀，虚弱的中国再次岌岌可危。如同一个发出病危通知的病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急需找到保住生命的一切方法，哪怕这种方法有可能对保命之后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用医学作比方，就好比为了保命，不得不截肢，或者切除某个器官，或者换一个人造心脏等等。五四运动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大背景下孕育的，虽然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至今还在深入和继续，然而，五四运动之后，对于中国为什么失败的反思，出现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状况。
    以武术来打一个比方，洋务运动时中国人的反思结果是：我们技不如人，要向对方学习技术；康梁变法的反思结果是：我们训练方法不对，要学习对方的训练方法；五四之后出现的一种状况是：我们全部都错了，甚至从人种上就不如别人。虽然这一反思的倾向并不是五四运动的全部，但是，这一倾向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日益发展，加上与历史进步论、欧洲中心论的结合，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历史进步论把中国的历史上的文明成就定位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台阶上，欧洲中心论把一切欧洲之外的文明都看成是文明的早年，或者是未发育成熟的文明。由此，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彻底抛弃，中国似乎只有全面向西方学习这唯一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凡是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成为学习西方的结果；凡是中国出现的问题，都是洗心革面不彻底的结果。这是另一种“两个凡是”，在它的影响下，当今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文化自虐的倾向。若不加以改变，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造成阻碍，危害巨大。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儒家精神从来都主张要向他人谦虚地学习，然而，向别人学习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姿态，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也确实需要向他人学习，但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前提是，相互学习的人，在地位和心态上是平等的。只有这种平等的心态，才能使我们有效地鉴别他人的长处哪些是对我们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甚至哪些可能是对我们有害的。然而，文化自虐的心态并非如此，它类似于等级制度下低等级的人对于高等级的奴性：自己一切都不好，别人一切都好。
    文化自虐的心态造成的重大危害之一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彻底丧失，中国人永远处于严重自卑的状态，这一自卑极为有害。按照文化自虐的解说，中国文化从源头上就是错的，就是有罪的，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一部罪恶的黑暗史。中国近现代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老祖宗给中国人套上了一个枷锁，甚至有人把几千年前出现的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称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阴谋。好像中国人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设计好了要残害自己几千年后的子孙。这种自卑几乎等于是绝望，它使得当今的中国人再也看不到希望——中国从根子上就是坏的，怎么还可能有希望？于是，一切为非作歹的事情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因为那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糟糕基因的必然结果。
    文化自虐的另一个危害是，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非常优秀的文明高峰，直到今天，怀有客观心态的中外一流学者依然不能忽视中华文明在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的重要价值。然而，在文化自虐的心态下，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被一笔勾销，甚至完全颠倒。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以及未来的价值也被彻底否定。历史进步论确立了西方文明较高的阶梯等级，此外的一切文明都是早年的幼稚，当今的中国只能像小学生一样在面对其他文化时，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把别人的一切都当成是金科玉律，毫无鉴别地全盘接受，永远仰视他人。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时候，这个话对于任何人都适合，因此，学习是互相的、平等的。而在文化自虐的心态下，学习只是单向的。
    文化自虐还有一个危害是，无法分辨他人的缺点。在奴性意识下，哪怕自己有一点长处，也不敢表现出来；明明看到别人有缺点，也不敢提出，反而会替别人辩护，用自责来宽待他人的错误。它造成一个双重标准的结局：自己的错误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他人的错误是偶然失误，是可以修正的。虽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种传统美德，然而，这一美德有一个前提：双方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是非判断清楚后，在处理结果上略有轻重不同。而文化自虐在彼此的是非标准上完全不同。无法分辨他人的缺点与无法看清自己的优点，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这种文化自虐心态，即便彻底放弃自己的尊严，把自己完全按照他人的标准进行改造，最终也不可能与他人平等，更何况超越。
    文化自虐的心态是等级制度的产物。由于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严格来说，在奴隶制废除之后，等级制度的观念和意识在西方社会依然存在，再加上西方近代出现的种族主义思潮，文化自虐某种程度上变成高等级群体奴役低等级群体的最佳工具，它使得低等级群体把被奴役变成自觉，变成天经地义，从而消弭了被奴役者反抗的动力，并使得被奴役者以自虐为快乐，时时陶醉于自虐的龌龊快感中。当其他民族说自己丑陋时，往往只是一种自嘲，或者是真正的批评，以求得改进。而怀有文化自虐心态的人说自己丑陋时，则是一种认命。甚至是用他人的标准，不加分辨地将自己定位于永久性的丑陋，从而到达向他人献媚的目的，其十足的奴性令人厌恶。
    文化自虐某种程度上是强权者有意灌输的结果，它违背人人平等的原则，利用较低成本的文化自虐，令受奴役者时刻保持对强权的敬畏和服从，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违背的。东方社会的传统宗教认为，人人都能成佛，东方世俗社会认为，在相同的教育下，人人都能取得成就，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便出身低贱也不是耻辱，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而等级制度意识下的文化自虐，用王小东先生提出的概念，就是逆向种族主义。强权者推行的文化种族主义大都以标榜自己优秀为主要特征，这一文化种族主义最大的成功就在于，让受奴役者也认同强权者的永远优秀，从而让受奴役者自觉接受自己一贯落后、永远落后的定位。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在历史进步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强大作用下，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这种观念。他们像动物一样，陶醉于文化自虐的泥浆，并且，不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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