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仁义”观

老子的“仁义”观

“仁”字之意，贯穿一整部中国历史。下这样大的判语，也不用花多大力气，只从老子、孔子就可以知道。老子讨论过仁，孔子在这方面说得更多些；而孔子曾就“礼”这个纲领性的大问题求教于老子，“礼”的“核心精神”当然就是“仁”。孔子的学问是“祖述尧舜”，以至于夏商周的，所以，这就可以说，这个“仁”字，真是其来已久，以至老祖宗早就把玩不已的。
不过，要具体说出“仁”是何时发明出来的，我们立即想到，可以去查甲骨文。据说，有认为甲骨文中无“仁”字的，有认为甲骨文中的“人”字有时就代表了“仁”字的。综此二者，则：甲骨文中确无“仁”字，但行文中已有此义。既然如此，“仁”字之意，至少在商周统治者就使用了，至于更早的年代情况如何，因无其文字，只能推测，可以认为这个意思是早就有的，只要社会是人统治着人、人领导着人的，作为统治者、领导者，面对人际关系，头脑中就一定会产生出这个意思来。
早期的商周就有“仁”字之意，是从甲骨文得到证明了，那么，按孔子说法，周的一套正是从商而来的，商的一套是从夏而来，再加上“祖述尧舜”，我们可以肯定，从人对人的统治、领导上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尧舜之时，就有“仁”字之意的存在的。

至于“祖述尧舜”，是一种托古，或是对古代传说的一种理解，从人对人的统治、领导上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尧舜之时，就有“仁”字之意的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仁”字之意，贯穿一整部中国历史。　　

《说文解字》说，古文“仁”从千心，上面一个“千”字，下面一个“心”字，这比“仁”字左边一个立人，右边一个“二”字，似又有不同。但这“古文”，是否比甲骨文更古？看来并不是的，它不能早于甲骨文，我们还是要认甲骨文说话。再说，千字下面一个心字，固然也表现了想象力，但人字旁边带个二字，就足以代表了千人万人亿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所以这个“古文”并不发明得更好，因此它被淘汰了，最终选定了“仁”字，“仁”字的发明可能在这个“千心”之后，更科学了些。“仁”者，不是单个人，是二人以上的事情，凡有二人以上的要处理的关系，就不可能单方面考虑，比如，手中只有一块饼，旁边却有两个孩子都饿了，你就只能掰成两半分给他们；如果这两个孩子一个是小奴隶主，一个是小奴隶，这饼怎么分，就会有所不同，这时候这“仁”字该是怎样的实行，可能就另有学问。　　

《老子》五千言，一字何止值千金万金，其中说到“仁”字的，仅有几条：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老子》文中无“尧舜”字样，只有“圣人”一词用得较多，“圣人”词义是居高临下的治人者，当是包括了尧舜的，而尧舜不可能不为老子所知，但何以只字不提尧舜，大约是老子思想站得太高了，是特别超越而深广的，也就不必言尧舜，而只言“圣人”，指向从古往后的一切统治者、治人者、领导者，老子是与这所有的从古往后的治人者们对话，指点他们。　　

从老子这寥寥数言，我们看到：　　

第一，老子是对于“仁”，是肯定的，认为在人际关系中，是可能和可以有“仁”的状态的存在的，认为人是能做到“仁”的；而在一定情况下，能做到“仁”，也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于己有利的安全措施。这几层意思，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一句为证。“与善仁”，就是与人相处、对待别人时，要善于持“仁”的态度，这个“仁”字，当然就是友好、平等、同甘共苦这些意思。　　

老子虽然这样对“仁”的存在有所肯定，但又将“与善仁”的作用，归结为“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就有阴柔与权谋之意，正是老子的特点，而我们由此可以判断，老子虽然没有正面议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但他是从人性“恶”来立论的，这个“恶”，就是每个人皆有他起码的个人利益或人权，你如果对人不能做到“仁”，一点儿“仁”也不给，你只能自取其辱、自找不安全。所以，真诚的“仁”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则不能连一点假“仁”或不得已而给予的“仁”也没有。这些，当然是一切治人者所必须考虑的。　　

老子对于“仁”的肯定，还可举他的另一句话来佐证，“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信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样的仁慈之心（老子亦讲“慈”），立足于其对人际关系的统盘考虑，也立足于让自己能“无尤”，所以是真诚的，不虚伪的，老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虚伪。　　

第二，老子的“仁”，不但是真诚的，而且是最合情合理（最科学）的。对此，有他的这句话可以为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其意是说，真正的“仁”虽然是“圣人”实行的，从实行这上头说，是有为的，但“圣人”的这一有为，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根据着人心人情而实行的，是尊重了人际关系而实行的，所以也不可能是逆反了人心人情，它只能这样顺着实行下去，以至于浑然而达到像是无为的程度，其实内里还是有为的，所以另一形容才是：“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样的圣人，怎样有为的呢？他如果仅仅称说自己是“仁”的，还不行，他得通过“义”的行为，“义”是具体的，能体现那内里的“仁”，是从“仁”出发的执行，而达到“仁”的实现。所以叫做“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我们日常用语中的“义举”一词，当从此来，而我们之所以要有“义举”，是为了实现我们很好很善的用心。“仁”心是看不见的，它是抽象的，“心捧出来给人看”是不现实的，也不能令人相信，“仁”心只能用“义”的行为举措来实现，也就是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我们其实经常经历这样的过程。　　

在老子的概念里，“大道废，有仁义”，大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才是最高境界。“上仁”尽管已经很好了，但它仍是低于大道，它是“为之”的，并且它需要借助“义”的出马。“上义”既是“为之”的，又是“有以为”的，“上仁”也是“为之”的，虽然它是“无以为”的。因此，仁也罢，义也罢，都不能跟大道相比，它们是大道被漠视了之后的产物。　　

第三，老子最痛心的，就是“大道废”，所以他并不满意于“上仁，上义”，他指出这种等而下之的趋势是没有前途的。他愤慨地指出了从大道下滑之后“圣人”君臣的徒然挣扎，他的这两句话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他认为这种下滑现象，好比自然界在出现恶劣现象，会让万物遭到很大破坏一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所以，从“仁”滑向“不仁”，可以叫做“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草扎的祭品，大约是做成狗的样子，而不必宰杀活狗，刍狗祭用之后就作为废物扔了或烧了，毫不可惜的。　　

那么，面对“大道废”之后一路下滑的趋势，该怎么办呢？老子认为，要“绝”，也就是要杜绝、拒绝仁啊义啊智啊礼啊孝啊这些名堂，努力回到大道上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这主张却也不能简单看成难以做到或疑其不会有效果，至少在实践的意义上，面对某种情况，有时“无为”，却能收到竭力“有为”所达不到的效果，有时你越是“有为”，就越是糟糕，不如放一放，于是仿佛有种自然而然的力量会为你改变某种不利的局面，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中是有的。　　

再从老子所处当时时代社会来说，各个大邦小国的“圣人”君臣们，他们的那些德啊仁啊义啊智啊礼啊孝啊忠信啊，其停留在口头上，以及其虚伪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情况才一天不如一天，总也弄不好，兼并也发展起来，你要吞并我，我要吃掉你，天下渐成“春秋无义战”的局面，周朝委屈到了形同小诸侯国的地步，可见大道废了以后的那些德啊仁啊智啊义啊礼啊孝啊忠信啊，也不曾管用。即此可见，老子也没说错。　　

老子看出了周朝未来的分崩离析，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真是忧心悄悄。于是他提出了向后跑的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当然是要开历史倒车。　　

但老子关于“大道”的思维，其哲学价值却是独到而不可否定的。而“大道”就是顺其自然，岂不正是可以导向到社会前进的方面么？所以，老子为社会时代开出的具体药方不对，他的哲学却没有错。另外，他既然拿出了具体方案，也就从“大道”的“无为”的高度，下降到了较低一级的“上仁，上义”的“为之”的高度，只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能找准实践的途径。　　

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它自然来到的阶段上，是“大道”的体现，老子不该只记得这个体现，并且还主张将它固定起来，而看不到“大道”还会有它新的面孔。他自己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可见，他不是无意识中犯了这样理论与实际自相矛盾的错误，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认为他的哲学与他的具体社会主张二者是统一的。老子，孔子（无己复礼为仁），中国古代两位圣哲，都主张社会向后倒退，这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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