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的新动向
郑彪
20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总趋势是重心东移，西衰东兴，西退东进，只是这个进程复杂曲折，且为冷战和意识形态迷雾所笼罩，为苏东剧变的政治倒退所掩盖，不仅历史真相难以辨别，简直就黑白颠倒。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破产，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的金融创新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诈骗，金融海啸实为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和西方文明崩溃。随着自由主义的水晶球失灵，三十年来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宗教化的西学跌下神坛，花容失色，全球思想界出现马克思主义和本土文化复兴的趋势。
世界如此，中国不能例外，非但不能例外，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而潮流所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更有一种变色龙混迹其中，浑水摸鱼，所以中国的思想界的博弈形势极其复杂，分化演变，相当微妙，独具特色。由于党的十七大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之路在政治上已经被堵死，西学的水晶球也因失灵而丧失“软实力”，故某些西化思潮转向使用奥巴马的“巧实力”，以中国传统文化包装西化来与马克思主义和真正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相对抗，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学术垄断地位。这似乎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
所谓中国思想界复杂和微妙，突出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与西化派之间的博弈：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却在一个时期以来被“边缘化”，在许多领域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十七大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来，情况有所好转；自由主义西化派为官方意识形态所反对，其思想观点却经常以官方和主流面目，顽强地表现。近来更出现一种微妙，就是“要想打鬼，借助钟馗”，2500年前的孔子成为21世纪的钟馗，谁都想借传统文化这条船出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所绽放的奇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一条最基本的成功的历史经验。近年来中央号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英明，也卓有成效。然而这种形势却迫使西化思潮也改头换面，试图在外表装点传统文化的形式下偷运西化。
将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古今中外自有公论，无可非议。其所以引起非议者，主要是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孔子上了天安门广场，触动了国人一根敏感的神经。天安门广场作为新中国庄严的政治象征，已经有62年历史。周孔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是代表五千年历史文化（以春秋战国为界，周公代表之前，孔子代表之后）。五千年是概数，包括62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中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20世纪以来的新发展，而且马恩列斯都上过天安门广场，所以，孔子上天安门广场，既无资格问题，而且可以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历史证明，将中华民族这两个相距2500年的伟大人物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短视的，也是有害的。问题在于，孔子上天安门广场的时机非常敏感，政治和思想背景不简单，不排除有完全不同政治取向的人们各取所需的可能。无论如何，孔子上天安门广场，总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居心叵测地设想外国联军的坦克攻占天安门广场要好得多。如果亨廷顿的设想实现，中国就是明天的利比亚，届时孔子就将让位给耶稣，中华民族被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冲突”掉，也就指日可待了。
近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国内某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行为的根源》一文，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以追随西方理论知名，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曾以《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为题著文高调发表在该刊卷首语，断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因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这篇《中国行为的根源》开宗明义则将自己的文章与六十年前美国驻苏联使馆官员，即那个以提出对苏联“和平演变”对策而闻名的乔治•凯南所著《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相联系，这本身就很坦率，很有趣，甚至很搞笑。这篇《中国行为的根源》的目的，是“希望（西方）更好的（地）了解中国外交的动机，有助于防止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僵硬和对抗的姿态。”认为，近年来“中国学者和战略研究员对中国外交性质的讨论”分成两派，一派称主流派，主张韬光养晦，给其戴了顶马克思主义帽子；另一派是的一派，自称试图以传统文化来支撑中国外交政策，主张中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这其中多有疑点。其一，所谓“讨论中国外交性质”的“中国学者和战略研究员”，指的是一个极狭窄的小圈子，能否代表“中国学者”以及是否符合“战略研究员”的光荣称谓，其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当前利益和战略利益，多年来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多有质疑。其二，对中国外交问题的意见，且不论到底有几派，即使是两派，也绝不是上述两派，这两派中有不少毋宁说就是一派。且由于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不同，就至少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百年也要韬光养晦”的，一派主张“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可偏废的。所以，笼统地给这两派都戴上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显然不合适，也不够戴，人家也未必接受。其三，最大的疑点还在于主张的“承担国际责任”，是什么含义？与美国一向要求中国承担的那些“责任”有何根本不同？从文章看，不懂马克思主义，例如两处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称为“经济决定论”，这是一种西方的自由主义偏见；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很皮相，对某些现实问题的看法与社会大众相当疏离，例如说中国总理在2010年春节讲话中使用“幸福”、“尊严”等概念，以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等提法，都使中国老百姓“感觉新鲜”。唯恐西方读不懂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据判断，未来传统理念对中国社会包括外交的影响将不断增强。看来，在中国公然贩卖西化已经没有了买主，改搭传统文化这班车正在成为时尚，这不能不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新动向。
（2011年4月2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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