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西方经济研究，顺应和推动世界格局变动
郑彪
一、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的挑战
近三四十年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趋势。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去西方中心”的新阶段。
这种“去西方中心”的倾向，实际上是世界体系格局的重心持续东移的历史进程在西方思想学术领域的反映。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通过暴力建立起世界霸权的同时，也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文明发展在吸收了世界许多种文明的基础上，到18世纪形成，而发展到19世纪达到顶峰。19世纪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特别是美国灭绝印地安人的大陆开发，让欧洲文明人感到绝望。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里了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更摧毁了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自信。斯宾格勒指出，一种文明一旦出现帝国主义，就是恺撒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文明就要谢幕了。至于19世纪以来由欧洲国家人为地建立起来的“西方中心论”，斯宾格勒对其荒诞给以了无情的嘲笑和批判。从那以后，“西方的没落”就成为20世纪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话题，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危机所证实。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趋势为20世纪下半叶的科技革命、冷战和苏联解体所引起的全球地缘政治灾难所掩盖。斯宾格勒的思想被历史淹没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土”。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彰显出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突出地表现为形成了一种“东亚思潮”，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随着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东亚在世界三大经济体中三者有其二，也随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该地区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在得到根本改变。东亚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将拥有与自身经济、政治力量相适应的话语权。
其次，东亚国家不仅普遍相信自己的经济成功得益于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且相信东亚文化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东亚的主流文化心理不再自卑，不再迷信西方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价值标准，反而更加自信。
再次，东亚国家认识到各自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存在差异，更认识到各自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久远和深刻的联系。因此，必须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亚洲内部的贸易、投资合作，共同抵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加强东亚包括东北亚金融合作，扩大东盟，继续进入西方市场，等等。当前，这方面面临复杂的形势。
东亚思潮表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公开强调东亚文化独特的价值，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西方，表现为60-7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否定“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其中经济学方面最为中国学者熟悉的就是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可以说，这些著作既形成了一种反映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国际思潮，也代表了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一点，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不那么容易看清楚。以上种种情况，无不对中国社会科学界，包括对研究西方经济问题的学者提出了挑战。其实严峻的挑战更来自国内的实践，随着近年来国内发展和改革日益面临一系列全局性的复杂严峻的局面，各界人士对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包括对西方经济问题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意见。
二、如何开拓西方经济问题研究的新境界
这个问题很大，这里笔者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做一点探讨。
原本政治经济学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是过去没有这个提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不同的利益，所以不同的国际政治主体不应当使用同一个版本，所以李斯特特别强调自己写的经济学是德国版。可是这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被历史遗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件好事，但是逐渐滋生（其实也是引进）了一种实际上是西方的观点，认为西方的理论是普世性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思潮影响下，学科交叉又如此频繁和复杂”，“尽管我们一直在呼吁建设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但是“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为不可能。”① 更有甚者，国内一本权威杂志的卷首语竟然以《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为标题，更以一种权威的口气断言：“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② 受这种普世性思潮“启发”，笔者开始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意思是中国版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以书名的英文译为“Internai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hinese Edition”。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成果，2010年又出版了《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这两本书中对中西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目的之一是试图联系实际回答一些重大问题，并推进对西方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西文化）的研究。如果说笔者在这方面有一些体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所谓理论创新，最根本的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小打小闹难以走出中国学术道路。突破西方中心论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客观实践提出来的理论需求，这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学者，甚至日本、韩国等东亚学者已经走在前面，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总体上可以说现在的形势是世界推着中国学者走，国内实践的发展也逼着中国学者走，中国学者主动、自觉地走，还远远不够。突破“西方中心论”，也包括摆脱近30年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的束缚，这两点是当前思想界学术界解放思想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跳出这个圈子，侈谈思想解放、理论创新，都是小打小闹。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圈子，改变一味跟着美国跑的路子，思想就解放了，精神和行动就自由了，学术道路就豁然开朗了。
第二，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束缚，清除其政治经济和学术影响，对于恢复和重建学者的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方面虽然也属于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范畴，但是有必要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美英发动的一场地缘政治战争，也是一场空前大规模的国际洗脑运动，成果相当不俗。美国人宣称，“我们的货币主义芯片已成功植入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大脑”，③ 其实不止是货币主义，还有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芯片”，还有其它包括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芯片”，植入了不少中国人（岂止经济学家）的大脑，使之不同程度地丧失了正常的思维能力。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就学者来说，文化和思维能力乃是生命所系。
第三，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近30年发展和改革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不能一帆风顺，归结起来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包括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很简单，但在在都涉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特别是旗帜鲜明地坚持，更不容易。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④ 无数事实证明，在理论是非上抹稀泥，效果适得其反。而且，不利于搞清问题。
第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应对西方“文明冲突”的需要。前者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加以沟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加以阐扬和彰显，这种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一直刻意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也不免造成一种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论，外在于中国文化。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曰：“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另一方面，从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文化的地位上升，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成为地缘政治的新趋势。当前，东亚一体化的呼声强劲，正是这一趋势的反应。
第五，学术研究成果要讲中国话，尽量使用活的语言（不排除古为今用，用得好不仅可以增辉，还能提高影响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这句话千真万确。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之所以风靡国共两党，其它不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雄厚功底和使用中国语言的巨大能力，为其魅力增辉许多。胡适以提倡白话文成名，早年爆得大名使其内心其实相当自负，但是他多次说，毛泽东是中国白话文第一人，道理就在这里。⑤文章写得艰深不难，难在深入浅出，最难的境界是可深可浅。现在有的著作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诘屈聱牙。这主要是受西方文风影响，是当今洋八股的一种表现。
总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西方经济问题研究的新境界，是时代的呼唤，也是21世纪中国学者的光荣使命。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推出自己的优秀理论家，形成中国学派，推动中国自己的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是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学术理论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追求什么国际思潮、国际奖项，更没有必要以赢得国际喝彩为学术目标。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思潮也是国际思潮。学者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论，实际上难以进行高质量的国际交流，也难以赢得国外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获得真正的国际学术地位。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做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后生可畏，这方面最有前途的是有方向、有志气、肯吃苦、能创新的年轻学者。
注释：
①（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思里安著、杨毅、钟飞腾、苗苗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中译本出版者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卷首语。
③ 刘军洛：《被绑架的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④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⑤ 参见（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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