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中国文化的智慧
日月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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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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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己博客
文化挂在嘴上成为一种时尚,而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各有千秋。我理解的文化是大家能普遍接受的共同思想和概念,一种无形的精神产物。不同民族区域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智慧和特点。
那么中国人的文化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它的变通思想。即是说中国人不是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人,中国人讲原则却不拘泥于原则,看问题和做事情从来不会用一成不变的法则,最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实事求是”这一格言就是源自于这种变通思想。而实际运用这种禀赋时,却难免被人们当成中国人的“丑陋”毛病之一大加指责。
企图将一种文化统一所有人思想是十分幼稚的。人们对强势文化种群有一种趋炎附势的思维倾向。比如有人以能说粤语和唱粤语歌为得意,仅仅是因为羡慕港澳台、广东富有。可是用粤语唱诸如草原上的射雕英雄等等,总显得不伦不类。同样,我们崇拜美国的民主、福利、繁荣,却忽略了它剥夺印第安人生存权的原罪。跟学广东话一样,多少带点盲目爱好。说到底,美国也称不上先进文化的代表,它不过是一个利益休,逐利需求决定了它一门心思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本质。
我曾经也觉得中国人做人方面不太“实在”,过于圆滑世故,中国人的聪明都用了来搞“窝里斗”。之所以有这看法,是因为我们不自觉间拿西方人的做人方式作了参照标准。用西方人的观点评判中国人的行为,自然会觉得中国人一无是处。后来我思考了儒家中庸学说和老庄道家观点,懂得了世间一切都是用阴阳平衡、统筹兼顾的规则统一起来的。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先哲们的大智大慧。中国的哲学观点认为所有的事物都遵循着阴阳互变的运行规律,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正与反、对与错、优与劣,对一件事情的评判通常是随着“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换句话说,任何事情,做过了头,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民间流传的“好心办坏事”和“坏事变好事”,以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说法都是缘于这种理论。
我仔细观察过我国城市公交车现象,有的地方死守着前门上、后门下的制度,当人太多时,即使乘客挤不到后车门去,司机也不允许乘客临时从前门下车,于是,就出现了司机一边埋怨乘客下车太慢,一边坚守着不许从前门下车,事情往往以吵架和不愉快收场。其实这不是司机呆板,而是他所属的这个制度体系的问题,司机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规避公司的处罚。但大多数地方都不会这样,如果前门上车的人不是太多,通常会允许乘客临时从前门下车,个别情况下违反了原则,但多数乘客却赢得了时间,不会抗议抱怨。说明更多的中国人善于照顾彼此感觉,更擅长变通。
纵观历史,中国人能在几个世纪的内斗中使经济停滞不前,同样也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突飞猛进,做成了西方人几百年才做得完的事。这无不是因为中国人办事的灵活变通,做过了头就经济倒退,做得恰到好处就经济腾飞。
西方人用天平法则衡量事物,平就是平,不平就是不平,没有商量。西方人把任何事都看得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而中国人用秤杆法则衡量事物,称东西时,秤杆的高低在生人和朋友之间会有不同的变化。因为起伏并不明显,处于其他顾客可以接受和原谅的范围内。说明中国人办事是可以商量的,是用“差不多”作为判断标准。亲疏有别,用来广结善缘,以照顾各方的利益。世间万物是复杂多变的,中国人的做法恰好符合自然规律。
西方人据“理”而不讲“情”,原则面前从不妥协。简单直率是他们的优点。但也因此形成了谁也难占便宜的绝对民主法律制度。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我倒觉得不尽其然,反而认为太机械化了的公正对人的伤害更大。我们可以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西方法律制度的缺陷,有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在受到正义的反击而生命攸关时盼望着警察的到来而保命。说明西方法律只保护生命,不锄强扶弱。有的犯罪者明显的罪大恶极,却因举证不全或程序不合法而逍遥法外,受害人受到的伤害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其次,他们的公正也是分对象的,由于强烈的种族歧视,造成了无数法律案例中对有色人种的不公正。这种程序公正大于道义公正的制度真是痴呆得可爱。法律是人制定的,它必然应该被赋予道义的神圣,“法不容情”、“法不容义”的说法,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漠视。显然,西方法律制度在惩治犯罪的正义威严方面是令人遗憾的。
这种现象似乎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永远也不会出现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只会最终形成中西合璧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综合体制,并按不同时期需要而有所侧重。中国的法律在量刑上是讲情节、讲民愤的,即使法律程序上奈何不得犯罪人,也可用道德的口水淹死他,让他在当地的环境中混不下去。反而说,如果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那才是中国的悲哀!甚至可以说,西方社会制度终有一天也将会发展到这种不走极端、法治人治携手并举的综合模式,这才是人类人性化的进步。
由此看来,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做过了头都有害无益。从处事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更显得机智和人性,比西方人更为灵活现实……中国人对什么问题都不会把话说死,办事进退有节。这不是狡诈,而是变通的智慧,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
文化产生于环境,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特点自然各异。西方人心无芥蒂,故而敢想敢做,创新力强;中国人瞻前顾后,无先例而不敢为。所以中国人才要洋为中用,西方人则兴办孔学而自儒。文化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需要相互尊重,兼收并蓄。谁也不必对不同文化习惯者指手划脚。
中国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自己创造的中庸文化,自己却常常偏离中正,非左即右。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急功近利、逐利无度、监管脱节、官民取信度下降。但是我还是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具有最后解决这些问题的聪明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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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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