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理性”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理性”——在现如今的社会，几乎成为人人整天挂在嘴边的、言必称的、具合理客观的、甚至天然道德制高点的……一个词。但又有多少人明白它的前生后世呢？　　

《理想国·第七卷》中，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这么一段论述：　　

“那么让我们满足于前面用过的那些个名称吧，把第一部分叫做知识，第二部分叫做理智，第三部分叫做信念，第四部分叫做想象；又把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合称意见，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合称理性；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理性是关于实在的；理性和意见的关系就象实在和产生世界的关系，知识和信念的关系、理智和想象的关系也象理性和意见的关系。至于和这些灵魂状态对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再各细分为两部分，能意见的部分和能理知的部分。这些问题，格劳孔，我们还是别去碰它吧，免得我们被卷进一场更长时间的辩论中去。”　　

列表以为更好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上表所反映的逻辑关系，可以有这么几条判断：　　

１、“理性”所能反映的世界，是物化的、有形的、可“知”可“识”的、“理智”下的“实在”之世界；　　

２、“灵魂”或者称“意见”是更为本质和根源性的层次，所谓的“实在”是源于“灵魂”的。换句话说，“心/灵魂”产生实在之物，一定意义上，“理性”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３、尽管“理性”不居于决定性地位，但通过“理性”“能理知”“意见”之“信念和想象”。也即是说，“理性”之“知识和理智”能够“理知”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即便如此，“能意见的”也具有决定性地位，毕竟，“意见”是产生世界的。　　

这三层判断，应是理解苏格拉底之世界观或“人之识”的核心逻辑，总结下来：　　

世界划分为“意见和理性”或“心和物”两大部分，“意见”之“心/灵魂”更为本质，其实在之“物”源于“心/灵魂”，“理性”具有一定的主动作用。　　

然而，苏格拉底说：“这些问题，格劳孔，我们还是别去碰它吧，免得我们被卷进一场更长时间的辩论中去。”这就为后世深入理解“理性和意见”或“心物”留下无尽的遗憾。那么，其他文化下有没有对此更深入的理解呢？　　

有的。那就是大乘佛法唯识学之人之八识。见如下对比表：　　

恭请读者暂且抛弃一些概念上的细微差异和不同语言或翻译表达之间的悬殊，同时也抛弃掉自我既有的之前所接受的所有认知，最好“无知也，空空如也”。因为，“他们在你们大多数人还是孩童时就左右着你们，把对我的不真实的指控灌满了你们的头脑。”“在供我申辩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必须尽力清除你们头脑中多年来形成的错误印象。”……透过表象领会其本质内涵，以避免“被卷进一场更长时间的辩论中去”。因为，唯识学内部关于第三特别是第四部分依然争讼不已。　　

有一点说明，在唯识学八识当中，“末那识”特点是“既恒且审之思量”。这里，“恒”是刹那刹那、持续连续不断、一刻不停的意思；“审”是决定不惑、决策实施、必有反应的意思。由于藏识“恒而不审”，它又是其他七识的源起，所以把藏识规定为“本识”，其他七识为“转识”。虽然其他七识均为“转识”，但由于前七识发起所依据条件的强弱不同，也在“转识”的难易程度上有所区别，如前五识必须借由外界实情实境的刺激才能发识；而末那识只需缘藏识的见分为情境即可；第六识意识依靠自己的分别或妄现的情境即可。　　

又因末那识具有“既恒且审”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最有可能受内外势力的双重影响——有可能采取“骑墙”策略，也即谁强势就倒向谁。比如，如果“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境执着固执深的话，就极有可能把“意见或灵魂”彻底遮蔽，如果“产生世界的”的本质状态被遮蔽，其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如何规避“末那识”“既恒且审”的劣势或者其骑墙的影响是异常关键的？受西方哲学濡染甚深的人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要做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里之所以强调“信念”要“坚定”，也即是要规避“信念”可能存在的“骑墙”倾向。　　

关于“想象”和“藏识”的内在关系之比较，恭请读者多看看佛说正法和儒家经典。　　

至此，西方哲学里或如今人们受教和理解的西方哲学，其使人们常挂在嘴边动辄号称自称“理智”或“理性”如何如何的概念本源即源于此。　　

由上表的对比可以清晰的看出，“理性”原本的内涵即是八识中的前六识——外围和分别意识，也指大脑神经及其附属。因此，诸如“实践理性”或“理性主义”本身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后世佛学里对“眼耳鼻舌身意”弊端的鞭挞向来也是毫不留情的。　　

但“关于产生世界的或灵魂状态”的信念和想象之“意见”在后世主流的西方哲学研究里基本都不在他们的视野内，即便有，也多停留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层面，其论证表述让后学者如坠云雾不得要领，如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启蒙思想最高代表的康德、号称西方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唯物辩证哲学又一代表的马克思……也无一例外。　　

结论：千万不要以为整天挂在嘴边的、言必称的、但不明所以的“理性”或“理智”之舶来品是个多么先进高档的东西。对其的定性，“理性”作为外围和分别意识而存在的。　　

提醒，借鉴吸收外邦文化思想时，必须寻根究源，而且不能放过哪怕是一点点的宝贵线索，非如此，可就真的仅止于或被忽悠到“理性”里去了。如若再以此为真相而不自知或自艾自怜，且又不遗馀力自以为高明的影响周围、后学者以至一方治理，罪莫大焉。　　

令人非常困惑的是，白纸黑字如斯，难道“言必称希腊，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言必称西方哲学高峰，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了选择性失明症么？还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抑或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丧失殆尽？……一定意义上，西方的学者持“理性”之说也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其现代如斯，可毕竟他们每时每刻都还活在宗教氛围里，尚有“上帝”可敬畏。　　

而中国人早就超越了那个阶段，再跟着迷糊就是退化得不知所以了。　　

这里所说的“超越”，并不是说不敬畏“上帝”了，而是说，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降的人文传统已经使中国人走上了正确认知和战胜自己的道路。德尔斐神庙上镌有：“认识你自己！”而孔夫子一直在提倡“克己”——战胜自己，也即是说，中国人早已超越了“认识你自己”的阶段，已经进入“战胜自己”的阶段和“上帝”同行了，其间任何的迷糊退化都是开人文进步的倒车，都是对上帝的抛弃，也是自暴自弃。　　

“理性”及其包含的“知识和理智”是作为外围和分别意识而存在的。正因如此，“理性”所认知的世界只能限于“眼耳鼻舌身意”所能感知的实在，关键是这个“实在”只能是有形的、具相化的“唯物”世界。　　

基于上述认知，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就步入了纠结不已的“辩证法”——“有和无”，“存在和不存在”，“正义非正义”，“美与丑（或善与恶）”……这种“二即一，一即二”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特别是进入“唯物辩证法”后，更是在具相化里打转，力图实现辩证的对立统一。　　

如此打转，其结果就是“出尔反尔”，也即是：“出乎尔旨反乎尔，不明于始，受伤于终，理有可决。此绝不知穷理者也。”　　

上述认知，直接促成了黑格尔“正反合”理论或者典型“出乎尔旨反乎尔”理论的出现。即便黑格尔非常强调绝对精神或纯粹理念，但在他那里只是作为假设而存在，至于绝对精神或纯粹理念究竟是什么，在黑格尔那里根本是没有啥概念的。　　

诚然，黑格尔这个天才般的假设努力也是极富成效的，但极富成效的假设依然还是假设。不能改变其依然停留在假设推演的现实，更不能改变其理论进入人的生命实践后更强化了人们都具相之物的困惑和困惑之后更为严重的具相化执着。　　

随着有具相化的“有”和“无”，“正反合”之“合”也就在具体和具体之间发生互换或者叫升华，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那里称之为事物的螺旋式上升和发展……但无论如何，此“合”此“上升”依然还是“知识、理智”之理性世界以内的“合”或“上升”，跟“绝对精神”或者叫“意见”之“信念和想象”没关系。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集中在具相化的“有和无”上，是典型的以“变”制动，以动制动，如此下去，当然难煞绕晕了不少莘莘学子。　　

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时，实质上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是退化了，退化为以“变”制动之下的更加具相的以“物”制“物”了，如此的思维方式及其惯性，不出现针锋相对甚至你死我活的对抗或“斗争”倒是奇怪了。但是，到受东方文化濡染的毛泽东那里，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造，也即毛泽东空前绝后地糅合了斗争哲学和改造哲学。但由于时代的特点及其惯性，依然没有跳出那个思维。　　

提醒注意一点的是，后世所谓的“辩证法”早已不是苏格拉底所言的“辩证”了。而肇始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其核心作用只是在于一再警示人们千万不要陷入执着，起了分别心，如此而已。但决不能坠入辩证的漩涡出不来，困在苏格拉底式的引导而不能自拔，似乎这世间根本没有正理、正义、真相、真实一般而坠入虚无。

而诸如局限在“理性”下的“正反合”或“螺旋式上升”，其最大的困境，即是不得不陷入“出尔反尔”的局面。这是“理性”也即“眼耳鼻舌身意”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了的。

因此，必须深刻理解苏格拉底所讲哲学的原始，否则，就无法跳出已被严重流变扭曲了的西方哲学继续误导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