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格物”

究竟什么是“格物”？　　

“格物”这个词在儒家的训诂历史上可以说一直聚讼不已。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注解——“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流变到现在大致是“推究、研究万事万物之理”的意思，这是典型的“理学”训诂思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近代在引进诸如物理、化学等科目时，即称之或设立为“格致”或“格物”科。　　

然而，宋以后的主流学问，自周敦颐以下，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气宗”，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兴起的“佛学”，其主流本质上都是在“人之识”、修身及其派生的伦理道德这个层面本身打转转。又加之“引佛入道”、“援佛入儒”、“以儒摄佛”甚至“三教合一”等对佛学的吸收、汉化以至形成禅宗，更是加深了对身外之宇宙自然，也即朱熹所理解的所谓“格物”的忽视。然而，即便朱熹对“格物”如此解读，也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心识”上，只不过这个重点是“心识”的外用罢了。　　

那个时代大多知识分子以出入“儒、释、道”为主流，即便明朝后期短暂出现被称之为“中国儒学最后一个高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没能够扭转这一趋势。　　

想当年，年壮气锐的王阳明连续七昼夜“静坐格竹子”都格病倒了，也没对竹子研究出个所以然来，最终还是回归了本心才实现了500年前的“龙场悟道”。可见那个时代主流知识分子对探究西方语境下知识技术导向的自然科学探索这方面的工作是多么的清淡没概念了。　　

也即，其主流的共识都集中在了“人之识”上面，直至心之本体，而非“用”。说明在各大家看来，有关“用”并非居于核心地位，也即研究事物进行所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以“体”统“用”才是正道。　　

因此，这里的“格物”被解释为“推究、研究万事万物之理”至少不符合历史的惯性，关键是朱熹的这个阐述没有具体而微地体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普遍性的“明明德”逻辑背景。

那么这里的“格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缁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孟子云：“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上述两句中的“格”，阻止、阻碍、抵御，纠正、匡正意。所谓的“有耻且格”，是指有耻辱感并能抵御它战胜它。　　

有了上述的铺垫，加之“知止而后有定……”这句普遍性的“明明德”逻辑背景在前，那么这里的“格物”即是指，思想能够抵抗外物，抵御住外物的诱惑，不能被物所控所侵犯。也即是常说的阻止对具相之物的执着与妄念，不为欲蔽，不为物困，不被物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否则，也就谈不上“定”。

一定程度上，在“用”的层面把“格物”解释为“推究、研究万事万物之理”倒不失为一种扩展式解读。在体的层面，格物是面向如何使心之神识得以显露；所谓的扩展，是指在用的层面，基于眼耳鼻舌身意对具相化万事万物之理的研究，对应于现代的科学研究与探索。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也确实需要严格区分此“格物”非彼“格物”，区分的目的在于强调各自有各自的路径，具体到每个个体，可以依据自己的条件能力选择或兼顾。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可以采用很多种登山路线，更不必强求都采用直达本体的方式，只要在登顶的大方向上不南辕北辙即可。当然，一部分人因自身条件所限，能做到到达珠峰脚下的出发营地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也即尽心尽力的去做就是了，“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也可，不必厚此薄彼。

再来看看曾子对“知本”的理解：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说苑·至公篇》曰：“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　　

《荀子·宥坐篇》曰：“孔子为鲁司寇。宥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 　　

《韩诗外传》卷三曰：“传曰: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欲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父子讼之为不义久矣，是则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讼者闻之，请无讼。”　　

张居正《奉谕看详民本》：“臣等传示圣意……若有虚揑，自宜坐以诬告之条。庶四方民隐，无不毕达；而无情者，亦不得尽其辞矣。”　　

这里的“止”讲的是止于每个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担当问题，而“听讼”句在《论语·颜渊》中的上下句中也是在讲角色担当和发挥的问题。那么，法官做到了“无讼”的境界，也即所审理的案子在讼辩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和不公，也即是对法官这个社会角色担当的最高规定和要求。

至于把“无讼”望文生义地解读为“案件消失”，“世间没有讼事”，“一个没有法官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则是把孔子抬到虚无缥缈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境地了。

那么，法官如何才能做到讼辩双方都不存在争议呢？评判的基本标准，就是要做到“无情”，“不得尽其辞”和“大畏民志”。也即以恭敬慎重为民心负责为前提，使没有实情证据的讼辩一方不得恣意妄说，直至打官司的双方最终都据实无话可说，做到客观公正。这里法官的角色担当是兼顾法治和法制的，也即统筹“无情”，“不得尽其辞”和“大畏民志”的，区别于西方单纯技术或过程导向型之“无情”下的所谓法制。后续在谈到荀子的法制思想时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因此，综合“知本”，那么“致知在格物”，是在讲思想不为外物所蔽这个最根本的约束解除情况下，极致是“空空如也”这个状态，以此对事物进行通盘研究，才能“知之至”。一定程度上，这部分论述几乎就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逻辑形式的翻版。这是“物格而后知至”的内在核心逻辑。

只所以加上“几乎”“逻辑形式”这两个词，其区别在于：　　

孔子的“无知也、空空如也”之“克己”是基于思维一开始就居于本体境界的主动行为，是从体致用，或从内观外，类似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时处置天道人情是不带任何预设、偏见或有色眼镜的；　　

而曾子这里的“格物”之“克己”是基于摒弃外物或外界环境对思维影响的被动行为，是从用致体，或从外循内，类似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时需要把任何可能的预设、偏见或有色眼镜等影响正确认知的障碍事先清除掉。　　

虽说两者都能做到“知致”，但因起点、路径的不同，也会使得实际的效率效果出现明显的差异。　　

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各类社会角色的有效担当，才是“知本”。　　

当然，上述的“格物”或者不“惹尘埃”的难度也不见得小多少，君不见：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格物”的态度如斯，一定程度上全然没有了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从容气象，但不管怎么说，曾子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在个体层次的差异上，这种方法也是适合曾子的，做到如此极致也算是达到了曾子对自我挑战的顶峰。　　

相较之下，至少在不断追杀慧能的这点“嫉妒”“尘埃”上，任凭神秀如何卖力地“时时勤拂拭”，那也是擦不掉、放不下的。

结论：　　

“格物”的方法，对应于“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属从外向内寻求本体显现的方法；　　

“空空如也”的方法，对应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属于直接处于本体状态去认知万事万物的方法。　　

两者的根本区别点在于层次不同，路径不一，但都是认知宇宙自然的方法，不可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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