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文化又肯定，又否定；还有我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揭露，前后文也矛盾，比如我曾经论述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是上文我又论述儒家文化的宗教性；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批评的很苛刻，另一方面又高调的称赞中国文化，因此有读者问我究竟是什么立场？
首先声明，我没有先入为见的立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是一种思想的兴趣，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一种思想逻辑，任何事物也不是非此即彼，思想不是简单的排他性的拥有死气沉沉的物质。
其次，任何深入的思想，必然在矛盾中匍匐前进。没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精神是不矛盾的。世界几大文明，都是源于矛盾的思考，在矛盾的碰撞中孕育思想，最后通向绝对的矛盾消失的精神世界，比如涅槃、真善美，以及中庸之道和虚无。
再其次，认识停留在物质经验层面的时候，就表现出彻底的排他性，就需要否定矛盾，消灭矛盾。比如战争中的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阶级斗争为纲，比如经济竞争中的劫富济贫，或者赢家通吃。
物质性文化和否定矛盾的认识论是唇齿相依。
刻舟求剑，削足适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爱屋及乌，天下乌鸦一般黑，拔苗助长，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但它们还都停留在物质经验层面的认识上，它们认识了事物简单的联系，但是还没有去认识事物复杂的联系，即矛盾的联系。如若紧紧停留在这一层次，认识事物就会非此即彼，就会排斥事物的自相矛盾。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盲人摸象，井底之蛙，螺蛳壳里做道场，叶公好龙，挂羊头卖狗肉，这些中华成语，思维进入了更高一层的矛盾阶段。事物的矛盾是客观的，辩证的，相反相成的。
如若经验层面排斥矛盾是对事物逻辑联系的平面认识，那么发现事物的矛盾联系，就是对事物的一种立体认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之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是中华文明最高端的思维，具有最抽象的哲学意义，是对万物认识的普遍性和本源性。
任何追求事物普遍和本源意义的认识，必然赋予人类精神认识的绝对性，精神的绝对性也就是精神的圆满性，而精神的圆满，就寻找到了人类灵魂的归宿。
于是，一种文明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一往无前的向前发展。
人的价值，在于认识古往今来事物的价值，挖掘出来的价值越多、越大，人的生命价值就自我展现的越伟大。
人类文明产生即日，人就企图认识自己，但是相反相成，人要认识自己，反而要从认识客观事物出发，因为人的价值是体现在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当中，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因此客观事物是一面镜子，人的面目是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到的，因此客观世界反而成为自由的、主动的，成为目的，而人的主观世界反而成为不自由的、被动的，渺小的。
这就是意识落后于存在，于是有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认识特征，有了“盲人摸象”的认识局限性，能够理解认识的相对性，就能理解笔者论述问题时的针对性，也即有限性和相对性。
如若把针对性、相对性绝对化，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绝对化，将物质关系推到你死我活的死胡同，而排斥事物整体的矛盾性，就把思想的大门绝对的关闭起来，思想活动就降低到如同小孩无聊的口水仗。
我反对“独断论”，中国文化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独断论”，中国文化历次重大危机都源于“独断论”。
中国文化的灵魂为什么是中庸之道？因为中国文化最大的敌人是“独断论”。
如果说“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道”，那么对应的“魔”就是“独断论”。中国文化的健康取决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中国文化“无可无不可”，“此一时，彼一时”，“既来之，则安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文化“现实的是合理的，合理的将是现实的”，是我生命求生和存在的逻辑，而精神的绝对理念，是生命的航灯和本质。
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而我认为存在和本质怎么能够分开？肉体和灵魂怎么能够不相干？本质怎么能够离开存在（哪怕一分钟）而孤独？
存在相当于物质，本质相当于精神。存在主义的哲学背景，是社会物质发展的日新月异，使精神灵魂疲于奔命，魂不附体。存在主义，要么就是对物质主义的缴械投降，要么就是精神意志对物质的强权，但是一旦精神自由变成放纵精神征服物质的意志，精神也就变成了物质，征服物质的同时，精神也被物质俘虏。
关于认识方法问题，可以谈很多。在其它文章中，我也涉及自己的思维方式。
其实文如其人，了解一个人的思维特点，最有效的方法，是阅读他的文章，文章最能代表一个人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文章是思想方法的具体实践。
认识一个人的思维方法，不能仅凭他的自我标榜，这种标榜很可能是纸上谈兵，说一套做一套，所说和所做可能是南辕北辙。
比如每个人都赞成实事求是的方法，矛盾辩证的方法，但是人们对同一问题的思想观点大相庭径，甚至势不两立，那么谁更加实事求是呢？这将由思想的实践意义来决定，那么思想的实践意义又是指什么呢？归根到底，是精神驾驭事物的得心应手，通俗的说，就是认识事物的合情合理。
离开实践（合情合理）的认识方法，是形式主义，是纸上谈兵，是画蛇添足；而立足实践的认识方法，是人类精神的灵魂，是精神的拐杖。
爱因斯坦说：是休谟的怀疑论打破了他的独断论，是宗教一样的信仰，使他坚信自然的井然有序，爱因斯坦把自己的科学成就最后是归功于哲学的认识论。
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关于哲学方法的《实践论》、《矛盾论》。
凡是喜欢思考的，最后条条大道通罗马，都通向了思想的圣殿——哲学方法论。
所谓独立思考，是一种思维方式，即认识方法的状态。比如绘画，画一个东西，可以用各种经验的方法去感知它，反映它，但是任何方法的起点和终点，都要有一个独立的精神理念作为主旋律去驾驭经验，代表生命跳跃的意志，这样这幅画就被赋予了生命。
因为生命就是对精神的认识，反过来说失去了精神的认识，就成了酒囊饭袋，成了行尸走肉。
思考是精神的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离不开大量的各科物质和经世知识，但是精神的质量和知识的拥有绝不是等号，精神需要知识的物质养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过多的物质知识养料，精神会患上肥胖症，会行动不便，会丧失自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
如若嫌在地平线上看不清楚太阳，而要爬到喜马拉雅山上更加清楚的去看太阳，岂不是徒劳吗？
但是中国人恰恰流行这样愚蠢的读书，这样杀鸡用牛刀。结果不仅知识结构畸轻畸重，而且知识面非常贫乏。
这种愚蠢的中国式的勤奋读书，成就了可怜的精神侏儒，病根不就是思考方法的问题吗？
年轻时，毛泽东号召中国人学哲学，记住了马克思一本晦涩的书名，叫《哲学的贫困》。
为什么对这个书名耿耿于怀，因为借用“哲学的贫困”一语，来反省中国文化倒是一针见血。
哲学的“道”能够解释文化的一切。
现在天大的中国教育制度问题，根源不正是中国人的哲学贫困吗？
这种哲学贫困有文化渊源，比如旧文化书虫一样的考据学，历史上大行其道，极大的妨碍了中国人精神的自由和创造。这种流弊的幽灵，现在仍然风行：
把读书和学习当作知识的堆积和竞赛，这就如同买椟还珠，将人的精神抛弃了，造成精神的无家可归，精神在外部的物质世界或者故纸堆中没有目的的到处流浪。
最后强调，方法论问题，根本是精神自由的问题，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有了自由才有看问题的全面性、进取性，才能克服顾此失彼，才能瞻前顾后，而中国任何重大的灾难不都是因为顾此失彼、目光短浅造成的吗？不都是认识方法的片面性吗？
但是为什么一再重复如此简单的错误呢？这就需要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即价值观问题。
偏重物质的价值观必然趋向表面、肤浅、短视。
人的精神戴上了物质的镣铐，鸟的翅膀负重了黄金，人的精神就自我囚禁，人的精神就不能飞翔。
中国有个问题：是社会没有自由精神的空气呢，还是中国人追求精神自由不努力呢？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精神自由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神圣意志，不要寻找外在的物质力量去解释精神自由的自我放弃。
中国文化之谜是：中国人具有形而上精神的广大基础吗？
没有精神的信仰，就没有精神的深度，对此，中国文化规模空前的时空发展不是在默默的耐心的证明！
是不是文化物质主义，导致中国历史政治专制？那么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物质文化在政治上又将如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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