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攻守格局之逆转
我认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即将来临，因为巨大而沉重的危机已经逼近，因为一个时代的“辉煌”成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绝望。但是，这些都不是充分的理由，真正理由是：人类必须去开辟一个新纪元！而这个理由的最低底线是人类最起码的生存意志，这种生存意志决定人类必须担当起这个新使命，那么就从我开始，从中华民族开始！
但是，首先这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我想，必然是文化的危机。这场危机正好宣判主流的西方文化的失败，它掌握的成果越辉煌，反而越显示它的无能为力。
那么，这个新纪元必定是文化意义上的新纪元。如何开辟这个新纪元？必定是文化的革命，以我的见识所及，那就是，中西方文化攻守格局的逆转和颠覆。
所以，新时代的文化“启蒙”，不是让西方文化来启蒙中国人，而是相反，要让中国文化去启蒙西方人，启蒙中国人。而那些生于中国，却要拿着西方文化来启蒙中国人的文化精英分子，绝对是一群纯粹的文化僵尸！
西方人要宣扬“文明冲突”，不必回避，更不必否认，而要直面，与它展开文化的对攻。西方人要宣扬“普世价值”，也不必回避，不必宣扬“多元化”，而要与它“单挑”，树起我们自己的普世价值！
一
中西方文化在各自萌芽的时代即有着根源的不同，其后在文化的方向上分道扬镳。
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在希腊时代奠定的。希腊是一个半岛，地域狭小，土地贫瘠，它不是财富的中心，也不是生产的中心，但是它又不远离财富，在大海的彼岸，在波斯、埃及就有更多的财富，更发达的生产基地。希腊固然没有发达的生产，但却可以有发达的商业。商业的实质是什么？不是生产财富，而正是转移和分配财富。为什么要转移财富？因为自身财富不足，还因为外部有可以转移的财富。所以，财富的转移和输入，是希腊人的大利之所在，所以，商业是希腊人的大利之所在，也是他们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希腊民族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整个西方文化其实也根源和衍生于一种商业精神。
中国则不然，中国依托于一块广大的中央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是生产和财富的中心，而四围是山地、荒漠和海洋，外部没有可供输入的巨大财富，因此主要的财富是自主生产的，中国的大利在于自身生产秩序的维持。商业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对于希腊那样的意义，因为中国外围没有巨大的利益可转移和输入，相反倒可能意味着输出。更重要的是，商业活动在中国内部的展开只意味着财富在社会内部剧烈的转移和再分配，在整体上并没有增加利益，反而导致资源分配的失衡，恶化和破坏起码的农业生产条件，最终损害整体的利益。所以，自主生产是中国人的大利，而商业活动决定的财富的剧烈转移并不是中国人的大利，相反，为了维持主要的利益，商业必须受到有效的抑制，这就是“重农抑商”。并且为了维持主要的利益，中国还必须加强整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抑制社会分化造成的利益的内部争夺，从根本上保证稳定有序的生产过程的展开。因此，中国是一个自主生产的民族，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文化必定是一种自主自立的整合主义的文化。
二
所以，希腊是作为一个完整利益格局（地中海沿岸）的一部分，需要从另外的部分输入利益，其利益在于从另外的部分输入利益；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利益格局（中原地带），利益是自身内部生产出来的，不需要外部利益的输入，其利益在于从自身内部生产利益。
所以希腊人眼光向外，有世界眼光，但是其利益本位是狭隘的，只是整个利益格局的局部利益，它的意识、它的文化、它的逻辑始终没有脱离这种局部利益本位。而中国人则眼光向内，显得封闭，但是却有整体的利益观，这就是“天下”眼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精神。
并且，希腊自身的弱势的资源、地缘条件，使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整合它所处的那个利益格局，这更加固了其狭隘的利益立场。而中国的资源、地缘条件造成的力量格局，使中国人能够长期保持整体利益格局的整合，这又强化了中国人的整体利益立场。当然更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一旦在它的利益立场上形成，形成在人心中的力量格局和活的运行方式，它本身就要比那外部自然的利益格局还要根深蒂固，因为它是极尽聪明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之后利益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又是文化的判断和认定，这就是利益观的力量。并且，自然的利益格局最终要让位于文化力量构建的社会内部关系的利益格局，这又反过来强化了文化本身。
三
商业如何地塑造了希腊文化？一个希腊人将外部商品输入希腊，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希腊的各个城邦在商人看来，主要就是提取商业利润的场所，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这个商人的利益也在于通过商业活动从这个市场上转移利益，他的利益正是从其他人转移过来的，这决定了他必然缺乏整体的利益观，而只注重个人自身的利益，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的渊源，这是由其生存方式决定的。正因为这是生存方式决定的，转移性的个人利益才是当然合理的，并且基于这种利益的转移性，而非自主生产性，竞争精神也才有当然的合理性，因为竞争就是“优化”利益在人之间的转移配置。利益的转移性同时就是一种投机性，而这又是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的渊源。因为，正是利益的转移性导致了个人“机会获利”的放大，极端如彩票中奖，这对强势商人就更加现实，通过财富的转移配置，其获利水平可以远远超越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商人阶层对这种超额“机会获利”的不愿放弃，所以，自由主义是切实地联结着个人的商业利益的，并且最早正是商人阶层的利益观的流露。
在希腊人的意识中希腊首先是一个市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后者几乎是不得已，因为人必定要共处。那么，希腊人的社会理想是什么？这也要问一问希腊商人。对于希腊的商人来说，他们关心的焦点是，在人与人日益密切共处的社会中如何保证个人的商业活动自由，从而保障个人商业利益，相对而言，整体利益只是偶然的和外部的，从属于个人利益，利益转移的可能性，加上充分的商业自由，使整体利益的减损并不见的就是个人利益的损失，极端的是国难尚可发财，希腊内外部利益高度的转移流动性，使商人们有足够广阔的逐利空间，所以，重要的只是保证个人的自由。在此意义上，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妨碍个人自由的社会，也就是不妨碍个人商业利益的社会，其深处的潜台词是：我不需要你给予我任何利益，只拜托你不要妨碍我的自由，我的利益我自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自由地获得！所以，商人阶层主导的希腊政治的核心诉求实际仅是：防止妨碍。成员利益的分化实际是希腊商业社会的不用言说的默认起点，这个起点也就是利益的个人本位，即利益是个人实现的也是归于个人的，这是第一“正义”，所以，希腊文化的方向并不是要整合分化的个人利益，而是循着这个“正义”前进，维护分化的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于是，它的政治就是要构建已然分化的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制衡”，你不妨碍我，我也不妨碍你，个人“自由经营，自负盈亏”。正是在此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民主”的意义，“民主”正是一种权力制衡的技术性安排，它的最初本意是一种不得已的消极的选择，瓜分政治权力，防止集中的权力对商业自由的妨碍，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实现了最主要的预期。所以，这种“民主”实际是政治消极主义的，甚至是政治虚无主义的，它在保持政治的最低程度的管理和服务功能之外，实际上是要尽量消解政治，这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型政府”的渊薮。
从商业利益出发到个人主义，再到自由主义，到最后的民主政治，这种来历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的。它只要达到个人之间力量和利益的制衡，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并不指导人们去做什么，不承担教化责任，而只要人们不做什么，即不妨碍他人的自由，除此就只剩下一个形式的自由，至于自由的内容是什么，那又纯粹是个人的自由，而并不规定实质的价值内容。这种政治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整体的社会理想，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不能够超出狭隘的个人本位，并且倾注了大量智慧去维持并且纯净个人的自由利益，而社会只是仿佛个人的偶然拼凑。其所立足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它不能够有覆载整体的人文关怀，个人利益本位有效排斥了整体利益观，“整体利益”即使有也是不得已，不过是在不得已共处情势下的一种互相的制衡体制，目的仍在于保证个人各自的获利机会，这正是西方文化的方向。而在客观效果上，这种政治虚无主义之下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强势阶层的自由，“自由市场”的政治意义实际在此就已清晰可见。强势阶层很明白这个客观效果，所以可以在表面上不用宣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只需宣扬各人的平等的自由，他们的利益自然会客观地实现，这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奥妙，也是“看不见的手”的奥妙。
不可否认希腊人对人文主义的有过真诚的努力，但是在实践上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真诚，这并不是由其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其生存方式决定的。为了从对外商业贸易中获得最大利润，希腊必须组织起规模化的商品生产，本着资本利润最大化原则，对劳动力的最高度榨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希腊奴隶制的来源，劳资矛盾在此意义上是不可调和的。希腊还对外掠夺奴隶，这又是西方种族主义的根源，在商业主义逻辑之下，民族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同时希腊还要向外大量掠取各种经济资源，对外殖民，这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根源。这一切都是在自由、民主的文明光辉之下推行的，其实自由、民主只是表面的一层人文油彩，实质的是在于潜藏于底下的不容置喙的凶猛的商业资本利益，“自由民主”没有意愿、也没有力量限制和谴责这种商业兽行，而是自然地放纵之，并进而为之辩护和涂抹。因此，“自由民主”并没有真诚的价值追求，更无普世价值，根子里只有狭隘的商业利益的“价值”。希腊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各族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价值虚无主义的“自由民主”的好果子。
四
商业活动使个人利益从整体利益中解放出来，商业利益的转移性导致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相关性大大降低，个人利益只由个人自己去把握和实现，这赋予了个人一种自由精神，最终也将个人的精神从整体精神中解放出来。这种个人精神的解放激发了繁荣的希腊文化，尤其是哲学和科学的繁荣。
只有理解了个人主义才能理解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将人抽象化，将个人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进行孤立化的个体思考，这是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潜在的精神前提。从个人主义看来，对客观的科学和哲学的探索，无疑就是增强个人面对世界的力量，也就是增进个人的自由，增进个人的利益，利益之所在就是价值之所在，因而哲学和科学就具有了无可辩驳的价值，这激发了后来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又给予了西方文化巨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个人主义也将哲学抽象化，将哲学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哲学可以以自身为目的，相应于个人以自身为目的，这就是哲学的自由。所以真理也在自身之内，也可以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所以真理就成为了纯粹“自在”的概念、逻辑的论证，这正是个人主义所需要的，也是个人自由的证明。同样，道德的真理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自在的，脱离于社会现实，它也是一种个人的自由，也是理性的概念、逻辑的论证。于是，道德就成为理论教条，而不是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道德的教条主义导致了中世纪的宗教禁锢主义，教条主义同时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必然又导致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实际是对禁锢主义的惧怕和畏避，就是各种教条之间相互制衡，无论是禁锢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能形成真正的道德文化大一统，因为其本质都是道德虚无主义的，而这实际上又必将是对商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一种解放，客观上是对丛林原则的放任，配备上科学主义塑造的强大物质技术力量，那么，全球资本主义的丛林时代必然要到来，并且同样因为其虚无主义，它必然无法自控，虽经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更可怕的大战仍在威胁着全人类。
今天，全球利益空前地交织为一个整体，但是各民族之间却势如水火，个人主义文化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根本无力控制整个局面，更无力解决危机，相反只会放任和推动危机的恶化，直至大规模的人口灭绝。人类已经别无选择，无论如何，只有整体主义的文化精神才能解决危机。
五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主生产的大民族，历史原因有二，一有非常好的生产条件，二没有从外部大规模输入利益的条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都只能是自主生产的，只有在生产有剩余之后，才能有少数人能够通过转移和掠夺财富而生存，所以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是能够代表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的，具有普世意义，而商业民族的生存方式只能是少数人的生存方式，没有普世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自主创造了伟大的整体主义文化，这样的文化同样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类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所以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也就是天下主义的文化！
因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自主生产的，所以保持稳定的生产秩序就非常重要，于是，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同样重要，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安”，因为“贫”自可通过生产的积累而得到改善，而“不安”则会破坏掉生产秩序。如何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是要减少互相的争夺。如何减少互相的争夺？就要抑制互相的分化，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正是导致社会分化的主要元凶。如何抑制分化？就是要加强社会的整合，这就是整体主义的来源。如何加强社会整合？这就要靠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就必须加强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因为导致社会分化的力量也在日益增长。中国的政治和道德关注的中心问题正是：如何在社会内部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社会的整合，以维护整体利益。
要加强政治的力量，就必须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使之能够安排和统摄全局。
要加强道德的力量，就必须使道德立足于深厚的社会现实格局，必须有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所谓“造端乎夫妇”，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同时又要具备无限广大高远的理想主义，所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也”。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这种道德就是要做到能小能大，能近能远，并且其力量的推行能够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要能下能上，下至个人生活，上至国家统治，都能“一以贯之”。正因为这个“一以贯之”，道德和政治就是一体的，上升到国家就是政治，落实到个人就是道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整个理路是极其顺畅的，不仅于此，《中庸》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种道德就是要能够贯通推行于上下、前后、左右的，这就是中国道德政治的大一统的基础，而大一统又是实现整体主义的必由之道。
道德要整合整个社会，就必须从整合家庭开始，所谓“一家之不合，何以合天下”，并且“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在古代社会家庭作为个人生产和生活的核心场所，也作为人际关系的核心场所，它怎么可以不是最核心的道德实践的场所。而且国家本身最早就是来源于家庭的。如何整合家庭？整合的根本问题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家庭关系的是由亲情维持的，亲情就是一种“爱”，这是一种自然的感情，而道德就是要让这种自然的感情自觉化，让“爱”上升为“仁”，成为一种自觉的原则，再用这个“仁”去自觉地维护家庭的整合，这就是道德的目的。但是人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同的，有长幼、男女之别，所以又有很多不同的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等等，不同的关系又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无论何种方式，“仁”都要贯彻其中，处理不同关系的各种方式只不过表现了“仁”的不同的形式，如父“慈”，子“孝”，弟“悌”，于是“仁”的道德就因此具有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自觉化是“礼”，“礼”就是道德感情在自觉化之后的进一步的规范化和体制化，这样“礼”又使道德便于实践，因此也便于推行。家庭的整合并不是靠强制力量贯彻的，而是通过道德主导的“和谐化”过程实现的，而其本意就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现实整体利益，所谓“家和万事兴”，所以从这个利益基础看，它也完全没必要使用强制的力量，和谐既是整合的手段，又是整合的最终目的。
家庭的整合本身是一个目的，但还有另外的目的，是为整个社会的整合提供一个起点，它还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扩展。在此意义上，家庭实际上是一个进行道德教育的学校，家庭作为一个最稳定的人际关系的场所，也必是最好的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家庭整合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出具有“仁”的精神的人，因为，因为整合的学问就是关系的学问，要从根本上处理好人际关系，就必须具备“仁”。而中国文化中道德和政治是一体的，所以家庭中的道德教育同时也就是政治教育，合格的家庭成员同时就是合格的国家成员。具备了“仁”，横向推广就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现横向整合；纵向推广就能够忠君报国，实现纵向整合。因此，家庭生活的道德伦理，实际上关系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纲常的维持，国家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家庭是一个缩小的国家，本质上是贯通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极力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伦理秩序，更不容许家庭实体的大规模瓦解，因为这样中央的政治文化力量就失去在底层得以有效贯彻的载体，也就彻底失去对社会整体局面的控制力，那么大一统的局面就难以继续维持。因为这个大一统是教化的大一统，如果教化瓦解和荒废掉，那么它也就面临瓦解。
所以，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应该作为历史来读，因为他从中国家庭的危机中窥见了中国政治的深刻危机，他认为家庭的危机和国家的危机具有同源性，中国的家庭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的预演。
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本质上也必定是一个需要教育维持的大一统的整体主义的秩序，在中国解散了稳定的公社和国有工厂组织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实际上也就彻底失去了贯彻于下层的有效载体，最多只能在官僚组织内部打转，今天的“先进性教育”正因此缺乏实质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稳定的公社和工厂，是一个稳定的人际（阶级）关系的场所，是一个小的整体，一个小的国家，所以也是最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教育的场所，可以用以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最终是利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整合，这是社会主义能够维持的致命环节。但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无疑被一些人完全误解甚至忽视了。
六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整体主义的，这个整体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和具体的，即整个会社的现实力量格局，中国的道德是基于现实社会关系来确定其价值内容的，这种价值源于整体利益，价值只能是整体的价值，而不是个人的价值，这种价值不需要过多的理论证明，而自有不可转移的整体利益格局为证，而且，脱离整体利益格局的纯粹理论论证本身就是有害无益的。中国的道德是在整体意义之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其意义不在于它对于个人的利害，而在于它的推行在宏观上对于整体的利害，这个宏观的整体效果是不可逃脱的，相对于个人的机缘，这个整体效果是不自由的。从这个不可逃脱的整体效果来反推个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也就具有一种别无选择性，那么，规定这种生活方式的道德也具有别无选择性，也是无可逃脱的。正因为无可逃脱，这才是天下之“大道”，逃得了个人，逃不了天下。这也是一种别无选择，所以又是“必由之道”。
这种道德是现实主义的，并且是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高度自觉。正因为“别无选择”，才具有了大一统的可能性。大一统不是强制的或专制主义的结果，而是基于整体利益的必然需要，只有大一统才能保证整体利益的实现。基于整体利益，这种大一统的道德就具有无可动摇的真理性，利益之所在就是真理之所在，整体利益的唯一性，决定了真理也是唯一的。相反，个人、集团的利益却是多样的，所以其“真理”也就是多元的。
也只有大一统的整体主义文化才具有普世价值，因为普世的价值源于普世的利益，而只有整体的利益才是普世的利益。所以，普世价值只存在于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中，而不在于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所以，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躲避西方“普世价值”的攻势，而应直截了当地以自己的普世价值展开反攻，在这场对决中，西方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七
因此，国家在中西文化中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在中国，国家是大一统的政教体系；而在西方，国家是分化的力量和利益的制衡体系。这正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深刻不同。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实质的中心价值，即所谓“中庸”，而西方文化则没有，是虚无主义的。更深的原因在于，价值是源于利益的，中国文化中有统一的整体利益，而西方文化则没有，只有分化的个人利益，在中国人看来，要维护这个统一的整体利益，就必须有统一的政治文化力量。而在西方人看，来要维护分化的个人利益，只能进行各种力量的互相制衡。
中国的国家是一个教化体系，西方的国家却是一个丛林体系。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秩序是可以在世界范围良性扩展的，能够形成天下体系，而西方文化的制衡秩序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只能带来各国间赤裸裸的力量对抗和利益争夺。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的生存方式是与世界的整体利益相容的，而西方的生存方式是与世界整体利益不相容的！
八
但是，中国必须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于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必须从古典形式转入现代形式。时代转换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改变又是肇端于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从外部的突然袭击，农业时代的家庭——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再能够维持，家庭不再作为稳定的最主要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因此不再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场合，不再能够承担政治道德的教化推行，于是传统形式的大一统秩序就失去了现实支撑，必然土崩瓦解，中华文化也必然礼崩乐坏。但是，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即它的强烈的普世意义在于：只要社会摆脱不了整体的危机，那么中华文化的整体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永远是现实所需要的，并且也是解决整体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这个文化“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中华文化的一种实现形式的崩溃绝不意味着其核心精神的死亡，相反由于这个核心精神的不死，这种文化必定要创造出更辉煌的新形式！实际上，拯救中国于近现代的深重危机的正是中国文化本身最强韧的整体主义精神，没有众志成城的集体（整体）主义精神，没有最广泛的民众大团结（大一统）的力量，中国决不可能从深重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而领导这一切的毛泽东，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做过极其激烈的批判，却又是从骨髓里最深刻地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以至他自己都未必完全自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本身也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它与中华文化的整体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契合，但当然又有着也许是更深刻的不同，正是这一点使两者的彼此与是非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混乱，而只有在今天回过头来才能够更清晰地看出来。
毛泽东关注的核心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且非常明白，要维护整体的利益就必须整合整体的力量，由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各阶层利益的严重分化和对立，那么此时，整合的起点就必须从底层民众开始，只有整合了民众的力量才能维护民众的利益，也才能有力量进一步整合整个中华民族。如何整合民众呢？最根本的要靠政治，政治是什么？就是自觉的整体主义意志，尤其对于共产党先锋队而言，要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诚意为人民利益服务，无论在军事斗争中、经济建设中、文化事业中，都必须将始终贯彻这个核心精神，所以，在毛泽东心中，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也是大一统的，而政治是这个大一统的核心，是这个大一统的领衔。这个政治的中心内容就是为人民服务，目的是人民利益。正因此，人民的整合决不是依靠强制的力量，而是通过真诚的思想政治的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即让人民明确知道自己的力量之所在和利益之所在，也即让人民“觉悟”，自觉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具体地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人民自己的大团结大合作就是人民的力量之所在，利益之所在！如此，就能自然地引导人民走向大团结，大合作，大整合！所以，毛泽东的体系也就是一个大一统的教化体系。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毛泽东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快速重组，在农村建立公社，在城市建立公有制工厂，在毛泽东看来，公社、工厂绝不仅仅是一个个单纯的生产单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工业化时代最主要的稳定的人际（阶级）关系的场合，所以也是最好的教育和训练人民的整体主义精神的场合，也就是最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教育的学校，也是贯彻他的大一统意志的必要载体，人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就能够时时处处地接受政治教育，时时处处地学习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学习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形成每一个基层单位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才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根本之所在。在毛泽东看来，公社、工厂就是一个个小型的国家，而整个国家的政治盛衰的奥秘实际上隐藏于此，正如他观《红楼梦》的感受。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容忍这些“小型国家”的瓦解，不可能容忍拆散公社搞“单干”，不可能容忍纯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因为这就意味着对大一统政治文化经济体系的瓦解，最终又要瓦解掉整个国家的整合，从根本上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九
大一统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仇视民主、自由，更不是邪恶意念的专制，而是一个日益分化复杂化的，因而难以控制和把握的社会，需要为自身的整体利益进行自觉的自我控制和把握，以避免走向巨大的灾难。大一统要塑造一种强有力的中心力量，中心价值，来控制和把握整体的运行及命运。妄想通过多种自由力量的互相制衡，通过非人格化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自动达到一个美妙境地，那纯粹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痴心妄想。自由民主的力量无极化，“看不见的手”的价值虚无化，只能放任整体局面走向凶险莫测。世界的前途绝不是在于多极化（何新认为这只能是“无极化”）和“民主化”，而在于整体主义的和谐的大一统，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使命之所在！中华文化要继续延续和发展，必要担当其拯救世界的使命，拯救世界就是拯救自己，这是别无选择，也是义不容辞，更是舍我其谁！
面对当今世界，中华文化无须有任何的自卑，而应该充满自信。我写此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试图以中华文化固有的整体主义精神整合中国的人心、利益和力量。无论是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完成国家的整合，其精神是与中华文化相通的。中华文化要复兴，就必须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与当代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接通，提取中华文化的核心政治意志和精神来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我们将发现中华文化有着何等强烈的现代精神和永恒价值，她永远是鲜活的，而绝不只是历史的遗物！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