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本思想是指福泽谕吉的思想，因为中国人对他陌生，为了引起国人对他重视，我冒昧的用日本名词指代他，请读者理解。当然福泽谕吉是当之无愧的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
为什么我喜欢阅读福泽谕吉的思想和文字？
福泽谕吉的思想是务实的，但是这种务实有精神信仰的核心和气质，而且这种精神信仰实实在在，清晰可见，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有你愿意，就唾手可得。
这种信仰不是对你提出很高的要求，成为一个圣人，而是非常朴素的耳提面命，帮助每个人发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就是人人都具有的精神独立尊严的人生价值，实现这种人生价值，是以尊重他人的平等独立价值为先决条件。
相反你用不平等的价值观对待世界，世界也会对你不公平，你奴役他人，你自己就会被他人奴役，任何人不能逃脱这个命运。
上述人生独立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作了重点论证。
日本的传统文化主要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当然不能把中日两国的儒家文化简单等同）。福泽谕吉是通过儒者和西方两种文化比较，而旗帜鲜明的称赞西方的独立自由人生价值观。
这种文化比较，福泽谕吉分析的十分具体详尽，并且突出重点，生动新鲜，让人感同身受，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福泽谕吉对日本儒者文化劣势的刻画和批判，尤其令人难忘。
对比鲁迅，鲁迅思想虽然充满对旧文化的愤怒，但是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为出一口恶气？最终结果确实基本如此。
而福泽谕吉对儒者文化无情彻底的批判，大大的早于鲁迅，但是福泽谕吉的目的十分清楚，因为他发现了一种更加优秀的文化，他对旧文化的批判，只是要唤醒社会，号召他们去学习一种更加优秀的新文化。
换一种角度，如若没有发现更优秀的文化，就不存在这种文化选择的机会，福泽谕吉就不可能历史性的去批判日本传统文化，也无从发现旧文化的根本弊端，更不可能企图去改变它。
这种原因，使福泽谕吉的思想理性十足，他并不埋怨和嫌恶旧文化，更不辱骂旧文化，而是把日本文化的新陈代谢看作是一个自然必须的过程。
福泽谕吉把“权力偏重”的价值观看作是日本儒者文化的主要弊端。所谓“权力偏重”，就是指不平等的文化价值。
福泽谕吉笔下的日本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很像。
福泽谕吉说，日本传统文化的专制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但是日本人又反受其害，他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指出，日本古代的学者推动了专制，自己却没有掌握专制的权力，即老师教会了学生专制的权术，但老师却没有权力，他的原文是这样的：
“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
福泽谕吉分析中西文化区别，一针见血，以后笔者会重点介绍。
读者有兴趣还可以对比胡适和钱穆，钱穆很是令人惊异，他竟然否定中国古代文化是专制性质，而认为它是民主的。通过与中国思想家的对比，才体会到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认识的杰出。
福泽谕吉全部思想紧紧的围绕人的精神独立价值来展开，他描述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各方面重大表现，无不是用精神的独立性的坐标作为审判标准。
最值得一提，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不平等的传统，即权力偏重文化，不是少数统治人物造成的，而是日本整个国民的一种精神。
对此，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通过两种文化比较，用生动比喻和事例作了大视角的说明，他写道：
“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象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
可是，我们日本的情形，就与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比虽有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体。即或镕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现出本色。这好比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现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银货币一样。这就叫作偏重。
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或者因为卑怯而误事，或者因为过激而出乱子，这种事例从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偏重的祸害，有权者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
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
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愤恨政府的专制，就是责难人民的放肆。
但若详细观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国有千百个天平，不论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于一方，失去了平衡。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引起学者的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无非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议论也就多半偏于这一方面。
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谈谈偏重问题。哪里有男女的关系，哪里就有男女权力的偏重，哪里有父子的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的偏重，在兄弟的关系上是这样，长幼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家庭间如此，社会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如师徒、主仆、贫富、贵贱、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这一切上面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
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象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唤村长谈话时，态度傲慢无礼令人厌恶，但是这些小吏在长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怜亦复可笑。村长受到小吏的无理叱责，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里无理叱责村民，又极可恶。甲受乙的压迫，乙受丙的压迫，压迫欺凌循环不已，这也可以说是一奇观。
现在的情况好像只有政府是有权者。但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有权，就能得到比较细致的结论。
政府本来是人民相聚处理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称之为君主或称之为官吏。而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当 权的 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习惯，但实际办事的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一旦进入政府，并不会立即改变其生来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权的，也不过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罢了。
例如，在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贱民充任政府要职的事，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只是因袭过去，充其量也不过作得比较巧妙些罢了。所谓巧妙，是指弄权方面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压人民，使人民畏惧。如果让这种人处在民间，他们的作风也是一样，让他们留在乡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这种作风，总之，这是我国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
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
专权就是有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要迷醉于权力，进而滥用职权。
就一般人来说，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旦参加了政府，就立刻学会弄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
以上我不得不大段引述福泽谕吉的文字，因为我感到讲的太好了，现代性思考中国文化的中国著名思想家，与他同时代或者在他身后的，他们对专制文化影响的认识都远不如他；三十年前我就阅读了他的思想，但是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一个现代中国学者赶上他的东方文化的思想认识水平。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看法。
福泽谕吉的思想，好就好在他抓住了旧文化最普遍和本质的认识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
相比之下，胡适的文化立场，主要欣赏老子无为无不为思想，甚至认为老子的思想包含有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判断，价值至多是文化认识的旁门左道，但是却根本丢掉了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认识对象，即人伦关系，比如三纲五常。
其次，福泽谕吉是真实的抓住了这种普遍性，即儒家文化实践中的权力偏重性。
与之相比，钱穆举例中国官僚都是通过公平的考试来自民间，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是民主制，钱穆虽然也抓住了中国官僚政治文化普遍性的核心意义，但是他对官僚政治民主性的认识，是根本没有真实性的。
再其次，福泽谕吉是以理性的态度，反省和批判具有普遍国民性的旧文化，而不把它看作是少数人意志的恶作剧。
相比之下，鲁迅虽然也认为旧文化具有国民性，但是他的批判矛头，却是始终不放过少数统治者，特别是文化的“始作俑者”。
以上与中国文化思想家稍作比较，可见福泽谕吉貌似朴实思想和平易近人的语言，其实是创造了东方文化认识的一个思想高峰。
福泽谕吉揭露了旧文化弊端的国民性，这具有什么意义？
说明了民族文化的敌人就存在于自己身上，如果说日本有文化的敌人，这个敌人首先是自己，而不要去迁怒他人。
日本在实现文化历史性进步的同时又保持了社会文化的和谐，这是为什么？福泽谕吉文化国民性的分析不是这种成功的重要思想保障吗？因为正是这种分析，使日本文化的社会对立情绪被釜底抽薪。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儒家旧文化思想的囚徒困境，儒家文化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福泽谕吉揭露出来的儒家权力偏重的文化属性，不解决权力偏重，永远会大量自发的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防不胜防。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改变和取缔权力偏重的文化。
下梁歪的源头是上梁不正，那么上梁不正的源头是什么？福泽谕吉指出，是源于比上梁多很多的普遍存在的下梁，因此矛盾的源头在社会的普遍层面，上面矛盾的爆发，就如同一个人生病，是因为全身失去了免疫能力，因此健康的决定因素是提高免疫力，对于社会文化来说，不能只是唯上思考，文化的上层只是结果，而下层才有决定性。
福泽谕吉就是这样细致的思想推敲，倡导社会每个人去自我认识权力偏重文化的弊端，它的时代落后性，和被淘汰的必要性，从而传递给日本人民新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文化。
福泽谕吉通过他的杰出思想，他与日本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为改变日本传统文化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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