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中国政治形态探讨
——给老同学的信（8）
老同学：你好！上封信我说了中国两千年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皇帝官僚专制社会。现在探讨皇帝官僚专制政治的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同志写了一本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这本书中王亚南同志，并没有把两千年的社会，叫做皇帝官僚专制政治，但是在我看来，这里论证的就是皇帝官僚专制政治。
1，官僚专制的发展
在我们今日看来，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为过了时的落后的东西，但在以往，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他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七十页）。
美国以前官吏进退，随政党为转移，故称此种官制为分赃制，则因交代频繁，极易造成互不负责的脱节现象。如采行专家制，重视官吏专门经验，则又因他们长期专司其职，往往造成特殊积习，容易伴生种种官场流弊。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就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在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做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我们且从以前不能产生官僚政治的社会或国家说起。希腊的奴隶国家。如在雅典，那是由十个部落选出的五百议员所组成的协议会来统治，它服从那每一个公民都有出席权与投票权的民会的决议。担任官职的权利，扩充到无产劳动者以外的一切国民。罗马由它开始建国到以后扩大领土的千余年的长期岁月中，其政治生命史几乎一半是受共和政府统治。罗马共和国的官吏，任期只有一年，且向不连任。后来临到帝政时代，虽然如许多历史家所说，罗马皇帝们因受东方专制政治的影响，便扮演起 东方专制 君主的角色：颁布法律，征收赋税和任命一切官吏。但是，后来并没有形成与它相配适的官僚政治。其中原因，不尽是由于专制主义是东方的产物，西方人气质与此不合，而是由于野蛮的日耳曼人已经侵袭进来，打断了原有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致。
中世纪的封建王国，是由僧侣、贵族行使统治的，它是教会，同时又是国家。在形式上，封建的阶级组织，由最高级的教皇、皇帝、 国王或 君主到公爵、主教、僧院长、子爵、男爵和小领主，以至最下级的骑士或侍从，俨然是一个颇有层序的金字塔。但因为豁免权及其他的惯例，这每一个单位，差不多都形成为一个准独立的政治体，它的属地或地产，不受国王管辖；大小贵族或僧侣却分别担任着治理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自然是无法产生的。
到了中世纪末期，在上述的封建基地上逐渐成长起了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国家在开始时都采取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为什么都要采取这种政治形态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国王（或最大的诸侯）把以前分别把持在贵族、僧侣手中的赋税、战争、公益、裁判等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了。可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政务，他不能样样自己去做，他就更非委托或命令一批人去做不可了。在这种情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专制主义政体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在它下面，被看做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还不会当做它的对立物而成长起来；同时，被看做僧侣、贵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亦并不会随着专制政体出现而根本受到否定。如是，所谓官僚，就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过来的。
法国的封建势力，革命爆发前，贵族人数有十四万，约分三万家当时贵族计分三类，即宫廷贵族、职官贵族和乡村贵族。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不是国王或专制君主的仆役，而是通过宪法、通过选举、通过国会，变为人民、至少是变为商工市民阶级的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
对应着专制政治的经济形态，就是商业资本，就是重商政策。商工业经济，到了一定限度就感到专制主义对于它的束缚与妨碍，它的逐渐伸展起来的实力，更一步步地迫使专制主义者向它就范、向它寻求妥协的途径。到了这种场合，知趣点与它讲求妥协的，就出现了像英国型的“光荣革命”，不知趣不肯与它讲求妥协的，就出现了法国型的大革命。其结果大体总不外伸张民权或市民权而剥夺王权，使国会成为法律的主权者，使人民或选举团体成为政治的主权者。这样一来，官僚或一般行政人员就要完全改变他们的性能，他们不再对国王负责，不再把国王的言语看做命令，他们要对国会、对人民负责了。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变化一经形成，国家的政治权力就不是全把握在官僚手里，官僚也不可能任意侵夺普通公民的权力。
2，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那末，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一切尚逗留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还不免在为这种政治支配形态所苦恼；
英国从一五零零年起就已确实变为一个民族的君主国家。它的旧时封建体制已经在开始崩溃，君权在开始扩张，过渡性的专制政体在开始形成。国王在他的王国内力求争取一个地位，替他的全体臣民立法并由他自己的官吏直接对臣民施行法律。这就是说，立法权是国王的，行政权却全落到官僚手中了，官僚政治就这样起了配合专制政体的要求。自此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年，官吏的任用，完全操在当权者私人手中；鬻官卖爵的事，也是层出不穷。政府的职位，甚至可以预约。特别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官吏贿赂公行，为人所共知。法官对于释放罪犯有固定的价格。即使在十七世纪，联合王国的行政仍是极端腐败。
到詹姆士的儿子查理一世（一六二五——一六四九年）继位，议会更利用查理所遭遇的财政困境，一方面给予他以支援，同时却从他取得下列允许：不得议会同意不课捐税，不在私人住宅中驻扎军队，不在和平时期宣布戒严令，不得任意下令拘捕人民。这几种基本的立法权取得了，英国议会政治就把它的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冲淡了。英国比较修明的政治出现了。其原因是：“……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想力图间接地从中得到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一六八九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卷，第三九三页）
这样，“新的土地贵族，又和新的财阀，刚刚孵生出来的大金融业者和当时还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制造业者，是自然的盟友”，他们自一六八九年成就了“光荣革命”这一政治买卖以后，就在国家的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确立起他们的支配权，对于国有地，对于对外贸易公司，对于信用机关，通能“协作地”从事掠夺和僭有。“英国的资产阶级和瑞典的市民在处理自己的利益时是做得一样正确。” （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七九九页）
法国官僚系统为了剪除旧来贵族给予他们的政治阻碍，在路易十四时代就设计出了一个让贵族自行糜烂、自行腐化的奢侈豪华的凡尔赛宫。法国贵族可以用金钱购买，议员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把贵族、议员的头衔一买到手，就想以拥护统治特权、反对任何改革来一本万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价。极有启迪警觉性的伟大启蒙运动并不足以清除这般贵族官僚的昏顽，到头来只有让大革命去作无情的清算了。
德国的专制君主，虽不像英国国王那样，说“国王出自上帝”，也不像法国国王那样，说“朕即国家”，而只是较谦抑地说“皇帝不是专制的主人，但只是国家的第一个臣仆”（腓特烈大帝语），语言的表现，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落后而被四周强邻所宰割威胁的德国，为了对付外侮，终不能不在国内各邦领间、在社会阶级间采行较妥协的姿态；而资产阶级力量之不易培成，更促使那种妥协受着一种绝对主义的领导。因此，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德国还是处于“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资本论》，
俄国直到彼得大帝（1682—1725）同叶卡捷林娜（1762—1796）才把专制统治奠立起来。全国带有原始性的自治政府都分别被铲除，而任用与皇帝有亲近关系的人管理全国的行政。看来这是层次分明的官制，实行起来，照俄国自己描述的，却是下面这样：“无论如何小的官吏，甚至一个管理沙皇的鞋子的官吏，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破坏政府的命令。”“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政府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很小的一个问题，故意咬文嚼字终久得不到最后解决。机关虽多，办事迟缓，……视人民如马，因而发生强夺、利诱、贿赂、藐视国法、狡猾、欺诈的现象。”（以上参见库斯聂著《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高译本，第二册，第五零零——五一二页）帝俄官僚政治的上述弊病，显然是直延到十月革命才根本铲除了的。俄国每经对外战争失败以后，就藉改革内政、特别是解放农奴来平抑全国人民对于它那种腐败暴虐统治的责难与怨愤。但农村传统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国民经济或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无法抬起头来，它所施行的立宪步骤比德国还要不彻底得多。
由上面的例解，我们不仅明瞭：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还知道：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而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反之，一切当然是另一个形相。我们最好在这种推论下，简论到美国的官僚政治。
美国后来的官制，其所以采取所谓大家都有机会参政的短期轮换的分赃制，就是鉴于殖民地时代的英国官吏过于腐败、专擅，想借此来限制官吏的不法活动。但美国官吏不法活动的受到限制，或者，当做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在美国的不易出现，却有它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市民的民主政治在美国比较能实行得彻底。即“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卷，第三九八页） 美国是否永不会发生官僚把持政府权力的那种官僚政治呢？美国如其一步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或独占资本垄断之路，它的政治将不可避免的要极权化、官僚主义化。德意型的独裁的官僚政治就是例证。
在资本主义末期或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独裁统治，乃因前此的议会政治、选举方式，以及其他有关民主自由的社会秩序，已不适于或不利于金融寡头独占局面，于是各国就照应其各别的历史条件，采取新的行政形式和方法，那在意大利称为法西斯政权，而在德国则称为纳粹政权。因为这种统治或宰制的对象，是几世纪来在自由民主号召乃至实际活动中觉醒过来了的、已经部分的取得了政治权力的生产劳动大众和有识的中等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内部除了金融寡头或独占集团以外的其他有产分子，于是这种统治就特别需要制造一套等级主义、全体主义的哲学，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为、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组织，把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国劳动大众，任意编组在他们所设计出来便于宰制驱使的社会政治框架中，于是，这种统治的执行者——法西斯党徒、国社党徒——就比之专制时代的官僚集团，还要采取更横暴更无顾忌的姿态。贪污、欺骗、敲诈、结党营私、舞弊，那是太寻常了。公开的劫掠、对于人身自由的任意蹂躏，关进集中营，进行集体屠杀，已成为这种统治的必要手段了。
3，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中国的官僚政治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
（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延续性。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那个历史阶段是由官吏支配农民，是施行官僚政治。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力的转移。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同式政治形态的重复，在有些人看来是“循环” ，而在其他较深刻的历史学家看来则是“没有时间”，“没有历史”（如黑格尔称中国为“空间的国家”）。
包容性，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是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再次，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在中国却不同，中国文化中的这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 （谭复生语），无非谓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龚定盦语）。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 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
贯彻性。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
这样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态，应当只有站在统治地位或帮忙统治阶级的人才特别欣赏，而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该是如何想法呢？我们固有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由圣贤讲得那样“高深”，下民如何体会得到；讲得那样“崇高”，下民且无体会之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为实现那种政治理想的补充物。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农民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到统治者为他们编制的一套有利于统治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期待无非是沿着“贤人政治”，或西人所谓“圣贤统治”希望出现“真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而现实，往往总是给他们那种期望以无情的打击，除了严刑峻法会教他们恭顺外，还有纲常教化以及其他与“治道”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习惯，乃至命运哲学都可以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结果，“ 明 君贤臣”的政治场面，固然要“顺民”维持，而“ 暴 君污吏”的政治场面，尤须“顺民”忍耐。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力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
不仅如此，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亦可以变为布衣的事例，并不会把官吏与农民间的社会鸿沟填平。而“从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会事象视为当然，而不论它们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和不忍见。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收拾残局，重整山河；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4，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说专制官僚政治是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
人们以以下理由说明中国官僚政治的基础：
第一，以水来说明。把治水或讲求水利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关联起来，
第二，以“外敌”来说明。这个官僚制度，是因为实行密度灌溉经济的必要，指导这经济的必要，和一方面组织抵抗游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游牧人为农夫的必要而产生的”。
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君主集权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这些人便是士”。
他们并不是经济基础，极而言之，它们不过是在更基本的动因上演着副次作用罢了。
秦始皇及其以后的许多专制王朝，不把领土领民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汉代在初期亦曾分封诸子功臣，但不仅所行范围甚狭，且在景武之世已逐渐消除了），而是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似与周代大有区别。而秦代及其以后王朝的帝王，则把那些形式上较自由的农奴或农民的劳动剩余主要以赋税形式收归己有，然后再由俸给的形式，“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而我们也是容易由秦代专制官僚政治实现的过程来明确予以证实的。
史载“秦则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 “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疑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
5，官僚体制的形成
大体而论，官制包括三个门类：其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其二是官吏权责的分划；其三是官吏任用的程序。
关于官吏的任用，在官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且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世卿世官之制既废，官吏的产生一定要有一些举官的方法。秦代相沿有三个举官方法：一是荐举，如魏冉举白起为太尉，范雎任郑安平为将；一是辟除，依秦制，内而公卿，外而守令掾属，皆自辟除，如吕不韦辟李斯为郎；一是征召，士有负盛名的，皇帝可征召拔用，如叔孙通以文学被征。但无论荐举也好，辟除也好，征召也好，都得有个标准。不错，财产、德行、学问、能力，曾在当时分别当做诠衡标准。但其中除较有客观性的财产一项，极易引起不平流弊外，其余如德行，如学问，甚至如与德行、学问有关的能力，似都需要一个最后的公认的准绳，以资鉴别，而且鉴别的方式，亦大费斟酌。秦代创制伊始，对于这方面的历练自嫌不够，换言之，用什么目的去训练士大夫，用什么方法去笼络或收买士大夫，它是没有经验的。几经汉代君臣的揣摩与深思远虑，作为人才鉴别准绳的儒家学说被崇尚了，其后中经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其端绪的科举制，鉴别的有效方法亦被发现了。在这种创造并选用官吏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官僚制度才逐渐达到完密境地，而如我们将在后面说明的，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6，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这已经很明显的表现为一个法则。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被把握着：那第一，将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逐渐取得合理的依据；第二，将藉此继续制造出或生产出维护那种占有的动力；第三，将用以缓和或团结同一支配阶级内部的分离力量。“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威权：老子主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便于专制。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 巩固 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帝王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苏渊雷：《孔学判摄》，
“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稍微仔细分析起来，就知道它备有以这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
（一）天道观念；
（二）大一统观念；
（三）纲常教义。
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
“替天行道” 可是替天行道的事过于繁重，天子一个人做不了，要大大小小的官吏在一种政治组织下来代他或帮同他处理，结局，单是把帝王或天子的存在地位神秘化了、神圣化了还不够，必得使他的官吏们，使他们大家所由进行统治的政治秩序，也都取得一种“玄之又玄”的或“先天的”存在依据才行。
大一统主义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统的江山”或“一统的政治”未曾实现，就称为“创业未半”，已实现而后为人割裂，就称为“偏安”。每到一个朝代末期，群雄并起，互相厮杀，直到最后有力有势者，混一宇内，才使那些为人忙着打天下的老百姓，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真命天子”出现了，儒家“大一统”的理想，又实现一回。
就纲常教义来说。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是出于强夺，抑是由于篡窃，他一登大宝，总不会忘记提出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藉以防阻他臣下的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愈大，要使宇内道一风同、心悦诚服就愈感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朝 武帝 君臣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之教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
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但我们应当明了，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的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顺。
家族政治有一种联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一人成佛，鸡犬皆仙”，“满门有庆”；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其结果，父劝其子，妻励其夫，无非是要大家安于现状，在现状中求“长进”，求安富尊荣。而天下就因此“太平”了。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荀子》王制篇）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教义，就成功为“三位一体”了。
荀卿，他目睹当时社会的实际变化，知道恢复旧有封建秩序没有可能，知道天命说、性养说、礼治说都不大靠得住，于是他认定封建体制须予以改造，应崇功利，尚干涉，以刑法 巩固 君权。到了他的两大弟子韩非与李斯，更变本加厉，专为刑名法术是尚，韩非想用严刑峻法去造成有权有势的绝对专制主义，而李斯则实行制定严刑峻法以体现那种绝对专制主义。
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自孔子学说被汉 武帝 君臣定为正宗正统以后，在实质上，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7，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在那种社会中，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剥削榨取深度，同时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于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中国秦代以后，每个王朝在田制税法上就进行着各种各色的斗争。大约在每个朝代之末，都有被支配阶级的农民起来要求改变土地的分配关系并反抗租税,。门阀或强豪对赋税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央经济权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离心局面的造成。
曾分别由政府统制土地分配的种种田制税法，如曹魏的屯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寓有向豪强争夺土地、劳力的深意。唐代统治者体验到维持统治的最安稳最聪明办法：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调体制而出现的所谓杨炎两税法。
我们在这里所当注意的，却不是它在实行当时的利弊与是非，而宁是它对于整个官僚社会之存续与发扬上的促进作用。首先，两税法在税制本身上比前此系统化了的租庸调简单多了。其次，两税法“不问主客，以居者为簿，不问丁中，以贫富为差”的规定，至少在形式上是合乎赋税平等负担的原则的。又其次，两税法的建立，一方面虽确定以资产为课税对象，予兼并侵夺者以打击，同时却又无异默认兼并侵夺的结果，而由是为大土地所有或庄园开一方便之门，
8，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九品官人制创行于曹魏，乃由秦汉所施行的郡国举荐方式转化而来。汉代选用人材途径，在中央有征召，在相国等机关有辟除，左郡国还得定期举荐。选贤与能，原是各种选举方式的共同目标。而贤能的鉴别，又是它们的共同困难。然在世家、望族以及与其结托的门生、故吏等等特殊社会关系尚未显著发展以前，其困难还不过是选举客观标准的不易确定，真才不易发现，植党营私、钻营奔竞的流弊无法避免；而等到长期的官僚统治，把一批官做大了也做久了的那些人或他们的后裔，逐渐依靠种种社会经济便利造成特权势力者的时候，他们无论在中央乃至在郡国就会隐然成为必须征召举荐的对象。
在整个专制官僚统治上，自然会发生许多不利的影响
首先，在专制官僚社会，原来是用刑赏为维持统治的两大利器。专制帝王对臣下的权威和臣下对于他的服从，完全是靠着这两个把柄。
其次，选贤任能是官僚政治的口号，“能者在位，贤者在职”的理想的实现程度，确也能测定那种政治场面的休咎与吉凶。但所谓贤者与能者，并不是在政治过程以外“预定生产”出来的，他们必得是在有所劝勉，有所警惕的政治环境下，居安思危和励图上进的结果。
最后，官僚社会的融通性或韧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让一般所谓“下品”或“寒人”，也有上达的展望，而当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文化传播接触较为频繁，有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场合，更须把封锁的仕途开放一些，藉以冲淡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更须把统制思想与统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与治化的统一功能。
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忠诚。士之“可鄙”与否，满可不问，官僚的统治，却显然由此注入了“新血液”。可是，在那些考试不第，而又请托不遂的人士，尽管脑子里充满了“纲常名教”，不得“犯上作乱”，但一有发洩不平的机会，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一个把专制君主顶在头上，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官僚社会，它如何能允许真正选贤任能的考试制度！它又如何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专制君主及其大臣们施行统治，没有用人的特殊权力，没有任意拔擢人的特殊权力，就根本无法取得臣下的拥戴。
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如其说，它对于前一目的的达成，过于有限，但对于后一更大目的的成就，就确不算小了：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中国士宦的政治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联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抑是“穷则独善其身”地武断乡曲，始终在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老同学，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有关亚细亚所有制、中国不是封建社会、皇帝官僚专制政治的大概材料简单地梳理出来了。这就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为什么要从真实的历史上下功夫呢？是因为，无论世界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即将灭亡的地步或者阶段，下一步人类的历史如何发展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探讨人类的自然的生存方式就是研究的方向！这个方向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把马克思的具体的理论（不是抽象的什么原理）和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切实的、不容歪曲的联系在一起，就能够找到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而且我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农业上的集体所有制，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
劳动者201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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