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批林批孔让这位明朝名人更有名 -

李克勤（jixuie）题记：批林批孔时期，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历史名人，其中就有那位明朝的李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李贽是被当作尊法反儒的英雄，加以推崇，他的著作被划归“法家”。如今很多人对批林批孔存有疑虑，对批林还可以理解，但对批孔十分不理解。批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后来新中国在1970年代又有一次批林批孔运动。到底能不能批孔？这是一个不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关键要从不同角度认识一下孔子。李贽批历代文人盲从恶习的文章《题孔子像芝佛院》，今天对我们认识为什么批孔，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批林批孔的必要性再认识

如今很多人对批林批孔存有疑虑，对批林还可以理解，但对批孔十分不理解。批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后来新中国在1970年代又有一次批林批孔运动。到底能不能批孔？这是一个不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关键要从不同角度认识一下孔子。

学者李幼蒸提出了一个观点——两个对立的“孔子”：
作为《论语》百分之80内容文本之的孔子，和作为汉代儒教教主的孔子，根本是“两个人”。国人两千年来对此混淆不清。在国学研究现代化时期，我们首先应当把作为仁学理念创造者的孔子，和作为封建专制王朝意识形态神话之象征的孔子，严加区别。前者相通于人类普适人本主义伦理学，后者相通于特定历史过程中的封建统治技术。不仅“孔子”人名，而且许多其它儒学观念名词，都是涵义歧异的，甚至是自我对立的。生于今日太空时代的儒学研究者，能够满足于再照抄前科学时代的词语系统来进行思考吗？孔曰“察其所安”。察动机之安于何处，为仁者首要之务。今日首应深察：何谓孔子？符号学，就是辨语义含混之技术学。由于两千年来“孔子”主要被儒教当做护佑帝业的人形神祉，孔子其名的意思遂极其含混。因此，用“仁学”比用“儒学”准确些；用《论语》又比用“仁学”准确些。简言之，我们说的孔子不是作为儒教教主的孔子，而是作为仁学倡导者和《论语》的孔子。《论语》和《五经》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先秦君子个人的伦理动机学，后者是后秦历史过程中的帝王道德说教。

从批孔的历史看，主要批的就是李幼蒸讲的“作为封建专制王朝意识形态神话之象征的孔子”。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讲过这样的两段十分有名的话：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了解历史，包括历史中的孔子，从而注意哪些人，为什么那么尊崇孔子，同时也注意哪些人，为什么要批孔，也许这就更明白一些事情了。

二、李贽何许人也？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毛主席对叶剑英元帅的评价：“诸葛一生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引用的话就是出自李贽。

李贽于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南门外。原名叫林载贽，因家族泉州清源瀛洲林李同宗两姓分派的缘故，效曾祖父从本姓改为李姓，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同“厚”）讳，取名贽。李贽一生曾用过的名号众多，还有笃吾、百居士、宏父、思斋、龙湖叟、秃翁等。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关于李贽青少年时候的治学情况，《李氏文集卷一一易因小序》有如下记述：“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然好易，岁取易读之。”

可见李贽小时候也是饱读经书的，这是他以后批判经书的前提，这也是古今中外那些有真学问的真学者的共同特征。

李贽还不仅如此，他的反叛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批判性思维十分出众。

李贽有过20多年的宦游生活，他深感受人管束之苦。

他这样总结多年居官生活处处与上司抵触的情况：“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

这种抵触，实质上是李贽的反封建思想的实践。

他解官以后，并不回乡，携妻女往湖北黄安依耿定理。自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李贽就是当和尚也会别具一格。

万历16年（1588年）夏天，李贽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

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

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他喜爱清洁成癖，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衿裾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双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有意思的是这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得到大众的认可，李贽火了！

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很值得研究。

三、李贽批历代文人盲从恶习：《题孔子像芝佛院》

中国的应试教育是有渊源的，历代培养了大批盲从的文人。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向这样的恶习开战的勇士，但是他们往往都是势单力薄，不是被搞得同流合污，就是被除掉。李贽属于后者。他的《题孔子像芝佛院》，旗帜鲜明向文人盲从的恶习开炮，有理有据。

《题孔子像芝佛院》是选自《续焚书》卷四中的一段，原文：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李贽的意思可这样理解：
　　人们都以为孔子是大圣人，我也以为他是大圣人；人们都把道教、佛教当作异端邪说，我也认为它们是异端邪说。人们并非真正懂得什么是大圣和异端，只是将在父母老师那里听到的教导作为成熟的看法而已；父母和老师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大圣和异端，只是将在儒家前辈那里听到的教导作为成熟的看法而已；儒家前辈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大圣和异端，只是因为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人们这么说“圣人的境界我达不到”，是站在谦虚角度说的。人们说“打击异端邪说”，一定是指的道教和佛教。
　　儒家前辈通过主观猜测这么说，父母老师沿袭他们的教导也这么说，后生糊里糊涂的接受。众口一词，就不能打破了；上千年都一律这么做，人们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了。不说“学生们诵读他（孔子）的话”，而说“已经懂得了他”；不说“把自己不知道的强说成自己知道”，而说“知道就是知道”。到了现在，就算有明眼人，也打破不了这个风气了。
　　我是什么人，敢说自己是明眼人？我也跟大家一样。既跟随众人认为孔子是大圣人，也跟随众人学习他，这就是我跟随众人在芝佛院学习孔子的学说的缘故。

李贽揭示的历史景象，难道不是事实吗？

四、李贽的第二故乡麻城1927年爆发黄麻起义[2011-06-18 14:02]

了解品味李贽的魅力，当然是读他的文章了，同时也要了解他行文的时代背景。他写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痛批文人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恶习。

而李贽写这篇文章的地点就是在湖北麻城，正是在这里爆发过黄麻起义。1927年11月由中共鄂东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发动的起义。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大别山地区举行的首次武装斗争。可见李贽的反叛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在麻城是有影响的。

1552年，李贽26岁中举，历任河南辉县教谕、北京国子监博士、云南姚安知府。

万历12年（1584）十月，李贽从黄安移居麻城，因无馆住宿而返。第二年三月才定居于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龙潭距城三十里，一般人不易走到。他从此安静地读书著作，与一二相知者讲学。

移居麻城的时候，李贽将妻女送回福建，自己孑身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

这里介绍一下芝佛书院，原称“芝佛院”，是李贽好友、麻城一名僧修建的寺庙。龙潭湖旁有钓鱼台，钓鱼台上建有“寒碧楼”。这些都是李贽寓居麻城著书讲学、生活休息的地方。

其实，芝佛书院仅是私人佛堂，但规模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厢房，还有僧人宿舍和客人招待所。从公元1588至1600年，李贽寓居龙潭著书讲学前后达12年。

他在此著述立说，传经布道，提出了许多进步思想，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讨。他潜心研究儒、佛、道学，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

李贽成为我国历史上反对封建桎梏、崇尚人性自由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对许多小说、戏剧如《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进行了点评，影响深远。

李贽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人人平等，反对封建礼教，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李贽倡导绝假还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

李贽充分展示了民本思想和人生态度，向几千年的封建权威发起挑战，猛烈抨击了宋明程朱理学，显示了他逆潮流而动，追求光明自由的大无畏精神。

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李贽的言行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惊慌和仇视。他们以“异端思想”、“乱道行为”、“惑世言论”等罪名对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最终，李贽被逐出麻城，在通州逮捕入狱。1602年，李贽乘狱吏为其理发不备，夺过剃刀割喉，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封建卫道士表示了不屈的抗争。

麻城是李贽的第二故乡，甚至是他选择的身后地。李贽为麻城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积淀。他的纯真品德，丰富的学识，求实的精神和生动的讲学，致使龙潭芝佛书院名声大振，各地求学者络绎不绝。在他的影响下，黄梅汪可受、“公安三袁”、红安耿定理、麻城周思久、梅国桢、杨定见等学者经常慕名而来；在鼎盛时期，芝佛书院有僧人40余人，门徒众多，香火不断。麻城崇文重教之风盛行，著书讲学之士不断，一度成为晚明社会的文化中心之一。

因其声名，使芝佛书院、钓鱼台成为麻城著名的风景名胜；因为他的言行和著述广受民众欢迎，使麻城之名得以传扬；更重要的是，他的革命思想在麻城影响深远，自明朝之后均有麻城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奋起反抗，追求民主自由，使麻城这方热土声名卓著。

1927年11月13日，中国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三万余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在党的“八七” 会议精神指引下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攻打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正式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史称“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是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开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序幕，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此，这一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连绵不断，直至全国解放。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留下的革命力量重建红二十五军，坚持战斗在大别山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组的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游击队、便衣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是新四军第五师开展抗日游击的主要区域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主要立足地。　　

黄麻起义及其后的革命斗争，开辟了一块坚实的革命基地。黄麻起义奠定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初始基础，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起点。

黄麻起义及其后的革命斗争，造就了一大批杰出革命人才。其中从黄麻起义走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4位，开国将军25位（含大将2位、上将6位、中将6位、少将11位）；而作为黄麻起义策源地的红安县，则不仅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而且产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共和国主席和61位将军（其中上将8名、中将10名、少将43名），捐躯的革命群众10多万，牺牲的有记载的烈士2.2万，因而是全国第一“将军县”和着名“烈士县”。　　

黄麻起义不仅用鲜血和生命燃起了大别山工农武装革命的烽火，也在起义及其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麻起义革命精神。这就是：紧跟党走，信念坚定；不畏强敌，拼搏图存；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五、结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李贽是被当作尊法反儒的英雄，加以推崇，他的著作被划归“法家”。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

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我们对于当年的那场批林批孔运动，决不能简单化理解。通过认识那位明朝名人李贽，读他的《题孔子像芝佛院》，也许会进一步认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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