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立足当前，十分关注“儒”的现状，他的学生韩非子也立足当前，十分关注“儒”的现状，他们有何联系与区别？
荀子在《儒效》篇中说：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士大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
这个划分，把各级官吏都纳入“儒”的行列，乃至把天子与三公也纳入了“儒”的行列，这于一般的理解有异。一般只把“士”，也就是“智识阶层”，理解为“儒”，至于做到“天子三公诸侯士大夫”的，那已上升为“官”，高于“白身”的“智识阶层”了。以科举时代来说，一直到考上进士，也只能算是“儒”，虽然已经到了为官的临界点，但毕竟官袍尚未加身。直到授任为官吏，乌纱帽戴到头上，官俸到手,人们看他，于是就由“儒”而“官”，眼前一亮，认为他已经是高于一般“儒”的了。如果有一“儒”尽管岁数不小，终究没有做官，就要称他为“寒儒”，蒲松龄就有这个味道，于是无聊得写起鬼怪狐仙的故事来。
也许，荀子只是指出，“天子三公诸侯士大夫”，都是受过“儒学”教诲的，都是读过古代圣贤之书的，与一般无知无识的民众是自然地区别开来的。更重要的在于,“儒”与“帝王”事业、与官场紧密相联，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自然存在的现实。所以，后来往往以“士大夫”一词统称“儒”，这倒是明察了这之间的关系，此词对于官、对于尚未为官而可能为官的、对于暂时或永远从官上退下来的人们，都适用。韩愈的《师说》写道：“巫医药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就是以“士大夫”一词来大体区分人群，很符合荀子的划分，而且韩愈这个“之族”二字，加得准确，包括了这一大类的人。
不过，后来等着做官的“士大夫”人数越来越多，于是尚未做到官的人，不管多么年高，也只得自称为“生”或“生员”了，而不说自己是“士”，因为“士”加人旁，就是“仕”，就是为官了，这还差着一步乃至一大步，能不能迈得过去也很难说。六十多岁的还没中秀才的周进，在三十多岁的王举人面前，只能自称“晚生”，而二十多岁的刚中了秀才的梅相公，竟然称周进为“小友”。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气得吴敬梓写起《儒林外史》来。
顾炎武写过著名的《生员论》，揭示了明代末年“生”的情况到了比较糟糕的状况，“合天下之生员，不下五十万人，……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认为要来一个相反的运动，“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这简直又是一位韩非了。
但荀子如此区分大儒小儒，是何理由？
原来，直接摆出的理由，是他的“人性论”。他写有《性恶》篇，认为“人之性恶”，其“善”必须从后天教育得来。为什么“人之性恶”？因为“人生而有欲”（《礼论》），所以生而恶，而不是生而善。
人性既然都是生而恶的，那么一般“众人”，就不免是内心“曲私”，行为“污漫”，愚昧无知。能克制内在私曲而有公心，能克制行为污漫而有修养，能追求知识而具有才能，这就能从“众人”里面脱颖出来，进入“儒”的行列，“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要经过一番努力方能够到“小儒”的资格。
也就是说，可以反过来这样理解：即使本人出身于“天子三公诸侯士大夫”家庭，如果做不到“公、修而才”，也不能进入“儒”的行列，“小儒”也没资格做的。这在古人，至少于理论上该是共识。
荀子认为，“诸侯士大夫”都应当达到“小儒”的程度，就是做到：“志忍私”而“能公”，“行忍情”而“能修”，“知好问”而“能才”。
“小儒”之“小”，是相对于“天子三公”而言，其实地位可不低，“小儒者，诸侯士大夫也”。诸侯是一国之君，如鲁公、齐侯之类，大夫有天子的大夫，有诸侯的大夫，就是大臣，显赫得很的。
那么为什么“天子三公”就是“大儒”，理由何在？是不是地位越高，就自然地越是“能公、能修、能才”？荀子在这一段里没说，情况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掉的。试想，一个人能到“天子三公”的地位，需要多少客观的条件，以及多少自身的努力？可见，作为“大儒”，是有其标准的，达到这个标准，就是“大儒”。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于“儒”还有哪些说法。
于是，我们看到，荀子从“儒”里分出好些“儒”来，有很“另类”的：
陋儒，散儒（《劝学》）
腐儒（《非相》）
贱儒（《非十二子》）
俗儒（《儒效》。俗儒之前，列有“俗人”。只要是“儒”，毕竟高于“俗人”。）
这些不好的另类的儒之外，就是好儒：
雅儒，大儒，小儒（《儒效》）
什么是“陋，腐，贱，俗”之儒，且不去说，我们看看列为最正面、最正统的“小儒，大儒”如何？
其可做榜样的形象，可举孔子、汤、武为例，他们达到“王”的境界：
孔子，仁知且不蔽，学治术足，足以为先王，……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解蔽》）
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义立而王也。（《王霸》）
小儒里面地位最高的是诸侯，如春秋五伯，他们达到“霸”的境界：
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信立而霸也。（《王霸》）
“义、信”，都是儒的学问，这些人奉行了，所以成就王霸之业，而王霸之业，是儒的事业的最高境界，所以，他们该算是最成功最显赫的大儒与小儒。
但他们的表现也有不咋样的：
有“至暗”的天子级的国君，如“桀、纣”。（《臣道》）
“圣君”之外，还有“中君”，还有“暴君”。（《臣道》）
“明主”之外，还有“闇主”。（《君道》）
周幽、厉，所以败。（《成相》）
历史有着“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的无情事实。（《君道》）
至于诸侯一级的，如：
“不得道以持之，……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闵、宋献是也。”（《王霸》）
还有那些“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的荒唐事。（《君道》）
至于“士大夫”，也就是为臣的人们呢？他们的情况也很复杂，功臣、圣臣之外，还有：“态臣”，“篡臣”，乃至还有做“国贼”的。（《臣道》）
所以，总起来看，儒的队伍，自古以来就不是纯而粹的，以至还有等而下之的“陋，腐，贱，俗”之儒。这就是荀子对于儒的队伍的客观陈述。他是极其崇儒而且尊孔的，大约正因如此，他对儒的队伍特别关爱，对其中不好的一面，要加以最坦率的暴露，用以劝诫。
《儒效》篇该是荀子论儒的重要篇章，为了说明“大儒之效”，他举周公为例。说，周武王驾崩之后，周成王年幼，身为武王弟的周公当仁不让，“履天子之籍”，一方面让天下不敢“称戾”而“不缀事周”，另一方面，教导成王，使之成长。成王冠而成人之后，周公就让成王即天子位，自己则“北面而朝之”，处到臣的位置上。这样终于“遂文武之业，……天下厌然犹一也”，真是“非圣人莫之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荀子复述这个历史典故，以说明，大儒首先不是指能耍嘴皮子或能耍笔杆子，而首先是指像周公这样能具体操作国家大事的人，是有很高的实际政治才能的人，并且，有一个不可少的前提是他原先必须具备相当的身份地位，否则，即使拥有那一切才能，也无力取得“大儒之效”，不能成为大儒。
荀子这一标准，唯独对孔子是宽松的，“仲尼无立锥之地”，但提到“义立而王”，“名垂乎后世”的人，似也唯有孔子、首推孔子，然后才提到汤、武（《王霸》）。所以，孔子是“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解蔽》）。
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
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非十二子》）
（子弓，或即子张，韩非《显学》篇“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可证。但荀子《非十二子》说，“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则子弓或又不是子张。一说子弓是孔圣弟子仲弓，此说为唐代以来一些学者所从。）
荀子这样尊孔，从孔子在当时与后来的影响上，也确实能成立，不是权宜之说或夸张之词；可是，荀子还是遭到苏东坡这样的后世儒家指责：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意其为人，必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荀卿论》）
荀子这样崇儒、尊孔，仍然为后世苏轼这样的“士大夫之族”严诟，是何原因？原因大约就是荀子的学说有创新之处，他从“儒”中分出那么多不合格的人们来，又对“大儒”作了这样的解说，虽然说得有道理，乃至应当如此，但这样标新立异惹人反感，这样界定“大儒，小儒”，标准太高，让一般由读书进士而为官的士大夫难堪。
荀子主张“人性恶”，理由是“人生而有欲”，而这个“欲”是：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舜，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荣辱》）
其中含有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当时，读来可能是很可骇人的言论，即使过了一千多年，苏东坡大学士心中也许认可，却仍是不免觉得遭到一种震撼和害怕的吧？于是要说荀子是“刚愎不逊，自许太过”的了。
荀子的“人性论”，是他的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基础，他的政治学说，就是上承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的等级制。他的明明有着“平等”意味的“人性论”，怎么会走向严格的“等级制”的呢？他认为他的等级制不是不平等，而是在有限物质条件下实现了平等，是能让天下人们“各得所宜”的，他说：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这种言论，东坡居士是何观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瞻也（物质条件有限）。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礼义的作用在此，是为维护基于物质不足而设的等级制所立下的一系列制度），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所宜……（《荣辱》）
可见，荀子也崇儒，也尊孔，也维护“先王”的礼义制度，但他有他的包含着“人生而平等”思想的“人性恶”论，从而对一切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不同于孟子把一切建立在“人性善”之上，这必然在意味上是截然不同的，是“敢为高论而不顾”， 简直是把那样温情脉脉的“礼义”理解为由于物质不足而制定的东西，从“亲亲”温情的“仁”中提出，淹没于无情的冰水之中，真不愧为最大酷吏李斯的老师：
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又特甚者耳，……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不自知其祸之至于此也。（苏东坡《荀卿论》）
东坡此言有点说过头了，其实，荀卿远在大约二十年前左右，就对秦国的政治情况持“一分为二”的看法，并且在秦昭王面前大为推崇“儒”，认为“儒”对国家是有用的，“明于持社稷之大计”，上能为“王公之材”，下能为“社稷之臣。”（《儒效》）
荀子与在秦昭王的大臣应侯的对话中，指出了秦国虽然“四世有胜”，但“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强国》）说秦国缺少的就是使用“儒”士。
荀子还不止一次提出过：
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儒效》）
在《荀子》书中，记载着荀子与弟子李斯的一段重要对话，同样体现了荀子的主张。李斯问：
“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荀子答：
“非汝所知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非）所谓仁义之兵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所以乱也。”
这简直是很有针对性地早就教育了李斯。但苏东坡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而将李斯那些“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的行为，归源于荀子，似有失考察。
苏东坡是北宋人，不知他是否读过唐人韩愈的《读荀子》，同样是大文豪的韩愈，对荀子的看法，与东坡居士大相径庭：
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孟子）雄（扬雄）之间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与！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荀子是崇儒、尊孔的，其学说上承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立意集中而创新，不是“述而不作”，而是写下煌煌专著，把传统儒家学说重建在他的“人性恶”理论基础上，自圆其说，浑然一体，他的学生们认为他不但可与孔子比肩，甚至认为他是“宜为帝王”的（《尧问》）。韩非能发展出一整套法家理论，根源于荀子，李斯能辅佐秦王一统天下，亦根源于荀子。既然“人性恶”，天下现实从令人遗憾的“春秋无义战”，到了更加“血沃中原”的战国，那当然不得不是韩非子说的“争于气力”，而不是孟子主张的比赛“仁义”了。荀子能将其理论创新最终归于儒学，甚至可以说开“独尊儒术”与王霸结合、外儒内法、外圣内王之先河，对于统治者来说，实已较为完备而不片面，岂不正能满足王充在《非韩》篇中的要求而消弥苏东坡在《韩非论》中的不满？
一九七四年有“评法批儒”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荀子简注》一书之“出版说明”，对荀子的界定，较为严谨，未事夸张，说，“荀子的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建立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起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在荀子问题上，大儒韩愈比文豪东坡要公允一些。
韩非子对待“儒”的态度，与他的老师相比，很有不同，他走向了否定的方面，但不是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而只是认为其不合时宜，时宜应当是“争于气力”，内奖耕而外赏战，不尚空言，以立足于战国时代，认为穿上儒的外衣也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这似乎是一种极端。韩非子若干非儒崇法的话，比如：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而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这些，就体现了韩非子的总的政治见解与主张。在他的《显学》篇中，他说了当时儒学的现状：
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这情况，他的老师荀子没说到，荀子只认定孔子。在《显学》篇中，韩非子仍然并未彻底或根本否定儒，他仍然只是认为儒的不合时宜，力主不用儒，而用当时所需之人：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明君务力。
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世儒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
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并力疾斗，所以擒虏也，而以上为暴。
读韩非这些话，可知当时韩非为什么主张排斥儒与儒学，“儒”的现实表现是很差劲的了。
他的老师荀子所吹嘘的这些，在韩非子的时代，也只能是空谈：
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措而定，一朝而霸。
其实，荀子的“儒”，与传统的习惯的儒，是不同的，荀子的“儒”里面包含了“法，政、刑”这些方面的当代内容，也正因如此，被韩愈认为儒而不“粹”，被苏东坡认为成了“异说”。
韩非子与他的老师确有不同，他的情况让他不能做到荀子那样的统筹儒法。按荀子的标准，韩非子与李斯其实都是他们时代的“大儒”，只不过韩非子坚决与“儒”划清了界限，而举起了“法、术、势”的旗帜，而李斯则具体辅佐秦王成就了帝业，可惜的是，作为统治者，李斯一是没有能及时如其老师给秦昭王指出的，适时适当地利用“儒”的力量，二是在胡亥赵高的宫廷政变中晚节有亏。后世如苏东坡对于他们的老师荀子尚且那样不能理解，何况对于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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