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里的社会等级分析
一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我们曾引用过《论语》里这段孔子语。从中可见，孔子词汇中的“小人”，区别于老圃老农这样的“民，四方之民”。樊迟是孔子的弟子行列中的人，他并不直接是就是农或圃，他只是对“农，圃”发生了一点兴趣。孔子语中，“小人”与“民”是有区别的。但“小人”一词，有时也可以包括了“民”或指向“民”，比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孟子似解说得多些。孟子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然见于其面……”（《公孙丑章句下》）。这种“小丈夫”，显然就是“小人”。
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章句上》）。这句话里，“小人”则是指“劳力者”，正如孔子，“小人”一词有时也包括了“农，圃”之类的“民”。
孟子与万章对话，讲子思的事情，子思对缪公说，“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因为礼是以皮冠招虞人，以旌招大夫，以旃招庶人，以旂招士，齐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子思说，“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万章章句下》）孟子对于子思这番话，是完全推崇的。那么，“小人”一词，也是指等级较低或最低的人们。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由此可见，人之“大，小”，也是由他的见识决定的，见识大的为大人，见识小的为小人，不具贬义，只是以认识能力、思想能力的大小来区分。
由此去理解孔子背后称樊迟为“小人哉”，从见识上说，樊迟不懂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的道理，是这点儿见识都没有，所以是“小人”。另外，既然这样没见识，以后也就只能处在低级的“小丈夫”的地位上，“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去仰慕君子与为君子所使吧；再等而下之，就是为稼为圃，做个“治于人”的“劳力者”，为君子们供应物质需求。所以，“小人”与“劳力者”的“农，圃”之类，确实也就没有绝对的界限，像樊迟这样有成为“小人”可能的人，谁知道他将来不会堕落为“农，圃”之类的人呢？就是说，尽管他有君子的身份，却穷得不得不去出卖劳力。
同样是君子身份，“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之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章句上》），这就涉及自身的立志与修养。所以，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些终成“大人”的人，都来自低贱之处，所以孟子强调君子要经得起锻炼和考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告子章句下》）云云。可见，低层的君子，如果有机遇并得到诸侯赏识，则可能建立功勋或上升到较高层次。最要不得的是像樊迟这样竟然背离上升的路径而眼睛往低下的地方看，若真的走下去，也就真的成为“小人”、“贱”人了，君子中的这类人，是很可惜的，并且应当加以鄙视。
另外，君子的修养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榜样，一个是伯夷，一个是柳下惠，“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万章章句下》）可见，在“民”或“庶民”或“士，大夫”这些等等的君子中，也是各种品行德行都有，以至有可称为“顽夫，懦夫，鄙夫，薄夫”的人，当然都该称为“小人”的了。孟子注意到这一点，鼓励他们要向伯夷、柳下惠这些“大人”学习，伯夷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柳下惠是“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万章章句下》）总之，这两个人是最标准的有品德、讲仁义的人。对比之下，樊迟所想去学一学的“稼，圃”之类，是太不值得一提了，“小人也”。
二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章句上）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圣贤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章句上》）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离娄章句下》）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民日迁善而不知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章句上》）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章句下》）
从孟子以上语中，看不出“民”所指的等级。然而，“民”是应有“恒产”的人们，国之财政的依靠者，但必须“取于民有制”，不可以乱来；国君如不与“民”同乐，而只顾自己独乐，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归根到底，治理国家并不是依靠“政刑”使“民”畏惧，而是要依靠“礼教”得获“民心”。
为了弄清孟子语中的这个“民”字的确切所指，必须参考其语中涉及到的其他的人们或其他的说法。
比如：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章句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
曾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文公章句上》）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章句上》）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章句下》）
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章句下》）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万章章句下》）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此字当理解为培植所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万章章句下》）
从以上所引可知，庶人，仅次于下士，也就是最低一级的君子，亦可有“为臣”的机会和权利，如果为臣了，就不用耕。这个耕，不必是亲自耕田，而是拥有田亩之意，标准是一夫百亩，这百亩之田的种植，一个上等农夫劳作的结果可以供养九个人，而下等农夫劳作的结果只能供养五个人，这就决定了同样是庶人，其被“传质为臣”之后享禄的多寡并不一样，也就是以他田里的农夫的等级（即以他田里的收获的等级）来定量他的享禄。所以，庶人一定都愿意尽可能拥有好的农夫、田地有好的收获。
孔子在鲁国做过“大司寇行摄相事”，当有大夫以至卿的身份，他可以享禄多少？《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问他，“居鲁得禄几何？”他说，“奉粟六万。”就是举田地里的收获来回答的。于是卫灵公就按同等待遇给孔子，大约相当于后来汉朝的“二千石”这个级别的受禄。
孟子语中的民，是有产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民的恒产，就是一夫百亩的田地。既然有一夫百亩之说，这田大体就是国家配给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王土就要分配给各级的君子（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民，不是劳力者的农夫之类，而是最低一级的君子，就是庶人，庶人与民可以连起来称呼，比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句话里，庶民与君子是对举的，道理在于，庶民既是最低一级的君子，比起他们上面各级有着“士”以上称呼的“大人”们，也就不能称君子，而要称庶民。
“庶民”作为最低一级的“臣”，分为“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两种，他们都具有侯补的身份，随时可以“传”他们去见诸侯。“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的区别是“在国”与“在野”，或在都邑或在乡野。所以，“国人”，就是指一般的在都邑中的庶人、民，他们是城市里的最低一级的君子，最低的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于国君和国家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这一句说明大夫的下一级别是士，士的下一个级别是民，既然下一个级别的人可以被无罪而杀死，则上一个级别的人就要有忧惧，就有理由离你而去。这是劝告诸侯国君爱其臣民、庶民、国人。总之，孟子语中的“民”，是最低一级的君子，是能得到一夫百亩的“恒产”的人们，他们拥有和使用着“农夫”，也就是农奴。
可见，“民”这个词，在孟子这里，与在孔子那里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孔子那里大体指直接在田地里劳作的劳力者，至于他们是有田产还是没田产，则或可有或可无；如有，是自耕农，如无，是在别人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史记·孔子世家》中“耦而耕”的长沮、桀溺二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植杖芸田”的“丈人”，大约就是自耕农。孟子语中“农夫”一词，大约可以泛指这两种农夫。
三
孟子所言褐夫、匹夫匹妇、氓、野人、农夫，大体就是指劳力者，他们多数是在田野上劳作，也有别的工种，比如，廪人、庖人、女、梓、匠、轮、舆。
关于“民”或“庶人”一般的田地情况，在当时兼并的天下，实际上一定是啥情况都有，多的可能拥有较多，少的可能无立锥之地，正因为有很多连基本的田产也失去的君子们，孟子才为天下设计出一种理想图景，来重新分配土地：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尽心章句上》）
但我们应注意，种桑养蚕耕田劳作之人，并不是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主人（即最基本的“庶民”），而是到他家这里来劳作并依附于他的“匹夫匹妇”。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章句上》）
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万章章句上》）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希。（《尽心章句上》）
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公孙丑章句上》）
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朱子注：野人之称）。文公与之处。其徒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滕文公章句上》）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愿为圣人氓。（《滕文公章句上》）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万章章句下》）
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子思不悦，……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万章章句下》）
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万章章句下》）
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滕文公章句上》）
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滕文公章句下》）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滕文公章句下》）
从以上所引可知，劳力者们身着“褐衣”。理想中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正是为了“以别野人”，野人是不享有井田的。所谓“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是说把那块公田管理好，完成给国家所应交的，是八家共同的头等大事。但这样理想的井田制当时不存在，当时情况是“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孟子认为只要正了经界，按井田制给君子们分配了土地，则“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何以说“以别野人”，说明了野人是不享有井田制的呢？因为享有了井田制，也就同时承担了对国君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八家要共同完成那一块公田的公事，野人是不可能承担这种责任和义务的，因为野人的本义，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在描写舜的一段话里说得很明白：“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希”。所以，“以别野人”，就是说，按孟子的理想设计，庶民享有一块百亩私田，并且八家共管一块百亩公田，以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来区别于一无所有的野人，也避免让庶民们落到野人一样的地位上，野人正因为一无所有，也就既无须、也不可能对国君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野人的另一称呼，是“氓”，许行、陈良见滕文公的话可作证明。“农，农夫”之称，语意含混，或可指拥有井田的庶民，或可指为民种地的野人。而最低级别的吏，有抱关击柝者，有会计，有“乘田”（管理田间事务的人），孔子身份最低时就做过“乘田”，或是为鲁公，或只是为大夫之类私人之家效劳。孔子的嫡孙孔伋也曾受到像对待“氓”一样的极不尊重的对待，他愤而言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另外，那一社会还有织女、梓、匠、轮、舆、厨子（有做饭的与做肉食的分工）等人，其身分不明，可以想象或为“氓”，或为沦落的“庶民”。《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那些原先的“大人君子”，经过若干代，其后人下降到皂隶的行列中，所以，《孟子》里的这些“廪人、庖人、梓、匠、轮、舆”之类，其中必有沦落的“君子”，可称“庶民”。《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杜预注：三后，虞、夏、商）。君子中最低一级的庶人、庶民，其本人，其祖先都可能很阔过的，现在是普通平民了。所谓“降在皂隶”，也还不是“氓、野人”，只是做着最低等的职务，或者是沦为官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又，《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孟子》里还说到了三种人：巨室，凡民，豪杰：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章句上》）
“巨室”之“巨”无非占有很多土地与民众（包括庶民与野人），至于如何能“巨”，在春秋战国以来到处兼并的天下，无非是利用某种强权地位多多圈地罢了，比如，鲁国的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应就是这样的“巨室”，孔子对他们曾有“堕三都”之战。赵韩魏三家分晋，也是“巨室”成长强大的结果。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巨室”中就有新兴的地主与大地主，其来源无非一是旧日的贵族之家，一是从低层庶民地位发展上来的豪强，他们与旧的诸侯发生着较量和争夺。从孟子对“巨室”的认可，说明他很识时务，他称呼魏君、齐侯这些人为“王”，已经是违背了周朝的等级原则而顺了大势所趋，他这样肯定“巨室”，也是面对现实向这些暴发户低了头。因此，他为天下所设计的理想中的“经界，井田”，其实是把“巨室”占有的土地要排除在外的，而不可能是让天下庶民平分土地，至于野人，当然更没有他们的份儿的。“巨室”，无论是从旧贵族中成长强大起来的，无论是从低层庶民中成长强大起来的，孟子都认可他们是“豪杰”了，其余的人们，就只能属于“凡民”。因此，孟子的“井田制”空想，说明着他是一个要开历史倒车的人，而他对于“巨室”与“豪杰”的认可，又说明着他的立场存在着矛盾性，相对于他的理想，则是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补注：
1，关于旧贵族如何力求自己成长强大之一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虢公借口“听于神”而占有土地，所谓“神赐之土田”。
2，关于低职人员生动情况一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鲁庄公夫人孟任生子般以及子般妹，养马人“荦”竟然能调戏到这位贵族女郎，所谓“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后来这位养马人“荦”被利用为夺位斗争中的一个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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