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前往青岛了解“一一•二二”石油管线爆炸情况之后回京归程中的习近平总书记，顺路到曲阜的孔府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孔子研究院，并饶有兴趣地翻看了研究孔子的成果和书籍。当看到《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两本书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拿起来翻阅了几页并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这般举动，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后与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中所说的“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的那番话，更使得那些儒学传人在片面理解的情况下，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兴奋。于是不仅借势大肆兜售起了腐朽堕落的儒学，而且还更是至习总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指示于不顾，而借题发挥来陷害习总。因此诸如《习总在曲阜座谈会上谈及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习近平谈及文革对传统文化戕害》等妖言便纷纷出笼了。然而也正是由于借题发挥而故意陷害习总，却也使得那些儒家传人在不经意间就暴露了自己一贯拉大旗作虎皮的儒学骗子的本色。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以及目前国内意识形态的混乱和道德体系的崩溃，有些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极其偏爱的人，也冒充什么专家学者而趁机发出一些十分荒唐的鼓噪，甚至更有人还提出了“民族的复兴与重振，应该以文化的复兴与重振为标志、为前提”这样的主张和要大力挖掘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等观点。
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文化或曰儒家思想，曾经是我国长期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然而衡量或评价一种主义、一种思想和一种理论都具有哪些价值，必须要与它给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带来了什么结合起来去衡量，而不能只就这种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自身内容去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个态度，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因此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就必须要与儒化后的我国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不能只看孔子以及其他的儒家传人都是怎么说的，而更要看他们都是怎样做的，更要看他们因此在历史上都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而儒家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是否还具有现代的意义，那就更是只能从我国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任何一个民族所追求的，也无不是强盛与发展。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尤其是在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之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确是既有过振兴，也曾经有过衰落。振兴就是民族的发展和强盛，而衰落，则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遭受的那些苦难和所蒙受的那些耻辱。对于中华民族衰落的标志，不少人认为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挨打;而对于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有人则根据“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挨打的这一标志，于是认为就是由于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就是由于满清王朝的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阉割，就是由于满清王朝的愚民政策而却不是因为儒家思想的文化专制。就是由于满清王朝为了实行愚民政策而阉割了儒家文化，所以这才“封闭了中国人的五官、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愚昧了中国人之心智。耳目已闭，口舌被钳，心智愚昧。不得思、不得言、不得悲、不得喜，中国人昏睡过去了，一睡二百年，没有外来刺激就再也无法醒来。奴性、非理性、愚昧、盲从，东亚病夫不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龚自珍感慨满清治下的中国‘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当鲁迅痛斥麻木丑陋的中国人时，我们都以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文化所害，其实不然，外界早就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满清殖民统治的恶果。”
更有人这样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最愚昧、最窝囊、最不是东西的朝代。管你说一千道一万，可事实胜过诡辩：满清接手中国时，中国在世界上是绝对排的上号的强国;满清完蛋时，中国几乎沦为殖民地，处于被瓜分的境地，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人民充满奴性。直到现在我们都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而付出艰苦努力。”
上述的这些认识，看似结合了历史，实际上却不仅完全是在割断历史，而且更是毫无逻辑。儒家思想成为我国的统治思想，最早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而满清王朝确立了对中国的统治，却是在入主中原接替了大明王朝之后。大明王朝，也就是满清接手时的中国如果真的“在世界上是绝对排的上号的强国”，那么如何会被比自己的人口少得多的满清所接手?一个被“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最愚昧、最窝囊、最不是东西的朝代”所接手的朝代，是不是应该比接手它的那个朝代更腐败、更无能、更愚昧、更窝囊、更不是东西?满清王朝确立对全中国的统治，时间长达二百六十八年。如果把满清王朝视为一个外来政权，那么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时间也就是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而“满清完蛋时”，不过也就是才“几乎沦为殖民地”而已。
大王明朝与历史上的许多汉族王朝一样，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都已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满清王朝虽然在入主中原之后，虽然也同样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清军入关之前和入关之初，却还保留着自己的那种极其落后的游牧渔猎文化。因此说，从文化的角度看，满清战胜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政权而入主中原，就是游牧渔猎文化战胜了儒家文化。无论在东西两个半球，还是在欧亚非三大洲，人类发展的进程，都是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的进程。如果是“文明”被野蛮所战胜，那就只能表明这种“文明”是比野蛮还野蛮，是比野蛮还窝囊，是比野蛮还无能，是比野蛮还无用的“文明”。而儒家思想，就是这种无用的文明。有的中国人就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因此才会如此的无用和低能;就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毒害，所以中国这才不仅丧失了春秋时期的那种扶危济困、见义勇为、一诺千金、赴汤蹈火、宁死不屈、刚直不阿的民族性格，而且还越来越弱智。以至于都懦弱到了十万人敢于跳海自杀而却不敢与敌人拼命，弱智到了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了的程度。
甲午战败，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悲愤欲绝地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一盘散沙，是导致中国人长期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被孙中山称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破天荒地如此团结一致，却竟然是彼此相拥，抱头痛哭，泪如雨下。
敌人的凶残与野蛮，激起的应该是我们全民族的仇恨与勇敢;遭受的凌辱和蹂躏，更应该使我们阖族拼命向前。但是因为四万万人只会齐下泪，所以中华民族才不仅遭受了无尽的欺辱，而且还不知何处是神州了。如果四万万人齐奋起，如果四万万人齐努力，如果四万万人齐对敌，如果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出色的生育能力，那么早就天涯处处是神州了。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性格决定命运”。培根所说的这句话，可能只是针对个人而言。但是如果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际遇来看，性格不仅能够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也更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而如果说个人性格的形成，可能还是以胆汁分泌和父母遗传等个人的生理因素起主要作用。那么民族性格的形成，可就完全是由民族的文化所决定的了。
满清入关之前，曾经两次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称臣纳贡。然而朝鲜尽管不得不向满清称臣纳贡，但却宁死也守住了自己的以民族服饰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这条底线。然而拥有一亿多人口的汉人却由于长期遭受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没有形成整体的荣誉感，因此以剃发易服为标志，而彻底臣服于了满清的残暴统治。
在我国的民间，大多数的地方都把对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或是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称之为是“二把刀”。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把对某项工作知识充沛，技术高超或是某项工作知识充沛，技术高超的人，称之为是“三把刀”。而“二把刀”和“三把刀”这两个方言词汇的来历，则是源于“扬州三把刀”。
位于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上，随着晋室东渡和宋室南迁，儒家文化的发展重心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所以自古以来扬州地区不仅经济异常发达，而且后来儒家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著名的“扬州八怪”郑板桥等人，就曾经长期生活在这里。
“扬州三把刀”的含义，既是指扬州地区出产的质量上乘的厨刀、修脚刀和剃头刀这三种手工产品，也是指以这三种刀为主要使用工具的扬州人的厨艺、修脚和剃头这三种技能。经过多少代人的勤学苦练和传承，如今“三把刀”在扬州人的手中已经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更是一门艺术，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扬州文化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早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满清杀尽了汉族人的骨气”。然而如果回顾真正的历史，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却只说对了一半。满清不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而且没有骨气的汉人，更是险些就被满清所杀尽。汉人的骨气哪去了，原本早就被腐朽的儒家文化给消磨掉了。因而这才导致没有骨气的人口多得多的汉人，却惨遭人口都少得可怜的满人和那些更没有骨气，但却由于依附了外人而陡长了兽性的汉奸的肆意屠杀。
一六四五年，在消灭了故明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军事力量李自成所部之后，满清八旗的铁蹄不仅立刻踏向了江南。而且为了从心理上彻底征服汉人，满清朝廷还颁布并实行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残暴异常的《剃发令》。为了保住自己的衣冠从而守护住自己的民族传统，一部分江南的汉人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为此，在攻陷了扬州之后，满清八旗兵在扬州实施了接连十日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在扬州大屠杀中劫后余生的明朝遗民王秀楚所写的《扬州十日记》一书记载：十天之内，共有大约八十万的扬州人惨死在了满清八旗兵和汉奸兵的屠刀之下。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劫后余生的那部分扬州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之后，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胞的尸体，但是却没有去图谋复仇，没有去图谋反清复明，没有去图谋恢复汉家衣冠，反而却为了讨好满族人而打造出了精良的剃头刀，练就了精湛的剃头技艺，然后便“挑着担子满街跑”，追着赶着给那些还正在满清八旗兵的铁蹄下不愿屈服的汉人同胞剃发去了。
古代的汉族人由于严守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由儒家文化所规定的孝道，所以是不曾剃发的。一个不曾剃发的民族，当然也就不可能去制造剃头刀和练就精湛的剃头技艺。因此“扬州三把刀”之一的剃头刀和扬州人练就了精湛的剃头技艺，只能是在“扬州十日”后才出现的事。因为抗拒剃头而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民族，与剃头和剃头刀本应是有着血海深仇的，然而劫后余生后，扬州人却为何要对剃头及剃头刀情有独钟，这岂不是咄咄的怪事?因此每当在视频上看到那个身材蠢胖的女演员边扭捏作态边用扬州方言淫声浪气地唱着《扬州三把刀》时，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产生比吃了苍蝇都恶心的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民族性格?这是什么样的地方文化?
由于受没有形式逻辑知识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那种只注重事物的变化结果而却忽视事物的变化过程的实用主义毒素的毒害，有的中国人形成了极难理喻却又非常易于利诱并非常崇尚权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这种性格。因为理喻的结果，一般是不会即时出现的。而权力、尤其是暴力的惩处。却是马上就可以加身的。就是由于受腐朽无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养成的胆小懦弱的这种性格，所以有的中国人在崇尚权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同时，又非常惧怕权力，特别是非常惧怕暴力。因而从古至今，我国始终是只有权力或暴力崇拜，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个人崇拜。
排除人类社会处于早期蒙昧状态时的那种浑然无知的神性崇拜，其余的无论是个人崇拜，还是权力、金钱崇拜，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除了世袭制度的时代，任何人的权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即使是真正有谁具有无限的权力，那么他的权力，也只能是靠他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而他获得个人权力的能力，往往就代表了真理和道义。所以真正的个人崇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真理的崇拜，就是对道义的崇拜。因此崇拜某位个人，实际上就是在追求真理，就是在追求道义。只有这样的崇拜，才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才是精神上的崇拜，才是崇高的崇拜。而权力崇拜不同于真正的个人崇拜，崇拜权力，或是由于惧怕权力，或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所以权力崇拜，是属于低级趣味的物质崇拜。因而权力与权利这两个词的含义，才会是有些接近的。
大明王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不仅就把孔子所亲自删定的《五经》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而且更是把南宋大儒朱熹所著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的答案。而在一六一六年之前，满清王朝还不过就是一个局促在辽东大山沟里的一个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游牧渔猎部落，落后得竟然连文字都没有。特别是满清王朝的创立者努尔哈赤在一五八三年起兵之初，所谓的兵，不仅就是其家族治下的部众，而且才刚刚过百;而铠甲，更是仅仅只有祖上传下来的的十三副。然而此时不仅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就连大明王朝，都已立国二百年有余。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连文字都没有的满清王朝，在辽东的大山沟里，就能阉割长城以南汉族地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吗?历史显然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即使满清王朝曾经阉割了儒家思想，那么也只能是在入主中原之后。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的过程，就是消灭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政权而征服了汉民族的过程。一个人口众多且有拥有儒家思想的民族，被一个人口极少的游牧渔猎的野蛮部落所征服，本身就证明了儒家思想的腐朽无能。因此历史发展的必然，证明了大明王朝才真正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因而才会被满清王朝所征服。而造成大明王朝“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而大明王朝又之所以会如此，只能是由于儒家文化的腐朽和无能，只能是由于儒家传人的堕落与无耻。
儒家文化的腐朽，造成了大明王朝在已经出现了亡国危机的情况下，却还是举国一致地该贪污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贪污。该受贿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受贿。该争权夺势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争权夺势。该抢男霸女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抢男霸女。该横征暴敛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横征暴敛。该及时享乐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及时享乐，该“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隔江犹唱后庭花”。而该造反的，也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造反。尤其是到了南明时代，在崇祯殉国、三桂背叛、满清入关、李闯被逐，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已经到了危如累卵这种程度的情况下，阖朝的文武却仍然还在争权夺利不止。尤其是作为统领南明弘光朝所属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且又已经接受了南明政权所封的宁南伯爵位的原平贼将军左良玉，为了与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争夺拥立之功，勾结东林党人竟然以“清君侧”的名义兵发南京，从而挑起了南明小朝廷内斗。而弘光朝覆灭之后又相继建立了绍武政权的朱聿粤和建立了永历政权的朱由榔这两个明朝的宗室，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仅不联合起来共御外侮，而且还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大打出手起来，大有“过把瘾就死”之气概。
一六四四年的中国，竟然同时出现了四位皇帝。山海关大战失败后，李自成撤回了北京。在清军尾追不舍的情况下，李自成在匆忙撤出北京之前，草草地在武英殿举行了登极大典，正式宣告称帝;五月十五日，马士英、阮大铖、黄得功、刘泽清等裹挟着史可法等人拥立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即皇帝位;而当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也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为大西。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造大明王朝的反，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较量;而大明、大顺和大西政权对满清政权的反抗，则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在历经十多年的造反之后，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新生力量，终于打进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都城，并逼死了崇祯皇帝;可是在满汉两个民族的这场较量中，不仅汉族人中的皇帝多于满族人。而且三个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中每一个政权所属军队的人员数量，也要远远地多于满清政权的那支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老汉奸以及吴三桂这个新汉奸所组成的部队的总和。可是一支军队的真正战斗力，不仅在于官兵的数量，而且还更在于包括官兵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意志等方面在内的质量。
一六四五年，驻守武昌的且已受封于南明政权的宁南伯左良玉为了与马士英等人争夺拥立之功，以“清君侧”的名义尽起大军，顺江而下杀奔了南京。然而当大军刚刚到达九江的时候，左良玉却病死了。左良玉病死后，其子左梦庚在左军将领的拥戴下，成为了左军新的统帅。左梦庚在成为左军新的统帅之后，继续向南京进军，然而却在安徽铜陵被效忠马士英的黄得功所部打败，于是左梦庚只好退守九江。左梦庚退守九江期间，恰逢清军统帅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所部途径九江。尽管清军并不是专为左梦庚而来，然而此时仍然还拥兵二十多万的左梦庚却被清军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于是不战便率部投降了清军。
满清入主中原，是中原的华夏民族所遭遇到的又一场生死劫难。誓死抗清的八十万扬州军民，惨遭凶残的满洲八旗兵和汉奸兵连续十日的大屠杀;嘉定人民为了捍卫祖先流传下来的汉族衣冠，竟然连续遭到满洲八旗兵和汉奸兵的三次屠城。然而就是在这民族的劫难之中，号称是明末三大儒的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却竟然都能安然无恙并颐享天年。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学的一代宗师，就是因为他们在儒学上所具有的精深的造诣。特别是顾炎武，不仅在儒学修习上颇有建树，而且还更是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千古名言。
与贩夫走卒等这样的匹夫相比，顾炎武绝对够得上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士大夫。然而当整个民族遭遇劫难之际，在父母之邦惨遭异族蹂躏的时候，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三位大儒又是怎样的一种具体表现呢?也许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些大儒确实不具备身体力行地去抵抗满清入侵的能力，但是身为一代儒学宗师，却终不应该也丧失了伯夷和叔齐那样“宁死不食周粟”的忠贞气节吧。
自宋代开始，儒家读书人便开始极力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这种已经走入极端的忠孝节烈意识。而身为一代大儒，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顾炎武不仅曾经甚是豪迈地说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且还更是发表过“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和“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等这样的高论。
在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礼义廉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不用做过多地解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略知一些。但是对于礼义廉耻究竟都应该包含哪些内容，长期以来却又始终是莫衷一是。尽管顾炎武有过“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样的高论，但是顾炎武却同样也没有具体解释士大夫的何种行为才算是国耻。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坐视国家政权亡于异族的入侵，就可谓是最大的国耻。也许是命运真的多舛，也许是上天为顾炎武降下的一个充分展示其责任意识和节操廉耻的最好机会，因而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责任意识和发表过“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样高论的顾炎武，却竟然真的赶上了国家政权亡于异族入侵的那个时代。然而尽管不乏责任意识，虽然更具节操廉耻的这种观念，但就是因为缺乏胆量，所以顾炎武也就只能坐视国家政权的灭亡。可是由于以前把话说得过大，于是为了自圆其说，因而顾炎武后来才又专门做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样“精彩绝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按照顾炎武这样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那么无论是匹夫，还是儒家士大夫，也就都不必去为国家的兴亡而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了。千百年来，聪明的儒家读书人就是这样一方面通过拼命宣扬极端的忠孝节烈意识以便让别人去践行忠孝节烈。而另一方面，却又总能为自己背离忠孝节烈的行为找到充裕的借口和理由来进行狡辩。
与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同处在一个时代，但在儒学造诣上却远逊于这三人的黄道周，在清军进逼而手握重兵的郑芝龙不肯发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却以六十岁的高龄，毅然带领着一支由临时招募的几千民众和十余匹耕马所组成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奔赴到了抗清的前线。而黄道周的夫人蔡氏，以一位老妪之身，更是率领千余名妇女，毫无惧色地随同丈夫走上了抗清的战场。兵败被俘之后，黄道周多次拒绝了清廷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与洪承畴的亲自劝降，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刑场。而在此期间，蔡氏则更是以“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样的家信，来鼓励自己的丈夫。从明末的抗清英雄黄道周、夏完淳、张煌言与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三大儒以及在此之前的岳飞与秦桧等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不同的表现上，相信任何人都不难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气节和儒学造诣之间，往往总是成反比的。所以，不仅历朝历代的那些包括儒家学说创立者孔子在内的所谓的大儒，其实不过就是一些语言上的巨人与行动上的矮子，甚至就连儒家学说这一思想文化体系的本身，也不过就是靠一些口惠而不实的漂亮话支撑起来的，而根本就没有任何必要的哲理联系。有明一代二百年，倭寇的侵扰几乎未断。以至于戚继光以国家正规军高级将领的身份率领大批的国家正规军去剿灭了几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海盗土匪，就都成为了光耀历史的中华名将和民族英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到“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曾经长期占据着我国统治思想的高位，儒家文化始终是我国的主流文化。这一切，无不是儒家传人引以为豪之处。然而自儒家思想占据了我国统治思想的高位，自儒家文化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之后，我国的历史总体上又呈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儒家文化创立自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手，成熟于战国的时期。到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时期，除了秦国之外，其他的六国基本上都接受了儒家文化。在那个由于战国七雄的相互征伐、互相吞并，的确是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的情况下。因此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仁者爱人”和“仁政”思想，才会很快地就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但是走向统一，是任何一个民族走向成熟，走向强盛都必须要经过的阵痛。然而这个道理，是那些把“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奉为了金科玉律的儒家传人两千多年来所始终没有弄懂的。因此这才会出现接受了儒家文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却竟然被没有接受儒家文化的秦国一国所吞并的尴尬结局。
实现国家的统一，对内，可以消弭自相残杀的战乱;对外，能够增强了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历史上，由于长期饱受战乱的煎熬，所以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甚至都发出了“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样的悲号。因此在我国，这才会形成追求国家统一的这种伦理。也正是由于历史上的长期统一，所以这才会有我们今天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和十三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不用说是没有接受儒家文化的秦始皇第一次完成了我们中国的统一。而且其后的中国，也都是“百代皆行秦政制”。就连历史上所出现的那些盛世，也更是根本就与儒家文化无关。这样的历史事实，不能不令长期占据了我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倍感惭愧与尴尬。
在实现中国统一的过程中，秦始皇和他的先祖们不仅极为看低那些儒生、儒士。而且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之后，秦始皇还更是搞了“焚书坑儒”的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个盛世，是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和汉景帝以及西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崇尚的都是的“黄老之学”而不是儒家思想。特别是汉高祖刘邦，对儒生更是一度极为厌恶，甚至都曾经做过摘下儒生的帽子而往里撒尿这样对儒家思想极端侮辱的事。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几十年，使西汉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西汉王朝也就走上了下坡路;几百年之后，由于不仅极其信奉道家思想，而且还更自称是老子后代的李世民文征武讨几十年，这才创下了“贞观之治”;而那个连儿媳妇都敢娶的唐玄宗，更是由于没有去信奉儒家的“父父子子”那一套，因此这才开创了“开元盛世”;而持续时间最长的“康雍乾盛世”，根本就是儒家传人眼中的夷狄所创造的。
一个民族的发展强盛，主要就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土的拓展，二是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三是人口的繁衍。
从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到明朝立国，我国的国土面积始终没有多少固定的拓展。明成祖虽然曾经率军五次远征蒙古高原，但终究未能建立起有效统治。而到宣德九年(一四三四年)正式废除了奴儿干都司之后(始设于永乐七年，即公元一四○九年)，明朝的疆域不仅基本上就和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时的范围差不了多少，而且北部边疆还向南大有收缩。这真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自然科学技术不仅仅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更是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由于儒家文化是一种极端追求官本位而又极端鄙视劳动创造的文化，所以自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自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之后，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基本上就局限在了“四大”上。此外，就再也很难找出其他。而就是这仅仅的“四大发明”，也更是根本就与儒家文化无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我国历史发展最可圈可点的，就是人口的繁衍了。据一些学者研究分析统计，明朝末期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五千万左右。但是由于同期的国土没有拓展，所以人口的繁衍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不仅不是福音，反而还成了灾祸。明朝末年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而导致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加剧，引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而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民族内乱，又给满清王朝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从而不仅导致了中原汉民族的再次挨打受辱，而且还更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惨痛的一次挨打受辱。
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由于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因而使我们中国完成了儒化。然而儒化后了的中国，却开始了总是挨打。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受儒家文化“坐而论道”与只说不做的恶习以及对个人生活穷凶极欲追求的恶劣影响，导致了中国人的性格变得非常的懦弱。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见立国仅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国不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还竟然占据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当时正居住在陕西的年仅二十一岁而后来却成为了我国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便向时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协助主帅夏竦主持陕西军事防务的范仲淹，呈递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议。在这份名为《边议九条》的建议中，张载不仅具体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军事入侵的详细计划，而且还更是提出了要联合焦演等人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张载的上书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军府召见了张载。然而范仲淹召见张载的目的，可并不是要听取张载的具体建议或与张载商议如何抵御西夏的军事入侵以及怎样收复失地，而是却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道理，去教育开导年轻的张载不必去关心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而应该去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而且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只要遵从孔孟之道也就足够了。在对张载进行了这样一番详细认真而耐心地开导之后，范仲淹还特别劝导张载要多去读《中庸》一书。
对范仲淹教育开导张载的“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句话，《宋史》中不管是《范仲淹传》，还是记载了张载生平事迹的《列传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里，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然而根据对字意的理解和谈话时的语境以及其后张载的人生历程，今天的人们是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这样理解：一是面对夷狄的入侵，自有儒学这个名教就足可以保护那些苦读儒学的人安居乐业，所以既用不着进行武装反抗，也更不用像你这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年轻人去关心;二是你们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名垂青史并从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大可不必通过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这样的途径来谋取，而只要刻苦研习儒学这个名教也就足够了。
在对张载进行完了这番教育开导之后仅仅两年的宋仁宗庆历三年九月(公元一0四三年)，范仲淹就被宋仁宗先后任命为了副枢密使和参知政事并召回首都主持“庆历新政”去了。然而就是在被敌人都誉为是“胸中自有甲兵数万的小范老子”的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期间，北宋王朝却不仅以每年白白送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三万斤，而且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给西夏银二点二万两，绢二点三万匹，茶一万斤这样的屈辱条件，才换来了西夏停止对北宋王朝的军事入侵。可能就是由于“庆历新政”期间所发生的这起如此恶劣的丧权辱国事件，因而招致了人们对“庆历新政”的诟病。所以在庆历五年初，宋仁宗就下诏废除了范仲淹所主持制定的一切新政措施。至此，历时仅仅一年零几个月的“庆历新政”就不仅宣告彻底失败，而且就连范仲淹本人，也被罢黜了参知政事之职而先是被贬到陕西的那州，后来又调换到了河南的邓州作知州。
北宋和南宋这两个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令人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两个王朝。南北两宋时的经济和文化，在我国历史上都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尤其是南北两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发展，还更是被我国近现代的两位儒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恪双双誉为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发展的最高峰。然而南北两宋时期，却也是华夏民族蒙受民族耻辱的最高点。这种奇怪的现象，其实就是由于南北两宋时期思想文化的畸形发展，从而使华夏民族的性格发生了畸形的改变才造成的。
南北两宋的时候，儒家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到了它自创立以来的最高峰。这个最高峰应该有两方面的明显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它的理论性和权威性都达到了自它产生以来的最高峰。二是作为一种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普及程度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就像范仲淹用以教育和引导张载的“儒者自有名叫可乐，何事于兵”的这个理论那样，儒家文化中不仅包含了太多的鼓励、甚至是怂恿人们如何去追逐个人利益的理论，而且还更是富含教育和引导人们如何去实现个人的趋利避害这些因素。就是在这种都发展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峰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之下，因而南北两宋时期不仅作为民族中坚力量的儒家读书人大多都养成了“瘸子打围坐着喊”的这样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全民族的人也都普遍养成了追逐个人的趋利避害的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于是民族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畸形的改变。人人都去追逐个人的趋利避害，那么必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再去关注民族整体的利害。尤其是认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这种儒家理论，根本就没有民族整体利益的这个观念。所以华夏民族尽管人口众多，但不过就是一盘毫无凝聚力的散沙而已。一盘散沙似的民族再加上散沙中的每以个个体由于过度讲求如何达到趋利避害而普遍又都养成了十分懦弱的性格。这样的民族不挨打，这样的民族不蒙受民族屈辱，那反倒是奇了怪了。
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而且还更是以“胸中自有甲兵数万”，而被誉为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因此科举出身且又“文武全才”的范仲淹，才堪称是两千多年来儒林中少有的骄傲。特别是他的那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千古名言，不仅成就了他自己的百世英名，而且还更是标志性地成为了自他之后的儒家士大夫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士子情怀”。然而尽管范仲淹的这两句名言确实能令人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豪情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但是凡中国人却更懂得，衡量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表面上怎么说，而且还更要看他实际上怎么做。
上阵杀敌、反抗侵略、保民平安、保国安宁，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更要凭籍着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只能是来至于对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可是范仲淹统御下的征战于杀敌保国疆场上的大宋王朝西北边防军的士兵，却在范仲淹用儒学这个名教的哺育下，每个人的眼中不仅没有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反而却个个还都饱含着辛酸的“征夫泪”。一般的男儿有泪还尚不轻弹，更何况是杀敌保国的“征夫”。满眼含泪的男儿如何能够成为顽强不屈的“征夫”，而只能算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悲夫。这样的“甲兵”不用说还只是存在于范仲淹胸中的，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又何能杀敌保国。因而我国历史上在北宋王朝时期发生了“靖康之耻”这样令中华民族永远洗刷不尽的耻辱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接受了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叫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教育开导，从此，年轻的张载就把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儒学的研习中。所以张载不仅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进士，而且还更是成为了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一代大儒。在北宋王朝的时代，不仅张载个人在儒学方面的修习卓有成效，而且就连儒学也更是整体发展到了理学的这一高度。然而无论儒学如何发展，不管有多少人在研习和发展儒学的方面都取得了什么样的卓越成效，但是北宋王朝却是该挨打还是依然挨打，该靠花钱买平安还是依然要靠花钱来买平安。南北两宋的三百多年来，尽管整个民族没有被打死，可是民族尊严却也因此而丧失殆尽了。一个没有民族尊严的民族若想苟活下去，那就只能靠磨练出一张厚脸皮来进行自我安慰了。由于整个民族都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苟且偷生的状态下，所以一代接一代的阿Q，也就由此开始大量地产生了。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民族尊严遭到严重践踏之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张载奋不顾身地站了出来，要以自己的血勇和赤诚来保卫自己的父母之邦，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然而在范仲淹如此的开导之下，张载最终没有能够踏上保家卫国和以雪民族之耻、以报民族之恨的征程，而却是走上了读书做官的孔孟之道。一个热血青年的血性，就这样被毫无血性的儒家文化给无情地彻底阉割掉了。所以尽管从此儒家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多了一个被儒家传人尊称为是“横渠先生”的一代大儒和经典名言“横渠四句”，但是中华民族却也极有可能因此少了一位能够安邦定国的强悍军事统帅。虽然这个大儒也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宏图大志，但是一个丧失了血性之人的豪言壮语中，又能含有多少真正的血性?一个缺少血性之人，又如何能迸发出真正气壮山河的气概?缺少血性的豪言壮语和气概，又能为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就缺少血性的民族，补充多少的血性?
年轻的张载从一个有志青年成长为一代大儒的经过，也是北宋王朝不仅正蒙着巨大的民族屈辱，而且还更时刻面临着来自辽国和西夏两方面的侵略战争威胁的过程。张载在从一个有志青年成长为一代大儒的过程中，尽管不仅树立起了要“为往圣继绝学”的万丈雄心，而且还更是立下了要“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志。然而张载以及他在范仲淹的开导下所钟情的儒家文化，却不仅没有为中华民族开出万世的太平，而且就连为张载所生活和儒家文化所发展到最高峰的那个由于屡屡挨打而蒙受了巨大屈辱和无数苦难的北宋王朝，也没有开出半世的太平。如果说张载在说出要“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时候，由于他正处在一个太平的年代，从而才使他失去了“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机会。可是在张载喊出了这句豪言壮语的时候，他所生活的那个北宋王朝却一直都生活在严重的外来威胁之中。并且由于严重的外来威胁，还更是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可是此时的张载却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奋身而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家卫国，来捍卫民族尊严，来为民族开出一世、哪怕是半世的太平。可见，一个人一旦成为了一个儒者，尤其是成为了一个学有所成并业有所为的大儒，其消磨掉的只能是一个人的血性，而增长的却只是嘴上的功夫和脸皮而已。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地认识儒家文化，那就必须要与华夏民族儒化后两千多年的历史结合起来，而绝不能只就儒家文化本身的说教，去认识儒家文化。
就在范仲淹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道理在开导张载的时候，不用说北宋王朝还正面临着西夏入侵这样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而且自公元一○○五年北宋王朝以每年给契丹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一○四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时机，以战争威胁的方式。逼迫北宋王朝将每年给辽的岁币从白银十万两增加到二十万两，绢从二十万匹增加到三十万匹)这样屈辱的条件与契丹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起，北宋王朝就始终生活在契丹辽国的战争威胁之下。特别是公元一○四三年的与西夏的议和，北宋王朝为了和平，尽管蒙受了每年不仅要白白送给西夏岁币绢十三万匹、白银五万两和茶三万斤，而且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给西夏白银二点二万两，绢二点三万匹和茶一万斤这样的屈辱，但是这种屈辱的和平也不过仅仅维持了二十年。公元一○六四年，西夏这个蕞尔小国就开始了再次侵宋。
“无志者才常立志”，无志者的立志，也不过就是像张载那样的嘴上说说而已。而作为张载这个一代大儒引路人的范仲淹心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忧的又能是些什么?依当时的情况看，凡中国人，最大的忧，就应该是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之忧。可是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尤其是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期间，似乎并没有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感到过多少担忧。而且即使是曾经担忧过，但身为副宰相的范仲淹却又是如何去解忧的呢?北宋王朝不仅不缺少“杜康”，而且还有更多得的银、茶、绢，但就是严重缺少了民族血性。
北宋和南宋，不仅是被王国维与陈寅恪这两位我国近现代的儒学大师双双誉为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的时期，而且南北两宋时期的经济，更是被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的商品经济都处在我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阶段。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仅必然会带来人们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振奋、意志的顽强和性格的强悍等。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必然又会带来物质力量的强大。然而南北两宋覆亡的时候，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为悲惨与最为屈辱的时代。一个民族，当它在物质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当它在思想文化被有的后人誉为是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的期间，却能被异族所打败。这样的悲惨结局，只能是由于它的这种政治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所造成的。当一种思想文化在它发展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却反倒把承载它的那个民族领进了由于国家政权亡于异族的入侵从而陷入到了惨遭异族践踏的最为苦难的深渊。这样的思想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能把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捧为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的人，又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思想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又能有什么用?传承这种文化的人对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因此，像南北两宋覆亡时所出现的“靖康之耻”和“崖山投海”这样极其悲惨的历史结局，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战略上的智慧而却只有极端自私、极端利己内容和投机取巧理论的儒家文化发展到最高峰时，所必然要造成的一种恶果。其实就是能把这种没有战略上的智慧而却只有极端自私、极端利己内容和投机取巧理论的儒家文化奉为圭臬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逃脱不了的一种历史宿命。
如果说儒家文化“坐而论道”和只说不做的恶习对我们中国人性格的改变影响极大，那么儒家文化所讲求的那种穷凶极欲的生活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性格的改变所起的恶劣作用，也同样不小。一个对个人生活都追求到了穷凶极欲程度的人，几乎不可能为国家和民族主动做出牺牲的。
据南宋人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一书记载，宋徽宗时期的宰相蔡京被革职查办之后，一个土财主花重金买来了原来蔡京家中“包子厨”的一个厨娘做妾。将这个厨娘买来纳为小妾之后，有一次这个土财主想要吃这个小妾亲手做的包子，以感受一下蔡京的生活品味。可尽管土财主非常迫切地想要感受到蔡京的生活品味，可是这个小妾却说她不会做包子。看到土财主对此感到不解，于是这个小妾继而又进一步这样解释到：“蔡京家有多个厨房，每个厨房又各司其职，包子厨专门负责做包子。但包子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同样也是每人各司其职。剁肉、拌馅、发面、揉面、捏包子、上屉、烧火等都由专人去做。而我由于专门负责给包子馅中的葱丝镂刻花纹，因而不会做整只的包子。”
蔡京在我国同样也可谓是家喻户晓，只要是看过或听过《水浒传》，那么就不可能不知道蔡京。蔡京不仅是宋徽宗时期的宰相，而且还更是宋神宗熙宁三年的科举考试状元，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出色的儒家读书人。不仅文章出色，而且书法更佳。而也正是由于熟读了儒家的经典，所以蔡京才能得中状元，才能当上宰相，才能将生活享受到了如此极致的程度。然而尽管蔡京是如此地热爱生活和极会享受生活，但是如果不是由于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而能够大肆地进行权钱交易和贪污受贿，蔡京又如何能将生活享用到如此极致的程度。所以，尽管《水浒传》里所描写的梁中书搜刮了十万金珠宝贝给他的岳父蔡京祝寿当然是假，然而蔡京贪污受贿那可一定是真。
蔡京不仅是北宋末年与高俅、童贯、杨戬齐名的四大奸臣，而且更是位列四大奸臣之首。而这四大奸臣的穷凶极奢和弱智，又是导致北宋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北宋时期中国人的人欲极度泛滥而最终导致“靖康之耻”的发生，所以南宋大儒朱熹这才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当时对我们中国人性格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这才与北宋灭亡时出现的“靖康之耻”这样的民族屈辱相比，发生了南宋灭亡时“崖山蹈海”这样的民族悲壮。
鲁迅曾经这样说过：“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也只有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猛士。一个民族也只有敢于直面惨痛的过去，才能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只有敢于面对惨淡的现实，也才能勇于去改正即已发生的错误，也才有可能走向辉煌的未来。
两千多年来，由于儒家传人的肆意歪曲，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无不相信秦朝的覆亡是由于秦始皇不行仁政。秦始皇的确是没有行仁政并为了修长城、修驰道、修直道、修皇陵、修皇宫而横征暴敛。然而秦始皇横征暴敛所得的一部分，却是用来修成长、修驰道、修直道等这些用来保护本民族免遭外来侵略的军事作用上了。保护本民族免遭外来侵略，不仅是任何的一个统治者，而且也是一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男儿义不容辞的天职。然而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整体意识的概念，没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因而这才导致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不仅只有个人与个人利益的观念，而且还更是纷纷做着“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和“苟富贵，莫相忘”这样“低档次”的耕读梦、致富梦或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高档次”的王侯梦，而就是没有人去做强国梦和爱国梦。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在匈奴这一强敌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前往渔阳戍边的陈胜和吴广等九百多戍卒，这才会在保家卫国的征程中揭竿而起，率先发动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大起义。
一六四四年，由于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并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身亡，从而不仅给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制造了机会，而且还更是给汉族人留下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这样永远无法洗刷干净的民族耻辱。
明朝末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不仅时间长达十几年，而且还更是逼死了崇祯皇帝的农民大起义。从一六二七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率先领导数百农民杀死了知县张斗耀为开始，拉开了这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明末的农民大起义，经过数次大的起落，到后来形成了以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军。
李自成早年曾经当过驿卒，被明朝政府裁撤之后，由于没有了生活出路，于是便也开始了杀官起义。起义之初，李自成没有独树一帜，而是投奔了他的舅舅，也是当时一个甚有名气的起义领袖高迎祥。
农民起义尽管来势汹汹，但是明朝政府的镇压可也绝不手软。经过明朝政府的严厉镇压，农民军纷纷溃败，高迎祥被俘之后，遭凌迟处死。而李自成也被打得不得不率领几万人的残部，逃到当时被称为是西番地的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地带。
几乎与我们中国人因为生活所迫而同室操戈不止的同时，一六二○年的九月十六日，一百零二名英国的清教徒也同样由于为生活所迫，于是在牧师布莱斯特的带领下，乘坐着一艘船名为“五月花号”的渔船，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启程，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航程之后，到达了北美洲并在上岸之前，由船上的四十一名有自由身份的成年男人共同签字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英国人向北美洲有组织地进行殖民并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之举，不仅为当时的大英帝国开辟出了广袤的新国土，而且还更是为后来美国的强大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番地靠近万里长城，属于是明朝的边境地区。如果当时李自成只要向西再跨出一步出了嘉峪关，那么不仅就极有可能为后世的中华民族开辟出一块广阔的新天地，而且还更有可能避免今天“疆独”的出现。然而可能是出于对“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这种情景的畏惧，所以李自成没有再继续向西，而是掉头向东杀向了北京。最后不仅逼得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而且还更是直接导致了满清的入主中原，从而上演了一出如郭沫若所说的那个“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每每回顾到此，每个中国人都无不扼腕叹息。然而叹息也终归只能是叹息，腐朽无能的儒家文化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就只能是如此。而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李自成才没有能够再跨出向西的那关键的一步。
不仅对于明末农民大起义，而且对我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往解释大多都认为是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和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太重，从而导致广大农民活不下去才造成的。这种解释非常正确，但又是什么原因才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太重呢?
的确，不仅是在古代，即使是在今天，我国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问题，也同样极为深重。而我国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所以会如此深重的原因，除了由于统治阶级丧失人性且历来又惧外欺内而往往造成我们中国的穷人要遭受双重的剥削和压迫的这个原因之外。因为人口太多而导致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为了生存而形成的内部竞争，进而造成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又失去了一种低烈度的抗拒剥削和压迫的有效手段，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旧中国，每当长工们向地主提出增加一点工资的要求时，地主们往往都会以“爱干不干，不爱干就滚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这样的说辞来加以断然拒绝。同样在今天，不用说那些身无长技的农民工没有与老板协商工资多少的权力，而且就连那些大学毕业生，在如今就业越来越难的状况下而为了能够就业，不是也一再地主动降低了工资的标准吗?
受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生育能力是较强的。而由于受儒家文化中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生育欲望，那是更强的。所以，只要没有出现大的战乱，我国的人口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就能翻一番。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国的人口更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就翻了一番。然而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下，由于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与没有开疆拓土的能力，一直构成了我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主要矛盾。
自春秋末年奴隶制开始瓦解开始，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我国古代农民的身份在法律意义上讲都是自由的。而只要人的身份是自由的，那么如果从单纯的法律意义上来看，就是你有压迫我和剥削我的自由，可我也有不接受压迫和剥削的自由。你有良田千顷因而具有剥削我的条件，可我却也有不去为你耕种而拒绝接受你剥削的权利。为了生存，那么中国人是不是可以到荒凉无人处，开荒种地而自耕自食。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不存在的。由于人多地少，我国早就没有了这样的世外桃源。尽管有些长工由于被东家辞工而在不得不卷铺盖卷走人的时候，往往也会丢下这样的一句硬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实际上尽管中国虽大，但却早已是人满为患，故而是此处不留爷，竟然还真的就没有留爷处。尽管对于个人来说，真的是此处不留爷，就没有留爷处。而若想得到收留，那就只能还是要去给地主抗长活，还是要去接受压迫，还是要去接受剥削。因此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总结出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这一现象。但是对于整个汉民族来讲，在当时的那种历史状态下，那可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然而海虽阔，天虽高，那可只是对鱼和鸟而言的。人不仅飞不起来，而且如果掉到海里，还一定会被淹死。汉民族的先民们却由于受认识问题能力不足而造成的视界的限定，不仅只知眼睛向内，而且还更认为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所以这才造成了在实在活不下去的状况下，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铤而走险地去造反，而就是没有想到到别处去开辟一块新天地。就是由于受故土难离和衣锦还乡以及儒家文化中的“孝”等这些腐朽文化观念的束缚，故而汉民族的先民们也的确是不具备放眼天下的目光并更缺少开疆拓土这样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于是这才导致了我国的历史总是在同室操戈的这个周期律里打转转。特别是当欧洲各国的十字军早已开始了东征之后，而我国的钟相和杨幺们，却还在由于金兀术的大兵屡屡入侵而故国山河一片破碎的状态下，却仍然还在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里幻想着要“等贵贱，均贫富”哩。就是由于我国的古人历来是只知道在自己的家里瞎折腾，因而才造成了如今后世子孙所面临的这种局促的生存环境。今天，艳羡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种生存环境的中国人，有没有抱怨过自己的那目光短浅的祖先呢?而祖宗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为当年自己的目光短浅和没有雄心壮志而感到惭愧的。
只知眼睛向内的这种认识，导致了我国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异常的残酷。异常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往往又会引起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异常强烈地反抗。而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从来又总是招致剥削和统治阶级异常残酷地镇压。像“四·一二政变”所发生的那样一场大屠杀，使多少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血，都因此而流干了。长期不断的内耗，不仅酿成了中华民族悲剧般的历史，而且也更大伤了中华民族的元气，造成了民族素质的越来越低。而民族素质越低，也就越要挨打。而为了防止挨打，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都不得不修筑长城。而修筑长城，无疑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尽管如此，为了防止挨打，也不得不修。而缓解修长城与加重人民负担的这一矛盾，不仅需要国家给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人民也应该通过提高自己的认识来提升自己奉献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人不仅早已习惯了把能够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誉为是钢铁长城。而且每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更是义无返顾地要“把我们的血肉筑城我们新的长城”。但是在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两弹一星”，钢铁长城一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都还不如秦始皇留下来的那道土长城。两千多年来，长城对我们中国起到了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那些不仅奸懒馋滑，而且更毫无民族责任意识的当年儒家传人和如今的文人精英在记述、尤其是在总结历史的时候，却一口咬定秦始皇是不行仁政修长城，毛泽东是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而专搞“两弹一星”。在那些儒家传人和文人精英的眼中，行仁政，就是政府要轻徭薄赋，不修长城养美女;懂经济，就是国家要多消费，少积累，吃光用光奔小康。我国历史上的刘邦和唐太宗，尤其是宋徽宗和宋钦宗等倒是很懂经济，可是他们却不仅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的一部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还要搭上一些美女。是用修长城和搞“两弹一星”的反抗行为来捍卫民族的利益与尊严，还是用送金钱、送美女、当二奶的屈辱做法来维护国家的平安，相信每一个哪怕还只有那么一点男儿血性的中国男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这个正确的选择，相信在理论上任何人都不难做出。可是在实际过程中，对由于在没有形式逻辑而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而导致目光短浅且又胆小懦弱的我们中国人来说，往往却是只有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能够做出的。就是由于往往直到事到临头的时候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我们中国也才总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长期以来，由于把持着话语权的儒家传人依据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对历史事件颠倒是非的解读，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胡编乱造的总结，造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认识能力越来越不足。
对于第一次统一我国的秦王朝迅速覆亡的总结，应该以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最负盛名了。然而贾谊却在当时的西汉王朝为了民族的生存而不顾民族的尊严正采取屈辱的和亲做法情况下，置当年秦始皇修长城，是在匈奴侵略的巨大威胁下，为了保护民族的生存和捍卫民族的尊严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于不顾，片面地认为秦王朝的迅速覆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两千多年来，《过秦论》一文始终传诵不衰。作为重要的文言文选编，该文至今还列在我国高中的语文教材之中。作为一篇散文，该文气势恢宏，一气呵成;作为一篇史论文，绝大多数的人更是认为此文很有说服力。然而遍观此文，不必去结合历史，仅是在逻辑上，该文就有许多不通之处。既然已经“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那何必还“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这岂不是典型的倒因为果?
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本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创立的。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在创立之初，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而且也能引领那个时代的发展。然而由于后世的那些儒家传人不顾客观实际的变化与发展而把孔子的那些毫无内在逻辑关系的只言片语，当做是了经典而不敢超越，因此这才不仅阻断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更是导致了自己的认知能力越来越低下。特别是在孔子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这种思想的教导下，儒化后的中国，不仅彻底丧失了如贾谊在《过秦论》里所指出的“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那样的完整长远发展战略，而且还更是形成了不知内外有别，不知是非对错，不知尊严羞耻，不知曲直善恶，对内如狼，对外如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劣根性。
和亲的这种做法，本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族在面临外敌入侵时，由于无力抵抗而寻求民族自保的一种无奈之举，是全体汉族男性的耻辱。对此，晚唐诗人李山甫早有诗云：“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然而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儒家传人却不仅硬是把它赞颂为是传播了友谊，而且还通过对历史的意淫而意淫出了一部部像“唐蕃合同为一家”这样的“公主的神话”。
历史堆积成了现实，现实又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正确地总结历史，是为了使后人能够从中接受教训，吸取经验，增长智慧。然而由于儒家传人不仅总是在意淫历史，而且还更是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胡编乱造。从而使后人由于无法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于是这才总是不断地在重复前人的错误。正是由于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不足和儒家传人的危害，所以毛泽东才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要结合对林彪的批判而同时批孔。然而随着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孔子又被请回来了。而随着孔子被请回来，中国人的认知能力马上就出现了问题。不仅在国际上落入了美国人的陷阱，而且更是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分裂问题的发生。
人类的发展历史，既是一部不断征服自然的历史，也更是一部各民族之间不断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在外有强大敌人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只有制定出一部完整长远的发展战略，才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对匈奴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就充分反映了西汉王朝早期的这种完整长远的发展战略。而如果不是有后来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主动军事反击，“文景之治”也就没有了任何可夸耀之处。只是后来由于受儒家传人的蛊惑，汉武帝不仅放弃了对匈奴进行军事反击的这个长远战略，而且还更是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汉武帝的这些做法，不仅导致了后世的中国总是挨打，而且还更使原来只是儒家传人所特有的那种劣根性，又传染给了大多数的中国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发动了肢解我国的“九•一八事变”。然而当时我国的当政者蒋介石由于既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也更是出于内外不分的这种本性，所以不仅没有抵抗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反而还加紧了对工农红军的围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因为我国的当政者们还是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所以在十九路军稍事抵抗之后，最高当政者便屈服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日军发起了进攻热河之战。由于我国的当政者们更是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故而在进行一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就又屈服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军又策动了“冀东事变”，造成了通州、宝坻、香河等冀东地区的二十二个县宣布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独立。由于我国的当政者们继续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因而对此事几乎就是置之不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又发动了“七•七事变”。而此时的中华民族由于已经到了无处可退的“最危险的时候”，于是这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一二年九月，面对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怂恿下欲图以国有化的方式来霸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猖獗行为，尽管政府对此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是三十年来被私有化改革几乎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而都没有敢发出任何怨言的我国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却愤怒了，像韩德强等这样几乎手无缚鸡之力的爱国学者们愤怒了，为了宣示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和坚决捍卫民族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决心，于是他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掀起了保卫钓鱼岛的民众大示威。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保卫钓鱼岛，不到七十年的时间，中华民族就又要开始“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了。
看看直到如今每逢“五•三”、“七•七”、“八•一三”和“九•一八”等日子全国各地仍然还纷纷涌到到纪念馆和遗骨馆或是殉难碑前血泪控诉或是咬牙切齿地痛骂当年日本鬼子暴行的那些同胞，想想前不久才离去的万爱花等当年的慰安妇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想到，尽管如今不可能再像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要替子孙后代把仗都打完，但至少也要努力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以便给子孙后代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从而绝不让某一代的中华民族子孙也像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这样，一年之中要对当年的日本鬼子进行多次的血泪控诉或是咬牙切齿地痛骂。然而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首先就应该正确地总结我们的历史并真正地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而反思与总结历史，既要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事件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更要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事件发生变化的过程。
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历史几乎都是由当年的儒家传人和如今的文人精英所记载并总结的。然而当年的儒家传人和如今的文人精英却出自他们的那种奸懒馋滑的本性，不仅非常擅长意淫，而且还更是记吃不记打。正是由于为了吃而不怕羞，甚至是不怕打，所以他们才不仅要妖魔化修长城的秦始皇，而且还更要肆无忌惮地妖魔化搞出了“两弹一星”的毛泽东。
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并从中找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那是总结;而过于强调客观方面的因素并刻意掩饰主观方面的不足，就只能算是意淫。总结历史是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以修正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意淫历史只能导致精神麻醉而沉浸在历史的错误之中。手淫多了伤身，意淫多了伤神。就是由于对自己屈辱的历史意淫的太多，从而导致有的人精神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有的中国人这才总是陷于精神麻醉和弱智之中。而导致中国人精神麻木和弱智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毒害。所以儒家文化如今刚一复兴，中国人的精神就开始麻木，中国就要受辱，中国就要挨打。也许是历史的必然，也许是巧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宣布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国就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十一月二十六日，习近平总书记刚一拿起《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这两本书翻阅了几页并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但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时，美国的B--52就飞临了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个精神麻木了的人，即使是肌肉骨骼的发育再良好，也不过就是一行尸走肉。一个民族如果陷入了精神麻木之中，那就不只是挨打的问题了，而最终只能是走向灭绝。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而且也更不会有人要去否认在大量的糟粕之中，儒家文化也的确是存在着不少的精华。儒家文化中最主要的精华，就当属是“仁爱”、“仁政”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充满了人性主义光辉的思想了。但是正如范仲淹开到张载时所说的“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那样，自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起，儒家文化中的这种充满了人性主义光辉的思想，就纯属就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充满了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人性主义光辉思想在陶冶个人的心性方面，作用的确是不小。特别是“仁爱”、“仁政”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春秋战国那个由于各国争霸而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痛苦的时代，的确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却就是一部集体主义打败个人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想主义打败实用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主义打败功利主义的历史。因此说儒家文化中的这些精华，不仅根本就没有多少现代的意义。而且即使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给我们中国带来的，也是无尽的苦难。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满清入主中原，一部几乎停滞并长期挨打的历史，就足以证明了儒家文化自身的腐朽无能。中华民族的千年挨打，如果说小农经济是罪魁，那么儒家文化就是祸首。儒家传人把造成中国落后并总是挨打的责任推给满清王朝，只能是表明儒家传人的无耻。所以，虽然满清的统治者腐朽无能，尽管满清的统治异常残暴，但也绝对成为不了儒家文化自身腐朽的遮羞布。
冯毅写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惨剧发生七十六周年之际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