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斯，一般研究将他划归“法家”，一来因为他与韩非子同为荀子的学生，二来他在秦国实行的政策，正好与后来西汉的董仲舒相反，董是“独尊儒术”，而他的一套可称“独尊法术”。这并未考虑他后来的表现，也就是赵高拉他下水，使罪恶的“沙丘之谋”得以实现，这时的他算是哪一家?再以后，他阿谀胡亥，以至秦国政治一败涂地直至覆亡，这时的他，算是哪一家?要简单地回答，可以说，这时的他是算不得哪一家的了，他已经“异化”为暴政败政的应声虫，这是从政治品德上的“异化”开始的。秦始皇以后的短暂的秦国历史，相对来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因为如果李斯是另一番表现，从而将赵高胡亥的“沙丘之谋”消灭在沙丘，公子扶苏与将军蒙恬得以还朝执政，那么历史就不需要再有西汉一朝，扶苏的秦国会调整政策到历史需要的方面，秦末的大战乱就可避免，也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阿房宫的存在，不至于被项羽一把火烧得精光，还有东方各国建设了千百年的都城和宫殿，也不至于在秦末的兵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赵高胡亥李斯三人的私心造成的秦末之乱，给中华造成的物质与文化损失是难以计数的。
《史记·礼书》说，“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原来，叔孙通为西汉设计的其实就是采用秦朝的礼仪，而秦朝的礼仪就是夏商周以来各国通行的礼仪。可见，相对于东方六国，秦国并不是一个怪异的国度。李斯的《谏逐客令》对当时秦国情况有着描写：
秦国除了收罗天下物质财货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还广泛吸取天下优秀文化，所谓“弃击饔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后宫里有从郑、卫、赵而来的“佳冶窈窕”，到处陈列“夜光之璧，犀象之器”。
李斯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我们可称这种政策为“独尊法术”，其出发点是针对春秋战国以来“天下散乱，莫能相一”，虽然它含有某种绝对主义。
从胡亥对赵高提出的阴谋的最初回答可以看出，胡亥平时所受教育，是传统礼教。胡亥担心地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
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情况是，“刚毅而勇武，信人而奋士”。胡亥赵高伪造的诏书指责扶苏“不孝”，指责将军蒙恬“不忠”，扶苏接到诏书就要自杀，蒙恬提出“安知非其诈”的疑问，而“扶苏为人仁”，说，“父而赐子死”，没什么可怀疑的，立刻就自杀了。可见，扶苏平时所受教育，也是传统礼教。
既然扶苏与胡亥作为秦始皇儿子所受思想教育都是传统礼教，可见，这也是秦国的一个基本情况，这就让我们该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即当时秦国并非如人们一般所想象的是如何到处的“独尊法术”而排斥了儒家。应当说，秦始皇的秦国，或者说，商鞅以来的秦国，与东方六国一样，基本上是传统礼教占着某种思想的统治地位和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而在鼓励耕战整治朝廷以争于天下的国策的方面，有法家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影响。
胡亥以阴谋做了秦二世之后，赵高给他呈献的政策，看上去是“法家”的一套，而其实是去除其魂，阉取其术。比如，他教胡亥“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这一诛杀计划，是针对着“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怏怏皆不服”。这样，果然杀尽了诸公子，尽除了旧大臣，巩固了胡亥的帝位。在韩非子的理论中，“严法刻刑”之类，是为了维护君权与国家安全，而在赵高这里，其作用力的方向是相反的，从“沙丘之谋”起，就是破坏了秦国的真正的君权与国家安全，成为秦国覆没的一个关键之处。
赵高给胡亥所献之计总的来说是：“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在这个进一步的阴谋之下，“乃更为法律”，公子公主尽被诛，遭疑的大臣尽被杀，“相连坐者不可胜数”，“群臣人人自危”。而胡亥却认为这对于他是巩固了帝位、保证了安全，因此益发的胡作非为起来。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所以，赵高胡亥所实行的，并非真正的“法家”政策，是去除爱国之魂，阉取其术而发挥，结果导致天下大乱，如果硬要以其为所谓“法家”，那么这是最坏的一种，是谬种。
胡亥是读过韩非子的，他对李斯说自己“有所闻于韩子”。他从韩非子里读到尧、禹如何艰辛为天下的故事，触发感想说自己不愿意那样辛苦，认为“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完全一种享乐思想。胡亥这样的读书还不如不读书。李斯不仅没有及时以正确的思想教育胡亥，反而“乃阿二世意，欲求容”，竟然回去写了一篇上书，认为胡亥可以“穷乐之极”，要能做到，必须“行督责之术”，让“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朝廷要排斥“俭节仁义，谏说论理，烈士死节”这三种敢于反对的人，于是为君的就可以“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为所欲为而任何别人无法干涉。文章中还居然引用了申子、韩子、商鞅的语句来加强自己的这种谬论。这是李斯进一步背叛了他的所学和他以前为秦国所做的正确的一切，与当初意气风发写作《谏逐客书》的李斯是完全判若二人了。
从李斯这封上书看，申子、韩非、商鞅的著作，在秦国是被尊为“圣人之论”而相当普及的。可见，秦始皇尊崇韩非子，申子、商鞅也一起予以尊崇。至于韩非子被李斯弄死在秦狱，李斯一定是成功地在秦始皇面前搪塞了过去，而没有受到责怪。因为韩非子的身份，秦始皇确实难用韩非其人，但他确实尊崇其著作。李斯尽管害死了韩非子，却也无法阻止韩非子的著作在秦国流行，并且被奉为像胡亥这样的贵公子的必读之书。
赵高的作恶并不因为成功实现“沙丘之谋”而停止，他还要除掉李斯，进一步蒙蔽胡亥。他的办法是劝胡亥以贵以乐地深居内宫不出，结果是“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由他篡取了最高权力。同时，他挑拨胡亥与李斯的关系，让胡亥对李斯起了反感，并进而下令治李斯的罪，李斯就死在赵高的陷害之中，“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赵高这些阴谋得逞之后，行“指鹿为马”之计，最后逼胡亥自杀，由他来做皇帝。但赵高的皇帝梦未能实现，恶贯满盈被人刺死。刘邦大军杀进咸阳，秦国灭亡。
赵高的奸行恶为，是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多少奸人所做过的事，也是韩非子早就有过深入研究和多次阐述的事，李斯是读过韩非子的，胡亥也读过，当时秦国许多别的人也读过，但他们都没有能防止赵高出现在秦国，而秦始皇更是读过韩非子的，赵高却就悄然孵化和长成在他的身边，如果韩非子尚健在秦狱，他将会说，甚矣，此尽在吾说之中啊!历史就这样是可悲可叹的。由秦二世事件可知，法家也罢，儒家也罢，明君也罢，贤相也罢，都未能有效预防和阻止赵高现象，而可以一旦被弄得政亡国破，专制制度的致命软肋之所在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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