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与汉奸文化是同时产生的

　　汉奸与汉奸文化是同时产生的，

　　孔儒文化就是中国的汉奸文化，

　　儒术本质是以谄上欺下讨富贵

　　探索者

　　(一)

　　首先，笔者就对关于有网友称在“以前，中国虽然有汉奸，但没有汉奸文化;汉奸文化是现在(今天)才有的”观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以与网友商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这是第一个正题。

　　所谓“汉奸”，通常是指那些背叛祖国、祖族，向外国、外族出卖祖国、祖族利益的人。

　　所谓“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是指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及其印迹、结果等等。文化和人类是同时产生的,有了人类也就有了文化。甚至于在《辞海》中，关于“文化”一词的解释是：“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例如‘学文化’就指的是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也是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的程度。”“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统治的所谓文治和教化。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教文化以柔远。’”这样看来，“汉奸文化”就是“一般”的“汉奸”“知识”，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

　　显然，没有“汉奸”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没有“汉奸”;“汉奸”，是“汉奸”思想和行为，也就是“汉奸文化”的载体。因此，“汉奸”与“汉奸文化”，是同时产生的;在产生“汉奸”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汉奸文化”。根本就没有有“汉奸”，没有“汉奸文化”的事!

　　其实在过去历朝历代，不是没有“汉奸文化”，而是都有各自的“汉奸文化”，只是其形式水平程度各异而已!“汉奸文化”也有各自不同特性和发展阶段!

　　虽然南宋时的“汉奸”、“汉奸文化”与现今的“汉奸”、“汉奸文化”，可能有很大不同，甚至于相距甚远，但皆依然都是“汉奸”和“汉奸文化”!这不过是“汉奸”和“汉奸文化”——这个国家、民族毒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进化和发展罢了!不能因此就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奸，没有汉奸文化，汉奸文化现在出现的”，只能说今天的“汉奸文化”有更新更大的发展而已!

　　根据“汉奸”势力与爱国势力的相对大小，“汉奸”可以采取“去之”、留之，甚至于与爱国者公开斗争，叫爱国势力哑口无声……

　　“去之”，诸如殷纣末年时的微子开等大汉奸(详情见后);留之，诸如南宋末时的赵构、秦桧等大汉奸，清末时的慈禧、李鸿章等大汉奸，民国时的汪精卫等大汉奸，等等等……;公开斗争，叫爱国势力哑口无声……诸如现在，汉奸可以公开斥责爱国者为“爱国贼”，并对其进行专政，实行各种形式的打压，令其鸦雀无声……

　　过去的爱国者谴责“汉奸”是“卖国贼”;“汉奸”无言以直对，只能暗地使歪劲，诬陷爱国者“谋反”，诸如赵构、秦桧对岳飞等等。现在不同了，如果爱国者谴责“汉奸”是“卖国贼”，则“汉奸”不仅可以不言以直对，暗地使歪劲，诬陷爱国者“谋反”，还敢于与爱国者公开叫板，咒骂爱国者是“爱国贼”!这是因为在中国现在的“汉奸”势力太强大，爱国者力量太懦弱的缘故!

　　(二)

　　下面转入第二个正题。

　　鲁迅说：“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据《左传·昭公七年》载，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鲁贵族，鲁大夫，孟僖子临死前，对其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

　　“鲁”，是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山东西南部。周武王封弟周公旦于鲁，因周公留京辅佐成王，其长子伯禽代父就封，并带去大量礼乐典籍。建都曲阜，以礼仪之邦著称。诸如鲁昭公、孟僖子等鲁国君及贵族皆周公之后裔。

　　孟僖子所说的“圣人”，是指微子开。据称微子开其弟微仲衍就是孔丘的远祖。《孔子家语·本姓解》：微子开“其弟曰仲思，名衍，或曰泄。”微子开卒，由微仲衍继位。故可称孔丘为微子开“之后”。为何孟僖子称孔丘为“圣人之后”?

　　《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爱戴之。”

　　其中“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说“人臣三谏不听”，人臣可以“去之”，离开其“主”。“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少师劝微子开“去”，微子开“遂行”，微子开随后就走了，微子开“去”哪里?文中没说，实际上微子开不仅离开了纣王，还跑到周武王那里做了“汉奸”。“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微子开以“可以去之”，可以离开纣，一个较宽泛的语义，却隐藏了他投降周武王、作汉奸的一个具体的历史罪恶。微子开以“可以去之”，作为充当“汉奸”的“暗语”，“可以去之”，就是微子开的“汉奸”理论，这也就是当时的一种“汉奸文化”。

　　其中“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是“汉奸”微子开迎接周武王入国的“礼仪”，也是当时的一套“汉奸文化”。你看，微子开这个汉奸，对父母之国商王朝的背叛、出卖，对敌国周王朝的投降，是多么心安理得、诚心诚意、冠冕堂皇……微子这一套，要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汉奸——那时的一些后儒的大大小小的孝子贤孙或徒子徒孙们，迎鬼子进城、进村要“隆重”得多。“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的一套“汉奸”礼仪，也并非微子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在其以前早已有之。由此看，“汉奸”和“汉奸文化”，早在微子开之前就已经有了，并且还发展出一套“礼仪”来!孔丘要“克己复礼为仁”，当然“仁”也包含着“克己复”这些汉奸“礼仪”了!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爱戴之。”

　　周王朝统治者认为铁杆巨型“汉奸”微子开“能仁贤”。“能仁贤”者，即“圣人”也。商(殷)王朝的铁杆巨型“汉奸”，就是周王朝的“圣人”。故孟僖子称孔丘为“圣人之后”。

　　毛泽东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笔者：微子开、箕子、比干。)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但是对微子没有提防，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论语·子张·19·20》：“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由此看，对此，孔丘师徒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为了把纣彻底涂黑，而落石下井!把纣王涂抹的越黑，就使得微子开做“汉奸”(“圣人”)越有根据。微子开是孔丘的先祖，微子开得封，幸于周公，所以孔丘在临死前还对其念念不忘。《论语·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这是在《史记》中有关微子开的“汉奸”事迹和“汉奸文化”的部分历史记载。

　　(三)

　　《论语·微子·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请读者注意：“微子去之”，“去”到哪里?“微子去之”，孔丘仅用“去之”两个字，就把微子开的罪恶给“隐”去了;然而，微子开 “去之”哪里?其实，微子开是跑到周武王那里去充当“汉奸”去了，他却不说，真可谓“高手”!这是孔丘在语言技巧上的功夫，真是“巧言令色”(《论语·八佾·3·1》)，故当时孔丘被称之为“鲁国之巧伪人”(《庄子·盗跖》)。不仅如此，孔丘还把“去之”,离开殷纣跑到歧周那里当汉奸的微子开，称为殷的“三仁”之一，这也就是孔丘把“去之”的汉奸微子开，奉为了“仁人”;把“微子去之”的汉奸文化，奉为了经典。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在周王朝时代把汉奸微子开誉为“圣人”，把“微子去之”的汉奸文化奉为“经典”，甚至在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二百余年来仍然一直是把汉奸微子开誉为“圣人”，把“微子去之”的汉奸文化奉为“经典”……现在，这种黑白颠倒的现象应该颠倒过来了!

　　微子开因与纣王的政见不同，就把其祖宗的商(殷)天下出卖给了敌国歧周，令商(殷)人“血流成河”，“其血之流杵”，让整个商(殷)民族落入被周屠杀奴役灭绝的命运。而只剩下他们一家，享受着周王朝对其裂土封侯的荣华富贵。孔丘称赞微子开为“殷”“三仁”之一，也就是孔丘把“汉奸”谓之“仁人”。这不仅是孔丘赞赏微子开的“汉奸”行为和“汉奸文化”，这同时也是孔丘“汉奸文化”的一部分。孔丘终生都是在鼓吹和实践、发扬微子开这种“汉奸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把孔丘文化作为其传统文化，这同时也就把孔丘汉奸文化作为了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庸·18》：“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孔丘对屠杀同胞殷人，让“其血之流杵”;灭亡祖宗之国，夺其天下的周的歌颂。之所以“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不仅仅由于其“壹戎衣”，还在于孔丘先祖微子开对敌国歧周的投降和对祖宗之国殷商的叛卖。

　　《孟子·尽心下·14·4》：“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这是周王朝贵族后裔孟轲对其祖宗屠杀殷人，让“其血之流杵”;灭殷商之国，夺其天下的歌颂。把歧周对殷人的屠杀、灭国，称为是对殷人的解放;把殷人对周侵略的反抗称为殷人对周人“若崩厥角稽首”的期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孔丘的殷汉奸嘴脸昭然若揭。这也是为何孟轲称其“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2》)的深层次原因。毫无疑问，周人希望殷人都“学”汉奸孔丘那样世世代代永远都“克己复礼”。

　　(四)

　　除了孔丘的“去之”、“克己复礼”、“吾从周”之外，无论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还是《大学》的“作新民”，也都是他的“汉奸文化”的重要内容。

　　然而，最终孔丘自己还是主要地实践了其祖宗微子开“去之”的“汉奸文化”。

　　《孟子·尽心下·12·6》：【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微子开的“去之”是因为“微子数谏，纣不听”。孔子的“去之”——“不税冕而行”是因为“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是孟子的为其行为之搪塞和狡辩。

　　据钟肇鹏《孔子年谱》说，时是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孔丘五十五岁，所谓孔丘名为“周游列国”，“找工作”，实是要做“汉奸”，只是因其能量有限，没有要家，人家不要，没有做成而已。

　　孔丘自逃离鲁国后，他就在周围列国间来回转着圈寻找“汉奸”的差事干，《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美其名曰“周游列国”，达十三年之久都无人问津，最后实在混不下去，只好托关系、求门子，打通关节，又回到了被其称为“乱臣贼子”的鲁国季氏的怀抱。时是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

　　孔丘的“汉奸文化”是一种“泛汉奸文化”，“有奶便是娘”!孔丘自称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18·8》)，孟轲称其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10·1》)。然而，当时的微子开带着的觐见礼是殷天下，而孔丘带着的觐见礼仅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15·1》)，没有“打人的本事”。

　　孔丘“周游列国”十三年的历史，就是孔丘送上门去当“汉奸”都当不成“汉奸”或当不成一个稳定“汉奸”的历史。

　　中国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两千多年以来，以微子开为“圣”，以孔丘为“圣”，就是承认这种“汉奸文化”的“圣”!就是以继承这种“汉奸文化”为“圣”!

　　(四)

　　《大学》，即《礼记·大学》，是孔儒的“汉奸”书。为何?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汉武帝时，随《礼记》成为“五经”之一而升入官学，北宋司马光撰《大学广义》，是为《大学》单列成书之始;其后程颢(hào)、程颐移易《大学》原文章节成《大学定本》，并断定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大学·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中，明明德：《大学·2》：“《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明“明德”。昭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大盂鼎》)的“天命”。明，申明、昭明;明德，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正大光明之德。在此专指西周奴隶主贵族王朝的官方道德。其中“亲民”为“新民”。《汉语大字典》：亲：通“新(xīn)”。《韩非子·亡徵》：“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王先慎集解：“亲读为新。”《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大学》即《礼记·大学》)

　　说《大学》(“大人”学问)之宗旨，在于申明“明德”，在于更新“民众”，在于达到“至善”。

　　朱熹说：以上“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2》：“《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其中，《康诰》：《尚书·周书》中的篇名。是周公对康叔受封于殷地时的训词。克明德：克守于明德。《大(tái)甲》：《尚书·商书》中的篇名。说商汤嫡长孙，太丁之子大甲，继嗣为王，无道，不理国政。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后大甲悔改，伊尹迎其回亳(bó)复位，作《大甲》以戒之。顾諟(shì)天之明命：顾，回首、反省;諟，《说文》：“諟，理也。”孔颖达《疏》：“顾，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太甲云：‘尔为君当顾念奉正天之显明之命，不邪辟也。’”諟，是、此。天：上天、上帝。明命，显明之命。天命论。《帝典》：《尚书》中的篇名，即《尧典》。主要叙述尧舜的历史。峻(jùn)：崇高伟大。

　　说《康诰》曰：“要克守于明德。”《太甲》曰：“要反复领悟和奉行天之显明之命。”《帝典》曰：“要克守而勤勉于伟大的明德，一切必将自然明之。”说“天之明命”为“明德”;“克明德”、“顾諟”“明德”就是“明明德”;只要“明明德”，就会“皆自明也”。

　　朱熹说：这是“释‘明明德’”的。(《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3》：“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其中，汤之盘铭：汤，汤灭夏桀，是商朝的开国天子;盘，盘子，俗称“洗脸盆”，古时常以青铜制作;铭，刻、铸、铭记。苟，假使、如果。这段表现商汤灭夏桀，刚刚取得政权之后谋求进取的状态。《诗》：《诗经·大雅·文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大学·1》中“大学之道”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歧周虽然是旧邦小国，但现在却受命于天而取代了殷，是天下新的统治者，“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周奴隶主贵族所应极端地致力而为者，其第一要务，在于昭彰天命，在于做天下新的统治者，在于做天下最好的统治者。而对于亡国的殷商贵族来说，就是使殷民族转变角色，由一个旧的统治者的殷民族做一个新的被统治者的周良民，做一个大大的周良民。这也就是“大学之道”。

　　说商汤在他的洗脸盆上铸有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如果要日新月异，就得每日除旧有而布新图;只有天天除旧布新，才能有新成。以此作为自勉。《康诰》曰：“作新民。”说要做天下新的统治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周王朝虽然是旧邦小国，但却已经受天命取代殷而有天下。所以周贵族——“君子”，无处不极端地重视“天命”而把其用足用透。使自己成为实实在在的天下统治者，彻底征服殷人，令其成为周的驯服的良民，即奴才。

　　朱熹说：这是“释‘亲民’”的。(《四书章句集注》)

　　因此，站在天下新统治者的殷、周来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等等，则完全是“君临天下”、踌躇满志的语言。它代表了商灭夏、周灭商前后，商、周谋求进取的心态;而且周是把“其命”运直接系于是否“维新”上，把“维新”视为其振兴和保先的出路。而如果这些是出自被灭的夏、殷人之口，其含义和性质那就完全变了。它不仅是在对征服者的歌功颂德，表示对征服者的完全顺从，而且还在是号召其同胞都来做其祖宗之国的叛徒，做灭其祖宗之国的奴才。

　　《大学·4》：“《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其中，邦畿(jī)：国都附近。缗(mín)蛮：小鸟貌。《集韵·仙韵》：“缗，缗蛮，小鸟貌。”隅(yú)：角落，靠近边沿的地方。穆穆文王：穆穆，深远、幽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禾部》：“穆，凡言穆穆、于穆、昭穆，皆取幽微之意。文王，周文王。於(wū)缉熙敬止：於，乌的古字，感叹词;缉熙，光明;敬，诫慎;止，辞也。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是《大学·1》中的“大学之道”的“止于至善”。说“君”“父”都是“仁”“慈”的，问题的关键是“臣”“子”要“敬”“孝”，臣与臣、子与子相互间要“信”。也就是说：“臣”“子”都要“顺”，做“顺民”、“顺子”。

　　说《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说帝王领土千里，乃百姓聚居之地。又《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说缗蛮的小黄鸟，归宿于丘陵边的树林里。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岂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说对于其归止，连小鸟都知道，难道人竟然不如个小鸟吗?《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说睿智的文王，光明正大，善为归止。为人君者，止于“仁”;为人臣者，止于“敬”;为人父者，止于“慈”;为人子者，止于“孝”;与他人相交者，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说遥望淇水之畔，竹林翠绿兮。君王文质彬彬，做学问如治象骨，如切如磋;省躬如治玉石，如琢如磨。庄严而宏大，威仪而豁达。君王的盛道至德，百姓铭记于心啊!“如切如磋”者，与他人相互切磋，乃研究学问之道也;“如琢如磨”者，自我修身，乃修养自身之德也;“瑟兮僴兮”者，庄严而宏大也;“赫兮喧兮”者，威仪而豁达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诗》云：“於兮!前王不忘。”说呜呼!前王之盛道至德，永铭记于我心。君子是贤其贤者，而亲其亲者;小人也是乐其乐者，而利其利者。因此，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缅怀而不忘。

　　朱熹说:这是解释“止于‘至善’”。

　　在此，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请读者注意：《大学》如此颂扬“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作新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等等，无疑是孔丘这个周灭殷的殷巨奸后裔，蛊惑殷人之心，特别是让殷人放弃反抗，都来做周王朝“良民”的殷“汉奸”语言。“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否则，那就是(你)“人而不如鸟”!“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为人们，特别是为殷人所制定的“秩序”，并以此来维护巩固周统治者的氏族，维护巩固周氏族贵族对殷族的统治。“《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於戏!前王不忘。”这是孔丘的“颂古非今”!“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这是孔丘所杜撰的周王朝的“王道乐土”之盛况!对周文王、武王、周公之世的美化!其实，殷人并没有真正生活在周文王统治之下。《楚辞·天问》：“武发杀殷，何所悒(yì)?载尸集战，何所急?”武王姬发灭纣后，有何所担心害怕?他载父灵柩会战，又何所迫不及待?武发：武王姬发。杀：消灭。悒：忧郁、不安。载尸：载着文王的灵柩。集战：会战。急：急迫。说武王姬发竟然来不及办理其父的丧事，就载着文王的尸体与纣决战。这就是说周武王还没有灭殷，周文王就死了，武王是载着文王的灵柩与殷纣决战的。孔丘不仅认可周武王对殷人的征服和统治，还追认认可周文王对殷人无实的征服和统治。

　　(五)

　　周王朝亡于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灭商纣，建立周朝。都镐(hào)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周公东征后，确立宗法制度，并分封诸侯。后期，贵族日益腐败。公元前782年，周幽王即位，他重用“善谀好利”的虢(guó)石父，宠爱褒(bāo)姒(sì)，过着更加荒淫无耻的生活，使国人对之愈加憎恨。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西夷和犬戎等攻破镐京，幽王仓皇出逃，被犬戎军队杀死于骊山之下(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次年，公元前770年，申侯支持被幽王废了的太子宜臼在申地(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为周平王。同年，宜臼在一批贵族的操纵下，向东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在历史上，称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这段长达二百九十五年的历史，称之为“春秋”时代。在这期间，东周王朝越来越弱，根本不能号令诸侯，实际上已成为各诸侯间争夺的一块招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相继称霸。经过长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吞并。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到公元前475年，已经所剩为数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它们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仍继续不断进行战争，直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为止。自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约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称之为“战国”时代。东周，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

　　《大学》的杜撰时间最早当于东汉“间置国三老”以后。此时，周王朝早已灭亡了476年以上。

　　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由此看，不仅孔丘生时，孔丘以这些“汉奸文化”、“奴才文化”作为其“大人”教育的宗旨;而且在孔丘死后，孔儒也以这些“汉奸文化”、“奴才文化”作为其“大人”教育的宗旨。

　　“汉奸文化”、“奴才文化”教育，是孔丘、孔儒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丘当时，周早已经礼崩乐坏，气息奄奄，名存实亡了。

　　面对着周王朝“礼崩乐坏”政权的颓势，甚至于以周王朝为宗主国的鲁国也火上浇油，唯恐天下不乱，而孔丘此时所谋者，不是如同清末时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设民国”，而是接过古简《志》里的“克己复礼，仁也”，依然主张、鼓吹“克己复礼为仁”，要继续维持、恢复周王朝的反动统治，称什么“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3·14》)这时孔丘的“复周”、“从周”，不仅是他对其先祖做商(殷)“汉奸”之“志”的矢志不移，他的“至孝”，也是他对做周的商(殷)“汉奸”“之后”归属的理直气壮地自我确认!他表示他是做定了周的奴才，也愿意商(殷)民族继续做定了周的奴才!孔丘表示他是一个坐定了周王朝的殷王朝的汉奸!这不仅是历史的反动主义，也是民族的投降主义、汉奸主义!孔丘的民族投降主义与微子开一脉相承!

　　我们应该认真地彻底批判和抛弃孔丘的“克己复礼为仁”、“吾从周”的“汉奸文化”、“奴才文化”，认真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设民国”的“革命文化”。对于这段历史文化，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孔丘的“汉奸文化”、“奴才文化”不彻底批判，爱国文化就建立不起来;对于孔丘的奴隶主贵族文化不彻底批判，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也建立不起来。同时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更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孔丘是奴隶主贵族和汉奸文化，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

　　(五)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戎卒攻蕲(qí)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烁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còu)，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牙齿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其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儒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以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zuì)野外。习有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yì)。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lú)(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zhé)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huān)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作为秦二世“博士”的“儒生”叔孙通者，首先欺骗、背叛了秦二世，之后，先是“及项梁”“从之”，出卖了秦二世，后“从怀王”，后“事项王”，后“降汉王”，……叔孙通的叛变投敌，汉奸伎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诸儒皆喜称叔孙通“诚圣人也”，“深知当世之要务”。

　　(六)

　　其实，不仅是微子、孔丘、叔孙通是如此，儒者的“亚圣人”孟轲、“三等圣人”朱熹等等也都是如此。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从子思之门人那里学了点尧舜文武之道的破烂，尽管没什么有理由，只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以为鲁装不下了(其实，是因他那点本事，在父母之国都知道，无用，找不到用户)，也是“去之”，离邹，而投靠齐，齐宣王不能用。又去投靠梁，梁惠王不能用，……。最后只好回家，回家也没用户，只好“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再请看：《孟子·梁惠王下·2·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下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告子下·12·8》：“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为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一方面到处唆使诸侯放开手脚，要“大勇”不要“小勇”，要学“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要学“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即要兼并其他诸侯，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其(孟子)的父母之国了，从而取代周王朝，另一方面却又要捆住父母之国鲁的手脚，“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让鲁把已经扩张了的地盘统统都退出来，退回周初分封时的版图，把其捆死在周王朝的破车上。

　　朱熹，南宋大儒，被儒者誉为“三等圣人”，曾官至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然而在国家亡了一半，山河沦陷半壁之时，甚至于连一个妇孺尚且发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呼喊时，可他却上书皇帝鼓吹：“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能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仇耻之义”(同上)。说“二帝”被俘算什么?考虑这些只能助长人心底的仇恨而迷失了人性，只有“低头拱手”安分守己，尊奉“三纲五常”的天理，完成人的道德修养，而用功读经求取功名，以耀门楣，才是正理、天命。他与敌国“金”皇帝通好，称赞秦桧为“端人正士”……南宋孝宗时，大汉奸史浩先后向朝廷举荐了一批大儒，其中就包括了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实际上，朱熹是一个没有公开投降金国的暗藏在南宋朝廷里的大宋奸!当然，朱熹还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流氓和抢男霸女、虐杀小民的大恶霸大屠夫，在此，就不多说了。

　　……

　　家喻户晓的南宋的大汉奸秦桧、清末的大汉奸李鸿章都是大儒。对此，不必多说。

　　（六）

　　鲁迅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

　　“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被南宋皇帝“钦命”的《四书》标准注释。《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合订本。

　　实际上，从西汉汉武帝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把《大学》等孔儒这一套“汉奸文化”，不仅作为了教育的宗旨之一，也作为了其选拔官吏的宗旨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孔儒专制统治，孔儒这一套“汉奸文化”、“奴才文化”，在中国是相当普遍，非常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因为在旧中国诸王朝的统治者，把孔丘封为赐封为“万世师表”。所以诸王朝的教育，都是孔儒的教育。孔儒思想、文化统治着中国。甚至于那时，以“儒”为“文人”的代名词。因此，在历代的封建王朝中，虽然在名义上没有周王朝的复辟，实际上周王朝的亡灵早已经回归中国的大地，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在周王朝亡灵阴影的统治下。因此，两千五百年中，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在原地打圈。

　　骄横跋扈的汉武帝刘彻受孔儒董仲舒蛊惑而力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彻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环境下，也被“儒术”彻底地塑造成了一个极端专制主义者。他志大才疏、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穷奢极欲，信奉鬼神，迷信巫蛊，致使他把一个富强的大汉王朝糟蹋得一塌糊涂，从此走向衰落。由此看，“儒术”就是好鬼神、专制嗜杀的代名词。“儒”不仅是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集团，还是一个绝对排他的骄横跋扈的恶霸集团。汉武帝刘彻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他最大的历史罪恶。

　　(七)

　　正因为孔丘、孔儒以及其“术”的“汉奸”、“奴才”基因，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入侵的外族在入侵期间和入侵之后无不尊孔，其总是选择和利用孔丘孔孟之道作为其侵略武力的配合力量。诸如蒙古人是这样，满洲人也是这样;并且他们在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中也无不得益于孔儒及其子弟的帮助和协作!

　　之所以这样，其原因，就是因为孔丘“儒术”是“汉奸文化”、“奴才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奸，无不是鼓吹和提倡尊孔读经的孔儒。

　　也正因为这样，侵华的近现代帝国主义者也无不是尊孔派。

　　大汉奸袁世凯一上台就恢复了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的尊孔读经，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请参见数学《谈蒋介石是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内奸的问题》及《再谈蒋介石是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内奸的问题》)，也是一样地尊孔复古，力图全面恢复尊孔读经，尽管他们已经“回天乏术”!

　　买办文人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出谋划策，要日本侵略者，用“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汉奸王精卫则也宣称卖国投降为“和平运动”，体现了“儒教的真精神”。

　　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孔子僵尸与日本帝国主义结成为反动同盟。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大建“孔子圣庙”，称赞“中国的文化”，大肆鼓吹孔子的“仁义道德”，扬言要在中国“建设”“王道乐土”，叫嚷“排斥孔教，这就是中国人民自掘坟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王道乐土”，就是一方面在中国大造“孔子圣庙”，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在中国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之所以这样，其原因，就是因为孔丘“儒术”是“汉奸文化”、“奴才文化”。

　　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

　　日本帝国主义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它以武力作后盾，密切地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配合，并通过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

　　日本帝国主义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的汉奸文化的本质，很明白不仅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而且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但鲁迅，甚至于连胡适也在被禁之列。

　　鲁迅对此说了很多。下面仅摘引其中部分：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他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不再受骗了》)

　　“……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样。”(《报<奇哉所谓……>》)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灯下漫笔》)

　　“……我们的古圣贤既能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灯下漫笔》)

　　“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帝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无花的蔷薇之二》)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就说：——

　　“(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之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

　　“我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他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重要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

　　“▲六月二十四日号督辕茶会金制军演说词

　　“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学业，周爵绅，赖太史，今日已经发挥尽致，毋庸我详细再讲咯，我对于呢件事，觉得有三种不能不办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谈谈，(第一)系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呀，香港地方，华人居民，最占多数，香港大学学生，华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间大学，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字，对于中国历代相传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学业，岂唔系一件大憾事吗，所以为香港中国居民打算，为大学中国学生打算，呢一科实在不能不办，(第二)系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中国事物文章，原本有极可宝贵价值，不过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所以除嘵书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极高人以外，能够领略其中奥义，实在很少，为呢个原故，今年中国学者，对于(整理国故)声调已经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国大陆相离，仅仅隔一衣带水，如果今日所提倡中国学科，能够设立完全，将来集合一班大学问人，将向来所有困难，一一加以整理，为后生学者，开条轻便路途，岂唔系极安慰事，所以为中国发扬国光计，呢一科更不办，(第三)就系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呀，中国通商以来，华人学习语言文字，成通材，虽然项背相望，但系外国人精通汉学，同埋中国人精通外国科学，能够用中国言语文字翻译介绍各国高深学术，仍然系好少，呢的岂系因外国人同中国外洋留学生，唔愿学华国文章，不过因中国文字语言，未曾用科学方法整理完备，令到呢两班人，抱一类(可望而不可即)之叹，如果港大(华文学系)得到成立健，全就从前所有困难，都可以由呢处逐渐解免，个时中外求学之士，一定多列门墙，争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唔哙有乜野隔膜咯，所以为中国学问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办，列位先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班中国外洋留学生，因为想研精中国学问，也曾出过一份(汉风杂志)，个份杂志，书面题辞，有四句集文选句十分动人，我愿借嚟贡献过列位，而且望列位实行个四句题辞意思，对于(香港大学文科，华文系)赞襄尽力，务底于成，个四句题辞话，(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略注：——

　　“这里的括弧，间亦以代曲钩之用。爵绅盖有爵的绅士，不知其详。呢=这。而家=而今。=的。系=是。唔=无，不。嘵=了。同埋=和。咩=呢。啫=呵。唔哙有乜野=不会有什么。嚟=来。过=给。话=说。

　　“注毕不免又要发感慨了。《汉风杂志》我没有拜读过;但我记得一点旧事。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

　　“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变成在香港大学保存国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的标语了。我实在想不到这四句“集《文选》句”，竟也会被外国人所引用。”(《略谈香港》)

　　“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在‘征诗’，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的诗是：——

　　“南中多乐日高会。。。 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 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有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狂徒’又须挨骂了。

　　“日本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人，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谈“激烈”》)

　　“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 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诛少正卯，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起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借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有言何，冇有言无，盖女子小人，不只雅驯，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

　　“孔诞祝圣言感

　　“佩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一般学子。崇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若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自有嗃凿之理由。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烁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

　　“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

　　“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教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七日演大尧天班。时日演《加官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发给特别执照。演之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四日， 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剧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打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信而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也。专此布达，即颂 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述香港恭祝圣诞》)

　　“勉之先生足下.N日不见,如M隔秋。——确数未详，洋文斯用。然鲜卑语尚不弃于颜公，罗马字岂遽违乎孔教?“英英髦彦”，幸毋嗤焉。慨自水兽洪猛，黄神啸吟，礼乐偕辫发以同隳，情性与缠足俱放;ABCD，盛读于黉中，之乎者也，渐消于笔下。以致“人心败坏，道德沦亡”。诚当棘地之秋，宁啻“杞天之虑”?所幸存寓公于租界，传圣道于洋场，无待乘桴，居然为铎。从此老喉嘹亮，吟关关雎鸠，吉士骈填，若浩浩乎河水，邪说立辟，浩劫潜销。三祖六宗，千秋万岁。独惜“艺”有“宣讲”，稍异孔门，会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变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为之翻脸。然而那无须说，天何言哉，这也当然，圣之时也。何况“后生可畏”，将见眼里西施，“以友辅仁”，先出胸中刍豢。于是虽为和尚，亦甘心于涅槃，一做秀才，即驰神于考试，夫岂尚有见千门万户而反顾却走去之者哉，必拭目咽唾而直入矣。文运大昌，于兹可卜，拜观来柬，顿慰下怀。聊复数言，略申鄙抱。若夫“序跋兼之”，则吾岂敢也夫。专此布复，敬请“髦”安，不宣。

　　“鲁迅谨白·丁卯夏历十一月二十六日。”(《补救世道文件四种·(丁)“乐闻于斯”的回信》)

　　帝国主义者尊孔，是要“吃中国人的肉”。

　　鲁迅还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便可悟出是颜子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chāo)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且介亭杂文·儒术》)

　　正是：“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在侵略者眼里，甚至于“知读《论语》《孝经》”者，对于他们也是大有用处的;当然在“知读《论语》《孝经》”者眼里，也就把其所“知读《论语》《孝经》”，当做了是献给侵略者的见面礼和进身礼。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说得清楚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毫无疑问，“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半封建文化”就是中国的“汉奸文化”。它与“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汉奸文化”包括两部分：

　　首先，“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那些“也在提倡”“帝国主义文化”的“无耻的中国人”，当然是“汉奸”，而其所提倡的这种文化就是“汉奸文化”。这是其一。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在中国，“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当然，这些推动、鼓动“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 也是“汉奸”;他们所“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也是“汉奸文化”。这是其二。

　　(九)

　　“儒术”具有“汉奸文化”的基因。为何“儒术”具有“汉奸文化”的基因?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这就是该文的正题三。

　　世界上有“权势”，就一定有依附于“权势”的“帮凶”和依附于“权势”的“谄者”。实际上，孔儒就是应“权势”的需要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权势”帮凶和谄者的中国特色阶层;儒术就是中国“权势”的帮凶和谄者权术的特色文化。孔丘、孔儒是一帮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只会靠做“权势”的帮凶和“谄者”谋求生活和富贵文人。“孔儒”是产生和寄生于“权势”身上的毒瘤。

　　韩非子谓孔孟儒学是“愚诬之学”(《韩非子·显学》)，而“儒之所至，孔丘也”(同上)!儒之首，孔丘也。

　　请看孔丘及孔儒的人格特征和文化特征：

　　《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在此，孔丘不得不说了一句老实话：“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只学了点“俎豆之事”，其他不知道。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gèng)，日有食之。’”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时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孔丘所学者，都只是“礼乐”“俎豆之事”。《孔子大辞典》也称“儒”，是“春秋末期邹鲁一带初以相礼为业，后又从事文化教育的术士。”当然其所“从事”的“教育”，也就是其“为业”的“相礼”—— “礼乐”“俎豆之事”。其中包括“事鬼神”，也就是“谄媚鬼神”。 《中庸·16》：“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大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这些都说明孔子上述所说完全都是可靠的、可信的。

　　“事亲上”，也就是“谄媚亲上”。《论语·为政·2·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里仁·4·18》：“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论语·季氏·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移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

　　实际上，儒者并非“不博”，更非反对“博”，而且在《论语》等儒家典籍的上，还有孔丘提倡“博”的记载。诸如，《论语·阳货·17·22》：“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有孔丘“弋”(《论语·述而·7·27》)、“鼓瑟”和其弟子曾皙(xī)“鼓瑟”以及孔子与其弟子喜听“鼓瑟”的记载。诸如，《论语·阳货·17·20》：“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先进·11·26》：“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阳货·17·4》：“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可是儒者匡倩为了向齐宣王推销自己，宁谎称儒者“不博”、“不弋”、“不鼓瑟”，以宣扬儒家尊贵谄上，来博取君王之欢心。不仅是“谄媚”，而且是“欺骗”!由此更可见儒“谄媚君上”的丑态。对于孔子，那就更绝了，其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谄上”有理!当然!

　　《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子罕·9·13》：“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孟子·滕文公下·6·3》：“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论语·先进·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宪问·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丘当然不会自毁己脸。

　　《论语·子张·19·24》：“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孟子·公孙丑上·3·2》：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当然子贡、孟轲也不会毁孔丘之脸。

　　由此看来，在当时，孔丘是一个依靠“谄上”谋求“富贵”者，孔儒是一个依靠“谄上”谋求“富贵”，且与官府勾结，形成一个类似于今天恐怖组织的帮派，孔丘就是这个帮派的“老大”。

　　(十)

　　《论语·八佾·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

　　《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论语·子罕·9·3》：“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论语·乡党·10·4》：“【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论语·宪问·14·21》：“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其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儒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以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zuì)野外。习有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yì)。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lú)(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zhé)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huān)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在中国古代，“礼”是“君上”的“地位”和“荣耀”;孔丘、孔儒就是以“礼”作为肢体语言对“君上”进行“谄媚”而谋求“富贵”者。其教学者是“礼”，其行捧者也是“礼”，“礼”是其“命根子”。因此，儒要鼓吹“克己复礼”。没有“礼”，也就没有“儒”。孔丘是其中最佼佼者。

　　孔丘、孔儒是以“礼”为“政”，也就是以“谄媚”为“政治”。 孔丘、孔儒是以“谄媚”为“政治”的。

　　(十一)

　　“附焰趋势”是孔丘和孔儒的人格特征。

　　只要外国势力强于本国官势力，它就会或脚踏两只船，或放弃本国官势力而谄媚于外国势力。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谄媚权势与充当汉奸是相通的，充当汉奸与做奴才也是相通的。所以在旧中国就有谚语说：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

　　在中国，那些“怕洋人”的“官”，就是孕育和产生“汉奸”和“奴才”的土壤。

　　汉奸的主子必然是那些在中国的强势外国势力。

　　尊孔读经是反动派挽救其覆灭、卖国求荣、统治人民的“敲门砖”;帝国主义者尊孔读经是要“吃中国人的肉”。尊孔读经只能弘扬出反动精神和汉奸精神!

　　国外侵华势力之所以主张中国“尊孔”，提倡“读经”，是因为“儒术”是一种汉奸文化;中国的卖国贼、汉奸之所以主张“尊孔”，提倡“读经”也是因为“儒术”是一种汉奸文化。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需彻底打倒和肃清“汉奸文化”和“奴才文化”——孔丘“儒术”!

　　2012.4.28(为庆祝5.1劳动节而作，因当时《》被封，没有发表)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