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
——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
摘 要：
在全体历史概念中,中国(政治)经济学沿着“中国风→中国梦→中国风”路线前行,因此,必须将中华思维学视为“天人合一”的学科工作规定予以统筹规划。通过对中国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关系总议发现,二者互为内容和形式,并且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旗帜下贯通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关系理解。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文明地基始终是中国,工作本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务必使之相互嵌套、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不可偏废。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构建在于弘扬其中国特色的历史特性,即以发生学为“无”(历史内容规定)、以科学抽象法为“有”(逻辑形式规定),贯彻中华辩证法创造性转化域内的“无”“有”统一,既以“天人合一”为方法论,又以“天人合一”为世界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经济学科基础在实践中得以夯实加固,直至崛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巍峨大厦。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之路任重道远,然其于现代语境已悄然开启了文理学科融合的新境界。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 天人合一; 共同体; 中华思维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阴阳五行
简介：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文化与《资本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9-11-05
基金：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HBSK2019ZD035)
引言:《资本论》与“天人合一”
新时代研究风尚呼唤原创中华学术,当下亟待加强以本土为取向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探究。依据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多需要遵循正着研究,而非反向求索。历史不容割裂,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毕竟物理学的经济路线已经走到尽头,带有伪装术的数学工具同样完全地趋于技术封闭,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需要直面中华经济学原理,进行整体谋划,直至提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设想,以此重新整理国故,并将研究重心最终完全放在历史和文化之上,一举扭转资产阶级体系的本末倒置。由此决定新时代的《资本论》研究既要实践创新,也要理论创新,即切实遵循中华工作原则进行方法论创新,从学理角度探寻与阐述中国原理;亦迫使中国风与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必须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并根据这一时代性的研究进程梳理方法论命题,指导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三点主张:(1)所谓“中华思维学”乃是“天人合一”于现代境遇中学科话语的一种表述,在研究上则是求中国人的资格和中国式批判;相应地,所谓“中华共同体”不独是理论抽象历史观上的诉求,更是时代演变与发展接续关系上的实存规定。(2)如果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思维科学方面要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答曰:《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贵在“合”(合→分→合),所谓“河图重合、洛书重分”,在于探析历史内部的机理构造,“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遂有“韦编三绝”,成《周易》之说。姑且不论《资本论》第三卷,就前两卷而言,马克思的办法是使物质因素即使用价值和社会因素即价值合成为商品,使劳动本身及其发展的简单三要素合成为劳动过程,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成为资本,使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合成为剩余价值,使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合成为资本有机构成,使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合成为资本积累,乃至使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合成为产业职能资本,使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合成为个别资本运动,使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部门合成为资本的生产部门,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合成为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等等。于是有以发生学为“无”(内容和实质规定)、以科学抽象法为“有”(逻辑和形式规定)的系统辩证逻辑,从而实现方法论路线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3)故而,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的立足点仍然是学科建设,需要扎根中华文明基础——中华思维学(即“天人合一”),借由这一学科体系(经史子集)的创造性转化以及通过“历史科学”现代行动(如文理兼容的学科新对话和若干新兴边缘学科的再建设)的实现,将“四个自信”和经济学的文化自信落到实处;从“歌唱祖国”到“天耀中华”,通过激情努力,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包括行动主义和主体工作结构的时代内涵)遂能在实践中得以夯实加固,直至打造起中国经济学的巍峨大厦。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将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于是,我们不得不有感于“越来越多的西经和政经的编者已经开始不知道‘原理’为何物了,尤其是不知道‘中国原理’为何物,何其悲乎!”[1]18人们常言,从思想到理论的转化之路是漫长的,那是丢失思想根本的缘故,进一步,通过创造性地将“五四精神”和“新时代精神”一致起来,我们可以建立中国和世界两个理解高度的内在一致性1。
一、总议中国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原理
王亚南曾说,对于中国人而言,经济学似乎始终是舶来品。实际上,长期流行的观念往往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不妨碍我们集体探究中国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首先是文科,虽然经济科学是后起的综合性科学体系,固然不排斥物理、数学原理,但它决不限于数学形式和物理学原理,其立足点委实在于历史原理和文化原理2。如果失掉一定的文化形式,经济学就会沦为没有定语的纯粹学问,从而不可避免地步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后尘。如果说没有纯粹之科学(科学当然是由历史下降而来3),那么也决没有纯粹之经济学。所谓“纯经济学”的说法4,反过来是讲,最大的创新乃是原创,最大的原创则在于传承,因而如果没有对政治经济学超越时代局限的深入发掘及其内在价值的时代传承,则经济理论思想的贫乏是可想而知的。
严复曾批评“中体西用”造成了“体用割裂”:“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2]体用是中国传统范畴,并且具有辩证法意义上的多重涵义,严复此处是就其作为辩证法的架构规定而论的;换言之,严欲强调的是中学之辩证法与西学之辩证法的合璧。对于国内普遍开展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宜首先视之为阴阳五行方面的一个原理性探究,盖因“阴阳五行是中国通史思想线索,是蒙以养正之学、制名正名之要,不可不深察”[1]19,并因其在“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横渠语)的共同体主义论证思路的求索上用功较多,——显然是主体社会理论的探索(如“皇帝制”→“官僚制”→“官僚制的瓦解”)。然则其继之作为中华思维学体系和路径的学科求索,就可能免除由于西学术语或论断方面产生的种种抵牾情形所带来的理解上的语义冲突。立足中华历史的正着研究而非反向求索(即反向地由西方学科体系来求索中国),就能够知道:中国人向来于解决问题中寻找理论、探求思想、凝聚共识,即所谓“知行合一”。犹如辩证法也只有运用于具体分析才是科学方法一样,恢复中华文化正统和主流话语权亦需要有问题意识、时代意识,并能够真正站在世界和中国两个高度上来看实践走向和理论发展,由此上溯,方可理解“天人合一”之境界和中华道统的一脉相承性,消弭那种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华经典相互看不上或看不起的尴尬。
中华学(广义的国学)绝非西方哲学的学术俘虏5。最大程度地介绍中华思维学的研究进展,目的是推进中国风与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依笔者的眼光,《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以下简称《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所提及的“中国视角的财富和流通理论”探究路径,也是一种另类风格的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在为其草拟的一个评议中,笔者尝言:“序为文而设,文为序而生。‘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魏源语)。要之,引古绳今在于强调书非出自一人之手,‘当视为某某子一派之书’,所谓‘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史述上古时代诸子百家之学说:但谓上古时代有此学说,有此思想系统,至于此系统果为代表此系统之人(之一人)所立,抑或经由‘后世’修正补充,则不敢必定也(冯友兰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然籍此著述体裁,可以对‘阴阳五行系统论’予以分表,掘其源,畅其流,终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之培育与训练,而有体系之成。”要之,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派的,但研究、阐发、传播和布道马克思主义学术必有学派之分,需要采取比较、综合、批判的科学态度。本着彼此激发、共同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设想,理应全面出击,或表扬或批判。于是坚持“道出于一”和“道出于二”的一致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历史逻辑的有效性和坚持立足民族实际看待世界潮流的最新进展。
这未尝不是长期思考的一个结果,是业已取得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术共识。它以《资本论》与中华经典的对话为工作地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为本位性的工作内容,以中华思维学研究与学科体系构建为工作指向,从而系统化了“学科”→“科学”的路径:将前者定位为学科工作规范(中国经济学路向的学科建设),将后者定位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工作规范以及新时代理论规范,同时认定方法论规范为上述三方面工作规范的统一。然则我们以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需要由两个路径同时进行且要有方法论的相互配套和意义之间的呼应,亦即需要区分如下两种作品类型:一类是探究文化原理的作品;一类是探究历史问题(规律和原理)的作品。国内已有依托五行理论和逻辑方法研究经济学的作品按性质当归属于第一类。经济学原理探究取文科之道,以致理论经济学必然体现对于文科原理的内在遵循,犹如《三国志》求历史原理而《三国演义》求的是文化原理一样,“历史原理+文化原理”于是作为了表述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创设”。中国(政治)经济学不应当舍此原理构造而它求。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反以数学工具做伪装术,如此方能理解这类作品虽有向现代物理学——通过“仿真”——学习的技术话语情结,但显然不可能普适化,其特殊的“以用结论”不可能使自身成为普世价值观语境的工具理性创设。
本文接续《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将中华原理工作规定进而命名为“中国原理”,乃是进一步求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组成之规定也。从学理上讲,广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引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巩固,又以发展巩固了的社会所有制关系领导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催生社会生产力的变革。然则,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应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主义通史。中华路径被称之为“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3]。但共同体社会的理论不能直接由独立个性的相互往来、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来诠释,中间必然还有一个学科体系的本土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梳理。总的来说,这涉及中华思维学的进展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与统帅之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部分最主要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对比与扬弃中寻求出路,无论历史还是逻辑上,它都必须以第一部分的研究为必要的前提,并充分从中汲取养料,锤炼自己的时代新元素。须知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三个“根”:一是中国根,二是马克思主义根,三是世界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文化根据和民族文脉,从而依据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将中华思维学的时代创造性转化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应用导向及其意义的创造性转化内在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完整的理念中实现两重创造性转化的时代相遇和意义合流。
当下马克思主义研究,委实过多浸染“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格”——人人争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沉迷学理考究和理论的如何恰当,在固守正统之余,守正创新严重不足。然就主题内涵而言,一言以蔽之,中国原理所依傍者中华原理也,所依托者马克思主义原理也,所以,它衍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特色”,其在性质上就同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实施资本统治、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普世价值”行为解释工具截然对立。亦可以说,“中国特色”是中华原理之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恰当和醒目的宣传语。从方法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原理即是体用意义的辩证法,而中华主体路线即“阴阳-五行-八卦”辩证法,这样我们可以用阴阳辩证法对解“劳动二重性”(劳动原理和资本运动),以五行辩证法对解资本构造系统,以及用八卦辩证法对解资本范畴和指标体系,达成辩证法内部(主体辩证法和客体辩证法)之意义贯通,以此实现意义双解的“中西对话”。由于方法论旨在把握世界观、认识论、知识论构造的全体,如果说认识论严格服从某一时代,那么方法论则可超越它所属的时代,获得整全规定之意义把握。
唯物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意义的高度统一。沿着世界观与认识论路径,既有的西学对应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路线,简言之,这是“以分求合”(西方哲学逻辑)的工作路线;与之相反的中学则是深一步的“物质(阴)——行动(阳)”路线,对应于“以合求分”(中华思维学)的亦世界观亦方法论(如“天人合一”)的工作规定。主导二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构图:它锁定“主体(批判)——客体(批判)”路线,即从辩证法角度看待主体关系与客体关系,实现二者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统一。然则可从中推断出“文明分岔”:如果说基于客体批判可直接连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么基于主体批判则可连通行动主义和辩证法;亦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顶层设计是唯物史观,中华学的顶层设计是“天人合一”,那么二者的共同点即是辩证法,并且此辩证法也必须作这样的描绘:(1)作为对单纯矛盾规律“进行主体侧完善”的规定是“阴阳-矛盾”规律,这是针对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以及时间和空间规定的总体结合状况而言的;(2)作为对单纯质量互变规律“进行主体侧完善”的规定是“五行-质量互变”规律,这是广义的空间规定;(3)作为对单纯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行主体侧完善”的规定是“八卦-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是接续空间的广义的时间规定。
以此观之,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截然两分的,它们的分是相对的,而合则是绝对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主客互看,这是辩证法视角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也是世界观的总路径。有一种说法,认为“天人合一”只是代表人类哲学的初期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则是人类哲学的高级阶段:从哲学作为思维学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这样看,《资本论》的主标题也就代表着世界观,它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代表着方法论,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原理直接体现的即是方法论对世界观的关系。
二、如何探究中国原理——经济学视角
现有经济学始终陷于体系分裂之状况,可谓“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大体说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可用六句话概括:无“母”无“体”;皆“子”皆“用”;以“母”设假;以“子”设用;以“子”假设;以“用”结论。前两句是三段论推理之大前提,中间两句是三段论推理之小前提,后两句则是三段论推理的结论。与之截然不同,所谓“全面出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就实质而言,乃是包括文明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这些层面的广泛性内容的。
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由理论基础(中国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倒溯回去,根据某种预设的“理念”或预先设计安排的“公式”来设定方法论和文明模式;在研究上不是这样的,顺序应当倒过来。另外,依据上面的阐述,以中国古代研究为学术背景支援的中国原理或者说“中国的支撑”,实际是通史研究;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要件和灵魂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实际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断代史研究。然则中国经济学首先是学科工作规定,就文化建设而言,应当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文化”其实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是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其二是方法论工作规定,其三是学科建设。或者说,“文化有三个概念:传统文化、方法论、学科建设。这是‘中华文化’内涵的总概念”[1]18。其中,核心的内容是第二方面,出发点和落脚点则始终是第三方面。“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亟待从‘经济学的在中国’走出,在境遇上尽量避免涉及对‘中国的经济学’的种种话语纠缠,而理直气壮地将‘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探究,寻找政治经济学的中华文化之根、文明基因”[1]19。昔时中国风,今日中国梦,今日中国梦必将迎来更为强劲之时代中国风,藉以引领历史潮流和世界风。在现阶段,应尽快完成机理探寻和体系建设这两项紧迫性任务。
并且,广义上必须将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科学”联合体看待,从中贯彻方法论唯物主义,即应当沿着“中国特色”而非“普世价值”的路径探究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契合之中国原理。“原理者,原机理也,原信史的机理,原正史的机理,使‘写的历史’和历史本身一致起来”[1]5。可见把握原理,要在根追历史。在另一种意义上,正史又总是通史和断代史在规定上的统一,这就牢牢结合了“中华原理”和“中国特色”,使之成为有系统内涵和有着丰富具体内容规定的中国新时代原理。这一混沌的结合体之状况犹如章太炎所言:“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4]“所缘缘者,略有四义:一、有体法,二、为识所托,三、为识所带,四、为识所虑”[5]。于是本着内籀外籀、为道日损和为学日益相统一原则,展开对体系构建原理的论说,就势所必然。
进一步,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论,说会计学(方法)是经济学的根据、经济学是思维学的根据,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会计实践并非就等于会计学,记账技术的理论基础恰恰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记账方法和技术”为伪装术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而经济学又以一定形态的思维学为根据。西学试图把历史和实践规定的思维学逻辑化,强调先有“二分”,然后才会有“合一”,从而引致知识逻辑的强势地位,掩盖了中华思维学本源的指导性。其深层次的用意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特权,资产阶级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通过形而上学的方法推导出一种‘完美无瑕’‘普遍适用’的西方价值观,从而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以此遮蔽资本主义的真实目的。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寻求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工具”[6]。以此观之,为追求坚实的地基和稳固的受力框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提及的所谓“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运行理论”之设计思路,实际方案构造其实落笔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学的运行(原理)”。以新中国的实践而论,“从毛泽东时代的‘统筹兼顾’到习近平时代的‘协调发展’,中国道路一脉相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可以说,统一70年历史的主线索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前进的重大特征是探索,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是在探索中发展的”[1]17。于是可放言:坚实的地基乃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历史体系及其特殊价值论,稳固的受力框架乃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机制运行理论。
然而,建筑物的经济设计从来是物理学的譬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建筑物——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一生产对象的构造在经济系统中又进一步分解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马克思曾经生动地运用了这个譬喻,然而是艺术化的:“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社会主义整体而言是“太极”,70年是太极意义的工作整体,然则“亦使我们确信正是这种学术支援帮扶了‘中华社会主义统一体’的广义文化思索,进行中国经济学的深研与创建”[1]17。
要知道,物质条件的进化史是一部系统化的民族工艺生活史。我们可对比阴阳五行世界和《资本论》的默契性。《资本论》的设计理路是:直接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再生产(资本的流通过程)及其统一;而阴阳五行系统理路在于建立发展规定与机制运行规定的一体化,贯彻“用不离体、体不离用”的中华固有思路。科学探究在于“求真体真用”。显然,本土化的建构具有强大而独有的“抓住本质,把握现象”的理论能力。这样的话,在阴阳五行系统论体系内,发展就代表对“道”的探究,而运行则表达一个巨大的具有内在逻辑规定的“社会机制工作系统”。可以设想时间如此被统一:既作为物质的标准,亦成为了社会标准。为了真正统一价值和财富,共同体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仍然需要用“劳动时间”作为统一的计量工具。但是,物质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时间的本质终究不同。其中贯彻的标准,我们以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质-标准-量,它从根本上指示了中华价值论的求索目标及学术努力的方向;(2)内容-标准-形式,就是说,时间既是内容规定、又是形式规定;(3)事物-标准-规律,如共同体经济-社会库房(总产品规定)-经济运行规律。这些标准很显然均是“天人合一”的范畴——内在说明具有“族民关系”形成的“家-集体-国”,同说明个人关系形成的“商品-货币-资本”一样,这些历史思维结构作为了主体社会的客观自我表达,也是从历史研究所得到的认识产物,从而文化内涵归属历史科学。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构建——何谓“阴阳五行”
依据前述,所谓“中华思维学”乃“天人合一”的学科表达也。可以说,中华思维学不独是学术表述上的用语,乃是对学科基础之锁定和对学科体系的聚焦与锤炼。因此,亦有必要使学科工作规范推进为方法论规范乃至理论规范。需要了解到,“中国道路不是重复母版、模板、再版、翻版。这四个‘不是’,就包括三个‘化’字。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中国实际和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制度和道路不能儒化,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就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西化”[8]。更何况,“倡导科学之理论,莫盛于《大易》”。“略举二义:一曰倡导格物学,——古代格物学,犹今云科学;二曰明社会发展,以需养为主,资具为先,始乎蒙,终于乾元用九,天下文明”[9]。具体说来,中华思维学之于中国政治经济学而言,既在于落实主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又在于破除资产阶级学者科学主义思维所强加的束缚,能够最终走出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需要走出完全靠文本、完全解读文件的教条化和机械的模式,坚持做到文化和历史结合、思维和实际生活对接、语言生产和“话语权争夺”相辅相成,并从非人格化角度对以上提及的两个原理做到“活学活用”。
要之,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辩者之学6。既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学科路线上业已走完“物理学-数学-经济学”全部旅程,当下正一步步迈向其衰落的行程;遭致此种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致因是对大历史研究视野的完全拒绝7。“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理论工作特征是:(1)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2)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3)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它使得社会学科完全沦丧为一如自然学科那样的知识学构造,在理论规划上彻底堕落为一种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10]。与之相反,对于中国之研究则显示另外的景象,如黄仁宇所言:“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千差……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11]为此,我们提出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路线上的主张,断然反对自足性的资产阶级解释科学。《保卫〈资本论〉》曾经这样写道:“解释学逐渐由一项传统阅读技巧演变成单纯的解释技巧,占据了语言学本来的位置。后来和解释技术一起慢慢演变成一门‘新科学’。”[12]176然而,何谓“解释学”?按照构成看,那就是因果-功能-意图性的局部与体系并重的知识解说,以致有人这样评议:西方人极善于用解释学来描述一切,却将解释不了的全推给上帝,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认识方式,在形式上何其完美!如同西方最善长的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经不起事实真相的轻轻一碰,只一碰,五彩斑斓的泡泡即崩散了8!
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首先展现为“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PK;换言之,由其聚集起来的方法论元素即可构成其本土建设之工作成分,进一步是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时代融合的经济学的工作接口。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新时代语境中,“中国人的资格”应当作为学术研究需要遵守的规范,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可杜绝语义解释学。“具体在中国经济学本土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中解西的学术建构原则,同时兼顾以西解中,进行‘中西互解、中西贯通’意义的中西学术对话”[1]19。换言之,所应摒弃者是诸如此类的言论:“东方与西方之别即西方人重自然,中国人重人事;西方人讲科学,中国人讲道德。所以,西方哲学是‘物理学之后’,中国哲学是‘伦理学之后’。”[13]
然则,何谓“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的方法论意义态不过就是求经济学的文化自信。然而目前使以西解中的基础彻底扭转实属不可能,所以尚需更多新启蒙,并且使一些更为基础的学术工作有更多的学人共同努力之。如中华思维学的研究,其直接提供中国经济学的思维支持。尽管如此,从实际工作看,作为理论回溯与提高,中国政治经济学必然不能回避本土建构的内容支持与体系支持问题。从本质上看,将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规定)提升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内置中华方法论的时代化的科学规定),就意味着内中必然有历史的支持。于是其可能就是和历史的支持直接相关的一次论述,或者说是兼顾思维支持、体系支持的一个历史的支持的正面阐述。何谓“中国经济形态”?中华共同体经济学之对象规定也9。故在当下必须由行动主义开拔,坚决杜绝学术神秘主义,如对于《周易》和《资本论》研读来说,即是要坚持走通史的路子,坚持“贵在用”的唯物辩证法之道。
总之,“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字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1]19。何谓“上下五千年”?此之谓也!何谓“古今中外”?本质上即上述16字,亦即“厚今”(以系统纪实的态度对待今)、“薄古”(以写意继承的态度对待古)以及“中西对话”。据此可知,《资本论》是对中华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世界级的发展;与之相反,西方的其他学术流派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些。如何理解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呢?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是阴阳发展体系,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五行运行体系。即必须在中华思维学架构下考量什么是阴阳五行:第一,阴阳五行是总思维的规定;第二,从中华思维学看,阴阳五行是关于共同体人类的总体思维规范的考察;第三,阴阳→五行,或可说是从发展逻辑到运行逻辑(工作逻辑),阴阳可说是有关总思维的内容规定,五行则可说是有关总思维的形式规定,二者都属于行动规范。
结论与展望:中华思维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创造性转化
从中华思维学到经史子集,再到文理学科的新融合,路漫漫兮,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然而,为什么需要超出中国经济学在语义上的“中国的”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在中国”?不言而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本土寻根必然要以中国政治经济学为工作本位,要将资本主义建立为建构与瓦解的辩证法,将社会主义建立为已成与未成的辩证法。这里需要迫问资本主义的成熟之巅究竟在哪里?毋庸置疑,其切近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成熟之点时代的追问!如此,终于可以正面找寻理解历史世界的思维制高点!然则,新时代际遇下必然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规律和范畴有所创新。这是“去”,还是“回”呢?又迫使我们进行追问:从学科到科学的路,是否必须重新走过一遍?!
图1表达“渐悟”→“顿悟”(如《资本论》);与之相反,图2表达“渐释”→“顿释”(如西学传统)。它们的对比突出了中华思维学的实存性。然而,“历史文化”这个中国术语容易被年轻一代的学人肤浅化,以为仅仅是意识形态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以致丝毫不了解它的构造原理——历史原理+文化原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本质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同样也是一门文化科学。但铁的事实是,“中华历史及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域内的实践,即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文化实践,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1]17。
这样,我们应当将图1和图2从结构上联系起来进行机理探寻。两图的左侧对应中国的古典时代,即不同于《资本论》直接以“顿悟”作为主导机制,其仍旧保持“渐悟路线”(即行知)的主导,中华绝句(沿承“洛书路线”的结构化写意)依旧未曾脱离图2左图的形式限制,中华整体路线本质上是“行知(事有终始的母子路线)→知行(物有本末的行动逻辑)”;右侧对应“顿释→顿悟”(知识论意义的顿释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顿悟)。简言之,这是中国面向现代的转折与发展时代。两个时代是继承与发展关系。同时,后一个时代又是这一意义域内以开拓中西学术对话“认识中轴”为主线的理论创新时代,显然,“上述过程是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对中国来讲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究的新路径”[12]3。
图1 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学科机理: 从“发生-结构”到“结构-发生” 下载原图
图2 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逻辑机理: 从“行动逻辑”到“知识逻辑” 下载原图
再以《资本论》为例。马克思是如何具体处理“知易行难”(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发生学)和“知难行易”(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科学抽象法),即“发生-结构”与“结构-发生”两者统合关系的呢?资产阶级学者以意义任意挹注,为的是理论扑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运用的是仿真技术和伪装手段形式;《资本论》应对以批判,综合运用写意和写实的手段与形式。这样当资产阶级理论流派“合纵”以教科书的统一形态,马克思主义则“连横”以历史科学的规定破解之,等等。简言之,这是图1所面对的经典难题。
借由历史科学,《资本论》得以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学”(曰“千秋敛财气”)、“系统发生学”(可谓“天地皆可然”)、“现象发生学”(曰“三分足食鼎”)以及“认识发生学”(可谓“劳者应无钱”)。然则马克思在给《资本论》写的第一版“序言”中,一开始就强调了研究和辩证讲述价值形式的重要性,并引申出对经济形式探究的思维规律性,即必须用抽象力替代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发挥类似二者的功能。从马克思研究成果的实际呈现看,经济形式的抽象力包括两方面:经济形式的发生学和经济形式的科学抽象法。于是在《资本论》中,人们惊奇地发现,马克思并不像逻辑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泛泛地归纳、演绎以及进行抽象和具体,而总揽以发生学。于是有交换价值的广义的研究(即价值形式的发生学)、货币形式的发展形态研究(货币发生学)、资本主义协作形式和资本结构运动形式的发生学(研究),以及反映生产价格特殊形式运动等系列的特殊发生学(研究),总体而言,它们承担了说明“抽象和具体统一”的客观逻辑任务10。这样一来,在知识逻辑的定制上:发生学作为方法的内容规定(思维学→逻辑学),承担表现对象的客观历史运动的功能,以说明对象本身的历史特性;而科学抽象法只作为方法的形式规定(逻辑学→知识论),承担表现对象思维形式运动的功能,进而说明思维形式的机理与概貌。二者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完美地贯彻方法论唯物主义,有机结合思维学对逻辑学的关系和逻辑学对知识论的关系,藉以从而真正做到拒绝方法论唯心主义,突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全程工作的统一领导性。
沿着西学传统,资产阶级理论工则倾向突出“顿释”主导的绝对性质,这一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特征尤为显著。于是面对图2,处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人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出发点是“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统一的工作构境。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制作的概念。曾几何时,晚清中国面临接纳新名词、新概念遭遇“屏障”;而在今日,概念史研究又面临“中国转向”,“由外力推动的中国近代化,一开始即纠缠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的龃龉之中”,“有关中国近代历史性基础概念的研究是借助过去的遗迹——语言和术语进行的知识考古,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必然要随时调整研究的内容和重新界定概念的边界,就此而言,中国化的概念史研究刚刚开始,但正当其时”[14]。在这当中务必需要记取:先有中华思维学,次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方法论构建,再有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的探究,然后才是模型的技术;最后一者也就是黄仁宇所讲的:通过采用恰当形式的模型,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剖明中国历史文化之特质,并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的说明。
要之,中国主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是行贯通之法,古路虽大道,不如今路直。社会学和历史理论是经济学的根本,不懂得社会学,就难以理解经济学中的关系转换,不研究历史,就不能正确运用范畴规定进行批判;经济学又是社会学和历史理论的主体,社会围绕着经济运作,不懂得经济就难以理解社会深层次矛盾产生的历史原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强行把两个学科分开,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大毛病。中国经济学须得“道问学”, 强调道者象无识有,论证基础则是中华生产共同体及随时代不同而不断变迁的经济史实。中国经济学所要尊德性的是民本的易学原理,用实际材料全方位否决胡适的下述想法:若论“中国古代哲学忽然中道消灭的历史”,“约有四种真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15]。鉴于此,梁启超评价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胡适到处发现石破惊天的论断,而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大多有很浅薄和谬误之处(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盖因胡适先生遗忘了中国方法的本来意指,而试图以西学任意挹注之。若论及“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性,首要命题即在于中华系统有共同体经济学之原理关系,有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实存性,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有关共同体客观原理的发掘和极其丰富的中华经济社会实践活动域内经济学理论之提炼与构建。换一个角度说,这是我们探究中华经济学科的思维学、继而据其发掘“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理论规定的价值之所在。而如果这么看,则中华共同体经济学必须作为方法论之规定予以对待,并作为中华思维学当然之学科延伸(规定),由此不断获得崭新的工作内容和现代形式。
然则既言辩证法,又将马克思主义同古典文学不适当地对立起来,反对“经济学的中国文化自信”, 委实不妥。其实两种知识并不矛盾,人们却人为地制造了矛盾(如感性理性之辩)。中国人向来不缺民族自信,委实缺乏学术团结与合作的自信;“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是文人的判断和认知每每同现实相脱节。单兵鏖战和山头主义是中国学术界的又一个生存现实,善于批评别人、善于表扬自己抑或成为了学者所共通和难以克服的学术态度上的痼疾。但学术终究是青年们的创造事业。青年们只要团结起来,中华的学术就有道,我们的创新就有德,我们就能够同时实现“五四的精神”和“新时代的精神”。青年们,走进新时代,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并且文明积淀更为悠久深远。再说一遍: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本位”!“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南宋·陆游《文章》),这里我们愿意“不避今人嫌”,再借用古贤的话进行共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样的时空,不一样的奋斗,中国学人须得一起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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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320-323.
注释
1此文于学科建设角度探究中国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拙作《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5～22页)的一个续篇。方便起见,文内大多地方等同使用“中国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术语。
2经济学从历史出发。因此,重温《资本论》目的是重温“历史的深层境界”,从中挖掘中华话语下的批判方法。搞清楚《资本论》没有过时,实际是搞清楚它的基本观点并未过时。有人欲将商品买卖差价与剩余价值混为一谈,欲将价格同价值规定本身予以混淆,还有人借着剩余价值概念的定义,大谈西方逻辑玄学。这些场合中,逻辑学无疑被滥用和神秘化了。新时代的学术研究需要回到历史,重温历史底蕴。作为一种工作线索,由历史下降到科学,再下降到实证,无疑是正确的;但须得先历史,后实证科学,先后顺序不能颠倒。作为规律和史实的价值、剩余价值,作为原理和理论的价值、剩余价值,同作为本身是概念知识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定义,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文科的方法论是把历史掌握于乾坤之中;理科的方法论是把实验握于手掌之中;工医农等专科的方法论是把本行专识运用于生产生活当中。如此看来,用文科思维阐释W=c+v+m,是实现历史掌握于乾坤的途径。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这或者即是中国人讲的“文化自信”。因此,“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学科规定’的中国发掘与内容再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研究再出发与路径重新选择的问题”(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5～22页)。
3认为中国古代是有原理的而现代则无原理,既是可悲的也是毫无道理的。以六经为例,《书》《易》《春秋》言历史之原理,《诗》《礼》《乐》言文化之原理,因此,真实的说法应该是:“回眸中华经济科学的发展史,在古代社会,其一直是有原理的,在近现代则一直处于‘原理迷失’或‘被去原理’的状态。”(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5～22页)
4没有历史,则没有科学;同样,没有艺术,也没有真正的科学境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线上,经典作家告诉人们:如果没有阶级和实践,那么,也没有任何科学可言。
5从马歇尔以后,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就不再用“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了。但这和18世纪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情形截然相反,当时,例如像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尔哥,其代表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虽也没用“政治经济学”之名,内容上却完全摆脱了重农学派原有外观,成为论证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代表。自凯恩斯革命以后,除了教科书《经济学》,其他各式各样的流派在其代表作的书名中再也难以寻觅“政治经济学”一词,而替代以微观、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实证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等。凡此种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春”是: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从新古典主义到新制度主义,以及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不过,这种“名称上的异动和操作”决非创新。
6以新中国为例。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科学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转化。可以说,“这种转换的实质,就是变革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创造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何萍:《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作》,《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472页)。
7《荀子》“《解蔽篇》嫉名家之流于玩弄虚辞,而斥之曰:‘由辞谓之,道尽论矣。’”“谓,犹言也。论者,辩说。名家以玩弄虚辞为能事”。“由此言之,则是以大道只尽于其辩说中,何异以蚊子之智而测道乎?晚世治逻辑者,徒玩弄名词为务,当以荀子之言为戒”(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8黄仁宇将“大历史”译作macro-history,明显是试图模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微观-宏观”构造。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以《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学新原理》的题名涵义及性质为例,给读者解析一下马克思和中国人眼中宏观经济学的意义。在该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在本著完成后,曾一度对是否使用‘《资本论》续’作为副标题十分纠结。”这本著作所体现的宏观经济学新原理,其实,“主要反映的是产能过剩形成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过程与运行的特殊规律。在这一个阶段上,信用价值生产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生产,其中包含比原来更多的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生产”。而且,“在本著中,出现了很多在《资本论》中完全没有的新经济过程与运行规律。为了准确地反映这个历史阶段的理论与现实,反复斟酌,用《信用价值论》作为《资本论》的续集才能实至名归。”(蔡定创等:《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学新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658～659页)说到底,中国人的宏观是宏而大(大处写小、小处写大的方法论意指),并非单单指示“整体”“总量”或“宏观均衡”这些概念的意义,因而委实不是对凯恩斯的工作模仿。又之,拿凯恩斯经济学来说,这个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但很显然,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以构成中国的理论,也不可能简单套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就研究方法论而言,建立在机械的、线性思维逻辑上的数理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变量关系,精致的数学逻辑实际上只能分析回答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方法论,富有哲理性和中国文化底蕴,它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的概括往往具有纲举目张的逻辑力量”。“真理是朴素的,‘大道至简’。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只有十六个字,但它是能打胜仗的军事理论;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只有十个字,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经验的结晶和认识升华”。然则,“中国的发展理论主要应当建立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裴长洪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创新》,《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4期,第3～17页)。
9时代不仅需要经典阅读,同样需要经典性的批判。这样,我们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意蕴直接解读为“解释学批判”。“眼前分明是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在现代注释派的肤浅意义上,解释学可能因应了《琴心》的曲意:所谓“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莫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我这里潜身听声在墙东,却原来西厢的人儿理丝桐。他不做铁骑刀枪把壮声冗,他不效缑山鹤唳空,他不逞高怀把风月弄,他却似儿女低语在小窗中。他思已穷恨未穷,都只为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已通,分明是伯劳飞燕各西东。感怀一曲断肠夜,知音千古此心同,尽在不言中”(王实甫:《西厢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再可以辩护的。所以结论是:“可见,这门新学科的学名就是‘资产阶级解释学’,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或作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总之,是资产阶级工视为最高科学和最高哲学的那种规定。它满足在物的世界里,沉迷于对物象认识的空间分割游戏,尔后,带着十足满足感去宣布一项项由拟像关系编织起来的客观真理。尽管运用了近似完美的仿真技术,却始终是永远无法兑现的虚假知识。在工作形态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着这种编织,煞有其事地从事主观批判和进行神秘主义的遐想,因为谎言既然启动,就需要千万个‘永恒的知识’编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永恒的’,然而是永恒的理论遐想,是对永恒知识的玩弄。”(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
10从部落共同体到村落共同体,再到国家共同体和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主义文明构建意义的社会共同体),中华共同体文明轨迹凸显了“身份共同体(产品)-官印(身份关系Ⅰ)-玉玺(身份关系Ⅱ)”和“财产共同体(商品)-货币(财产关系Ⅰ)-资本(财产关系Ⅱ)”的工作共构。从文明基因上看,前两个共同体形态仍然是基础;从思想史方面看,这是从子学时代逐渐形成并过渡到经学时代。所谓:“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盖阴阳五行家言之与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统的表现。自此以后,孔子变而为神,儒家变而为儒教。至所谓古文学出,孔子始渐回复为人,儒教始渐回复为儒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11可将这些客观逻辑系列的内容做如下总结和归纳:(1)价值形式的发生学:简单价值形式→总和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2)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发生学:资本主义简单协作→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资本主义机器工厂(工厂)→资本主义金融工厂(金融);(3)资本结构运动形式的发生学: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4)生产价格形式的发生学:企业围绕市场的直接竞争→产业部门间竞争→资本主义级差地租→资本主义绝对地租。
论《资本论》矛盾规定发展的辩证法道路
mp.weixin.qq.com/s/3Ru8b5zpgAHphgCNcmWTDw
转自知网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2(02),207-216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20.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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