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革命后如何消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用反共分子喜欢的方式来说，如何“改造人性”，本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
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会上说：
“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
剥削本身即为罪过，这个浅显的道理，对于视剥削为理所当然的人来说，却要经过困难的思想斗争才能理解。
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内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顿米饭或是烙饼；而且常常在派饭后，来一次汇报：“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坏”的高人一等的念头。
和上一个类似，相比别人吃了什么，农村土改的斗争生活还有千百件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心，本不该工作组内闲扯的情况，这动机就只好解释为找安慰或找优越感了。
群众斗争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干部说：“我第一次参加土改时也是如此。”
知识分子从缩手缩脚，到放心地跟着群众一起或哭或笑：这就是革命思想与革命群众的结合过程。
（录入者 江风 按）
袁方是解放前的主流社会学家陈达的学生。袁方在解放初积极参与过社会改造运动，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8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本文最值得关注的，是敏锐观察了几种类型的土改干部，他用自己的一套术语，把这些人分为工农干部，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干部。从现在来看，本质上是：工农出身而融入阶级斗争的一类人；在革命的风口上参与进来了，但思想上对社会革命抱有一定距离的人；受过较多教育而融入阶级斗争的人。有意识的促进这三类人的互相促进、及时分化，在21世纪也是一个现实话题。
在文章中，袁方很是生动地勾画了一位“知识分子工农化干部”的瞬间：
好比我们的组长，每天晚餐后，习惯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高声的“骂一声，蒋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蒋匪不回家门，”或者唱着：“地主吃的鸡鱼肉，穷人吃的菜窝窝头，”唱毕把二胡一挂，倒在坑上，蒙头就睡。
一
我们的土改工作组，有十二位同志：五位老干部，七位新干部。
老干部中，三位是工农出身的，内中有一位是女同志，一位是工作组的组长，他们都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里长大的，参加过多次的土改工作，实际的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两位是知识份子工农化的，他们早背叛了原来的地主阶级，投降到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老区参加过革命工作。
七位新干部，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其中有两位女同学，三位男同学，都是第一次参加土改的。在老干部领导下，一方面学习经验；一方面也是自我改造。他们一向过的书本中的生活，和现实的社会，隔膜得很。有人说着笑话：土改的土字，要是下边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为士改了。土改是可以改造知识份子的。这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最好的场合。因之，七位知识份子，只能说是准工农化的干部。
老干部照顾新干部，是非常热诚的，表现出高度的阶级友爱。在共同的革命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工作、吃饭、扯谈、睡眠、以及开生活检讨会，总之，一切活动，都是不分彼此的互相帮助，共同参预的。大家在工作里结合得非常融洽，我们十二个人，好像一个人，彼此见了面热诚的从心垓上流露出同志的称呼，工作组里，只要一听到同志两个字，真是再亲切不过了。
二
工农的、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准工农化的干部，是我们工作组的三种成分，这三种成分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典型。
三位工农干部的生活方式，明显的自成一个格局，红润的脸色，内心和外表的一致，爽直的语言，喜悦的笑声，“说实话办实事”的作风，坦白、真诚而又战斗的性格。个人间，容有不同，全面看完全是和谐的。思想、行为、态度、言语和表情、人生观，无论出现在哪一种场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这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常说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
在斗争地富阶级的群众大会上，工农干部看地富阶级，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说：“所有的地主都是靠喝穷人的血汗为生的。所有的地主都是坏蛋！”因之，他们自始至终，扳起严肃的憎恨的脸孔，战斗的姿态，子弹式的腔调，镇压眼前的剥削阶级。
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到老干部的战斗的姿态，群众的愤怒的情绪，丧家之犬的地富们的颓丧，就流露出怜悯的感情。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干部说：“我第一次参加土改时也是如此。”准工农化的干部，每一个人都多少有这一种感情；而且他们还很快的联想到自己的阶级出身，想到家里人也有这么一天，不由得不心痛起来，怀疑起来。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会上说：“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
新干部，在外表上虽是穿上干部服装；可是他们的头脑里，还深深的埋伏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干部服装掩饰不了他们原来的阶级特征。
在阶级敌人的前面，老干部的立场是坚定的，斗争是彻底的；准工农化的干部是动摇的，斗争是温和的。
开会和处理实际问题，同样可以看出新旧干部存在着不同的特征。以群众关系来说，老干部和群众好像鱼和水一样；新干部和群众，好像油和水显得不大调和。
在群众的会议中，老干部一点也不觉得疲劳，集精会神的注意倾听各种意见，然后归纳综合成为共同的意见。群众有什么要求，他们有同样的要求。他们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老干部说：这就是群众观点。不但依靠群众，而且信任群众，老干部笑，群众跟着笑；群众的痛苦也就是老干部的痛苦，他们和群众痛痒相关，休戚与共。
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说着农民自己的语言，通过具体情况发现问题，按照具体情况处理问题，很少教条和理论，实事求是，经验是行动的指南。
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在发现问题，掌握会场的时候，和工农干部的观点与方法相同，同样的在群众场面有忍耐倾听意见和综合各种的修养。只是在报告时多少带一些书本上的名词，比较的严肃比较的有时间观念，不像工农干部随便扯谈，穿插群众熟悉的笑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他们在会议的进行中，有时，看一看表，怕会议拖得太长，工农干部，就很少有这个习惯。
准工农化的干部，在每次的会议里，总感觉得疲劳轰炸，常常看表，显出焦急的神色，看问题和处理问题，不是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就是按照个人的兴趣，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总带着怀疑的态度，超阶级的观点，非常的浓厚，好比老干部看农会的会员，首先要搞清楚对象是个什么成分，抽象的农民是不存在的；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农会会员，同样的都是农民，正是因为老干部首先要辨别农民的成分，是雇农、贫农、中农？敌我友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因之他们掌握会场时，不是抽象的开会；而是在会议中发现各种不同成分的意见，了解不同的情况，会议里就存在着客观的规律，不忍耐，当然不能掌握。准工农化的干部，抽象的看问题，抽象的看农民，加上主观和怀疑的态度，因之客观的情况，常常和自己的兴趣对立起来。在漫长的会议里，他们是孤立的，浮在群众上面的，没有和群众息息相关，会议当然成了他们的负担。
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似乎又成为一种典型，在斗地富阶级时，与工农干部一样的坚定和彻底，只是生活习惯上多少有些两样，介乎工农的和准工农化的干部中间，好比我们的组长，每天晚餐后，习惯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高声的“骂一声，蒋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蒋匪不回家门，”或者唱着：“地主吃的鸡鱼肉，穷人吃的菜窝窝头，”唱毕把二胡一挂，倒在坑上，蒙头就睡。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的脸色，就没有工农的开朗，显得严肃。工作余暇，往往倒在坑上沉思。准工农化的干部，总是小圈子主义，几个人在一块儿，搬弄一些名词术语，开开玩笑或是想入非非；有的拉长脸孔，显然是在闹情绪了。
工农干部和老乡们的感情是结合在一起的，老乡们来到工作组，老干部总是愉快的热诚的招待他们，家里人一样的，没有丝毫客套；可是新干部和老乡们总有距离，有时觉得他们来了，内心上有些不习惯，情绪上有些不调和。
工农干部看到窝窝头，有喜悦的颜色，尽管一碗油少盐多的白菜，还是大嚼得津津有味，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同样过得惯这种生活，只是用膳的习惯稍有不同，正如工农干部说的“是那么慢吞吞的”，“没有咱们嚼得痛快，”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到窝窝头，愁眉苦脸，半个要吃上半天。
我们工作组，请了一个炊事长同志，替我们做饭，我们吃了一个多月的窝窝头和白菜。工农干部没有一点怨言，一提到说就想到人民的血汗，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有时还面有难色，准工农化的干部，那就认为是在吃苦了，后来我们停伙了，在农民家里“派饭”，贫苦农民吃什么，工农干部就吃什么，压根儿没有比一般老乡们吃得要高人一等的意思，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有时还开一开玩笑的说：“你要我上你家吃饭，是不是今天做一顿包饺呢！”虽然他们不一定要吃一顿包饺，不过他们的意思里，多少还希望有一顿好的。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内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顿米饭或是烙饼；而且常常在派饭后，来一次汇报：“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坏”的高人一等的念头。
三
从生活细节中，观察和比较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存在上述不同的三种生活方式。工农干部和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老干部和准工农化的干部，有很多地方是种类上的不同了。老干部的生活方式在在都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表现，新干部还深带着原有的阶级特性，例如对地主的怜悯，以及抽象的看问题，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种类上的分别。
尽管工农干部，表面看起来有些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土包子”气，知识份子可别看不起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是可以提高的。他们在掌握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念过大本头的书，可是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和群众的关系，好像水与鱼，这是知识份子很难做到的。知识份子口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得也许比工农干部漂亮得多；可是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手足无措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有的知识份子在行动上简直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可是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好的说明。
知识份子的文化，如果不能结合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人民的血汗上那是一种装饰，一种剥削的象征。工农看知识份子是“文明人”，“文明人”就是不切合实际。我们从工农干部的身上，看到了新型知识份子的远景。从准工农化的干部，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到工农干部，看出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只有坚决的背叛原有的阶级，坚决的投降到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
四
我们的工作组是一个大的熔铁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在这里逐渐的开始熔化、淘汰，一个多月的土改工作，新干部清楚的认识了自己改造的道路，而且有形和无形的在蜕变。准工农化的干部中有一位女同志剪掉了辫子，她说剪辫子就是表示否定过去女性的虚荣。其他的同志都多少发现了自己原有的阶级特征，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发现错误，就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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