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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季爆发的非典是对人类医学的一场挑战。当西方医学面对来势迅猛的非典几近无策时，中医却现出其沉寂已久的力量。从历史上看，瘟疫折磨人类有多长，中医抗击瘟疫的历史就有多长。迄今为止，人类只消灭了"天花"一种传染病，但这一历程却与中医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医从不强调与病毒的对抗，而是谋求与它们的共存之道。
"非典"时期的北京城，出现惊恐的北京人吃同一方药的景观。显然，在中国百姓心里，那些饱含四季之气的树叶和密林深处的植物根茎，此时此刻可能就是救命的济世良方。
与此同时，一场中西医之间的竞赛也在悄然进行。广东，中国"非典"最早的重灾区。叶欣、邓秋云二位护士长同被非典感染，但她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叶欣坚持采用抗生素治疗，病情始终没有好转而殉职；而邓秋云因全部采用中医治疗，并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激素，从而获得康复。治疗邓秋云的指导医生，邓铁涛教授坚信博大的中医里一定有对付非典的武器。"我们的治疗不在于与病毒对抗，而是注意驱邪和调护病人的正气。" 他说，"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 这位87岁高龄的中医元老认为西医过多地使用激素和抗生素来对抗"非典"，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给患者留下后遗症。
至4月14日，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绝大多数已痊愈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来广东进行非典实地考察的马奎尔博士说，他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员中的一位。成员中的另一位詹姆斯博士则希望能把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给予推广："如果这种经验能上升至常规治疗层面，那对世界其他地方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中医对"非典"的疗效很快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中医药专业协会会长彭定伦医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种解释："由于非典的疾病来源、即病原体以及传播方式我们都不很确定，而且目前西医的治疗都是针对一些症状的治疗，治愈多半靠人体自身康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医在非典治疗过程中可以占据主要地位，当然也需要西医的支持疗法。"然而多数西医专家并不认同这些中医草药，就像他们历来认为的那样，中医显然没有经过西医那样的严格科学检验。
在北京，我们不仅看到了要比广东高得多的非典死亡率，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西医医生冲在一线，而中医的作用只体现在预防性的中药汤剂上。直到五月上旬，政府才开始明确提出："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北京市政府随即作出反应，5月10日，北京开放了5所医院，鼓励中医介入一线治疗。
政府的这种声音表明，在西医盛行的今天，政府希望能够在抗击"非典"这场瘟疫中给中医一个更好的位置和机会。因为如果疫苗、抗生素的开发赶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难道我们不可以在前人曾经开辟、熟悉的一个领域里去寻求一种现成的方法？
几千年来，中国人抵抗瘟疫的历史，虽然悲壮，但却极大地促成了中医的进步；在这一历程中，瘟疫就像鞭策中医变革的一个幽灵
事实上，中国人对瘟疫并不陌生。从《史记》起到明朝末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魏晋和明末曾出现两次人口曲线低谷，显然与疫病有关。《清史稿》更多达100多次。但令撰写《瘟疫与人》的麦克尼尔迷惑的是，清代高频率的瘟疫流行，中国的人口却出现激增，清朝中期突破一亿，末期达到三亿，而同时期的欧洲总人口才一亿五千万，而且是低度成长。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中医的贡献功不可没，尤其与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有关。正是在人痘术的启发下，西方医学开始利用疫苗对抗瘟疫。但在此之前，瘟疫始终是东西方医学史上最大的难题。这道历史上不断变幻的难题，不仅促进了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而且也成就了几千年来历经风雨飘摇的中医。正是在无数次瘟疫流行的生死涅盤中，中医不断地走向辉煌。
东汉末年连年瘟疫，一场连绵不绝的的斑疹伤寒大流行，对当时的政局、文学、医学及宗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元208年，雄心勃勃想统一中国的曹操，与孙、刘盟军对抗于湖北赤壁，因斑疹伤寒流行，曹操被迫引军北上，这次瘟疫出现的军事转机，是此后持续半个世纪三国鼎立局面的转折点。9年后，斑疹伤寒再度在中原大流行，当时号称"建安七子"的中原文学巨匠，有五人丧于这次瘟疫，辉煌的建安文学从此凋零。当此民病困苦之际，道教产生并宣称可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一时间，从者甚众。张仲景（150－219年）一方面因家族中60%的人死于此症，一方面感慨于民众"钦望巫祝"的无奈之举，以瘟疫热病"伤于寒"为理论根基，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一改古代以巫术形式逐疫、驱疫的陋习，将流行病的治疗引上医药的正途。
道教医学的法术虽然不入正统医学主流，但"道医"－－作为宋代以前中国医坛上的主将，在流行病治疗学上却成就非凡。首先，他们独特的静心、守神养生学，为病者自体的元气恢复创造了条件。其次，葛洪在世界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以狂犬脑治狂犬病的免疫疗法。道医孙思邈也曾带600余名麻风病人入山治疗，治愈者十分之一。并发明了用白皮粥（糠秕）治愈脚气病流行病的方法。而直到19世纪末才有荷兰医生艾克曼发现米糠可以治疗此病，20世纪西方才从米糠中提纯出维生素B1，成为脚气病的对症之药，一直沿用至今。
中医理论的另一次重要发展是由一场更为凶险的瘟疫引起。公元1232年春，蒙古军队撤离开封之围，开封城内迅速流行一种怪病，3个月中死亡人数超过90万。有幸逃过这次瘟疫的医生李杲写下了《脾胃论》，为当时中医学"金元四大家"重要理论之一。李杲认为，面对瘟疫，良好的抵抗力是首要的，而这个抵抗能力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属肾，后天为脾，但先天无法改变，只好求诸于后天的脾胃，因此善待消化系统即是抗病之道。这一看法，对今天治疗肠病毒，及流行性感冒仍具指导意义。据李杲对病症的描述，此病很可能是中世纪欧洲称之"黑死病"的鼠疫。这次瘟疫可能随后又被蒙古军队围攻卡法（Caffa）城时传播到了欧洲，并导致2000万欧洲人口的死亡。
明清时期的另一次瘟疫高峰又促进了中医的一次极大的发展。17世纪前半叶多种瘟疫席卷中国东部的几乎所有城市乡村，并在1640年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些瘟疫包括从国外传来的天花、鼠疫、霍乱、性病等，当时的情形是"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伴随气候恶化、严重饥荒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中原人口死亡率高达70%，其中1/3死于各种瘟疫。促使中医学从这些大瘟疫中惊醒过来的代表人物是吴又可，他在1642年的力作《瘟疫论》是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戾气从口鼻而入，老少强弱触之皆病。在同一种"戾气"下，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从而悟出瘟疫的产生与特定物种的感受性有关，与气候、地理环境有关。比如这次非典，并不是所有有接触史的人都会得非典。据称，中国第一例非典患者黄杏初虽然使八名医护人员感染上非典，但守候在他身边的亲人无一例感染。
戾气作为致病物质的说法已接近现代医学的病毒说，因此常常有人替吴又可表示遗憾，认为如果他拥有了显微镜便会发现病毒的存在。但事实上，他的"戾气说"具有与病毒说完全不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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