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版发表在2015年第12期《财经国家周刊》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个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国家级规划，是国家行为、国家意志，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中医药同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连，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的兴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传统医药有效维护了民族健康和延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使得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变得脆弱和敏感起来。尽管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传统医药仍然在广大的基层和农村艰难地维护着人民健康，但是在“精英”和“主流”社会，中医药的处境日益艰难。
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如何对待中医的问题上，近代以来出现过两种极端思潮。一种是国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解决当前问题的现成道路，这种思潮在批判全盘西化方面具有进步性，但是它排斥现代因素，过分推崇传统，反对改造传统，对其糟粕不予足够的批评，从而无法与时俱进，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问题。另一种是虚无主义，认为要全盘抛弃中国文化，按照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造中国。这两种思潮都会危害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
20世纪上半期，国民党政府全盘西化的思潮达到了历史顶点。中医在这种思潮下，境遇日益艰难。梁启超在协和做手术，错误地割去了一个健康的肾，引起了社会上对西医的非议，梁启超却亲自发表文章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就连深谙中国国情的鲁迅也认为“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国民党政权在社会上关于中西医的大讨论中，选择了支持西医、打压中医的政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废除中医运动，中医的发展陷入困境，一些国医大师陷入技艺失传的境地。
新中国的成立，恢复了久违的民族自信心，人民政府实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从歧视中解放出来，中医药获得新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注意到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之后，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蔚然兴起，中医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赤脚医生组织进行群防群治，大部分使用的就是传统中草药，很多地方开展了群众性的开采和种植中医药、普及中医疗法的行动。“一把草药一根针，敢把瘟神脚下踩”，中医药为中国农村普及基本医疗、大幅度提高人均寿命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中医药能在新中国获得新生，离不开政治和社会的彻底改造。正是有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才产生了迅速普及基本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从而中医“简便验廉”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只有在“去其糟粕”的基础上才能光复旧物、推陈出新，在古为今用中获得新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不仅仅是作为“国粹”停留在博物馆和书斋里，或者成为少数人的玩物。这是一个“不破不立”的问题，而不能把社会革命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今天一些新儒家人士全盘否定中国革命，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背叛。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只能变成少数精英的游戏，或者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今天打着传统文化旗号宣传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级观念的行为，是社会的倒退，仍然值得人们警惕。
新中国没有简单地支持中医或西医，而是强调“团结中西医”，让中西医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对话、取长补短，这是具有辩证思维的正确选择。当前在中西医的争论中，主张“废西存中”和“废中存西”两个极端的都有不少人，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在医学上，不应该有中西医之争，而只应该有科学和迷信之争、正确和错误之争。不能简单地说中西医哪种就是科学，哪种就是迷信，西医的还原论、微观实证方法有道理，中医的系统论、宏观经验方法同样有道理，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同时，无论中西医，都还远远还不是绝对真理，都还在不断进步，对两者都不应该迷信。医学进步的方向，一定是结合了各种医学优点的新医学。
现代西医把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医学，这是划时代的进步。但正像一切真理都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西医过度相信自然科学方法，加上医疗体制的市场化、商业化，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医学，成为市场和资本的奴隶，其极端就是美国模式。大量医疗资源集中于晚期治疗环节，除恶务尽，为了追求“技术进步”，加上医药利益集团的推动，医学分科日益细化，消耗大量资源，但是对健康改善的作用越来越小。这种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同维护人的健康的目标相背离，使得医学日益异化。而中医从整体功能和运动变化角度来把握生命的规律和疾病的演变，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定义的方向——健康并不是简单地没有疾病，而是指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自身的和谐状态。
反思现代医学，也并不意味着中医就有天然的合法性。中医药要复兴，也要与时俱进、吸收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适应当代社会。必须看到，虽然中医药在哲学理念和一些治疗手段上具有先进性，但也有不少传统制约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很多中医固守传统的传承观念，门户之见深刻，传承手段和渠道单一，这就大大制约了其发展进步的空间。为什么不能借鉴现代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方法，让知识成为公共产品，打破门户之见，构建协同创新和传承的体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门派内的“一脉单传”呢?在60、7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热潮中，开展了中医献验方的运动，许多老中医把压箱底的验方拿出来，促进了中医的传播。
近年来，广东省中医院在打破中医历史上根深蒂固的门派界限方面进行了探索，创造了“跨地区拜师”、“集体带，带集体”的模式，建立起了中医药古籍文献、名老中医经验、中医流派的数据库，编制具有中医特色的标准临床路径，增强了中医知识的可传播性，从而成为全国最优秀的中医院之一，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福利陷阱。当代西方国家，美国以商业保险和私立医院为主的模式成本最高、绩效最差，是西方医学模式危机最突出的体现。欧洲的社会保险模式、特别是依托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能够比美国模式更有效地控制成本，投入更多资源在预防保健上，所以成本低、绩效高。但即使是免费医疗模式，从根本上说还是“治病到底”的模式。这已经是在西方文化中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医疗体制，再进一步解决问题，跃出福利陷阱，就必须实现医学模式和文化的转变。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掀起了对当代西方发展模式和文化的反思，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也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能不能真正做到发扬中国文化的优势，推动医学模式从以病为本、除恶务尽、推高成本、损害健康的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预防为主、节约成本、促进健康的新模式，在传统智慧和现代技术基础上，探索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中国模式，是世界给中华民族提出的问题。
在这种条件下，中医药如何在新医改中发挥作用?国务院发布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但是如果把中医药作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经济增长点，引向产业化、商业化的方向，恰恰是和中医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要从更高的视野看待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
第一，医改要回归健康导向。医改不是为了拉动经济，也不仅仅是为了“人人享有医疗服务”，而是“人人享有健康”。不能为了经济发展刺激那种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的医学模式，更不能把美国模式作为样板，靠所谓“健康服务业”、促进医疗投资和“多元化服务”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健康导向要落实在体制机制上。有人问，既然中医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政策支持?这个问题问得有道理。政府支持中医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给投入、给项目，更重要的是要给中医发挥作用的平台，营造有利于中西医共同发展的环境。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扭曲医疗体制下，不仅中医得不到发展，就算是西医中的适宜技术也得不到发展，因为健康导向和利润导向是有冲突的。只有使得医疗卫生机构回归公益性，医务人员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色，目标是主动节省费用、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那么简便验廉的适宜技术路线和健康导向的医学模式才能够建立。
第三，医改本身也要有中医思维，系统施策，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医疗卫生是一个复杂体系，有着多重目标，谋划改革要考虑到体系内部的联系，也要考虑医疗卫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而不能用局部的思维代替整体思维。比如，一些人希望通过医疗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在医疗卫生这一个局部看起来是成立的，但是从整体来看，医疗投资增长必然提高医疗费用，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到头来反而会窒息经济增长的活力，这样做就好比是对一个高血压的病人继续吃升压药。一些人用分析局部市场均衡的供给-需求方法来分析整个医疗卫生体系，而没有看到，医疗卫生领域的单个市场可能达到均衡，但是均衡并不是最优，局部最优也不是整体最优。美国模式下，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也都达到了均衡，但却是宏观效率最低的一种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些年来看，凡是医改取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具有系统和辩证思维，比如要做好三医联动，要做好新机制和旧机制的转换衔接，等等。说到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经百年沉浮，中华民族即将迎来自己的大时代。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造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健康中国，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健康的思想、健康的国家。健康中国，一定不是只会照搬外国教科书的中国，一定要拥有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性、主体性。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复兴，中医药才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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