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武汉肺炎疫情，关于中医中药的作用时常引发热议。比如有研究机构提出中成药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则要求有关医疗机构要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结合等等。实际上，关于中医的讨论由来已久。本文梳理了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围绕中医的学理、合法性问题的四次大讨论，但这几次讨论时常超出学理的范围，进入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毫无掩饰彼此间的话语权之争，乃至演变成了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峙。
中医的边缘化不是偶然，作为一门经验性的知识，它注定了难以被强调实验的科学所接纳，而且无法避免被神秘化乃至美学化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医能为医学的发展做什么?或者，中医能为人类社会做什么?这就需要科学研究者首先撇开话语权之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这门古老的知识，努力剔除其中的神秘、唯心主义成分。只有中医的某些“唯物”的成分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一部分，中医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好地彰显。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
“失语”的中医
——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
邓文初
自晚清海禁大开以来的160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风云际会之中，西化还是本土?激进抑或保守?信守传统或者走向现代?这些争论，无非是被挤压在中西夹缝中的摇摆。如果要给这样的摇摆找一个风向标的话，我以为有两个天然标志，那就是“读经”——东风压倒西风的信号;“骂中医”——西风压倒东风的表征。
读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不论。“骂中医”却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当然，学术界一般将它纳入文化冲突的范畴，做思想史的分析，本文却准备从跨文化对话的角度就其中的话语冲突做一个初步的解析。
一、“骂中医”成了西化派的饭后运动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有那位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自然，这是一首谑联，当不得历史文献去解读。但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却颇可索解，如“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知难行亦难”指胡适与国民党就孙中山的知行观发生的冲突;“骂中医”更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中说傅“为近六十年来对‘国医’理论作正面彻底批评之先声”，虽有“过誉”之处，但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记载有傅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席上与孔庚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对这一事，与傅同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罗家伦的记载虽有为朋友讳的嫌疑，但却不失生动，不妨照抄如下: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
“骂中医”当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此现象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的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的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1934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1941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篾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与论战双方多有探讨。
1925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意识形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生存权的争夺淹没了话语权的争夺。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1934年3月5日傅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1934年8月13日、8月18日、《独立评论》第115号、118号、120号及121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1941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学与西学、中体与西体、中画与西画……两种体制两种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在这样中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的话语权的争夺。对这一话语权的争夺战的分析，即使在当代也有着借鉴意义。
二、西化视野之下的中医:妖魔化
1920年的余杜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是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的，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在余云岫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第575页日记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决非旧医所能为。”
其实，余云岫尽管批评中医最为激烈，但却始终以研究的态度对之。1907年在日本时，余云岫就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终生执弟子礼。在中西医论战中，他与太炎先生也多有书信往来讨论。因而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但到了1929年，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在建议废止中医的西化派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也就是说，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已被“他者化”，所谓“他者化”，按后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被“妖魔化”了。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对西医的论争，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余岩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这种话语霸权的典型文本:
(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
将学理的争论，泛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科学作为宗教信仰来对待，显示在当时的语境中唯科学主义的话语已经成为主流。有趣的是，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与生理学训练的傅斯年，在面对中医的辩驳时，也免不了科学主义的独断与霸权。1934年傅在《所谓国医问题》中，将中西医的学理之争，放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爆发，文章开篇很能代表西化派的中医观: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气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匪患虽了不得，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
如果将傅斯年对中医的叙述文本还原到西化派的话语语境之中，我们便能够理解傅斯年文本中中医的形象是什么。中医等于中世纪(在西方话语中，中世纪是黑暗、迷信与巫术的代名词);等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愚昧、懒惰、肮脏、保守、堕落);中医是中国的“国粹”(在胡适派文化人的话语中，国粹等于小脚、八股文、鸦片、太监、姨太太等等);中医甚至比国难，比匪患还罪大恶极。傅斯年通过追加罪名到中医头上的方法，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可见，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问题是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的。科学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科学由此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不能说傅斯年对中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一点的学理因素，但在唯科学主义的观照之下，一切学理的探讨都必然被扭曲。在傅面对的中医的辩驳中，中医的实际疗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这一问题，傅斯年的办法是，通过对“疗效”一词的语意拆解，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的名词”的范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因为“治愈”是要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唯一立足的依据。
胡适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论争，但在1935年给《人和医学》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他从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角度，指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明落后了二千年，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在胡适看来，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1918年，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阵地与陈独秀展开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期间思考了关于医学和人文的关系等问题。
三、面对西化:中医的“失语”
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在中西医的论战中，其实从一开始，双方便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在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是辩方。杜少时从父兄学习中医，后又自学西医，兼备中西医汇通的医学知识，在论战中，杜不赞成余的否定中医的观点，但他却认同以阴阳五行附会一切是庸医所为，中医有数千年的经验，长于心灵体会，科学的对象是机械的，不能把握心灵的细微之处，世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非靠机械试验才能成立。
杜的这种将科学的研究范围归入物质，而将精神与社会从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观，实是此后的科玄论战的先声，也说明在杜的时代，中学、中医医理还拥有自己的合法的话语权，但即使这样，杜在论战中还是采取了以科学话语解说中医学理的策略。他说，中医对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其实，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循环障碍”，一切疾病都是循环障碍的现象。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动。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医理的做法，开启了此后中西医论战的基本格式，可谓影响深远。
在1934年由傅斯年发起的中西医论争过程中，辩方刘学浚(刘是一个具有实验语音学训练的学者)即是以西医术语来解释中医医理，如在解释中医的脉搏学理时，便是采用医学生理学的知识。但同样有趣的是，在对傅斯年的论辩中，刘学浚也采用了“名实分离”的语意学手段，将一个学理的硬问题化解在话语的论战中:
由上述事实可见中医治病与西医不同，所以它用的术语也不同，攻击中医的人大可以不必向他的术语用得幻想的比喻的方面着手。中医根本上连人体内部地位都弄错也不要紧。比方说中医指鹿为马亦无妨，唯一的条件就是总是指鹿为马就无问题，所怕者是无所定指而已。中医所指的完全是固定的，故无妨与医道。
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的学理可以追溯到《尚书》、《黄帝内经》《素问》;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与历史中的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中找寻源头;临床试验可以祖述三国时的扁鹊……然而有趣的是，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的文章的遭遇为例。
傅斯年的文章在《大公报》刊发后，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医公会的不满，8月18日陈泽东受天津中医公会的委托写一反驳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投《大公报》，被拒;又投《独立评论》，当时任主编的胡适同样拒发，其理由是:“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如果你还记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丢到毛厕里去”的新文化运动口号;如果你还记得陈独秀的以科学之是为绝对之是，你就会明白，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地位，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科学话语投降，归服到他的门下。
但中医却始终在寻找突破口。
1941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民族主义话语此时成为当时的主流话语时，孔庚巧妙地利用这一背景，将中医争夺生存权的话语从学理的探讨转换为民族求生存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西医冲突的喧嚣，由此而笼罩了国民参政会的议席，学理的论辩淡出，而意识形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
只要看一下孔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系列提案的名称，就可以明白孔庚是如何在中医的论辩中塞进了民族主义的话语的:
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孔庚提案:
《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
参政会第三届会议孔庚提案:
《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
《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
在会议期间，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曹叔宝对孔的提案的附议便是。同样，曹的中医提案中充满的也是民族主义话语:
《协调中西医主张，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以保人类生命案》
《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
科学主义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对手: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想象，那争夺话语霸权的硝烟将会是怎样的弥漫开来。也难怪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要与年愈古稀的孔庚老头互相谩骂而且要以决斗来做中西医理的论辩了。
四、话语霸权之下中医的自处之道
如上所说，在科学主义控制着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纯粹的学理探讨。同样，在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背景之下，也不会有冷静的文化对话。科学主义无益科学的传播，而民族主义也同样无法挽救中医的命运。那么，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如果不准备闭关锁国，而是要与西医西学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求得生存，作为国学的中医该如何自处呢?
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中西医的冲突，确实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中西医各有不同的学理，也就是说，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符号系统，只是，在这样的不同话语系统的对话或冲突中，要保持对话的有效性，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所谓的“共享知识” (common knowledge)，或称为共同的知识结构。而在民国以来，可能作为这一共享的知识结构的唯一话语，就只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话语。也就是说，采用西医的分类以及西医的术语系统，是有效对话的唯一选择。然而这样一来，中医就必然面临着失去自己的独立的符号系统，从而也必然失去自己的话语权的命运。最终结果是:不对话，中医面临的是自生自灭的命运;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怪圈在当时已经被国学大师章太炎体悟到了。在1925年前后发生的中西医之争日趋白热化的过程中，章太炎始终表示极大的关注，但他却一直不参与这种纷争，而是在与论争当事人的私人讨论中，化解逐步升级的冲突，引导论争的方向。对中医剥复案、废止中医案等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章太炎对待中西医冲突的态度，用海外汉学界的术语来说，就是采取一种“隔离的智慧”。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可废，中医有着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但中医也有它的缺陷，中西医乃是不同的两种文化系统，固然将中医说成是所谓的“哲学医”是可笑的，以五行阴阳来谈中医却是更加可笑。“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章指出不要在言论上与西医较胜负，也不要急急于依附官学，往国立大学里钻，而应在扎实的医疗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中医盲目自大，看不起西医，与西医借着中医理论中夹杂了某些迷信毒素而要废弃中医，同样是错误的，中医的自立在于努力实现“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这才是中医求生存的出路。中西医应该取长补短，以创造出有我国特色的新医学。
在对陈存仁的一次谈话中，章太炎对中医的理论体系做了解构式的分析，将被西医指责为迷信的一部分学说剥离中医的理论体系，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在实践上证明自己的生存依据，在学理上重建自己的理论系统，重新厘定中医术语体系，在话语上找回自己的发言权。
就在中西医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章太炎在上海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并被公推为首任院长。1928年和1929年中国医学院两次发起全国中医学教材编辑会议，在中医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方面为中医的复兴打下科学的基础。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也已尘埃落定，回头看这一幕文化对话的大戏，也许有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但回首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生存其间的地球村，这样的话语冲突又何曾结束?越来越密切的文化接触，迫使我们“失语”;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我们这些被迫边缘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挤压，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语系统乃至日用语言，而在霸权话语的势力范围内，使用非母语来言说自己的思想，那语意被强行扭曲与切割的痛苦，那邯郸学步般的结结巴巴的困窘，有谁没有身历，而又有谁能够忘却?
2003年10月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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