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医学防治瘟疫的艰难历程，是逐渐摆脱神学控制和纠缠从而产生科学认识的过程。古人对待疫情的办法，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借神驱鬼，一种是使用医药。中国古代早期全社会都信仰神祇，认为大的疫病是天降灾祸，并以改进政治来回应上帝的批评和惩罚，同时探索治病的办法。尽管中医曾混于巫，但后来摆脱了巫术的控制，医疗实践才是中医的真正起源;历史上的瘟疫催生了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不断加深对瘟疫的认识，包括病因、传染性、预防和治疗药物等等，在现代抗疫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中国传统医学作为对两千年来医学实践的总结，经历了一个不断产生新学说、否定着旧的学说的过程，伴随的是鬼神巫祝因素越来越淡薄。
关 键 词：瘟疫 中医 病因
中国古代把流行性传染病称为“疫病”，由于疫病多有发热症状，所以被称为“温疫”或“瘟疫”。中国古代医学，也就是中医，为防治瘟疫，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一、频繁的疫病，严重的灾情
流行性传染病，先秦文献就多有记载。从汉代开始，记载逐渐详尽，今天读来，仍然触目惊心。
《后汉书·五行志》载，东汉疫情11起，多数发生在东汉末年。
《宋书·五行志》，从曹魏黄初四年(223年)到南朝刘宋大明四年(460年)，237年，疫情23，平均约10年一次。
《新唐书·五行志》，唐代289年(618-907)，疫情16次。多为“大疫”。18年一次。
《宋史·五行志》，宋代319年(960-1279)，疫情约38次，约8年半一次。
《明史·五行志》，明朝276年(1368-1644)，疫情约27次。约10年一次。
《清史稿·五行志》，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3)，229年，疫情300次，约3年多一次。
每次疫情的死亡人数，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元兵进攻金朝当时的都城开封。《金史·哀宗本纪》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而据《金史·后妃传》：“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
因此，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五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大体是实情。
古人对待疫情的办法，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借神驱鬼，一种是使用医药。
二、全社会的神祇信仰和驱鬼传统
古代的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都相信神祇主宰者这个世界。中国古代信仰的天神称“神”，地神称“祇”，人死以后的神称“鬼”。那些作妖害人的邪神，也往往被称为鬼。
最高的神是“天”或称“上帝”。上帝最常用的名称是“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基督教的神，拉丁文是Deus(陡斯)，英文称“God”。利玛窦儒服传教，把Deus译为“上帝”，以致今天许多人认为，上帝是基督教的神。
认为鬼神是世界的主宰，人间发生的大事自然也与鬼神相关，而且神比鬼的力量大。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产生了请神驱除疫鬼的巫术：“傩”。至少在周代，傩就被列入国家正式的礼仪制度。《论语》记载，家乡人行傩礼时，孔子要穿上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自家台阶上。
据《后汉书》，皇宫中举行傩礼时，被称为“方相氏”的官员蒙上熊皮，用黄金做出四只眼睛，穿黑上衣，红下裳，手执戈、盾，率领十二人，都身穿野兽毛衣、头戴兽角，手持火把。再选一百二十名男童，全部黑衣红帽，每人一个拨浪鼓。数千士兵担任警卫。
仪式开始，方相氏和十二兽跳起驱除疫鬼的舞蹈，宦官领唱，男童和声。唱词的意思是：命令伯奇、强梁两位凶神，吃掉各种疫鬼。唱词最后是(译文)：“节解你的肉，抽你的肺肠，你要跑的慢，就是我的粮。”最后由守卫的士兵们把火把丢进洛河，就是赶走了疫鬼。
傩礼举行时，皇帝和文武百官要在皇宫前殿观礼。各级官府也要画上专门驱鬼的神荼、郁垒二位神像，设置桃木、苇索等驱除疫鬼的工具，还要画上老虎、熊等被认为可以吃掉疫鬼的猛兽，共同参加仪式。后世所谓“新桃换旧符”的春节民俗，就是由此而来。而神荼、郁垒两位门神。其主要作用，不是防止盗贼，而是防备疫鬼。
驱除疫鬼的巫术，不只一种，统称“禳除”。据元末谢应芳的《辨惑编》和《龟巢稿》，当时民间曾把唐代抗击安禄山叛乱的将军张巡，认作可驱除疫鬼的“疫疠之神”，造成青面獠牙的凶恶样子，抬着游行。至于历代民间各种驱疫的小巫术，则不胜枚举。
然而流行广泛的大疫，就未必是小疫鬼作祟，而往往认为是上帝降下的灾祸。
三、天降灾祸是因为人事不修的信仰
先秦时期，人们认为瘟疫只是山野、河边的小鬼怪作祟，所以借助山川之神来驱除它们：
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
这就是说，风雨雪霜是天上下来的，如果造成灾害，由日月星辰之神驱除。水旱和瘟疫之类，是地上生的，所以由山川之神驱除。这话曾被广泛引用，作为对付此类灾害的神学指南。
从汉代开始，人们认为，瘟疫的发生，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过错，招致了上帝的不满。其理论，首先见于《礼记·月令》：
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仲冬……(如有土功作业)民必疾疫。
汉代独尊儒术，认为儒经中最重要的是《春秋》。解释《春秋》的权威，是《春秋公羊传》。精通《春秋公羊传》的儒者，是董仲舒。据《春秋》，鲁庄公二十年，“齐大灾”。《公羊传》解释说，大灾，就是“民疾疫”。民疾疫的原因，董仲舒认为，乃是因为齐国的君主，齐襄公、齐桓公，都“淫乱”不轨，导致上帝惩罚。
对待上帝惩罚的措施，通常是皇帝下诏“求直谏”，即邀请臣民批评自己，并且“损膳减乐”，即减少食物数量，少听音乐;“议狱详刑”，即审查案件等以改进政治以及救济灾民等等。汉元帝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发生瘟疫，甚至要求大臣们也都“损膳减乐”。其目的，是为了“上答天谴”，即回答上帝的批评和惩罚。
东汉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冬天，京城洛阳瘟疫大流行。第二年，著名的古代科学家张衡“上封事”。认为瘟疫的原因，第一是安帝在当年二月外出视察，死在路上，臣子们秘不发丧，没有正确处理安帝的丧事。第二是安帝六月埋葬以后，冬至前后又打开陵墓。“发冢移尸”。根据《月令》，仲冬进行土功作业，“民必疾疫”。这两件大事，引起了上帝的不满：“天地明察，降祸见灾，乃其理也。”解救的办法，就是要大臣们讨论如何改进政治，以“取媚神祇。”
汉代朝廷的作法，是后世的榜样。虽细节不尽相同，但认为瘟疫是上天所降的灾祸，皇帝应该改进政治以答复上帝的批评和惩罚，其思想则完全一致。
就在这样的神学气氛之中，中国古代医学，也就是中医，艰难地探索着治病的方法，包括对抗瘟疫的方法。
四、医是医，巫是巫
在介绍中医探索防治瘟疫的历程之前，必须首先讲讲中医和巫术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医是医，巫是巫。医曾经混于巫，但医不源于巫。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着一句话：医源于巫。证据之一，是《山海经》中，巫师掌管医药：
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第二条是《论语·子路篇》，孔子援引南方人的话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然而这两条，都只能说明，在古代，巫师们往往兼做医生，而不能说明医疗就是源于巫术。因为在古代，任何科学门类，几乎都掌握在巫师、或者用一个更普遍的词——神职人员手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天文学。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西方，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同时都是占星术家，包括身处近代世界门口的天文学家第谷。
其他科学门类，也差不多少。不仅古代，即使近代、甚至当代，用生物学证明神创论或变形神创论的，用物理学手段证明灵魂存在、降神术的，不乏其人。就在二十世纪后期国际性的特异功能运动中，相信并为之鼓吹的科学家，不少还是“泰山北斗”型的人物。近年来，各种媒体上也不断披露，不少实验科学家相信，是某些不相干的小事件，比如门上是不是贴了什么小纸条等等，影响了实验的成败。类似的信仰积累起来，就是典型的巫术。
至于古代社会，在宗教神学观念作为社会生活总的理论的时代，不仅科学，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都无法摆脱神学的控制和纠缠。然而，宗教仍然是宗教，科学仍然是科学。中国传统医学，也是如此。
有人考察中国古代医字的演变。起初写作“毉”，后来写作“醫”，以此证明医源于巫。其实，这只能说明，医学曾经混于巫，而且后来摆脱了巫术的控制。
《山海经》不仅记载了十名巫师从灵山上下去採药，更记载了数十项病名，如：瘕疾、聋、肿疾、蛊、疥、心痛、疠、虫、胕(浮肿)、瘿、瘅、疣、疽、忧、风、嗌痛、痸(痴)、暍(中热)、腹痛、狂、呕、疫疾、疟、白癣、癙(瘘)、痔等等。每种病名，都有相应的治疗药物。这才是医学的真正起源。
五、医疗实践是医学的真正起源
医疗实践是医学的真正起源，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即中医的真正起源。
历史地考察，许多动物、特别是高级动物，就懂得一些医疗知识。类人猿进化为人类，寻求医疗的愿望，应当更为自觉。《山海经》中的病名和相应的药物，就是中国人最早的医疗知识，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真正源泉。而“神农尝百草”，伊尹制汤药等，则是早期中国人自觉寻求医疗知识的英雄故事。
周代，中医已经有了分科。据《周礼》，中医和巫，已经明确分开。据《左传》等，鬼神致病说在许多情况下遭到了否定。而据《史记·扁鹊列传》，当时的名医扁鹊明确地把“信巫不信医”作为疾病致死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主张后来被载入《黄帝内经》：
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这是中医摆脱鬼神观念的严正声明，也是中医从鬼神观念控制下寻求独立的标志性事件。
至少从东汉后期开始，当时的国家政权，遇到瘟疫，不仅要检讨自己什么地方违背了天意，同时也懂得，必须用医疗手段对付疫情。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按行”(《后汉书·桓帝纪》)。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廵行，致医药”(《后汉书·灵帝纪》)。从此以后，每逢瘟疫流行，朝廷派员“致医药”、“给医药”的记载，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政权的常规措施。
这是中国古代医学为自己争取的日益增大的生存空间。就在这样的空间中，中国古代的医学家们艰难地探索着治疗瘟疫的方法。
六、瘟疫催生的医学进步
春秋战国时代，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中医著作。这些著作后来被整理成《黄帝内经》。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催生出中医“临床医学鼻祖”张仲景的名著《伤寒论》。
张仲景，名机，东汉末年人，曾做过长沙太守。据《名医录》：“(张氏)宗族二百余口，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乃著论二十二篇。”也就是说，张仲景做医生，与当时的瘟疫流行有直接关系。《伤寒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即由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四味药组合的汤剂，以及其他方剂，不仅为历代防治瘟疫的医家所重视，此次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仲景以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医学家们不断探索着治疗、预防瘟疫的方法。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方》，都正式把“转相染著乃至灭门”的“温疫”作为一类特殊的疾病，制订了预防、治疗和防止传染的药方。到宋代，名医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其卷五《辟温疫论》，试图为这类疾病创立专门的理论。
明代末年，瘟疫流行，医生吴有性(字又可)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书，命名《瘟疫论》。这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瘟疫专著，并且正式把以往的“温疫”定性为“瘟疫”。该书详细描述了瘟疫的发病特征和发病原因，讨论了不同于以往的治疗方法。《四库全书提要》评论道：
(该书)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误作伤寒治之，多死。古书未能分别，乃著论以发明之。……(从此以后)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
到了清代，《瘟疫论》被它的崇拜者注释、传播，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防治瘟疫的著作，出现了以治疗瘟疫著名的名医叶桂等人。瘟疫，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独立的病类，得到了专门的研究和重视。
七、不断加深的对瘟疫的认识
从《左传》记载的秦国叫“和”的医生议论晋平公的病因开始，中国传统医学对于疾病的成因，逐渐形成了所谓“七情六淫”说。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或“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因素和“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素。《黄帝内经》多次强调，六种气候因素之中，风，最为重要。但是张仲景发现，寒，才最重要，所以他的著作定名为《伤寒论》。
在只能依靠感官诊病的时代，把病因归结为感情和气候因素，而不认为是鬼神，乃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
然而张仲景发现，有一种温病，似乎不是通常所说的气候因素：
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所谓“时行之气”，乃是不正常的气候因素：“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此则时行之气也。”但是使人得“温虐”或“温疫”的，不是这种“时行之气”，而是一种“异气”：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更遇温气变为温疫。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称这种病为“温疫”。
张仲景关于“时行之气”的论述，多被后世医学著作引用。不少人也似乎发现，导致温疫的原因，不是气候因素，而是另外一种气。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认为：瘟疫是“其年岁中有疠气，……名为瘟病。”宋代名医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卷五《天行温病论》中也发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元末明初，王履作《医经溯洄集》也发现，伤寒是由于“感寒”，温病则是由于“异气”。
然而，这些医学家们都未能对“疠气”或者“异气”多说些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明朝末年吴有性的发现。
八、瘟疫理论的突破及其艰难进程
崇祯十四年辛巳，也就是1641年，河北、山东、浙江等省，同时瘟疫大流行。用治伤寒病的方法治疗，没有效果。于是，吴有性“推求病源”(《四库全书提要·瘟疫论》)，有了新的发现。他发现，导致瘟疫的原因，不是传统所说的气候因素，而是一种“杂气”，或者称为“疠气”“戾气”。这种杂气，“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而是气候之外的一种气。这种气，有如下特点：
1. 杂气不在“六淫”即六种气候因素之内;
2. 无论老少强弱，碰到它就得病;
3.不是先侵犯皮肤，然后由表及里，而是从口鼻传入;
4.有的中之则发，有的要等机会。比如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才发作;
5.不同于伤寒。伤寒发热而恶寒，此病只热而不恶寒。类似疟疾，但疟不传胃;
6. 伤寒有感冒风寒的外因。杂气致病，无感冒风寒的外因;
7. 所致之病会传染;
8. 所致之病还能不治自愈，医生往往因此冒功;
9. 杂气是方土之气。它从地上升起;
10. 有某种杂气，就有某种疾病;
11. 传统的汗、下、吐三法治不好杂气所致之病。
吴有性描述的杂气致病的种种特点，即使放在当代的医学著作中，也几乎是无可挑剔。
这是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根本突破，也是中华新医学的曙光。可惜的是，这道曙光没有得到它发扬光大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九、曙光的暗淡和回归经典
吴有性的《瘟疫论》在清代曾得到了热烈的追捧。
康熙年间，医生戴天章著《广瘟疫论》。他认为，《瘟疫论》“贯穿古今”，“独辟鸿蒙。”他的著作，就是要发展吴有性的学说。
乾隆年间，杨璇著《伤寒瘟疫条辨》，说前代医家“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 因而“混淆不清，贻害无穷”。吴有性的论述，是“开天辟地之宝符”，解决了“午古疑案”。
著名儒者卢文弨、庄存与都为杨璇作序，批评以往的瘟疫理论是“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
然而，历史没有给吴有性的《瘟疫论》以合适的发展环境。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明代遗民群反思亡国之痛，认为根源在于没有认真遵照儒家的经典行事。清朝新贵们批评明代儒学：“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其共同倾向，是要求“回到六经”;认为精通了儒经，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不至于遭受像宋、明那样的亡国之痛。于是，一门被称为“汉学”的学术发展起来。“汉学”要求逐字逐句地弄通儒经，带动了一门被称为“训诂”“考据”的学问也发展起来。
与大环境的尊经思潮相适应，《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则在医学界得到了新的尊崇。吴有性虽然有不少“粉丝”，但在医学界，只是少数甚至个别人物。吴有性明确写明的“瘟疫”，又多被改写为“温疫”，其发病原因，重新被纳入所谓“七情六淫”的框架之内。
此外，吴有性的《瘟疫论》未能发扬光大，也有学术上的原因。因为他说不清楚“异气”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当时，没有显微镜!说瘟疫不同于伤寒，那么，该怎么治疗呢?吴有性开出的药方，也还是中草药的组合，和以往的治疗方法，无法显示出根本的区别。
中国传统医学的新的曙光，在乾隆时代以后，就逐渐暗淡下去了。
那么，如果从张仲景算起，中国医学家们一千多年间探讨瘟疫的病因和治疗的努力都白费了吗?当然不是。
十、张仲景以来古代的抗疫成果
中国传统医学在抗疫实践中发明和应用有效的药方，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医学家们在会上介绍了中医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特别介绍了取得显著效果的“三药三方”。而这三药三方，几乎都和传统的成果相关。其中“金花清感颗粒”，由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麻杏石甘汤”和清代吴塘《温病条辨》的“银翘散”合方组成。这是在治疗H1N1流感过程中已经发明的新中药，已经上市应用多年。“清肺排毒方”、“宣肺败毒方”，则来源于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论》的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五苓散以及葶苈大枣泄肺汤、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苇茎汤等。此外被提到的古代名医名方，还有明末吴有性的“达原饮”，清代吴塘的“正气散”等。
也有主要是现在新创的，如“化湿败毒方”等。
新闻发布会上，中医的治疗方法，被概括为三个方面：清热、化湿和解毒。解毒是直接打击病毒，清热是改变体内环境，化湿是提升免疫功能。这里不仅有现代的措施，也有传统的成果。
中医的治疗效果，则被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的转化;
第二，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转化;
第三，参与了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
第四，进行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复治疗。
总之，“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中国传统医学抗击瘟疫的效果，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称赞。
十一、传统抗疫药物的当代应用
中国传统医学在抗疫实践中发明和应用有效的药方，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医学家们在会上介绍了中医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特别介绍了取得显著效果的“三药三方”。而这三药三方，几乎都和传统的成果相关。其中“金花清感颗粒”，由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麻杏石甘汤”和清代吴塘《温病条辨》的“银翘散”合方组成。这是在治疗H1N1流感过程中已经发明的新中药，已经上市应用多年。“清肺排毒方”、“宣肺败毒方”，则来源于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论》的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五苓散以及葶苈大枣泄肺汤、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苇茎汤等。此外被提到的古代名医名方，还有明末吴有性的“达原饮”，清代吴塘的“正气散”等。
也有主要是现在新创的，如“化湿败毒方”等。
新闻发布会上，中医的治疗方法，被概括为三个方面：清热、化湿和解毒。解毒是直接打击病毒，清热是改变体内环境，化湿是提升免疫功能。这里不仅有现代的措施，也有传统的成果。
中医的治疗效果，则被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的转化;
第二，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转化;
第三，参与了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
第四，进行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复治疗。
总之，“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中国传统医学抗击瘟疫的效果，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称赞。
十二、传统抗疫治疗的赞歌
唐代及其以前，虽然每逢瘟疫流行，国家会派医生用药物治疗，但效果如何?几乎没有记载。宋代开始，正史虽然常有遣医抗疫的记载，但效果如何?正史似乎仍然不大注意。只是在一些文人的文集中，偶尔能见到医药抗疫效果的记述。
宋代陈渊《默堂集》卷二一：陈伯瑜晚年所居，离城市较远。当地人有病，多求巫祝。为此，他储备“金石草木之可以疗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当疠疫并兴，公前后所全活甚众。”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一：翁某“出为江南东路安抚司……当涂涝疫，君……拯疗极力，全活甚众。”卷九十五：张浚做统帅，值“疮痍之余，重以疫疠。……公亲为分课医工，置历诊候。自帅司给药饵及它费，……全活甚众。”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四：叶某到安仁县任职，当地“番俗杂吴楚之旧，春夏疫作，率惟巫是听。”他“选医往视，随其证以疗。或扶病来告，则亲问而药之”，“全活甚众。”
元代吴澄《吴文正集》卷八十五：王进德“每遇疫疠，市善药，命良医，家至户到，随证治疗。……全活甚众”。
杨翮《王氏䘏灾诗序》记：某年春，从河北到淮汉，皆大饥疫。王氏“辟大屋一区，贾良药其中剂之，畀来告疾之人。且日遣精谨而勤者数辈，杂出访病者。……全活甚众。”
明代，周王朱橚《普济方》卷一五一，王肯堂《证治准绳》卷八，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四十七等医书均记载：金泰和二年(1202年)四月，“民多疫疠。初增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李杲发明“普济消毒饮子”治疗，“全活甚众”。
吴宽《家藏集》卷三三：某年淮南大疫，“有往施紫苏汤者，全活甚众。”
顧璘《息園存稿文》：火城“值江淮疫疠，乃合良药施诸病者，全活甚众。”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七六：某年“大饥疫”，冯氏“煮粥南禅寺哺饥者，剂药以治疫者，所全活甚众。”卷九二：处士翁君，某年“大疫，复捐槖施药于要祠，而以名医主之，所全活甚众。”卷一一九：浙江按察副使张公，某年“疫大作。公选医授方而治之。全活甚众。”
上述记载，由于多是为亲故所写，难免有所谓溢美之词，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全是谎话。而且共同赞扬医药，否定巫祝，至少可以说明：第一，在他们的心目中，医和巫，已经是泾渭分明;第二，中国传统医药，是可以治疗疾病、也可以治疗瘟疫的。
然而药方的发明和治疗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曲折甚至艰险。
十三、检验、改进的曲折历程
中医药方的创制，当然包括防治瘟疫的药方，不仅有创制者的实践经验和殚精竭虑，而且一定要在医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药方的流传过程，既是药方被检验的过程，也是药方不断改进或重新创制的过程。其案例之一，就是上节介绍的“普济消毒饮子”。
元代泰和二年，济源县瘟疫流行时，名医李杲当时是该县的税务官。这病俗称大头瘟，县丞李某被感染了。某医生按照传统办法，用张仲景治疗头痛的“承气汤”加板蓝根治疗，这本是有效的药方，但这次无效了。于是找到了李杲。李杲认为，“此邪热客于心肺间，上攻头目，面为肿盛。以承气汤下之，泻胃中之实热，是诛罚无过。”于是，他用黄芩、黄连等“泻心肺间热”;用桔红、玄参等“泻火补气”;用连翘、鼠粘子等“散肿消毒定喘”等等。由于医好了县丞的病，他的药方被刻在碑上，长久流传。
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药方之一，是苏东坡的“圣散子”方。苏东坡说，方子得自巢某。他任黄州太守时，“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苏氏朋友名医庞安时，把此方收入所著《伤寒总病论》。后来又被收入由北宋国家政权组织编写的医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曾在筠州一带用圣散子对抗瘟疫，“所活甚众。”。但是后来，医生陈言却大力抨击圣散子方，说是辛未年间(1151或1211)，永嘉地方发生瘟疫。用圣散子治疗的，“被害者不可胜数”。究其原因，陈言认为，圣散子对付的是“寒疫”，而永嘉流行的，是瘟疫。不加分辨，自然要出问题。
关于圣散子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清代。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圣散子方不可一概否定，但要分辨病情。
关于承气汤和圣散子方的争论，不过是中国古代医学界争论的一个例子。像一切科学领域一样，中国传统医学界的争论，从未间断。至少从金元时代开始，古代的药方可不可以治疗现时的疾病，就发生了数百年的争论。
鲁迅先生慨叹煤的形成，说当初那么多的树木，形成的仅仅是一小块。科学，包括中国传统医学的进步，也是这样。许多心血和生命，换来的，可能仅仅是一个药方，一项治法。
十四、强烈的愿望和不成功的预测
预测未来，可以说是人类的类似本能的愿望。古代依靠占卜和神谕，现在我们依靠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科学，都具有预测的功能。所谓“温故知新”，数往知来，都是说，研究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可以预测将来。在医学，人们也具有这样的愿望。
数年一来的疫情，似乎有规律变化的气候，好像都在告诉人们，疾病在时间中的发生，似乎有一种规律存在。于是，在汉代，人们创造了一种预测气候和疾病发生的学说：“五运六气说”。
宋代人考证，五运六气说原来不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唐代，王冰把所谓“七大论”补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说就成为传统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宋代，甚至出现“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的格言。国家组织的医学考试，五运六气是必考内容。
所谓“五运”，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的运行。六气，就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六淫之气：风寒暑湿燥火。五行和六气逐年的循环变化，决定着每年的气候，也决定着每年的发病情况，当然也决定着每年的疫情。这就是五运六气说的基本思想。
当王冰把七篇大论补入《黄帝内经》的时候，似乎觉得五运六气说不大靠谱。因为各地的风雨旱涝，并不均匀。于是，他把气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分为三段，甚至还顾及到高山和平地的不同，以说明气候的差别。但是宋代的医学家们，并不理会王冰的修正。仍然原原本本地按照七篇大论，进行着他们的医学预测。
预测往往不如人意，于是沈括告诫说，气候有正常的情况，也有不正常的情况，必须灵活运用。然而，照本宣科容易，一旦灵活，可就没了边界。于是，著名的理学创始人程颐认为，每年各地的气候不同，五运六气说无法预测。
到了南宋，医生史堪，字载之，著《史载之方》，认为五运六气预测病情是无效的。他认为，人体的气也就是天地之气。所谓五运六气指的是人体之气的变化，与天地之气，也就是气候变迁，没有关系。史堪的理论到了金元时代，医学家们从刘完素开始，把气候意义上的五运六气转变为对人体中五运六气关系的研究，开创了一代新的医风。
到了明代，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和张倬的《伤寒兼证析义》，都认为五运六气说与医道无关。从此以后，真正相信五运六气说并用它来预测气候和病情的，就很少了。
科学在发展中，不断产生着新的学说，也不断否定着旧的学说。中国传统医学，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
十五、中医和鬼神说的诀别
《黄帝内经》虽然告诫医生，医病不可“拘于鬼神”。但人为什么作梦?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都弄不清楚;当时世界上其他民族，从古希腊到所谓古希伯来文化，也都弄不清楚。或者说，都认为人的灵魂是个独立的东西，它可以脱离人体而自由活动。所以人死以后，它还能独立存在。
中国医学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咒禁术。这是一种巫术。唐代，咒禁术还被正式列为国家承认的医学学科。
咒禁术起初主要是用来对付精神病。后来扩大到其他领域。包括名医孙思邈的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咒禁术的内容。
然而也正是从唐朝开始，文献中抨击所谓巫师求神无效、赞颂医药疗治的文字也增多起来。从宋代开始，宫廷中方相氏驱鬼的傩礼，也不再实行了。《宋史·方技传》，一面认为“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一面认为，“后世占候测验、厌禳禜禬，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汉以来，司马迁、刘歆又亟称焉。然而历代之君臣，一惑于其言，害于而国，凶于而家，靡不有之。”这可以说是一篇义正词严地讨伐巫医的誓词。而在上述那些颂扬医药治疗瘟疫的文字中，往往同时抨击巫祝之类。中国传统医学，对巫术的排斥，可以说一代比一代强烈。
到了清代，名医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上卷有《病有鬼神论》，下卷有《祝由科论》。《病有鬼神论》证明，鬼神也是致病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祝由科论》则认为，虽然“祝由”之术载于《黄帝内经》，但那是“古法”，“今已不传”。至于近代的那些巫祝之类，“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
两千年前，有人说信巫不能治病，说明当时医生信巫的众多;两千年后，却要为鬼神致病进行论证，说明相信鬼神致病的医生越来越少了。巫祝医病，载于经典，然而却说此法失传，说现在的巫祝几乎无效。这也是对两千年来医学实践的总结。两条合一，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鬼神巫祝因素，是越来越淡薄了。
尾语
清朝末年，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近代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所谓“西医”，实际是现代医。
现代医借助显微镜和其他仪器，看清了中国传统医学所说的“异气”，乃是病菌或病毒，并且发明药物来对付它们。现代医依赖解剖，看清了人体的结构，因而能够实施精准的治疗。
那么，既然有了先进的手段。或者说是先进的武器，为什么还要保留传统的医疗手段呢?如同既然有了飞机大炮，还需要大刀长矛吗?
实践证明，人体和医学的复杂性，远非其他科学技术门类可比。迄今为止，中国许多人，从国家主席到许许多多市民、农民，之所以还相信中医，并不是盲目信仰，而是从医疗实践中发现，中医不仅能够补充现代医顾及不到的地方，而且能在现代医可以顾及到的地方，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胜利以后，中国传统医学不仅从现代医学中汲取了新的技术手段，也汲取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医就用对照实验的方法，证明了中医的疗效。而在所谓“中西之争”的问题上，应该相信的，只能是医疗实践的疗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唯一途径。医疗实践的结果，也是真正的科学成果。
中国传统医学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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