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代表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模式，那么它就既不能由中国在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前的历史条件所解释，也不能由外来的现代化压力所解释，而必须由中国在外来压力之下的革命性转变和创造性反应来解释。本文通过对1927年—1949年期间国共两党各自建立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比较研究，证明中国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起始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阶段的“国家建设”，它塑造出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独特社会发展轨道的基本制度框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能够沿着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动力的方向延续至今。这个源头决定今天的中国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本文聚焦1943-1949年晋冀鲁豫太行区的妇女纺织技术实践,从传播机制与实践主体两方面入手,探讨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如何在技术实践中发生关联,这种技术实践又为妇女带来怎样的体验。基于对史料的考察,本文认为边区基层干部群众通过模范学习、生产展览、经济计算、民主讨论、组织劳动等技术策略突破了代代相传的技术垄断传统,构建起一种以群众(尤其是妇女)为主体的技术政治。由此,妇女纺织不仅维持了边区军民的基本生计,也为中国基层技术实践积累了有益经验,同时为妇女进入社会性技术劳动领域做出了早期探索。这一案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妇女与技术的总体性窗口——在妇女手中,土法纺织成为制造棉布与解放感的双重技术,将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交织成“新社会”的经纬。这次重访将为我们思考技术与性别、生产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提供启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激发经济活力,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居民收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时期也伴随着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的显著变化,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分配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而产权对策在缓解财富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财税对策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融对策则会对财富和收入的变动起着直接的涨缩影响,房产对家庭之间财富不平等的贡献率最高。基于此,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分配理论,从产权、财税、金融、房产四大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缩小我国财富与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