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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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新中国究竟要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毛主席认为，如果新中国仍选择资本主义，其结果只能是“漫长而且痛苦”和“依附型”。他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在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要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这是毛主席首次明确地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建国后的1953年，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关于工业化问题，毛主席先是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将其明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最后形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参考阅读：《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一）：选择社会主义经济》
在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一开始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方主张工业化和机械化直接在当时的个体农业和私有工商业的基础上进行，即“先机械化再合作化”，离开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孤立地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建设。
毛主席则坚持主张工业化要与农业集体化、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必须同时进行的方针。反对搁置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孤立地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建设。
毛主席在批判先工业化、机械化再合作化的观点时， 深刻阐明了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之间的紧密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个方面，减弱另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毛主席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
我们还可以通过1958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有一段谈话来理解其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关系的重视：“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时代，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采取的封锁政策企图使中国失去对外开放贸易这个发动机。毛主席的经济思想积极应对了这样的挑战。
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绝没有排斥对外开放，相反，是在自力更生原则下的积极对外：
1、意识形态与“做生意”分开，和平共处。
在国际交往上，重点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是寻找“共同点”，即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反对大国欺侮；国家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国外市场的通商；发展经济的愿望。有了这些共同点，即使“你”反对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也可以合作。中国只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友好，讲做生意。
2、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发展。
中国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来发展国内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发生战争，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新中国奉行：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
3、全面发展，自力更生为主，不要国际分工，争取外援为辅。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革命实践和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条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在帝国主义存在和少数几个大国垄断资产阶级主导国际秩序的条件下，一切依赖外国，否定自力更生为主，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关键的原材料、设备和技术，尤其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帝国主义及其附属国一直是对我国实行封销和禁运政策。直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被打破后，在这些方面也仍然是如此的。
4、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杜克洛时说：“希望法国给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台湾出版社《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
50年代中国利用贷款和记账外汇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共签订了引进304个成套设备项目和64项单独车间装置的合同。60-70年代，又使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西欧国家引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工等技术设备，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300项，成交金额100多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
5、建立“通商要道”。
“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参考阅读：《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六）：工业理论与对外开放》
1964年，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通过榜样效应为中国的企业指明方向，描述了毛主席怎样办工业和办什么样的企业的思想。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
辩证法的发展
技术干部搞不清油田的情况，在科技上遇到难题就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狠抓第一手材料，反复实践，勇于创造。生产管理千头万绪、问题繁多，大庆人懂得通过分析矛盾去抓住主要矛盾，狠抓岗位责任制，把生产上千千万万件具体工作落实到成千上万人身上，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
群众路线
大庆油田任务重、时间紧，人力、物力、财力不足，集中领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胜利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的主要经验之一。在集中领导的同时大搞群众运动，使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赶先进，自始至终地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
在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大庆人也深刻认识到光有干劲不讲科学就会好心办坏事，产生严重的后果。大庆人在生产建设中创造的种种奇迹正是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结果。
利用先进技术、创建先进管理制度
大庆人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管理理念和作风。所以，大庆石油队伍一呼百应，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干的事情靠得住，遇到困难顶得住。大搞技术练兵；大搞增产节约；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领导干部亲临生产前线；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到处以大庆为榜样，开展比学赶帮、实行增产节约；像大庆人那样吃大苦、耐大劳，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学习大庆人、争当五好职工，掀起生产建设新高潮，涌现出了很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典型。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成为了新中国工业企业的价值追求，这些优良作风和管理经验产生深远影响，涌现出一大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式企业”，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因如此，毛主席认为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面旗帜。
参考阅读：《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六）：工业理论与对外开放》
在全国解放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的方针。我们国家根据毛泽东这个方针，从开始建设就全面安排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发展尖端科学技术。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顺利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
那么，如何发展国防工业呢？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指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一旦有事，就可能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是我们指导国防工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非常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和技术革命，改造和装备国家工业体系。1964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印度，何等奇异民族……拥有民主制度，腐败已成深刻体制；一边拥有现代尖端科技，一边深陷中世纪般贫困；微软技术先进名世，普通电脑运速慢甚……能用巨资展开无人驾驶飞船登月竞赛，无能救助乞丐、修建公厕、提供乡村教师粉笔、改善公共设施……”
这是21世纪印度的社会景象。而在起步时期，中印两国在结构上十分相似。195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7%，而印度为11%。1952年，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和公共事业占总产出的9%，而在印度它们的比例为6%。
其后，中国经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而印度却是上文所述的惨淡景象。1980年，中国的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飙升到48.5%，而印度只有21.9%。
是什么造成了中印两国这样的经济发展差距？——关键在于两者经济、社会、政体和国家的性质。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明显好于印度，为什么呢？……在集体主义战略之下，中国现代工业汲取了农村剩余。但是农村和农民并没有被抛弃，他们仍然被统筹到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内。”
在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学说下，“为了攻击旧有的剥削与异化形式，社会中存在着一股持续的动力，从而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工作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认同感和尊严。海报宣传、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塑造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尊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英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也耕地。”
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中国，和从旧殖民体系挣脱出来、仍然坚持民主制度的印度的发展结果迥异的根源。
参考阅读：《宪之：革命优于改良的一个极好的见证——读<感受印度>》
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遵循西方国家竭力兜售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等所谓“魔鬼的配方”，而结果是，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第三世界国家则永远处于依附和外围地带，少数发达国家剥削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局面得以维持。
而毛泽东时代，利用中国国土和人口的巨大规模，在采用大规模有效的动员模式充分调用资源之后，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和前期投资成本，而无须仰赖外人的善意和恩赐，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工业。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就是这样实现了独立自主基本完整工业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