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前奏：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完整）

纪念115周年系列——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马社香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定价28元，购书电话：010-6276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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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 言
　　一、1965年3月毛泽东下榻武汉梅岭
　　非同寻常的新年伊始
　　1965年元月“二十三条”的颁发，是建国以来我党第一次将没有解决的高层政治分歧以中央文件形式公开化。它揭示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性质认识的重大政治分歧。
　　党内问题错综复杂，毛泽东专列南下。
　　下榻梅岭第一仗
　　在武汉梅岭，毛泽东重审国际局势，北面是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攻”，南面是美国轰炸北越的“武攻”，在中国问题上，苏美渐行联合之势，打破苏美战略合围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乔治乌·德治、邵式平、柯庆施相继去世
　　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一个个故去，无数革命先烈献身的人类解放事业，还能坚持吗？！
　　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
　　4月27日电话急召张平化
　　应召途中，张平化不由得回忆。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两种意见的继续……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等梅岭汇报
　　罗瑞卿疾呼：“有少数同志舒舒服服地演变了！有一家人烂掉了的！……”取消军衔制到了关键时刻。
　　4月29日下午梅岭合影
　　临别合影时，王任重的沉重思索；毛泽东和北京客人的耐心等待……
　　三、毛泽东长沙九所等待22天
　　汪东兴、华国锋井冈山沿线打前站
　　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关注始于合作化初期的1955年，称许于“坚持集体经济”的1963年……
　　毛泽东长沙生病难离
　　毛泽东不肯吃药，风趣地说：“我不吃药，我吃饭，饭是最好的中药……”湖南省迅速恢复的粮食产量，也成为毛泽东身体康复的另一剂良药……
　　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重要会面
　　在九所，毛泽东和胡志明见过好几次面，慎重友好地确定了中国援越抗美的整体战略。在胡志明75岁寿辰之日，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代表毛泽东来到7号楼祝贺……
　　四、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
　　专列中午到醴陵
　　专列上，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井冈山斗争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
　　回首文家市
　　小车队从醴陵向茶陵行进。毛泽东在车上回忆他生平指挥的第一仗……
　　汽渡载车过洣水
　　小车队经攸县过洣水河，第三、第四辆小车上了渡船，船行到一半，突然第三辆小车的窗帘被一只大手掀开了，一张人民熟悉和向往的脸出现了，“毛主席！”毛主席眼睛看着河水，嘴巴动了动……
　　夜宿茶陵县委办公室
　　晚饭后，毛泽东在茶陵县委大院散步，对张平化说：“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五、5月22日昔日战地巡礼
　　毛泽东在茶陵第一张合影
　　毛主席给被接见的茶陵同志的最深印象是，老人家身体根本不像年过七十的老人，步履快捷轻松，面貌也年轻。脸上带有笑容，那笑容给人的印象深沉而忧郁。
　　往事回眸——打莲花
　　小车队绕过莲花县城，毛泽东遗憾地“哦”了一声，转脸对吴旭君说：“1927年9月25日我们打下莲花县城，在宾兴馆开了会，住了一夜。莲花县是文家市会合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
　　永新别样的追寻
　　毛泽东一行在永新县吃午饭。
　　在县委招待所大食堂，北京、南昌、永新各级干部在回忆贺子珍鲜为人知的旧事新闻……
　　三湾改编故地
　　“三湾改编”将秋收起义部队中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军官都撤了，给部队新的生命。抑或毛泽东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次重上井冈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一次“改编”？！……
　　六、盘旋通向井冈山
　　路过古城、龙市的记忆
　　1927年10月6日，袁文才的朋友林凤和在大仓村家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谁也想不到建国初期，林凤和和他儿子被划为地主，父子俩一个在毛泽东吃过饭的老屋、一个在后面的山上上吊而死。这里面的真相是什么……
　　八角楼的“巧遇”
　　这么多的小车到茅坪，久久地徘徊在八角楼。对面拿锤子、铲子的人突然像明白什么似的，发疯一样向小车队追去。黄庆荣命令司机快开，汪东兴这次听从了毛主席的命令，要求开慢车……
　　袁文才家人的“回声”
　　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说，毛泽东和贺子珍是在1927年11月象山庵会议上第一次会面的，并不是流传的10月见的面。
　　贺子珍非常尊重谢梅香，叫嫂子，毛主席后来称谢梅香“嫂子”，“袁嫂子”，就是随贺子珍叫的。
　　伫立黄洋界的激情
　　毛泽东等不及警卫人员开车门，自己打开车门，站了出来，向大家手一招，大步向山顶走去……
　　“茨坪又到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条平展的砂石路盘旋而上——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开荒修路，改天换地，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发扬井冈山精神，要体现在哪里呢？
　　七、下榻井冈山宾馆的珍闻
　　115房间特制木床和洗手间的“书柜”
　　秘书和警卫人员一起动手，毛泽东发明的“简易书柜”架好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下榻115房间的第一个晚上，使用自己发明的“简易书柜”工作至凌晨4点。毛泽东如此艰苦朴素，仅仅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还是无声地为全党高级干部做一个榜样呢？
　　毛泽东又食红米饭南瓜汤
　　毛主席在井冈山散步时说，井冈山时期，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
　　珍闻链接一：谢觉哉、董必武、张茜参观井冈山
　　在去大井的路上谢觉哉认真地说：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
　　珍闻链接二：1962年朱德重访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朱德谦虚地说，小同志，“朱德的扁担”意义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共产党靠这个精神打下的天下。这个精神忘了，人民就会骂我们，忘光了，就会和国民党一个样。国民党初期也是先进的嘛。后来才变，杀老百姓，杀共产党……
　　珍闻链接三：1964年溥仪一行赞井冈
　　溥仪仰望着红军挑粮歇脚的大荷树，说，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他写下一首诗：……“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八、毛泽东井冈山上不寻常的散步
　　行没人走过的路
　　毛泽东用木棍扒开一条路，继续向前面走去。他边走边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散步口述井冈山四支部队
　　毛泽东缅怀道，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
　　步送湖南同志提前下山
　　张平化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保护民族工商业？！……
　　九、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强调的真理和革命传统
　　井冈山斗争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袁文才、王佐、李筱甫的后代对红五军错杀事件有各自的看法……
　　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是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
　　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才能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两首井冈山词的蕴思
　　攀向理想云端的“高路”是什么？那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为穷苦人创造永久幸福之路，为民族独立、富强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藏满了形形色色妖魔鬼怪的险路。敢不敢选择这条路，坦然面对这条路的一切，包括怀疑、污蔑、诋毁、失败，毛泽东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十、毛泽东接见烈士遗孀和井冈山群众
　　袁文才妻、儿的非凡遭遇
　　袁文才被错杀时谢梅香刚刚30岁。娘家看她前后都无路，很为难。袁家不同意改嫁，留在袁家，生活又维持不了。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
　　王佐发妻兰喜莲的幸福时刻
　　1965年5月29日上午，王佐发妻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等待着毛主席来跟他们一起照相。毛主席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个个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幸福地想，毛主席还记得我们！
　　下山前交纳伙食费的小插曲
　　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到任何地方吃饭给钱已是习惯。主席说，共产党的干部要杜绝贪污腐化，不能多吃多占，红军在井冈山时，就定了三大纪律，第二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5月29日和井冈山广大群众激动见面
　　“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中国上下五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个得到普通老百姓那么深沉、那么长久爱戴的人民领袖，这不是简单地用“个人崇拜”一语能概之的……
　　下榻吉安招待所一夜
　　临别时，王卓超说他永远忘不了，那时老人家的目光和延安杨家岭时一样，深邃如海，又慈祥如佛。毛泽东寄希望于更多的人能理解他，理解他重上井冈山所说的一切。
　　十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余韵
　　取消军衔制的激动和忧虑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呢？毛泽东不由得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
　　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毛泽东告诉余秋里等人：订计划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第一要考虑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罗瑞卿、李富春、郭沫若、李立三等人，在1965年夏季登上井冈山这红色的山峦。
　　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
　　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他们从报刊上批评周谷城的大块文章说开去，探讨了学术、教育、文学、艺术诸方面的问题，展示了毛泽东当时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展开群众性的“批评——教育——提高”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初衷。
　　呼吁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
　　1965年夏，毛泽东对医疗卫生战线不为工农兵服务多次提出严厉批评。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时说：“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号召“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
　　6月下旬，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由于美国颠覆东道国政权而流产。毛泽东思考的是，中华民族崛起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认真解决我们干部体制中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重倡井冈山革命精神需要体制保障。这样，才能独立自主地应对国际风云变幻。
　　附录 主要受访者名单
　　后 记

内容简介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38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回故地，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从本书对毛泽东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引　言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国际战争风云在中国周边弥漫。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归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情感与近忧交织，思考与历史共存。
　　多年来，笔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盘桓当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之地，采访了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的近百名亲历者、知情者。他们的口述，使人一步步回到1927年血与火的岁月，回到井冈山九死一生的斗争，回到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日日夜夜。
　　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卓绝，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之魂；没有井冈山的烽火连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基。你懂得了井冈山的过去，你就能触摸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追求、奋斗之所在；你理解了井冈山的斗争，你就能感知毛泽东喜怒哀乐的诗情、豪情、 深情和无情之底蕴；从毛泽东一上、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毛泽东一生睡木板的嗜好，对知识分子某些“偏见”的渊源；似可发现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一、1965年3月毛泽东下榻武汉梅岭

　　非同寻常的新年伊始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回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做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的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① 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
　　1965年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102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毛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主席下车，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主席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主席不喜欢那一套。1965年初，湖北省、武汉市警卫处刚刚合并为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我和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警卫处处长魏福祚三个人远远站在一旁，只见王任重快速为主席打开“吉斯110”轿车（三排座）后车门。“吉斯110”轿车的司机姓易，原在武汉市委这边，后来调到省委东湖那边工作。

　　下榻梅岭第一仗

　　当年“吉斯110”轿车司机易永喜，今年75岁，早已退休，住在武昌一普通民居里。从1953年2月，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易永喜就给主席开车，据他回忆，毛泽东第一、二次到武汉都住在汉口惠济路16号，今天的汉口惠济饭店。
　　毛主席第三次到武汉，住在汉口永清街100号武汉市委招待所。进进出出，毛泽东都是坐易永喜开的德国“别尔卡”轿车。“别尔卡”是解放初期武汉市委从上海一位大资本家那里买来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到武汉都下榻武昌东湖南山甲所。1957年苏联在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举办工业展，展览结束后，展品中的一部“吉斯110”轿车和一部吉斯救护车卖给了武汉市。救护车分配给了同济医院，“吉斯110”交给了他开，专门接待国内外重要客人。以后，毛主席一到武汉，专列从停靠汉口大智门变为武昌的徐家棚或武昌南站附近的鲶鱼口，“吉斯110”临时成为毛泽东的专车。
　　1958年毛泽东就是乘坐他驾驶的这辆吉斯轿车，从武汉到大冶铁山视察，中途毛泽东下车休息一下，被农民发现了喊了起来，一下子田头劳动的社员围了上千人，《湖北日报》摄影记者张其军的相机都被挤坏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深深地爱着领袖毛主席，那是自发的拥护和热爱。
　　易永喜谈起1965年去102仓库接毛泽东，感到就像发生在昨天。他激动万分地说：
　　“那天（3月16日），我从反光镜中看见主席坐进吉斯车。王任重、张体学和秘书徐业夫都坐后面的车子。汪东兴打开前面车门坐进副驾驶座，他友好地打招呼：‘小易，又见面了。’
　　“我嘴巴笨，‘嘿嘿’一笑，心里兴奋极了。我驾驶着“吉斯110”，随着警卫处的前导车，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后面几辆小车鱼贯而行，第三、四辆小车内分别是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卫士。最后一辆后卫车坐满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省委招待处处长申兴国也坐在这辆车上。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警察。”
　　1965年3月中旬，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毛主席将来武汉的指示后，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三红”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一黑”（指“五类分子”）。警卫处工作人员大量深入到基层，毛主席路过的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社区以及辐射的区域，都做到了万无一失。那时候一级警卫发动群众，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
　　梅岭一号警卫科长金文骏、工作人员邬素英、服务员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那几年，毛主席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工作人员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欢得很。王任重、张体学陪同主席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钟头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主席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2005年3月10日易永喜口述）
　　当天晚餐是东湖客舍老厨师付加宽和主席随行厨师小东一起做的，家常四个菜，没有海鲜、没有鸡鸭。惟有付加宽师傅做的“武昌鱼”是个特色菜。毛泽东喜欢吃武昌鱼，从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下榻汉口惠济路16号，付加宽就在组织的安排下为主席操厨。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第一天，付加宽往往一显身手，做道名菜“武昌鱼”。提起毛泽东吃自己烧的“武昌鱼”，今已80岁的付加宽如数家珍：
　　毛主席吃的武昌鱼，是地道的武昌鱼，在鄂州通长江的水闸那里捞的，古代那里才叫武昌。鱼长得又大又肥，七八斤重的多得很，也便宜。可毛主席叫人嘱咐不许我蒸大鱼，说吃不完浪费了。斤把重的就可以了。大鱼可专门蒸鱼肚，又好吃又简单，斤把重的武昌鱼不肥，不好吃。么样（怎么）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蒸武昌鱼时，上面加一条肥肉，鱼肉相融，蒸出来像海子味，味道奇美。火候要掌握得好。蒸好后放上烧好的冬菇、火腿，又好看又好吃。当时条件差，不懂肥肉膘油有“胆固醇”。
　　（2005年2月28日付家宽口述）
　　晚餐后，毛泽东办公室的台灯亮了起来。那晚，湖北省委公安厅警卫处警卫科长金文骏在梅岭一号外面值班。梅岭一号里面全部由中央警卫团毛泽东卫队值班。金文骏当年30出头，1953年参加公安工作，1954年调到武汉市公安局警卫处，不久和武汉市委招待所邬秀英结婚。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武汉，这对夫妻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和服务工作。
　　梅岭老职工说，金文骏虽是个警卫干部，书卷气较重，平日喜欢读报纸，也喜欢记笔记。报上的重要新闻他记，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的活动他也记。他有好多个当年的记事本。1965年毛主席到武汉，金文骏珍贵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起居和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情。近年金文骏血压高导致半身不遂，但说起往事仍记忆犹新，在他和邬秀英的记忆中：
　　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每天晚上，梅岭一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
　　印象特别深的是毛泽东到梅岭的第五天。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1日如期召开的消息和公报。《人民日报》编者按很像毛主席说话的语气：“本报今天刊登了关于苏共领导非法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公报，以及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并且将继续发表各方面对于这个会议的评论……”
　　3月21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参加者的评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
　　3月22日，毛泽东到汉的第七天，《人民日报》发表资产阶级报刊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评论。
　　3月23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八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长篇檄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这篇评论再次给国际论坛巨大的震动。“莫斯科三月会议”这件事也给毛主席带来新的思索和忧虑。
　　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下午起床后散步，从梅岭一号出来，若有所思地走向南山甲所，从南山甲所慢慢转到东湖边上，步履沉重。平日毛主席散步喜欢和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这些天，毛主席喜欢背着手一个人静静地散步、静静地思考。
　　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时已进入公开分裂的紧要关口。中苏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实质是与维护国家主权交织在一起的。1954年、1958年两次台湾危机，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指责；1958年7月，苏联要求组织联合舰队，次年春又提出共建长播电台，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严正立场；1959年6月苏联下令禁止正在起运按照合同交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8月，赫鲁晓夫四处发表言论公开反对在远东地区试验核武器；1960年全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反华言论铺天而起。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苏、英、法四国拥有核武器。1963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签署发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苏联与西方联手，企图共同进行核垄断，首先阻止正在进行核试验的中国拥有核武器。7月31日，毛泽东亲自审定中国政府声明，建议全世界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同时表示了中国打破核垄断的决心。8月4日，苏共两大重要喉舌《真理报》、《消息报》同时转载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并发表了诽谤和侮辱性语言组成的按语，在此全文抄录，以窥一斑：
　　“下面我们刊载了1963年7月31日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这个自命不凡的名称是中国领导人给他们的文件所加的，这个文件不外是诽谤苏联和苏共，曲解和歪曲苏联政府的行动，曲解和歪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实验核武器条约的性质和内容。
　　“每一个读完新华社散发的这个可耻文件的人都看出，这个文件是不配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欢迎其列宁主义政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上占有版面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发表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全体苏联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在这种严重攻击中国、孤立中国、要挟中国的条件下，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我党相继发表九篇重要文章，当时被认为比较系统地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评论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基本观点，时称“九评”。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同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1月上旬，为了争取团结，避免分裂，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1月7日酒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挚友）乘碰杯之际，向前去参加庆典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鼓动“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搞掉毛泽东，和我们搞掉赫鲁晓夫一样”。中国代表团当即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以国防部长酒后失言一语带过，中国代表团退出酒会坚决抗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在向其他兄弟党发信后给我党来信，提出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筹备委员会，时间从赫鲁晓夫原定的1964年12月推移到1965年3月1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一致认为，我党已于1964年8月30日复信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开分裂会议，表示绝不参加分裂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时间、内容与兄弟党没有任何协商，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不予参加和理睬。
　　1965年2月5日，因越南战争升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同他会谈，再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柯西金7日至10日访问越南。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给柯西金以颜色。中国政府10日在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游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挥手天安门。全国各大城市10日、11日共有1000多万人参加支援越南抗美的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也间接给柯西金的越南之行以鼓励。
　　11日，柯西金折回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同他会谈。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会谈气氛比较紧张，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怕分裂、害怕争论进行了尖锐的回击，但言谈中对中苏两党和好的前景仍留下了希望之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和柯西金一行合影。2月12日在中国各大报刊登载。
　　3月1日至5日，苏联共产党不顾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方反对和缺席，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7年莫斯科81党代表会议，缩小为16党代表和观察员，加上个别党派分裂分子，一共19个单位。3月10日草草发表了一个公报。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中央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远利益的努力，一意孤行开了一次分裂的会议。我党接待柯西金时留下的希望之门，苏共中央并没有珍惜。
　　1965年春天非同寻常。1964年12月，在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柬埔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印度尼西亚、古巴、布隆迪九个国家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被美国打入“冷宫”，美国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一般问题“提升”为必须三分之二国家通过的重大问题，再次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日本佐藤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给美国以有力支持。12月26日，美国派出装备有十六枚射程达一千八百英里的火箭潜艇到从关岛到我国沿海附近，进行核讹诈。12月29日，我国政府就美国政府派北极导弹潜艇到亚洲大陆沿岸海面活动发表声明。美国置之不理，并对中国南邻越南狂轰滥炸，战争不断升级，向中国施压和示威；北面苏联，从经济要债到政治要挟，不惜公开分裂给中国以颜色。在中国问题上，苏美渐行联合之势，他们孤立和打击有独立精神的中国，希望豢养俯首称臣出卖民族未来的喽罗和伙伴。独立是新中国的脊梁和生命。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又到了要冲破井冈山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怎样边打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转移，中央苏区的失利和延安的成功，一幕幕出现在毛泽东的眼前……
　　万事开头难啊！从哪里开头？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是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三湾改编是挺进井冈山的第一步。没有三湾，就没有井冈山；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新中国……
　　可今天的队伍再也不是秋收起义后的千把人了……
　　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三湾”在哪里？

　　乔治乌·德治、邵式平、柯庆施相继去世

　　毛泽东的心情与日惆怅。当年梅岭一号服务员王天亮清楚地记得：
　　1965年，毛主席住下十天后，吃饭不太香，饭量减少了一点儿，我焦急地向招待处处长申兴国反映，建议是不是打些麻雀、东湖竹林里挖点儿小竹笋，给毛主席换下口味。麻雀当时和苍蝇、蚊子、蟑螂一起被称为是“四害”。这个任务落在警卫处几位同志身上，下班后有了为主席服务的新任务，他们一个个兴奋得很，我也要参加，他们还不要我。
　　“干烧麻雀”第二天放在了梅岭一号小餐桌上，毛主席仍没有很好的食欲，只吃一小碗饭，饭量继续减少，连续十几天都是如此。付加宽着急了，他请教北京来的同志，问菜谱要怎样改进？记得北京来的人一个个都摇头，说毛主席没有说菜不好，老人家是在为刚刚病逝的战友难过。
　　（2005年5月王天亮口述）
　　那个年代，每个星期都有政治学习，梅岭一号是一周两次读报。原来毛主席下榻梅岭不久，《人民日报》3月21日刊登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于3月19日病故，享年64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吊唁，在京领导人前往罗马尼亚大使馆吊唁。乔治乌.德治是长期领导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共产党人。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比较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及准则，做出了重要贡献。
　　3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个讣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邵式平同志，因病不幸于1965年3月24日2时4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65岁。华东局成立了邵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柯庆施。
　　邵式平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互为敬重的战友，也是方志敏的同乡和挚友，江西弋阳人。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他和方志敏等人领导了弋横武装起义。1929年底信江特区苏维埃成立，方志敏被选为主席，邵式平被选为信江军委会主席。1930年7月，邵式平任工农红军第十军政委。那时候，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建立了大片红色根据地。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到处传诵着“南有朱毛，北有方邵”。
　　南昌邵式平哀乐还在播放，担任邵式平治丧委员会主任的柯庆施在成都心肌梗塞去世。时间是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柯庆施时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享年63岁。中央成立了柯庆施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三次组成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4月11日，柯庆施的遗体专机运往北京。这一天东湖迎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和他的夫人及随行人员，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坐飞机从北京到武汉，下榻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下午，陈毅来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
　　董必武、柯庆施、陶铸、邵式平都到过武汉东湖。1958年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住在东湖南山甲所，刘少奇住在南山乙所，周恩来开始也住在乙所，后主动搬到洪山宾馆，和其他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住在一起。董必武、林伯渠等“五老”住在东湖的翠柳。罗荣桓、林彪等元帅住在汉口惠济。那时东湖百花房子刚刚修建，1961年才建好。今天，罗荣桓、林伯渠、柯庆施、邵式平音容犹在，惜人去楼空。
　　毛泽东身边贴身卫士周福明回忆：
　　1965年春，毛主席在东湖饭量减少。每天下午起床后原来打打乒乓球的，现在很少打了。散步的时间增长了。我们几个人天天跟着主席一起散步。那一次跟着主席南下，有顾作良，做主席的生活管理员，东林发是主席身边的厨师，还有机要员谢静宜、护士长吴旭君、摄影师钱嗣杰等人。我当时是贴身卫士，天天跟随主席从梅岭一号走到南山甲所，从甲所再慢慢走到百花，从百花再慢慢转回梅岭一号，好大一个圈，比往常大得多。我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天天迈开大步跟着主席走。
　　（2005年12月29日周福明口述）
　　4月10日，刘少奇在北京曾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左勒菲尔卡.莎布里。刘少奇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肃清贪污盗窃，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政府能肃清他们，如搞得好，就能肃清，搞不好，也不能肃清。我们就要依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与人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结合得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否则，就不行。” 刘少奇将不腐败的希望，寄于领导干部和领导核心。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一行在北京会见刘少奇后，非常想见毛泽东，陈毅陪同前来武汉东湖，4月13日下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陈毅在东湖百花设晚宴招待贵宾。当晚，毛泽东和阿拉伯贵宾侯赛因一行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已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过这颇具感染力的大型节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在同一时刻爆炸成功。今天，毛泽东亲自陪同阿拉伯朋友在武汉再次观看，其中蕴涵着重温、礼节和深深的萦怀。
　　《东方红》每一首历史歌曲，再次牵动毛泽东如歌如血的记忆。那晚，谢滋群、申兴国跟随进入武汉剧院，整个剧院是公安等系统发票专场演出，保卫工作上了双保险。当湖北省歌剧团独唱演员王玉珍高唱《农友歌》时，他俩看见毛泽东右手轻轻拍着大腿，打着节拍。当齐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的节拍停了下来，他右手扶住下巴，盯视着舞台刀枪齐舞，歌声飞扬——
　　拿起武器闹革命，
　　工友农友真英雄，
　　秋收起义成了功，
　　一杆大旗满地红，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
　　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
　　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跟着领袖毛委员，
　　走向雄伟的井冈山，
　　革命要有立脚点，
　　地是根来枪是胆，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
　　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
　　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毛泽东那天在剧院戴着黑边眼镜，如痴如醉的观众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就坐在他们中间。
　　专车司机易永喜，那天没能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演出，他一直守候在“吉斯110”车上，直至将主席送回梅岭一号，他才回到梅岭二号休息室，被服务员请到餐厅吃夜宵。易永喜一到大餐厅，往常热闹的场景变得冷冷清清，一问才知道，汪部长发话，北京来的人，没有特殊工作情况，不许吃夜宵。
　　毛泽东的“午餐”和梅岭夜宵时间接近，他吃完饭后，继续开始“下午”的工作。
　　毛泽东在梅岭的日子，表面上像往年一样一天天延续。
　　其实不然。战友的嘱托、人民的歌声和天下之大势，迅速在毛泽东心目中凝聚为一种声音……

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

　　4月27日电话急召张平化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睡觉前，对前来请示新一大工作的汪东兴发话：“请平化同志来一趟。”
　　1974年张平化重访韶山，晚上住在韶山宾馆，夜不能寐，曾向负责接待他的钟楚光谈过此事；1982年张平化又一次到韶山，向韶山管理局局长齐身旺再叙此事。1991年11月张平化最后一次到韶山，此时85岁的张平化已出现老年痴呆的某些症状，许多人不认识了，但他一眼认出钟楚光，接着说“毛主席上井冈山”。原来张平化当年陪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已刻在他的脑海深处，他对钟楚光讲过此事，自然也“克隆”下来，没齿不忘。
　　1965年 4月 27日上午，张平化一到办公室，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没有多说一句话。按照组织原则，张平化也没多问，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紧急工作，乘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南站，东湖客舍已派来“吉斯110”等候，司机是武汉市委的老同事易永喜。
　　易永喜车子开得又稳又快。武昌南站到东湖几里路，张平化却觉得好长。武汉是他的娘家。年轻人可能不知道，1949年 5月 16日武汉和平解放。5月 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经中央批准，张平化、谢邦治、吴德峰等7位同志为武汉市委常委，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职工委员会书记。1951年4月市二医院发生了“纪凯夫事件”。事情原是医院监委XX故意诬陷职工纪凯夫盗窃，公安局抓了纪凯夫。职工不服，上告到中南局，中南局又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开刀，揭开“三反五反”运动的盖子。中南局根据中央精神，严肃处理了武汉市与“纪凯夫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多位领导同志。1952年l月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在那时候，领导干部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当然对工作失误或严重失误的同志，中央并非一棍子打死。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建立防洪指挥部，王任重担任指挥长，张平化担任副指挥长，工作不分日夜，几十个夜晚没有睡一个好觉，发挥群众的力量，使武汉没有受一点损失。1954年5月张平化“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
　　1955年张平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初在庐山继续召开八届八中全会，7月底张平化被通知上山。那时湖北武汉临时增援了庐山会议10辆小车。“吉斯青工110”在山上不好行驶。易永喜开着“华沙”车一起上了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派人通知张平化到电站大坝水库去一趟，易永喜开车送去。恰逢主席在大坝游泳，招手叫他下水。张平化会划拉两下，游到主席身边，老人家问他，敢不敢到长江里游泳？那几年毛主席多次在武汉大桥附近下水，一游二三十里。每次都是王任重陪同。张平化心里痒痒的，正准备哪天跟着毛主席去试试，就笑着说；“有主席领着，敢。”主席笑了，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湖南去当第一书记，有什么意见？”……这一次，又通知张平化从长沙到武汉来一趟。这会是一次什么重大决定呢？在党内高层政治分歧严重之时，张平化和所有参加 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都不会忘记：12月27日主席在会上讲，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张平化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会上出现了坚持集体经济还是包产到户两种不同意见。认真想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两种意见的继续。
　　张平化记忆中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蔚蓝色的海水流向天边，海天一色。
　　海滨会议厅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少奇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刘少奇引导大家分析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面对当前农业出现的困难，与会者对恢复衣业生产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相当一部分人对农村集体经济信心不足。说要把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至少要五六年，有的说要七八年。刘少奇启发与会人员，要在困难中找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措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困难中找积极因素”这句话开拓了大家的言路，会议气氛迅速活跃起来。与会同志纷纷介绍了本地区一些增产的典型。安徽省介绍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广东、广西介绍了“三自一包”的经验；湖南省介绍了“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经验。刘少奇在会上也讲了他1961年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考察“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这种办法能增产。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办法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看到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便在中心小组会上，责成中南局代表中央起草一个在全国试行“产量责任制”的方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请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负责组成一个起草小组，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执笔，各省委书记的秘书提供本省有关“包产到户”、“产量责任制”的典型材料。
　　张平化的老秘书梅永禄当年列席了整个会议，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立即打电话给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正，请他将浏阳县北盛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一份材料送北戴河会议。刘正只用几天时间，就写出了《关于浏阳县北盛区试行“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报告》说：大部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欢迎“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吃饱饭的办法”。其他几个省的调查材料也大同小异。中南局的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关于试行“产量责任制” 的办法》草案初稿就写出来了。正准备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时，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视察工作，来到了北戴河。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对形势抱着乐观态度。
　　8月9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心小组会，听取前段会议讨论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和中央局的书记们介绍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前几年刮“五风”的影响，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伤害，要想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没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少数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 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毛泽东当时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2005年7月17日梅永禄口述）
　　毛泽东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呢？张平化还未来得及继续回忆，小车进了东湖客舍。
　　吉斯110一到梅岭一号，汪东兴立即从接见厅迎了出来，微笑着和张平化走进主席连着书房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张平化，招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漫谈起来： “湖南的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样？” 张平化简要地作了汇报。特别谈到醴陵军山公社是个典型。湖南省委4月20日刚刚发出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主席笑着说，典型的意义也在于自觉革命。张平化对主席这句话印象很深，后来在对本省各级干部的讲话中经常引用。主席又问到工业、铁路，等等。最后话题才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张平化1959年秋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回过两次井冈山。井冈山老老少少都在念叨毛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张平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起来，两眼紧紧看着主席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含笑点点头。
　　汪东兴目光请示着主席，说：“是不是派人沿途先看一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对他们两人说：“这个你们定”。
　　张平化和汪东兴商定，湖南省委再派一个同志陪同他一起先上井冈山探探路，安排一下。
　　（1990年12月25日和2004年9月24日钟楚光两次口述）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等梅岭汇报

　　4月中旬，周总理和陈毅先后来到梅岭，向毛泽东请示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事宜，还和东湖客舍的工作人员一起照相留念。周恩来、陈毅率领代表团从武汉到昆明出访。朱德当时坐镇昆明，会见了经由昆明出席万隆纪念会议的周恩来。陈毅以及金日成等朝鲜国家领导人。
　　4月 17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刘少奇 4月 5日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1965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仅发表刘少奇一人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除出去！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而共同奋斗！预祝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万隆精神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党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影响深远。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4月18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途中路过北京。越南党政代表团4月10日至17日曾访问苏联。4月19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了苏越联合公报。
　　同一天，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4月21日，毛泽东在梅岭三号楼接见正在召开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同志，对民兵工作做出指示。
　　是时，贺龙正在四川三线视察工作，4月22日经成都回京。
　　毛泽东电话急召张平化的第二天，1965年4月28 日东湖梅岭来了军界三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位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还有一位是杨成武。
　　4月28日的梅岭汇报是罗瑞卿提出的。4月上旬，罗瑞卿从视察战备工作的广东打电话到梅岭一号，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接的电话。罗瑞卿请求从广州直接来武汉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相关问题，然后到苏州向林彪请示，冉回京参加4月中旬的作战会议。徐业夫经请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请罗瑞卿回京参加作战会议后和贺龙等人一起来武汉汇报。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从京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南山，紧邻毛泽东下榻的梅岭。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毛泽东当时谈到防空降兵时讲：“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人。”20天前，4月9日杨成武向中央军委打了一份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海南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曾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将审查修改过的《沿海地区海、空情况处置守则》重新颁发有关单位执行。毛泽东4月28日的有关指示无疑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毛泽东要求全军随时准备美国军队从空中直接打进来，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继续恶化，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生侦察机多次飞越我上空，仅1965年元月至4月被我打下的就有4架，即1965年1 月2日窜扰我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965年3月31日入窜我华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带上侦察机；1965年 4月 3日和 4月18 日两次入窜我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同年4月，美国飞机多架侵略我海南岛上空，蓄意向我国进行挑衅。
　　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三人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取消军衔后军队的服装、帽徽、领章的样式，请主席定夺。按照1964年8月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主席汇报的精神，当年9月中央军委开始着手减薪和取消军衔的准备工作。
　　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改革军宫薪金制度的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军政、军民之间和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同地方干部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于部家属积极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这五个“有利于” 勾勒了减薪和取消军衔后，解放军重新回到战争时期上下同甘共苦、团结如一的优良传统。
　　解放军实行减薪后，取消军衔自然进入最后拍板。毛泽东对带来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很满意。杨成武告诉主席，他提前到苏州，征求过林总的意见。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梅岭也是罗瑞卿印象颇深的地方。据罗点点回忆，毛泽东曾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梅岭）他的住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这一篇（指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瑞卿认真地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来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重提林彪的那次不同他人的讲话，他点拨罗瑞卿向林彪学习，落脚点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现在有些出版物将毛泽东讲的学马列的书那句话“遗漏”，容易让人理解歪了。
　　4月 29日当天，罗瑞卿前往上海，探望病重的刘亚楼，再去苏州向林彪汇报。贺龙和杨成武回京。
　　同一天，毛泽东也要启程到湖南，准备上井冈山去了。

　　4月29日下午梅岭合影

　　“毛主席要走了！”4月29日下午，梅岭上下传递着恋恋不舍的眼神。
　　看见王任重、张体学一起来梅岭，一号楼、二号楼的工作人员证实了毛主席要走的消息，把汪东兴给包围起来，纷纷表示希望和主席照张相。汪东兴感到有点儿为难。昨晚主席和贺龙、罗瑞卿等人谈得太晚，思考的问题太多，临行前向主席提出这个要求，不知道主席有没有时间。女服务员一见汪部长这边行不通，很快转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那里，请他向主席提一提，徐业夫笑着点了头。
　　据1965年梅岭一号、二号的工作人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梅岭工作人员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同志都比较熟，关系也非常好。这个“好”，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不理解，那是一种不分上下、不分彼此的亲近和关爱，就像一家人那样。1965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在二号楼吃饭，天天见面，有时他们还邀请服务员一起吃饭，吃的都是家常菜。梅岭的服务员都比较年轻，毛主席身边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像汪部长、徐秘书常常把服务员看做自家的孩子，事事要求严格，又轻言细语，没有一点儿架子，有时候服务员还可以向他们说说气话，他们总是笑一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徐秘书（徐业夫）一国领袖的秘书，权力应该说不得了，可徐秘书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看见小字辈服务员也是一脸微笑。毛主席身边工作忙，有时开饭时间过了他才来，满脸都是歉意。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也不要食堂另外做，吃两个馒头就是一餐，简单得很。
　　那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非常谦虚，使梅岭一号的服务员、炊事员感到和他们很平等，没有上下和贵贱之分。像谢静宜。吴旭君等人把服务员当做姊妹，有空就来二号楼帮助打扫卫生，那时候每个服务员的工作量比较大，但人人干劲也大，没有人计较多劳多得。谢静宜天天都来帮忙，二号楼服务员魏中华对她说，你们怎么能做这些粗事，这是我们服务员做的。谢静宜笑着说，革命工作哪分彼此。很真诚，没有一点儿作秀。魏中华和谢静宜关系就像一对好朋友，两人有时谈谈闺中之事，有时谈谈老家，她俩都是河南人。谢静宜到北京后，还托人给魏中华带过一次土特产。梅岭二号服务员金翠珍当时怀了孕，闻不得油腥味，上菜、拣碗，她分内大大小小的事，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抢着做，要她注意休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候没有一点儿特权，更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她们比普通人更关心人。原梅岭二号服务员魏中华说：
　　毛主席走的那天，我正好休班。下午两点钟前后，洗了个头，边梳长发边从窗户里向外看。窗外的梅花大多谢了，少数还挂在枝头，粉红色的，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我文化不高，但也感到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我高兴地唱起歌，“红岩上红梅开……”，那是当时刚刚流行的《江姐》插曲，突见徐秘书向二号楼小跑过来，大门口喊声急切传来：“小魏，小魏广找我，有什么急事？“快快，毛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真的！我头发也来不及扎，跟着徐秘书就向梅岭一号跑去。哇，梅岭一号门前空地站满了人，毛主席已经站在了中间，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站在老人家旁边。毛主席慈祥地招了招手，我飞跑过去，王任重笑着将我拉着站在他和主席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就喊了一声“照……了”。
　　照完相后，王任重等省里领导直接送主席离开梅岭，徐秘书等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过来和大家握手告别，我好半天都像傻子一样停留在刚才照相的时刻。我太激动了。过后，又感到自己大不该了。
　　我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怎么能让70多岁的领袖和那么多的领导、同志等我一个人照相呢？怎么能让毛主席的秘书为我一个小青年念叨的“一个心愿”跑来跑去呢？可当时从上到下没有人感到等我不应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向我招手呢？不要看我站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并不熟悉我，最多他知道我是梅岭一个普通服务员，可老人家却等着我一起照相，这是什么精神品质啊！我文化不高，随着时间的过去，却越来越感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种精神，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张照片一辈子留在我心里。我一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那天，就激动得想哭。
　　（2005年3月15日魏中华口述）
　　梅岭一号、梅岭二号，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张照片上。第一排最左边戴眼镜的就是徐秘书。左二汪东兴、左七化验员小周、左八梅岭一号工作人员邓秀英、左九王任重、左十魏中华、左十一毛泽东、左十二金翠珍、左十三张体学、左十五朱光才，王任重后面的高个子是司机易永喜，二排右二就是申兴国……
　　建国以来，这是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工作人员合影人数最多的一次。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一行怀着“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离开梅岭。
　　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王任重是有特别感触的。1987年王任重游韶山，曾与韶山管理局副书记毛远达（毛泽东的远房堂侄）谈过当时的感受。
　　毛远达和毛泽东同宗不同房，是远字派侄儿辈。毛泽东去世后，他曾代表韶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一看见毛远达，格外亲切，这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向毛远达回忆毛泽东对他的多年教诲和培养，也回忆了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他的思考和疑惑。毛远达回忆，王任重曾讲过当时的困惑：
　　1965年1月12月（颁布“二十三条”前两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白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的事’。他比古人讲得好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众人的事’？各个阶级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说是无产阶级的事；国民党说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说是共产党的事。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琪瑞和冯国璋都反对，只有陈宦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袁很高兴，让他当四川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
　　王任重说，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室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
　　（2000年 12月 24日毛远达口述）

三、毛泽东长沙九所等待22天

　　汪东兴、华国锋井冈山沿线打前站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湖南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专线迎接，送往湖南省委旁边的九所。毛泽东下榻九所三号楼，汪东兴及随行工作人员分别下榻四号楼、五号楼。
　　4月30日晨，汪东兴、华国锋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人，按照湖南省委新近安排，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
　　湖南省委安排华国锋陪同汪东兴打前站，据说这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长期关注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人大副主任齐寿良曾是华国锋多年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他曾感慨地讲述国锋的一段经历。华国锋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6岁参加交城游击队。先后担任过交城游击队政委、阳曲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天津组成，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道等任副书记。随后，中央从山西、河北、河南、东北等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南下。1949年5月，华国锋从忻州县委书记调到晋中南下工作团一大队五中队，随队南下。齐寿良和华国锋在同一个中队来到湖南，华国锋分配到湖南省湘阴县任中共第一任湘阴县县委书记。1951年4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委担任第三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湘潭县人民武装部政委。1952年8月底，华国锋调任新建立的中共湘潭地委任副书记兼行署专员。
　　据华国锋的秘书曾万贵说，华国锋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是在1953年。当时湘潭尚未通车，毛泽东专列停在株洲。华国锋接到通知从湘潭赶去向毛主席汇报，主要汇报湘潭农业互助组。华国锋对湘潭手工业、商业的现状也比较了解，毛主席问什么，他红着脸答什么。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当年毛泽东的话对华国锋触动不小，他继续深入基层搞调查，经常参加农村劳动。韶山的合作化比较早，他一个猛子扎到韶山，住在贫农家里，一住两个月，发现了不少问题，实事求是，一一解决。华国锋在韶山口碑好，当地人一直叫他“华政委”。1954年，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年，也是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丰收年。那一年，华国锋发表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级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几篇学习体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汇报给毛主席。1955年7月，毛泽东专列又停在株洲，华国锋再次被通知去向毛泽东汇报。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300多名列席代表。34岁的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介绍华国锋：“这个年轻人是我的父母官。”一句戏言说得华国锋满脸通红，“一个老实人。”毛主席笑着赞扬。由于毛泽东的推荐，34岁的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的经验，特别分析了韶山刘秀华互助组发展为合作社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受到大会的普遍关注。
　　1960年，华国锋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4月2日，华国锋在《新湖南报》发表《贵在鼓劲》一文，宣传了岳阳县毛田区坚持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种棉花的事迹，提出“贵在鼓劲”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鲜明政治观点。这无疑是对党内当时要不要坚持集体经济，如何坚持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生动回答，此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肯定。不久，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华国锋汇报工作时还特别背诵了毛田区过去的一段顺口溜：“毛田椴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给了果儿不炸花。”现在是科学种田干劲大，棉花丰收喜下家。再次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称许。1964年华国锋兼任湖南省副省长，原毛田区区委记毛致用很快从岳阳县委书记提拔为湖南省省委委员。
　　当时湖南农业、水利的恢复发展都比较快。1965年春韶山灌区上马，华国锋任总指挥。他整个人下到了基层，召开现场会和讨论会都在大队、小队，请老农和基层干部参加，决定修建灌区的最佳方案。那时候，依靠群众，为群众办事是儿子为父母办事，尽心着呢！不像现在有的地方干部摆起了官架子。干部一自以为当官，欺压老百姓就是迟早的事。
　　1965年4月下旬，老华接到去井冈山打前站的通知，匆匆忙忙从基层赶回长沙。那年我在下面蹲点搞“四清”，四个孩子都由阿姨管。华国锋没有等及我下乡回来，就和他人一起去井冈山了。
　　（1999年10月9日华国锋夫人韩芝俊口述）
　　4月30日上午，华国锋等人陪同汪东兴从长沙出发，沿着铁路线先到株洲再达醴陵。毛泽东专列是直接到株洲还是醴陵，汪东兴等人拟了两个方案，请主席定夺。从醴陵向井冈山进发，当时不通火车，只能坐汽车。路况尚好，一路顺风到茶陵。
　　茶陵县委招待所修建在洣水河边，艳阳倒影，别有一番诗意。汪东兴和华国锋等人一商量，从长沙到茶陵180多公里。老人家一路颠簸而来，醴陵到茶陵一段又没通火车，应该在茶陵住下来休息才合适。毛主席住茶陵招待所，安全保卫工作动作大了，影响群众生活，也难以保密。茶陵县委办公楼在县委大院里面，绿树成荫，比较安静。他们和管接待的县委李书记商量，能不能腾两间办公室布置成休息的地方。有一桌能吃饭，有一床可睡觉即行。汪东兴比比画画谈得很细致，说床上的木板会自己带来，不用做新的。汪东兴还问了茶陵到井冈山有几条路可走？茶陵县委副书记李颖回忆，他当时回答：有两条。一条是经炎陵县（原酃县，井冈山六县之一）到宁冈上井冈山，路比较近，但不好走，听说宁冈和炎陵县交接的睦村有一段路没有修好，还是泥巴路；另一条是走茶陵高垅，经莲花、永新、宁冈上井冈山，这是一条老公路，路面平整好走。问清楚后，他们画了两条路的简图，喝了一杯茶就离开了。
　　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从茶陵出来，没有走炎陵县，选择走永新。那天，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接待了他们，领他们先去看县委招待所。一走进招待所大门，几个人的脚步都像听到哨子，停了下来，好像是问，这是县级招待所吗？是一个山区招待所吗？真令人难以置信。那种高大气派，给人的感觉不是奢侈、豪华，而是一种空灵和气势。永新招待所的走廊、房间都很高
　　汪东兴问梁建国：“你到过北京中南海、故宫？”摇头。
　　“你去过武汉东湖梅岭？”摇头。
　　“你去过杭州刘庄？”还是摇头。
　　“那这个招待所的设计师去过吗？”
　　梁建国大笑，说这个招待所没有请设计师，是他和当地建筑公司年轻技术员罗兵朵画了一个图纸，就地取材修建的，没有花多少钱，人工大多数都是义务劳动。永新是个穷县，20世世６0年代初，想花钱也没有。这些年轻人和他一样是“土包子”，哪里都没有去过。
　　“那你怎么想起盖这么高大的房间和走廊呢？你又没有去过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汪东兴终于一口气说出了几位客人共同的疑问。
　　可我在井冈山工作过。解放初期，我在宁冈县当第二任县委书记，听当地百姓讲了一件又一件往事，毛主席带领他们闹革命的艰难、伟大，一刀一划铭刻在心。从那一天起，我就相信毛主席一定会回来，看一看井冈山。后来我又被省委安排到永新任县委书记，我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修一个高高大大的招待所，迎接毛主席回来。我想，毛主席住的房子一定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又高高大大。
　　“毛主席真的要回来啊！井冈山上有无数烈士的英魂，他们都想和毛主席说话了。” 当时，我情不自禁流下了滚滚的泪水。他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几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虽然有保密规定，他们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我心知肚明，毛主席要回永新看看了，要回井冈山了。
　　（2003年7月19日梁建国口述）
　　湖南省委小车从永新继续向井冈山进发。4月30日傍晚到达茨坪。井冈山管理局就在茨坪中央。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副局长兼井冈山公安局长孙景玉（当时管理局无局长，由孙景玉主持管理局日常工作）出面接待。他俩是第一次见湖南省委副书记华国锋，对汪东兴则要脸熟得多。1957年精简机构，汪东兴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在江西工作多年（1958~1961年），担任过江西省委常委、农垦厅厅长；1958年8月 1日，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后，又兼任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孙景玉作为“朱德组”保卫组长和汪东兴更是熟悉。1961年9月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汪东兴重新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此时，井冈山管理局的孙景玉、袁林一见汪东兴、华国锋一起来安排“中央首长住宿”，两人兴奋地击了一下手掌。
　　井冈山管理局书记袁林是江西永新人，贺子珍的小老乡，两人老家相隔一二十里地，前后相望。他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苏区反“围剿”时，袁林和贺子珍的弟弟贺敬仁在一个司号班工作，是一对好朋友。袁林、孙景玉兴奋地陪着几位领导，沿着新修的马路，来到井冈山宾馆，一间房一间房地看。
　　江东兴看得很仔细，对一楼主房的卫生间提了一点要求，对写字桌提出要高大一点儿，最好是三屉桌，好放腿。孙景玉试探问：准备一张木板床？汪东兴说不用，他们自己带来。
　　这时，再傻的人，也知道是谁要上井冈山了。
　　汪东兴一语双关地说：你们准备好了，中央首长会来；准备得不好，首长不会来。
　　我们激动地说：保证做好准备。
　　（2003年 7月19 日袁林口述）
　　江东兴一行在井冈山宾馆住了一个晚上。据孙景玉和井冈山宾馆当时的管理员林海泉回忆：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上午，华国锋还到大井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在那里照了相，然后顺道下山回长沙。

　　毛泽东长沙生病难离

　　5月1日，毛泽东正在长沙等待井冈山打前站的同志。毛泽东这次在长沙下榻的九所三号楼，多年来一直被人传说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修建的别墅，不是事实。据当时张平化的秘书梅永禄和湖南省委办公厅接待科科长肖根如回忆，1961年，湖南省委办公厅为省委九位常委在省委机关西侧陈家山修建了九栋别墅式平房，故称九所。九栋别墅建成后，群众反映比较大，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没有搬进去，其他书记、常委更不便搬进去，九所只好改为湖南省委办公厅招待所，又名陈家山招待所，与湖南省委机关一墙之隔，有一门直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湖南比较多。1954年 11月25日，毛泽东专列从江西过来，经株洲到达长沙大托铺专线停了下来。毛泽东坐汽车进城去探望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先生，晚上离开长沙回京。以后，毛泽东到长沙的时候日见增多，南下广州，毛泽东习惯在长沙停下来，从杭州、上海回京，毛泽东也喜欢经南昌走萍乡拐长沙住一住，为了不影响地方，毛泽东一直都住在专列上，专列停靠的大托铺专线周围没有树木，冬冷夏热，地方领导极为不安。可毛主席又不允许为他和其他领导修建招待所。湖南省委只好将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住宅改造为蓉园招待所。1959年6月，毛主席从韶山回长沙接见杨开慧的兄嫂、朋友，都是在蓉园招待所一号楼。1960年，毛主席接见毛泽民发妻王淑兰和养子毛华初一家，也是在蓉园一号楼。九所建好后，毛泽东来长沙，才被邀请到九所休息，1965年被安排在三号楼下榻。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在四号楼和五号楼，靠得很近。九所紧挨省委大院，远远看去它和蓉园就像湖南省委的左臣右相。九所还有一条独立的通道，进山可以不经过湖南省委大院的大门。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年都比较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又不失活泼，一住下，相互开起玩笑，说在梅岭我们住二号楼，在长沙九所四号楼，双数和我们结缘了，“好事成双”嘛。梅岭二号楼挨着东湖，九所四号楼旁边是一座小山坡（陈家山），不高也不大，天然的，就像“金瓶寺的小山”，当时流行的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词就是“金瓶寺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上，第二天起床散步就是登山。卫士、医护人员、机要员等人都跟在老人家后面登。一边登山，一边问：“过两天，我们就跟着您上井冈山了？”满脸都是兴奋。据谢静宜、周福明、顾作良、王宇清等人回忆，1965年春从北京出发时，没有通知去井冈山，在梅岭住了一个多月后，才知道去井冈山，一个个都兴奋得要命，到了长沙，离井冈山更近了，心情也更急迫了。在主席面前，不自觉地打破不知道不许问的禁令，像小孩子一样问了出来。主席微笑着说：“快了。”
　　但谁也想不到那段日子，毛泽东病了，严重的感冒。感冒不要紧，令人着急的是主席坚决不吃药，大有发展到支气管炎的趋势。医生着急地请他吃药，老人家摇头；护士长吴旭君千劝万劝，主席不听。主席希望加强锻炼，增加自身免疫力来抵抗感冒。对一有病就吃药一直不感兴趣。
　　（2005年5月2日谢静宜电话口述）
　　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接见外宾谈了一番话，对我国的保健制度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
　　“中国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别找我。我说，我一年不找他，算他的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进。”
　　这次重感冒，主席又不吃药，我们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一次在陈家山散步，我劝主席吃药，主席告诉我，他已吃药了。我很高兴地告诉护士长，吴旭君说：“老人家没有吃药啊。” 我转头又问主席，老人家幽默地笑了起来，说：“我是吃了药啊，我是吃了饭，饭是最好的中药。我还要天天加强锻炼，天天爬山。要用自己的抵抗力来战胜疾病。” 主席就是这样的人，有坚强无比的意志，即使70多岁了，也要靠增加自己免疫力来战胜感冒。这次他又胜利了。后来我看有些书说主席在长沙等了那么多天是张平化阑尾炎发作，其实主要一个原因是主席在长沙患了重感冒。
　　（2005年5月2日谢静宜电话口述）
　　毛泽东在长沙身患感冒之时，柬埔寨发生了一件大事。
　　1965年5月3 日，西哈努克亲王就柬埔寨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向全国人民发表文告。事情的原委既简单又复杂，1955年万隆会议后，柬埔寨坚决奉行独立外交政策，渐渐遭到了美国等报刊的污蔑；60年代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到对柬埔寨王后和国家元首的人身污蔑。1965年4月26～27日，柬埔寨全国展开反美大示威，表示抗议，并要求王国政府同美国断交。西哈努克亲王对1965年5月这段历史曾写过《我为什么与美国分道扬镳》。他认为他的“不结盟政策，受到自由世界政客、首脑人物和新闻记者的诽谤和侮辱”；“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一样，在分配和使用方面都附带着与我们的主权不能相容的条件。”西哈努克沉痛地述说：“美国是在让我们的国家堕落。不能不依赖于他们。如果想要摆脱泰国、南越、老挝等受援国那样的充当外援的俘虏的命运，我们就必须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地与这个援助一刀两断。”
　　……美国坐在了东南亚怒火的干柴上。毛泽东看准了这是一个集合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力量与美国抗衡的契机。如果赢得了这个契机，将会改变东南亚和世界政治格局，树立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新的政治地位；如果失去这个契机，美国将通过挤压印度支那三国，进一步逼迫中国就范，中国生存的战略空间将更加危险。我国政府对柬埔寨表示断绝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讲话，立即表示支持和钦佩。
　　同一时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国西部海岸萨布勒多朗发表演说，主张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他认为，目前美苏两霸之间的平衡，“如果持续下去，将威胁国际和平”，新的平衡应“建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和责任的基础之上”。
　　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也不平静。1965年5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世，当天成立了以林彪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林彪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致电刘亚楼家属。5月8日，刘亚楼的骨灰由专机运抵北京。林彪、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亲往机场迎灵，在中山堂举行了公祭。11日上午，林彪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刘少奇、周恩来等党、政、军在京负责人全部出席，罗瑞卿致悼词。
　　4日后，林豆豆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刘亚楼的文章，谈到林彪与刘亚楼的生死友谊。
　　几乎同时，罗瑞卿在《红旗》杂志发表《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长篇重要文章，这是我党我军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5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国内外复杂纷呈的政局，毛泽东似毫无所视又烂熟于心。老人家的重感冒刚被抑制，不巧张平化的急性阑尾炎发作。这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恨不得捶自己几拳，这个阑尾炎发作得真不是时候。毛泽东听说张平化一个劲地自我埋怨，叫徐秘书打电话送去安慰，说：“不要慌，要先治病，我可以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张平化请教中医，立即采取了一种抑制方法推迟做手术。
　　在长沙等待的日子里，毛泽东找了湖南省委同志谈了几次话，讨论他们的工作规划、农业生产和水利问题。特别是对湖南省的粮食生产，毛泽东格外关心。
　　湖南历来是我国产粮大省。解放以前，湖南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36年，为196亿斤。由干战争的破坏，1949年湖南粮食产量128亿斤。土地改革后的1952年达到206亿斤。合作化后的1957年为226亿斤。1958年达到245亿斤。但共产风又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和1961年湖南粮食产量均为160亿斤，比1957年低落很多，但比刚解放时还是要高一些。1962年、1963年逐年增长，1964年超过200亿斤，势头很好。
　　1965年看到湖南全省在两三年时间里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水平，毛泽东是比较欣慰的。他也不由得想起了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那场争论。梅永禄回忆：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有的同志在前几年‘大跃进’时说‘一片光明’。我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形势，他们听不进，现在他们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于是提出单干，全部或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就没有出路。我看单干这股风是从上面刮下去的，越往上层这股风越大。”并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毛泽东那天还说：“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最近我到几个省看了看，找地方和军队的同志座谈，他们认为今年是个丰收年……我看不要很多年，多则三年，少则两年，农业生产就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悲观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湖南1964年、1965年的粮食产量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
　　（2005年7月17日梅永禄口述）

　　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重要会面

　　在长沙等待的日子里，毛泽东请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来蓉，商讨为马克思、列宁的六本原著写序，要求一人写一篇，自己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毛泽东深以为必须在党内开展一个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风气。
　　在等待的日子里，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三万多名美军进驻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帝国主义对整个拉丁美洲挑战》，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一针见血地说：“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器、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汪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淋漓尽致的毛氏风格。5月13日，新华社向全球发布了美国从1948年10月至1964年对拉丁美洲21个国家34次政治干涉和武装颠覆的罪行录。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约翰逊主义”就是新希特勒主义》。毛泽东当年对美国的认识，今天受到西方思想者的高度认同。20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获奖之日的演讲词特别写道：“美国支持过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右翼保守的军政府。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菲律宾、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智利，这些军政府的暴行，曾经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暴行，但你们不被告知而已。美国政府的罪行是系统性的，是持续不断的，是恶毒的，是残酷无情的。”思想者的对接说明了什么呢？！
　　1965年同一天，5月14日，我国又一个原子弹在西北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在爆炸前毛泽东就听到汇报了，笑着说，我们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个月，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胡志明75岁生日 （5月19日）快到了。听说胡志明正在长沙，毛泽东高兴地要去看他。胡志明一听毛泽东在长沙，立即表示他来九所看毛泽东。
　　胡志明当时住在九所七号楼。据当时胡志明身边工作人员杨清萍回忆：
　　“胡主席是5月中旬从越南来休假的，陪同胡志明来长沙的还有越南大使馆的一些同志。刚住下不久，有电话打来请胡志明在家等候，说毛主席要来。胡主席很高兴，他不是吩咐我们准备迎接贵客，而是要我们告诉他三号楼在哪里，他立即前往去看毛主席。”
　　胡志明在大使馆同志陪同下走到三号楼门前。毛泽东始料不及，赶紧走出办公室和胡志明拥抱并互相问好，张平化也在三号楼。胡志明发现毛泽东嗓音嘶哑，关心地问：
　　“毛泽东同志，您病了吗？”
　　“没有大病，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毛泽东携着胡志明的手走进小会客厅，请他在自己的右侧就座。会客厅不大，只摆了几张沙发和条几，气氛亲切、自然。
　　胡志明请毛泽东保重身体，送上越南党和人民的祝福。同时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说这是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国际正义事业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笑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一个美国老朋友（斯诺）今年元月9日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问我，中国有原子弹后，我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我告诉他，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类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在越南，美国的不少武器已经成了纸老虎嘛！
　　话题自然转到越南抗美形势。胡志明谈及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和战争升级，越南人民自觉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打击敌人。毛泽东笑着说，美国过去是用飞机大炮武装了中国的革命，现在又来武装越南的革命。
　　胡志明微笑着递上一份越南腹地至中国边境数条公路图，他感谢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最大支持。1965年 4月初，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党、军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两国政府和军队相继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同武元甲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4月28日罗瑞卿在梅岭向主席汇报作战问题，专门谈到与越方会谈事宜，已得到毛泽东肯定的答复。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直以越方提出的要求为前提条件，尽全力支持。
　　毛泽东认真接过越南要求援助的公路图，“笑着说：“我们感谢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对我们的帮助，这里只是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在毛泽东决定此事之时，据张平化上井冈山后私下认真说，在 1965年5月中旬，他和陶铸、王任重等中南、华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奉毛泽东之命，到北越去了一趟，了解了一些毛泽东极为关心的情况，由此中国郑重进入联合全世界一切反美力量与美苏两霸抗衡的国际大战略之中。
　　（2005年7月26日孙景玉口述）
　　自毛泽东和胡志明这次见面后，1965年 6月至1969年 3月，中国先后入越各种技术人才、技术兵种、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至1970年7月根据协议全部撤出。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
　　那天，大的战略基本确定后，“肚子”小战场也不丢。毛泽东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用午餐，张平化和大使馆同志陪同。入席后，胡志明问毛泽东是否还在继续用药。
　　“我不爱吃药。”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
　　“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三号楼服务员郭国群端上一盘红烧肘子，毛泽东夹了一大块放到胡志明的盘子里，又给自己夹了同样的一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肉，要有肥有瘦。猪身上长的肉本来就有肥有瘦嘛，他们只让吃瘦的，不让吃肥的，我也有个办法，就是放着不吃。”毛泽东风趣而严肃地说。
　　胡志明点头称是，他喜食清淡，食量不大。席间，两位领袖山南海北地交谈起来。讲到稿酬，毛泽东说：“他们给我不少稿费，我不用，存起来。有需要帮助的同志，给一点儿。这顿饭就是用稿费请您的，多吃一点儿。”
　　胡志明表示感谢。颇有同感地说：“在越南，他们也给我不少稿费。。同你一样，也是存起来，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饭后，胡志明回到小客厅稍事休息，起身靠辞，再次希望毛主席保重身体，请他休息，不要送出去。握别后，毛泽东坚持送到楼道口，张平化送胡志明回七号楼。
　　在毛泽东、胡志明下榻九所的日子里，毛主席和胡主席见过好几次面，每一次都是胡志明到三号楼去。两位不同国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既严肃认真，又轻松友好地最后确定厂中国援越抗美最大的联合行动。
　　5月19日很快就到了，那一天是胡主席75岁生日。石荫祥是湖南省委招待所厨艺最好的师傅。这一次本来在三号楼为毛主席工作，胡志明来九所后，毛主席请石师傅到七号楼操厨。这一天，石师傅精心为胡主席做了一些好菜，祝他长寿。当晚，湖南省委在小礼堂安排了花鼓戏。胡志明喜欢看地方戏，说地方戏就像他脚上的草鞋一样朴实、耐用。胡志明脚上一直穿的草鞋，是一种越南热带地区很柔软又很扎实的草编织的。在七号楼，杨清萍曾经好奇地问胡主席：“穿布鞋不是也很节省吗？”胡主席亲切地回答说：“我脚上穿的是祖国的草；它提醒我祖国的领土和统一。”
　　胡志明过生日那天，毛泽东安排刚从北越归来汇报的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几位领导人，去看望胡志明并表示祝贺。杨清萍进去为他们续水，听他们在谈郴州“三绝碑”，兴致勃勃。胡志明也听得津津有味。
　　据梅永禄回忆：1960年3月，湖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主席专列停在郴州附近，邀请张平化等地方领导上专列座谈。张平化的秘书梅永禄和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都去了。主席问陈洪新：郴州有个三绝碑，你去过吗？陈洪新老实地回答说还没去过。现在有些宣传材料说，陈洪新当时刚到郴州，不确切。陈洪新当时已在郴州任职多年。主席举重若轻地介绍说：宋朝有个秦少游，此人很有才华，不得志，被流放到郴州，报国无门，满怀愁绪写下一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轼被贬海南，情有同感。苏轼很欣赏这首词，特别是最后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三年后秦少游病逝，他闻讯落泪：“少游不幸死逆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他将此词抄录于扇面，痛附一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大书画家米芾闻讯，感慨更多。他就将“秦词”、“苏语”书写下来。后人以“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奉为“三绝”。南宋郴州知军邹恭（咸淳元年），就命工匠将“三绝”摹刻在苏仙岭石壁。史称“三绝碑”。“我们不能连邹恭都不如”，主席意味深长地批评到。
　　陈洪新返郴后，马上传达此事，带众人参观三绝碑，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拟建护碑亭。1961年3月，国务院文教办张际春主任为此专程来到郴州，访碑、搜集秦观在郴州的资料。很快国家三万元专项经费下拨。1963年10月，陶铸、张平化、王延春等领导人去看了“三绝碑”，准备中南局拨点款。19653月，陶铸和张平化等视察工作来郴州，再次来苏仙岭隽“三绝碑”。看见一片新气象，陶铸便步秦少游原韵，新填了一一首《踏莎行》：
　　翠滴田畴，
　　绿漫溪渡，
　　桃源今在寻常处。
　　英雄便是活神仙，
　　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
　　渠飘束素，
　　山川新意无重数。
　　郴江北上莫辞劳，
　　风光载得京华去。
　　陶铸、张平化刚去三绝碑记忆犹新，王任重的警世格言也说得人刻骨铭心。杨清萍记得：
　　谈笑三绝碑时，王任重随着说了一句俏皮话，大意是中国和越南两党、两国、毛主席和胡主席之间的友谊，也是新的“三绝碑”，大家都哈哈大笑。胡志明主席很高兴。
　　他们临走时有人提议合个影，胡志明高兴地答应了。吩咐服务员、炊事员一起照，胡主席走出门口台阶，谦虚地坐在旁边，陶铸一不留神就坐到中间了。
　　胡志明主席在七号楼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6点起床，散散步，偶尔跳跳交际舞活动活动。在我的记忆中，胡志明这次在九所小礼堂举行过一次舞会，毛主席没有来跳舞。原来毛主席下榻九所临走前一般都要安排一次舞会，放松放松，也与地方更多的同志见见面，但1965年5月，毛主席在九所时间比较长，却没有举行任何舞会，也没有放映一部电影。
　　（2005年 7月18日杨清萍口述）

四、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

　　专列中午到醴陵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万里晴空，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十二辆小车整齐排列在“九所”大院。
　　第一辆车是前导车，全部是警卫人员，身背无线电发报机。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器材，但仅隔两个山沟就听不见信号，与现在的通信设备更不能相比。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周福明也坐在这辆车上。
　　第二辆是毛泽东所乘浅灰色“吉姆”车，司机赵毅雍。时年38岁。赵毅雍1957年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驾驶技术精湛。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就是他为老人家开的车。其后毛泽东每次到长沙，都是赵毅雍开车。赵毅雍开车很平稳，张平化曾夸奖道，小车里放一碗水过铁道，赵毅雍都可以一滴水不泼出来。赵毅雍是张平化的专职司机，这次自然“割爱”。第二辆车副驾驶座坐的是中央警卫团毛泽东的卫士王宇清，毛泽东坐在后座，旁边坐的是护士长吴旭君。
　　据王宇清生前撰文回忆：
　　这次出发之前，汪东兴召集工作人员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布置工作，交代任务。毛主席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用车，能合并坐车的尽量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这次上井冈山，北京随行警卫人员、工作人员都不多，此时分别坐在不同的车上。
　　第三辆车是一辆黑色“吉姆”车，司机是赵毅雍的弟弟赵林雍。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坐在副驾驶座，汪东兴和张平化坐在后座。赵林雍也是一位技术出众的老司机，1956年底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开车，平日为省委领导谭余葆开专车。1958年毛泽东来长沙，是他开的车。1958年冬天，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到韶山和平江，都是他开车。那几年周总理多次来长沙，赵林雍也常常为总理开车。他回忆，小车快到80码，总理还看表，问能不能再快点。
　　张平化夫人唐慕兰坐在第四辆车上。
　　这十二辆车包括两辆工作车（面包车），一辆专门装毛泽东的书箱、木板和其他生活用品，一辆是通信器材之类。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科长就坐在生活用品工作车上。这辆工作车由接待处张庆祥开。
　　这十二辆车湖南省委接待处安排了十三位司机，他们是曾正元、刘运泉、赵毅雍、彭仕元、陈心安、凌清刚、张新南、邓运田、雷中玉、李炳容、张庆祥、王成贵、赵林雍。
　　十二辆车组成的小车队中午十一时许从九所出发，直奔大托铺毛泽东专列停靠处。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湖南省相关领导登上专列。
　　事后，张平化夫妇曾对老秘书梅永禄谈及：
　　主席邀请他们夫妇一起坐进专列会议室车厢休息。毛泽东专列会议室，唐慕兰是第一次看见，它和一般单位的小会议室差不多大，一条会议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中间放着烟缸、水瓶，没有鲜花，也没有点心。桌子周边摆满了折叠式木椅。
　　主席坐了下来，手指身边，唐慕兰挨着张平化坐在主席的右边。专列上的服务员为他们倒了水。
　　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主席说，1920年11月，他利用一次休假到株洲、醴陵、萍乡进行考察，对这次萍浏醴起义的爆发和失败有了新认识。
　　萍浏醴起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秋收起义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也是讲造反有理。这个地区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送出不少人才。
　　张平化心里默默地数着萍浏醴地区的英杰和名人：醴陵有程潜、陈明仁、李明灏、李立三、左权、张子意、宋时轮、杨得志……；李立三、左权、张子意、宋时轮都是渌江书院的学生，大革命时期醴陵农会委员长孙筱山曾经是渌江书院的老师，对他们深有影响。黄埔军校还有一批醴陵的高才生；萍乡有张国焘、何克全（凯丰）……浏阳有胡耀邦、杨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里离这里也不过百里……张平化心服地看着毛泽东，不安地想到自己一直没有从萍浏醴起义的历史角度思考过农民运动，思考过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更没有将这个地区与井冈山根据地在历史渊源上联系起来。他钦佩地望着毛泽东。
　　主席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往东连接着株洲、醴陵，连接着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泽东缓缓地说：1927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他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车轮滚滚，窗外无声的风景与车厢内毛泽东有声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1927年“八七会议”和 8月底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布置了铁路起义计划。当晚，从株洲再去安源。工人朋友掩护他在安源张家湾一个矮房子里住了下来。
　　在离这个小屋不远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毛泽东召集厂秋收起义前夕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潘心源、王新亚、蔡以忱、宁迪卿、杨骏等人，决定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四个团，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他原是平江义勇军队长。
　　第一团由武汉警卫团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及平江农民武装组成，团长钟文璋，党代表彭商仁；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井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党代表是张明生；第三团由驻铜鼓县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和警卫团各一部组成，团长苏先俊，苏先俊原是浏阳义勇军队长，三团党代表是潘心源。夏斗寅的旧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没有派党代表。
　　会议上决定了暴动的路线、时间等事宜。师部决定设在第一团所地修水。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向湖南省委写信，汇报了相关情况，6日和潘心源一起前往三团所在地铜鼓县。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直认为，毛泽东就是从安源这次会议参加者王新亚嘴里，第一次知道了井冈山这个可以打游击的地方。会上王新亚介绍了永新和安福宁冈农民自卫军一起攻下永新县城，永新、宁冈自卫军又退往井冈山。井冈山无形中扎进毛泽东的脑海。成为安源会议制定军事行动时考虑有进有退的支点，会议由此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后路”。
　　（2003年7月8日贺敏学外甥邱仙元口述）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专列在历史的回顾（回放）中没有驶向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所在地安源，下午2点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汪东兴先下车，毛泽东没有要他们扶，自己跨下车来。
　　1965年年醴陵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是老关火车站，通东西线火车；一个是阳三石车站，通南北线火车。阳三石火车站离老关火车站8里地，离今天醴陵火车站5里地。李立三故居就在阳三石车站对面不到200米处。1921年冬，毛泽东第二次去安源，是和李立三一起去的，就是从长沙到达阳三石火车站，再徒步到老关火车站乘车的。毛泽东当年去过李立三老家福建圩吗？
　　醴陵阳三石火车站，是毛泽东早年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个中转站，也是秋收起义一个重要的纪念地。
　　1927年9月10日，醴陵党组织为配合秋收起义军的进攻，组织四乡农村同时暴动。9月12日下午，当王新亚率领第二团到达醴陵阳三石火车站时，暴动农民已在站台上高举红旗迎接。然后合力一处，轻取醴陵县城。打了个大胜仗，城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敌人集结兵力反扑，二团撤出醴陵县城……
　　醴陵、阳三石，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蕴涵着血与火的历史，凝聚着志士理想与信仰的嘱托！
　　1965年5月21日，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在阳三石站台上来回走动。张平化静静地跟在旁边。湖南省委小车队整齐排列一边，小车从大托铺空车提速，早已提前10分钟到达阳三石车站。工作人员已纷纷上了小车。
　　毛泽东留念地向福建圩方向又望了望，才朝浅灰色“吉姆”车走去，汪东兴一直恭候在车旁，静静为老人家打开车门后，才走向第三辆黑色“吉姆”，和张平化坐在起。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小车队从醴陵再次出发。

　　回首文家市

　　重上上井冈山的小车队从醴陵沿着湖南省道行进，路况甚好。毛泽东一路思潮滚滚。司机赵毅雍听见毛泽东在后座对吴旭君讲秋收起义各团的经历，一幅幅腥风血雨的历史画面出现在眼前——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第一团在修水打响第一枪。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就在修水当年的一所学校里。团部旁边是修水县商会，也是第一师师部所在地。
　　在“攻打长沙”的口号下，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走过大桥镇，到了江西省修水县与湖南省平江县交界的龙门厂（村名），这里是两省之间的重要路卡。一团经龙门厂一路披靡60里到达平江县交通要塞长寿街。
　　长寿街是个镇名，一团竟遭到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的突然袭击。团长钟文璋和三营长等一些军官失踪、跑散，辎重、行李、炊事用具全部丢失。那时，总指挥卢德铭还没有从武汉赶回来。一团余部只好从长寿街退回到龙门厂，在一座祠堂里设了收容所。第二天，总指挥卢德铭率师部和一营从修水赶来。部队在龙门厂进行了整编。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换上镰刀斧头红旗，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一团在龙门厂张家祠堂里整顿了三四天，卢德铭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了会，计划以一、二营反击邱国轩，后因情报弄不准，未能实现。后直接去了文家市。
　　秋收起义第二团9月10日从安源出发。萍乡没有攻下，改打醴陵，旗开得胜。9月15日，二团乘虚攻占浏阳县城，解放了许多被捕同志，其中包括和毛泽东一同去铜鼓被捕的潘心源。接连攻下两个县城后，王新亚骄傲轻敌，对敌人的再次反扑毫无准备。第二天被敌人增援部队包围，全部打散在浏县城，队伍差不多都打光了。团长王新亚也不知踪影。文家市会合时二团只剩下安源工人爆破队的一些人。
　　秋收起义第三团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他和潘心源9月6日从安源出发，在浏阳和铜鼓交界遇见张家坊挨户团，潘心源一见敌人盘查，有意将敌人引了过去，他赶快往前走，估计敌人一定会追上来，丢了一些钱在路上，躲在长了树木杂草的水沟里，团丁看到钱，以为是他跑时掉的，就说：“还在前面，快追！快追！”毛泽东摆脱了敌军的追赶，安全脱险。
　　第二天赶到铜鼓。中秋节（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召集排以上干部，在团部肖家祠堂开了会。肖家祠对面有个湖，也叫“西湖”。决定第二天举行暴动。
　　9月11日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铜鼓老街商铺门前的洋油灯闪着黯淡的微光。三团从铜鼓大沙洲出发。那时，毛泽东的脚磨烂了，不能行走，三团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三团旗开得胜顺利占领了浏阳白沙镇。
　　白沙是江西铜鼓县和湖南浏阳县交界的一个重镇，也是当年边界茶油、竹木交易的一个集散中心。白沙镇依傍着浏阳河，商铺林立，白沙桥下一座百年麻衣老庙香火缭绕。
　　攻克白沙镇是毛泽东第一次率兵打下的第一个胜仗，当晚三团住在白沙镇刘家祠。刘家祠大门旁一副长联古老而朴实：
　　白沙踞浏东上游 数百年籍占于斯聚族至令为著姓
　　大围当祠南一面 两三峰秀翘特出钟灵有自借名山
　　毛泽东在白沙镇填了一首词：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第二天，毛泽东移军攻克了浏阳县东门镇，率团驻扎在东门镇浏阳河两岸涂家祠堂和何家祠堂。东门镇老人涂忠勇的母亲曾亲眼看见来东门巡视的毛泽东，74岁的涂忠勇说：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我母亲肚子里怀有我哥哥，她亲眼看见毛主席带着两个勤务兵来到东门老街，察看地形。母亲说，毛主席好高好高，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很特别。解放后一挂毛主席的像，她就高兴地说起来。她说她一辈子只看见一个有美人痣的男人，古代传说这种人了不得，原来是毛主席。现在东门镇比白沙镇大，解放前是白沙镇比东门大，但东门交通比白沙方便一些，敌人也容易来得快。那天东门镇上到处都是讲平江话的农民起义军，脖子上系着红带子，好热闹。当时他们住在浏阳河两岸的涂家祠堂和何家祠堂、当晚，敌人包抄过来，起义军就退了。
　　（2005年7月 13日东门老人涂忠勇口述）
　　9月14日，敌人围上来了，为了保存实力，三团只好从浏阳东门镇退到白沙乡上坪宿营。那是毛泽东湖南一师同学陈锡虞的老家，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至今未通汽车。在陈锡虞家毛泽东召开了第三团干部会议。
　　陈锡虞1930年牺牲，儿、孙都已故去，孙媳何秋香在老屋门前激动地说：
　　上坪会议就在我家老屋开的，听婆婆（陈锡虞的妻子，1980年去世）说，毛主席在我们家住的那个晚上，开完会和陈锡虞两人一起睡在一张床上。谈了很长时间。陈锡虞参加了秋收起义，留在地方工作，不久担任湘赣省委常委。1930年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在浏阳河白沙岸边，被敌人剁了八块牺牲了。白沙镇的老人都知道，鲜血流了一地。陈锡虞是毛主席一师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他还和蔡畅一起到巴黎勤工俭学。在法国公园里一起照过相，相片浏阳县党史办借去了，有些书上还用过。
　　（2005年7月 12日陈锡虞的孙媳何秋香口述）
　　上坪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写信呈报湖南省委。同时传信第一团、第二团余部向三团靠拢。9月15日毛泽东率领三团从上坪出发，经浏阳界岭回师铜鼓，在排埠乡永庆村万寿宫驻扎下来，等待第一团。
　　铜鼓县排埠乡永庆村万寿宫比较大，依山傍水，坐南朝北，分前后两栋，前栋有个戏台。前后栋有个吊楼连接，毛泽东就住在万寿宫后栋左侧第一间房里。白天，秋收起义部队在前栋戏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没有等到一团和二团。17日，毛泽东率领三团重新回浏阳，中午在张坊附近赶上一团，前委委员初次碰面，决定19日三个团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镇，当时只有稀稀落落几十户人家，各路起义部队一下子聚集到这里，小镇异常热闹起来。9月19日晚上，前委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决定起义军命运的会议。会上，以师长余洒度等人为一方，坚决要打长沙；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等人为一方，主张放弃打长沙，迂回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卢德铭的支持，赢得多数成为决定。
　　9月20日清晨，艰苦转战来到文家市的工农革命军一千多人，聚集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师长余洒度先讲话，他情绪低落地告诉大家，他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操场气氛更加低迷。这时，毛泽东从里仁学校侧门走了出来，他目光坚定，满脸挂着笑，大手一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秋收起义受了点儿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就这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告别了文家市。
　　三十八年过去了。1965年5月21日，在去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深切地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1965年的文家市，据文家市从事史志工作50多年的蔺万寿回忆：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烧杀，文家市大伤元气。解放十几年恢复有限，1965年镇上只有百十户人家，清贫安详，可以说，没有富贵人家，也没有特困户。只有一条老街通向里仁学校，里仁学校当时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内的操场重新修建，毛泽东等师团级干部住房和展览厅占用了一些面积。展览厅中挂着杨勇上将和胡耀邦年轻时的巨幅照片。
　　1927年镇上有十几个青年人第二天跟着队伍走了，1930年又走了一批。扬勇上将就是其中的一个。文家市活着归来的也就杨勇上将一个，还有一个离文家市十多里远的中和乡的胡耀邦。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文家市时，胡耀邦12岁，正在里仁学校读高小，他亲耳听到毛主席在操场上讲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个大水缸，我们队伍人虽少，就像一个能打破大水缸的小石子，只要齐心协力，就能在不久的将来打破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给少年胡耀邦很大的触动。1929年冬，他14岁在家乡秘密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就投身
　　于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去了。当年跟着秋收起义军走的壮士，他们的直系亲属解放前都被国民党清乡，一户户“斩草除根”了，非常悲惨壮烈。
　　（2004年4月 8日蔺万寿口述）
　　蔺万寿说，自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至今，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了。新世纪的文家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纪念地和烟花大镇。当年毛泽东讲话的里仁学校已装修一新。秋收起义纪念馆通栏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烁着异彩。纪念馆旁，修建起舒适的招待所，住宿价格不菲。镇上移动、联通电信局、邮局一应俱全，两家中型自选医药店面临闹市。三四条街道长短不一，全镇最富丽堂皇的一栋大楼文家市镇四大家办公楼，绿色玻璃幕墙，豪华壮观。不过，建大楼负了债，还须收税还贷若干年。镇上80%的居民在做花炮，有几家做老板，大多数人在花炮坊打工，月工资几百元不等，比大集体时的收入高许多。当年亲眼看见起义军的老百姓都不在了，现在的年轻人从父辈那里知道不少当年情景，谈起来无限神往。
　　现在文家市镇上，杨勇上将的亲侄儿和外甥还健在，他们和杨勇的孩子有密切来往，在镇上过着中等生活，他们盼望有关部门将杨勇的老屋重新盖一盖，能办一个故居纪念馆则更好。

　　汽渡载车过洣水

　　1965年5月21日，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沿着当年秋收起义行进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小车上继续着秋收起义的话题，他告诉吴旭君：
　　1927年9月20日从文家市出发，22日晚走到萍乡芦溪，师长余洒度要部队在一个山口树林里露营。总指挥卢德铭提出不安全，余洒度不听，三团团长苏先俊附和余洒度。9月23日拂晓，担任后卫的三团突然遭到朱培德部下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卢德铭带参谋胡景玉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卢德铭当时骑着一匹大白马指挥，突然被敌人打了一个冷枪，鲜血直流，胡景玉同时阵亡。陈士榘就在卢德铭身旁，亲眼看见卢德铭血流了一地。他立即赶了过去，难过得流下眼泪卢德铭牺牲时只有22岁啊！
　　卢德铭是四川省宜宾县人。1924年19岁时由孙中山特批读黄埔军校二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留校。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历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北伐著有战功。汪精卫“分共” 时，任武汉警卫团团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未果，转赴修水参加秋收起义，任总指挥。
　　卢德铭的牺牲和芦溪之败，给秋收起义队伍很大打击。秋收起义半个月，一团、二团两个团长下落不明，总指挥阵亡，三团团长苏先俊和师长余洒度垂头丧气。秋雨茫茫，人心惶惶，开小差的天天都有。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纷纷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
　　有一天，毛泽东走到一个连队，有个战士不认识他，要他挑担子，他和蔼地说：“我给你们挑担子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认识毛泽东的同志说：“这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战士们都感到惊奇。毫不拘束地围在他身边，毛泽东天天和战士们走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思想，寻找凝聚这支队伍的办法。秋收起义的队伍艰难地向罗霄山脉中部前进。
　　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话题说到这儿，司机赵毅雍禀告前面是攸县县境。醴陵距攸县60公里，1965年5月21日下午3点多钟，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进入了攸县。
　　攸县是个古城，有条古老的洣水河，小车队要向井冈山进发，必须在攸县过洣水河，1965年洣水河上还没有建桥，攸县过河都用汽渡。毛泽东和他乘坐的小车也是用汽渡运载过洣水河的，当年这可是颇费周折的一级警卫大事。
　　时任攸县公安局副局长徐利生今已77岁，强健如昔，他激情地讲述：
　　1965年5月初，高文礼副厅长带了几个人到攸县来，当时县公安局局长调到浏阳，由他负责局里工作。高文礼作为省公安厅副厅长和警卫专家，越过地区公安部门，直接到攸县，这是第一次。高文礼告诉徐利生，过个时期可能要搞一次军事演习，希望县里事先组织力量，把沿线洣水河工作搞好。要事先把从醴陵边界到茶陵边界沿路的“五类分子”和公路捣乱分子控制起来。时间未定。你们务必提前把工作做好。
　　第二天上午，他立即在公安局把股长、所长召集起来，传达了高厅长的意见。抽了二十几人分四个小组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组专门负责洣水河渡口，两只船对开，一只船两个人；一个组负责船老板、县情；一个组负责新市到县城沿途；一个组负责皇图岭到县城沿途的安全。这样醴陵到茶陵攸县路段全部做了准备。又布置基层沿线治安员召开会议，摸一摸“五类分子”表现，对亡命分子提前控制，沿线小学生放学路过的地方要与老师联系好，沿线的牛要圈养在山上，不要滞留在公路上影响“军事演习”。
　　过了几天，高文礼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汇报了这些情况。高文礼说：你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好。一个礼拜全部落实。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是毛主席要路过攸县。5月20日晚上，高文礼又打来电话，说明天家里同志都不要动，要服从命令。
　　5月21日，全体人员在公安局严阵待命。11点钟，高厅长派来了几个科长，沿路从皇图岭起，找治安员了解情况。高文礼的车子直接开到局里和他讲了真话，说：“告诉你，我们很幸福，毛主席要路过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把洣水河搞好，千万不能阻车。”  
　　吃过午饭后，28个干警全部上岗，重点放在渡口．攸县渡口又叫谭家码头，当时去了十几人，每个船上也派了几个人。
　　下午4点钟的样子，十几辆车子过来了。看不出来毛主席在哪一辆车上。车子外表没有什么区别。我坐在渡船的前头，渡船每次运送两辆小车。前导车和一辆小车先过去了，我看见省里张平化书记从过去的一辆小车里走了出来，往这边岸上望。第三辆、第四辆小车上了渡船，船行到一半，突然第三辆小车的窗帘被一只大手掀开了，一张人民熟悉和向往的脸出现了，“毛主席！” 毛主席眼睛看着河水，嘴巴动了动，不知在说什么。
　　（2005年7月19日徐利生口述）
　　洣水河由井冈山山泉汇集，上游经炎陵、茶陵，穿过攸县，流向株洲进入湘江。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多次经过这条洣水河。1927年12月毛泽东在茶陵听说陈浩率领第一团大队人马沿洣水往湖口方向去了，那不是要离开井冈山逃跑吗？毛泽东当即找船利用洣水河在湖口追上大队人马。洣水河，流载着井冈山根据地太多记忆，今天，毛泽东又来到了洣水河边！
　　毛主席痴痴地望着河水，我忘记了一切，痴痴地望着主席，直至船老板激动地喊了出来“毛主席”，我才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赶紧到船老板跟前，要他保密。当天这支船上有四个人看见了毛主席。
　　（2005年7月19日徐利生口述）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老人家路过攸县的消息传开了，攸县县委领导有点儿责怪徐利生，怎么不给他们派点儿任务，一个个都懊悔不已。徐利生说，毛主席路过这里，他也是当天才知道的。必须保密。
　　1965年5月21日下午四时零五分，毛泽东从攸县谭家码头渡过洣水河。
　　两年后，在毛泽东乘坐汽渡的地方，中央拨款修建了攸县洣水大桥。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洣水河汽渡上掀开窗帘，想看什么呢？真的在汽渡上说了话吗？
　　司机赵毅雍曾向人说过此事。毛主席当时在汽渡上告诉车上护士长，谭震林就是攸县人，谭震林的老家就在洣水河边。毛泽东是想看一眼战友的老家吗？
　　谭震林的侄儿（四弟幼子）谭建仁说：三伯谭震林就是在洣水河边长大的。我家祖籍是茶陵，明朝时候迁到攸县泽田，今天叫皇图岭乡。清朝时迁到攸县珍珠巷。我的爷爷（谭震林父亲）谭肇乾有8个儿子，谭震林行三，派名衍远，我父亲谭乐春行四，派名衍泰，同父同母兄弟中两人最要好。珍珠巷解放后又叫谭家码头，我们家离毛主席1965年过汽渡的地方不到50米。5月21日那天，我们都不知道毛主席来这里过洣水河，三伯谭震林也不知道。解放后，三伯八次回攸县视察。1965年5月，他就在攸县蹲点搞“四清”，5月21日那天，三伯还在攸县乡下和公社大队干部讲话，县志里写了这个事。要是三伯知道毛主席从谭家码头过洣水河就好了，他一定会回老家在河边等候毛主席，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跟着见见老人家。
　　（2005年7月19日谭震林的侄儿谭建仁口述）
　　巧中有不巧，不巧中有巧，历史上的事，万事都蕴涵着辩证法。

　　夜宿茶陵县委办公室

　　攸县离茶陵很近，只有38公里。1965年5月21日下午5点钟左右，重上井冈山小车队进入茶陵。当年茶陵县城不大，两条主要街道南北交错，路面不宽、洁净，汽车较少。小车队悄无声息地开进茶陵县委大院。
　　那天，县委各单位大多数干部都在下面，有的搞调查，有的搞“四清”。1965年县委县政府都在一座楼里办公。当天只有县委副书记李颖在家主持工作。毛泽东来茶陵休息的房子，汪东兴、华国锋走后不久就腾了出来，对同志们解释是准备办什么展览。房间早早地按照汪东兴交代做了简单布置，将一楼中部两间房打通了一个门，外间房放了一个方木桌，四把凳子，里面房放有一张桌子，一张木床架子，严格按吩咐没有准备床板，但准备了一床新被套。县里焦急地等了好多天，一直没有见具体通知。那时候一个干部当几个人用，办公不是光坐在办公室里，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汪东兴等人也没有说谁来，具体什么时候来。县里领导不少人都下基层去了。
　　据当时负责接待的县委副书记李颖回忆，5月21上午9时，湖南省委办公厅给他打电话，说：“平化同志今天到你们那里去，前边来了两位同志，他们到了，提出什么要求，请你按他们的要求办。当时，李颖心里纳闷儿，平化同志往常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他也不便多问，放下电话，交代厨房准备一桌饭菜等待客人。过了12点不见平化同志来，只好先吃饭，但不敢离开。直到下午一时许，来了两辆嘎斯六九车，是湖南省委办公厅和湖南省公安厅两位处长。他们告诉李颖，今晚有位中央首长要来这里住下，要做几件准备工作：一是将汪东兴副部长原来选择的房间打扫干净；二是安排20多人的食宿；三是住房中的机关工作人员暂时离开，并做好院内安全保卫工作。由于汪部长等人前来察看过，两位处长可能是按汪部长的意见，检查了常委办公楼一楼右边中间做中央首长的住房，他们把窗帘取下，换上他们白带的黑色窗帘。准备就绪之后，两位处长把我拉到值班室轻声地说：“今晚是毛主席来住，只你一个人知道，要绝对保密。主席的床铺、伙食都不要你们管，只安排好随同来的其他首长和工作人员的伙食就行。” 同时，还交代除李颖和几个负责茶水的干部外，其他人不得进入办公楼。然后两位处长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办公楼里。
　　下午5点过后，来了两部中巴车，按预先安排，停在左边过道上，一部装有床铺、炊具与蔬菜，一部是记者、摄影师与通信器材。李颖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帮助他们卸下行装。没多久，有人告诉李颖，快去门口，首长来了。这时李颖虽知道是毛主席来，他也在 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上远距离见过毛主席，心情仍然非常激动紧张。刚走到门口，只见毛主席在一位女服务员（医护人员吴旭君）照护下，从银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中走出来。高大魁伟的身材，亲切的面容，顿时使李颖眼睛模糊，一下惊呆了，近在咫尺，李颖不知所措，心里在喊：啊！毛主席！这时平化同志从紧随在后的轿车里走出来，快步超过到主席跟前，把李颖介绍给毛主席，李颖身高一米七三，他感到主席个子真高，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主动伸出手。李颖一时激动得连话都不会讲了，立即趋前两步，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当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别的话就忘记说了。
　　主席已是72岁高龄，从长沙到茶陵，在汽车里颠簸了一天，走路仍是昂首阔步，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一点儿疲劳的样子，老人家在张平化的陪同下，走进县常委要办公楼的走廊，有人说，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毛泽东正准备坐下，另外一位同志说，到里面屋里休息吧！主席便跟着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看看四周说，天色还早呀，走吧！张平化立即接话：“天色不早了，今天不走了，就歇在这里。”主席没有作声。张平化和陪同进屋的几位同志站了一会儿后说：“主席，您休息吧。”大家退出了房间。
　　为了准备毛泽东住宿，遵照先遣人员的安排，在房间里特地安排了一张方桌，毛泽东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个木板床，可以折叠，床铺比较宽，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
　　这栋楼就住了主席和他的保健医生、护士及贴身警卫人员。这些警卫人员都是便衣，张平化、公安厅长李强及主席秘书等工作人员住在另一栋平房里。县委院内负责保卫的是省公安厅的武装保卫人员，院子外是县公安局和武装部的武装警卫人员。
　　主席的伙食是跟他一起来的厨师在小厨房做的，主席吃得很简朴，没有要茶陵为他准备什么菜，只要了两条一斤多重的活鱼。随行人员的伙食则在县委机关食堂，也是 一般的菜。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有位同志没有吃饭就找县里要两根又长又直的楠竹，林业局同志很快送到。后来才知道这楠竹用作架设电台的天线。他们下午六时开晚餐，接着就开始紧张的工作。
　　（2003年7月6日原茶陵县宣传部长尹施瑛口述）
　　吃完饭后，毛泽东和张平化等人在县委大院走了走。茶陵县委大院比较大，寂静无哗。
　　那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麦香轻扬，星光灿烂。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轻吟“秋风淅沥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说这是明初名士解缙夜泊茶陵的名句。解缙是江西吉水人，朱元璋对他的才识很尊重。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讲：我们也是夜宿茶陵，不过不思故乡思井冈。
　　茶陵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茶陵、炎陵、莲花、永新、宁冈、遂川）之一，毛泽东自然浮想联翩。
　　在茶陵县委大院，毛主席对张平化说：“想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那晚散步回来，毛主席笑着对张平化说：《茶陵方志》，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这使张平化想到1959年在庐山上听说毛泽东一到180别墅（美庐别墅），就向当地要《庐山志》看的事情，“下车伊始问志书”，感到自己的失职。当即找到李颖。李颖火速通知县档案馆副馆长谭金姑，取来了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版、民国22年重印的《茶陵州志》。1927年时，吸陵州志》尚未重印，明清版本少，自然很难找到。
　　据茶陵县党史办李回苟说，毛主席在茶陵这个晚上．看《茶陵州志》的时间就长了。老人家孜孜不倦一直读到凌晨以后。有的说凌晨三点，有的说凌晨五点。
　　5月21日同一天，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陪同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第一次到大寨视察。参观狼窝掌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介绍大寨发扬集体经济优势，治理狼窝掌的经验。周总理紧紧地握住陈永贵的手说：“毛主席要我代表他问候你，问候大寨人！要我们的干部向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
　　5月21日同一天，刘少奇在北京市一O一中学，一所重点学校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的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可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刘少奇正在全力推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宣传和试点，将它作为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巨头在1965年5月21日同一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风采，似乎也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

五、5月22日昔日战地巡礼

　　毛泽东在茶陵第一张合影

　　1965年5月22日清晨，毛泽东来到茶陵的消息在县委大院不胫而走。
　　“泄密者”主要是三个渠道，第一是食堂的炊事员，他们发现小车队那些吃大灶的人特别有礼貌，吃完了还来帮他们洗碗，又说标准的普通话，听说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从井冈山时期就是这样，是毛主席来了吧？第二是整个办公楼超常的鸦雀无声。主席在茶陵只住了一夜，停留时间不长，为了保证他老人家工作和休息，当时也想了一些办法保持安静。当年县委机关食堂喂了两条狗，见来了这么多生人，“汪汪” 叫个不停。县委怕影响主席办公，就让事务长把它关起来。事务长把狗带到公园关在一间房子里，但房子的窗户没有玻璃，人未到家，狗先到了家，照样“汪汪”。事务长只好带几钵饭把狗关在再也跑不出的房子里，让它跑不脱，又叫不成。县委大院后面是一条公路，晚上时有汽车通过，县里怕打扰主席的睡眠，由县武装部和公安局专门派人持红绿旗子在公路进出口两端执勤，请车辆绕道。第三是副书记李颖本人，他在县委值班室一晚上激动得没合眼。第二天在县委食堂吃早餐，见到张平化，急迫地请他向毛主席请求，和茶陵同志一起照张相。张平化说，他请示主席后再告诉李颖。
　　主席进早餐后，八点多钟．平化书记告诉李颖，主席同意合影留念，还为茶陵大桥题了词。
　　据当年被接见的尹施瑛回忆，听到这个喜讯，李颖立即通知在家和附近蹲点的县副部长以上的同志，一共来了县部委办十二名负责同志。遵照省公安厅长关于绝对保密的指示，李颖通知时没有说明是主席接见，只说开一个紧急会议，要他们在县委小会议室集中。快十点钟时，张平化对李颖说：“主席很快要出来了，你们到办公楼门口等待。”茶陵同志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接见，一个个高兴得坐立不安。
　　平化书记当时嘱咐，为了主席的健康，见到主席时，不要同主席握手，只能鼓掌。不许喊口号、说话。县里快速到大院里摆好了凳子，一个个都站在凳子背后。上午的太阳和煦地洒着金辉，摄影师调好了焦距，大家在幸福地等待。过了半个钟头，也可能只过了十几分钟，毛主席迈着大步走来。真的，尹施瑛感到毛主席的步子比一般人都大，节奏也快。过去广播说毛主席迈着大步，以为是形容词，这时才知道一点儿都没有夸张。老人家从办公楼出来了，大家兴奋地鼓掌，毛主席也微笑着鼓掌，他大步朝凳子中间走去，张平化跟在他后面。毛主席转过身，微笑着环视每一张脸，然后再坐下。毛主席坐在为他准备的第一排中间的凳子上，汪东兴副部长、张平化书记、李强厅长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县委副书记李颖与马松生副县长（老红军）非常荣幸地与主席坐在同一排，后面站着的是十一位县里中层干部。第二排右边第一个就是尹施瑛。照相时，他还在侧头看毛主席呢！

　　太阳迎面照来，摄影记者钱嗣杰连拍了两张相。毛主席站起身来，说：“这次不能和大家多谈了，要赶路上井冈山，谢谢同志们。”张平化书记跟在后面没有说话。5月22日，主席离开前没有向茶陵干部讲更多的话，只是在后来接见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茶陵人）时说，茶陵不错，你应该回去看看。
　　毛主席给茶陵同志最深的印象是，老人家的身体根本不像年过七十的老人，步履快捷轻松，面貌也年轻。脸上带着笑容，那笑容和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上的不同，说不出来，给人的印象有点儿忧虑。当时想，一个领袖要操心的国家大事太多了，烦心的事也有。这是我的直觉。
　　（2003年7月 6日尹施瑛口述）

　　往事回眸——打莲花

　　1965年5月22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照完相后乘车从茶陵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进入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界化垅。界化垅一半属于湖南省茶陵县，一半属于江西省莲花县。司机赵毅雍认真地向毛泽东禀告，现在已进入江西省的莲花县。
　　莲花也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之一，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到达根据地的第二个县。老人家忍不住轻轻地掀开车帘，向外面看看，他看见江西省委派来的前导车己在前面带路，可能想到保密纪律，他无奈地放下手。赵毅雍在反光镜中看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满腹希望地问：“要经过莲花县城吗？”
　　赵毅雍回答：“只经过界化垅直接过文竹，就到永新县城了。”
　　毛泽东遗憾地“哦”了一声。转脸对吴旭君说：“1927年9月25日我们打下莲花县城，在宾兴馆开了会，住了一夜。莲花县是我们在文家市会合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的嘴角挂着一丝回味的微笑。老人家回想起莲花之仗。1927年9月24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冒雨进入莲花县境内，中午到达莲花县高滩村。高滩村党组织负责人王佐（原衡阳师范学生）、王任在谢秋仔家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安排部队在村里吃中饭。下午到达甘家村，毛泽东一到住地，就深入群众家里了解情况，了解到七天前（即9月18日），村里老百姓曾随县农民武装攻打县城，当场牺牲12人，被捕90余人。老百姓迫切要求部队攻打县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毛泽东当晚在甘松基家堂屋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了攻打县城的具体部署。
　　25日清晨，部队在村头召开军民宣判大会，处决了由萍乡带来的五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随后部队由莲花县刘春元等人做向导，经田东、梅川等地向县城发起进攻。那天雨下得很大，战士们不顾疲劳，冒雨攻击，战斗不到半小时打下莲花县城，正赶上了吃中饭。
　　部队进城后，砸开监狱，打开粮仓和当铺，将粮食和衣物分给贫苦工农，被捕的人都放了出来。全城喜气洋洋。毛泽东住进县城里的“宾兴馆”，师部也驻扎在那里。第二天在城下村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李伟等人在城外山上听到自己的队伍来了，赶快下山进城，下山人中包括莲花老交通龙联运。那时龙联远是李伟的通讯员，只有十几岁。1984年笔者访问过他。他回忆，部队打下莲花县城的第二天清晨，他们在宾兴馆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又黑又瘦，认真听取了莲花县同志的汇报，指示朱亦岳、李伟等人要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交谈后，部队在南门大洲上集合，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离开县城，到达莲永交界的桥头村。在桥头村，毛泽东具体了解了永新、宁冈一带的情况，查看了地图，决定往永新方向前进。
　　（2003年7月10日原莲花县党史办主任彭泽远口述）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一行路过莲花县境时，1927年毛李东下榻的宾兴馆已不存在，1934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部队焚烧了这座带给穷苦百姓无限希望的房屋。1968年，党和政府在宾兴馆遗址上重建，恢复了当年的模样。宾兴馆内设“莲花一支枪纪念馆”，里面挂有毛泽东1927年9月在莲花县活动的多幅图片。

　　永新别样的追寻

　　1965年 5月 22日上午 11时许，重上井冈山小车队沿着319国道，在莲花境内行驶50华里，驶向永新的文竹、沙市、里田。司机赵毅雍一一禀告，毛泽东再次掀开窗帘，深情地说：“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桥头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翻过一个山头，来到永新县地盘，这叫避实就虚。1928年就不同了。我们在里田用一个警卫班吓跑了罗定一个团。敌人害怕三十一团。”毛泽东眼睛闪着微笑，嘴角挂着微笑，那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值得骄傲的“红色经典”。
　　■历史链接
　　1928年6月~7月间，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队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后改称三十一团）在永新西乡塘边一带坚持游击斗争。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县委工作人员贺子珍也在那里。很快遭到湘东保安司令罗定部队的进攻。部队在前方阻击敌人。敌人怕红军，不敢前进，天天来侦察，走几里又退回去，每进一个地方就烧房子，一看起烟，就知道敌人来了，敌人连续进攻了三天，才到里田。毛泽东那时和敌人相隔10里，赤卫队在前面放哨，看到敌人就报告，大家劝毛泽东走。毛泽东说，我们不走，坚持一下。敌人知道了我们的虚实，攻到坪里。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吃饭，他的勤务员吴光荣煮了鸡蛋，安了个土炮在路上，跑来叫他吃饭，一下子土炮响了，“轰”毛泽东听到炮声，叫吴光荣把饭拿来，一看是煮鸡蛋，没有吃就走。到一个地方，敌人还没有来，在一个山脚下，吴光荣把饭拿来吃。毛泽东只有一个警卫班，约八九支枪，警卫班在山上警戒，敌人从哪边上来，在山上看见了，马上打枪报告。敌人从里田前进三天才到坪里，10里地走三天。群众拥护毛泽东，空城计就把敌人吓跑了。
　　萧克曾回忆，毛泽东和贺子珍就是那一年在永新塘边结的婚。那是初夏季节，天气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西乡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老百姓把毛泽东和贺子珍居住的房屋保留了下来。

　　井冈山地区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的地点，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永新塘边，房屋被老百姓保护下来；一个是宁冈象山庵。白军占领茅坪后烧毁象山庵，20世纪80年代宁冈县政府将它恢复，里面设有贺子珍展览室。
　　永新老人说，贺子珍在县城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落俗套的人，很有个性追求。毛泽东从年轻到老，也是一个喜欢向传统挑战的人。他们这样结合，永新人一直感到很正常、很崇敬。杨开慧那年月没有音信，长沙城里天天在杀地下党员，毛泽尔和贺子珍在战火中同患难，产生了感情，结合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举行简单结婚仪式，也可能在宁冈茅坪象山庵。
　　毛泽东在小车上嘴角一直挂着微笑。毛泽东可能也在回想当年战火纷飞中的青春情怀吧。
　　在毛泽东的微笑中，小车队进入了永新县城，当年井冈山红军三次攻占的永新，以“一国之力经营的永新”。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以及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等人早已焦急不安地在县委大院门口翘望。
　　小车队依次停了下来。刘俊秀上前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带着一丝慈祥含蓄的微笑步下车来，亲切地说：同志们好！主动和等候的人一一握手。
　　红日当头，正是吃饭的时间，汪东兴建议先吃饭，毛泽东在大家的陪同下来到县委机关对面的招待所，现在的永新宾馆一号楼。1965年只有一栋房子，不分一号 二号。毛泽东一看这么高大的招待所，意味深长地说，三打永新，打出这么好的房子。主席的夸奖，一群人都笑了，一扫拘谨不安。
　　这栋房子，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县委书记梁建国打开主席住的房间，现在的108房，里面有一张床、两个单人沙发、一个小方桌，再普通不过了。在108房间隔壁，1965年同样的设施还布置了一间，这是为江青准备的，永新基层工作的同志，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和家人的生活特点，恐怕两人一起来。这次没有见到江青，房间上没有打开，自然也没有说明。水新县委招待所当时也属一般，毛泽东一见就夸奖这房子，梁建国思忖主席对永新有特殊感情，可能也有汪东兴4月份说的房间高大的原因。大家对挽留毛主席在永新住一夜更有信心了。

　　主席午饭是在108房间吃的，徐秘书陪同他一起吃，四菜一汤。主席身边其他人和省里来人都在招待所食堂吃饭。一二十个人，摆了两桌，也是四菜一汤。你想主席都是四个菜，谁敢加一个。四个菜，两荤两素，其中一个菜是永新的腊肉。大家都说好吃，永新同志见机说，再多加个菜，喝点儿酒。难得一起接待这么多领导同志、汪东兴连忙摇头，那不行。主席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吃饭不许超标，礼物不能拿要，态度一定要好。两位省委书记这次要帮我，亦庄亦谐。哪个还敢再提加菜喝酒？毛主席自己带头，身边的人严格遵守，省里领导上行下效，我们县里想表点儿心意，就“歪”不起来。共产党是执政党，“官风”正，党风才正。贪污腐败，自然像老鼠过街。
　　（2003年7月 19日原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口述）

　　酒不喝，菜不加，饭桌上气氛也很热闹。相互说笑话，那时候的笑话都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不是现在流行的荤段子，是革命的内容。那天刘俊秀开的头，说1959年春节，贺子珍在南昌过的。贺子珍是永新人，全国刚解放，她妹妹贺怡就回到永新，在自己的家乡黄竹岭转了转，哥哥贺敏学也回来黄竹岭几次，贺子珍回来永新一次，但没有回黄竹岭，贺氏三杰在永新有名得很。
　　永新的老百姓一直很想念贺子珍，地方同志更想知道她的消息，解放十几年又不便于打听。此时一听说贺子珍 1959年春节在南昌，饭桌上梁建国连忙问：1959年春节永新采茶剧团被调去南昌为全省农垦劳模代表慰问演出。刘俊秀说，对，就是这场演出，吸引了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贺子珍，永新家乡戏，她百看不厌，天天看。另一个就是来江西视察农垦农场的王震，浏阳人，永新的半个老乡嘛。当时他是农垦部部长。王胡子在南昌几天，晚上就来看了几场戏，什么《红松林》、《南瓜记》、《三角班》、《三娘新教子》。剧场相逢，贺子珍建议王胡子邀请永新采茶戏剧团到新疆演出，王震将军一口答应。此时，永新县委同志想起采茶戏剧团被邀请到新疆慰问之事，自然想到，永新采茶戏能吸引住贺子珍、王震，今晚也“吸引吸引” 毛主席，便集体将留主席在永新住一晚的任务拜托给汪东兴。
　　汪东兴笑了笑。饭桌上，他开起玩笑，说：“拜托要有交换条件。”要老实交代永新县招待所房子这么高大，是谁提示修的？那天，永新县委梁建国和刘县长对望了一眼，便笑着说，这个提示的人，我说出来，你要吓一跳。梁建国这句话一说出口，汪东兴没有吓一跳，一桌人嘴里的米饭都跳了跳，可能有点儿笑梁建国不知天高地厚。汪东兴在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有他吓一跳的事情？
　　梁建国却不理睬这些，大声说，提示我们的人，要说有，就是朱老总。怎么是朱老总？这回是永新县其他领导对梁建国大大不解了，朱老总多会儿过问盖招待所的事了？梁建国问他们，1962年3月7日，朱老总从井冈山下来到我们永新，没有招待所，住在县广播站里。是不是？人人心里过意不去，朱老总却很高兴。老人家说，没有招待所住，看永新的天都是高高大大的。是不是？高高大大，自然是我们永新修招待所的一个重要条件吧。这个提示人，不是朱老总是谁？一桌人哄然大笑，又怡然自得。朱老总来了永新，毛主席一定会来。朱毛朱毛，大家又笑了。毛主席来永新，大家心里太高兴了。
　　谈笑间，吃完了饭。永新几位领导同志一致请汪东兴向主席说一说在永新住一夜，汪东兴笑着点点头，说，原计划安排永新下榻一晚。毛主席已经70多岁，昨晚在茶陵看了一整夜的书，今天颠簸半天，永新留住一夜，情理之中。谁知没有5分钟，汪东兴转回食堂，说主席要接见永新干部，还要一起照相。不过，照完相后主席马上要走，老人家今天想赶到井冈山。

　　毛主席是在108房接见永新干部的，刘俊秀一个个做了介绍。我不放心地问：没有招待，午餐不知主席吃得可以不可以？毛泽东笑着说：“这顿饭吃得我不想走了，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说得大家都笑了。毛主席话锋一转，问：“永新的公路比过去强多了，各乡通公路吗？”“通。1958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乡乡通车子口号，发动全县7个区、84个乡的47000多民工， 1958牟年12月开始对全县公路进行改造，兴建了 33条县乡公路，有442公里长。”永新县刘县长认真地回答。
　　主席点点头，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人民供养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主席对永新流露出很深的感情，说当年大力经营永新，边界省委就设在永新。汪东兴乘机说永新县已安排了采茶戏，准备晚上请主席看。毛主席高兴地说，我喜欢看采茶戏。”在西乡还组织过村民表演采茶戏、活报剧，有一出叫《送郎当红军》，贺子珍她们搞的。不过，今天看不成了，我们要赶到井冈山去。我要看看三湾，看看茅坪。
　　（2005年7月25日原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口述）

　　在招待所门前台阶上，毛题回泽东和永新同志合影留念。永新参加合影的干部有县委书记梁建国，副书记兼县长刘定劳，副书记宋福亭、张锐、王承安，县委常委旷章大（亦代表老红军）、张德荣、胡坚、高志斌，县政协副主席吴隆开，副县长刘俊生等。
　　照完相后，重上井冈山小车队再次启程。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江西省委这次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带来了八部小车，按照常规，在江西省境应该换乘江西省的小车。主席不愿换车，责怪汪东兴，谁叫江西派车的。刘俊秀赶紧如实回答：我们自己主动派车接主席上山的。主席一语双关笑着说：“我不换车，我要一部车坐到底。”毛泽东走路不走回头路，知道这点的人很多，毛泽东坐车不换车，这是我们江西省委没有考虑到的。听到主席这个意见，张平化高兴地直点头，说他们就是想把主席一行亲自送上井冈山，刘俊秀和王卓超只好附和地笑了笑。毛主席说的不换车的话给我印象很深。
　　（2005年7月4日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口述）

　　1995年5月22日下午二时许，重上井冈山小车队增加了八辆车，继续向井冈山行进。

　　三湾改编故地

　　319国道永新段主要是山路，江西省公安厅的前导车在前面带路。黄庆荣，这位陕西老八路出身的公安厅副厅长坐在前导车座。鲁毅，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坐在前导车副驾驶座。赵毅雍小车跟随前导车，开得如履平地，毛泽东中午在永新没有好好休息，毕竟70多岁的人了，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护士长又小心翼翼地留意着毛泽东的鼾声大小。突然，毛泽东睁开双目，问：“赵毅雍同志，这一路要经过三湾吗？”解放后的国道路线和当年秋收起义部队行走方向一致，但具体路线略有所不同。
　　赵毅雍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告知前面还有60多里地就到三湾了。毛泽东兴奋地消失了疲劳和睡意，感慨地说：“1927年这段路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达三湾。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赵毅雍从反光镜中看到，毛泽东两眼平视着远方，深邃如海，似乎穿过历史的隧道回到了1927年9月底的三湾——
　　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以及疾病、饥饿，打下莲花后，痢疾、疟疾又传遍了每个战土。行军途中，两旁的草丛中没有多远，就躺下几个发出微微的颤颤发抖声音的战上。部队减员很大。部队到达三湾村时只剩700多人。三湾村位于湘赣交界的九龙山区，是经莲花、永新过宁冈上井冈山的必经之路，也是永新和宁冈的交界处。1927年有几十户人家，在当地山区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子。前委决定部队停下来在三湾整编。当晚，前委和部队干部连夜在毛泽东下榻的三湾川村协盛和杂货铺里开会。
　　第二天（9月29 日），部队在三湾村大枫树下集合。师长余洒度先讲话，他发了一场牢骚，宣布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灰心丧气，说得全场的人失了魂。接着新团长陈浩介绍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跑到部队前面。一扫沉闷，气氛热烈起来，大家高兴地鼓掌，毛泽东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人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人可以当敌人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听到这里，大家脸上露出厂笑客，特别兴奋。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的这番话，对当时部队恐慌失望情绪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秋收暴动严格说当时已经失败，部队一片溃乱，毛泽东以很短的时间，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队伍中，用民主主义的工作方法，团结下层干部及广大的群众。在改编部队中，首先是整顿组织，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500支枪。团辖一营和三营，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有一个第四连即特务连。
　　三湾改编确定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和连设立政治指导员的制度改为营、团、连党代表制。特别注意在班长、士兵中发展党员。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三湾改编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这些决定都是三湾改编时第一次提出来的。三湾改编，一支新的军队正在诞生。罗荣桓说，三湾改编给了我们军队政治灵魂就是这个道理。
　　（2001年7月16日朱德军事秘书曹全夫口述）

　　当时，对三湾改编不看好、糊里糊涂的人很多。改编中被罢免的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等人，不久开溜。正好被谭希林等人拦住，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我们要走，是毛委员允许我们走的。”谭希林说：“没有证明不能过。”把他们两个拦住，立即报告毛委员。毛泽东气量大，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毛泽东都有一个超人的度量。1971年9月13日林彪坐飞机逃走，毛泽东也说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原三团团长苏先俊逃往武汉，于10月12日曾向中共中央写过一份报告。特别写到：“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该部队恐难久存也。”倒是从反面衬托出三湾改编时的艰难、毛泽东的坚定和创新精神。
　　苏先俊在武汉写完这份报告后不久叛变投敌，宋任穷回忆说：“郭亮同忘的被捕和牺牲，就是苏先俊告的密。1930年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第一次打进长沙，抓住这个叛徒，把他枪毙了。与何长工一起制作秋收起义第一面旗帜的陈明义，20世纪70年代与修水县党史工刘列根讲，余洒度直接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后来被蒋介石所弃杀死。”
　　三湾，好一个昔日的分水岭。
　　三湾，好一个革命的纪念地。

　　三湾村就在前面的路口，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讲话的大枫树越来越近，这次，毛泽东乘坐的小车速度越来越慢，后面的对讲机吩咐我们车速慢一点儿。通过小车镜，我看到第二辆车上的玻璃开始反光，车窗帘被掀了起来，一定是毛主席在尽情地看着三湾的一草一木，一屋一景，1927年毛主席讲话的大枫树就在去宁冈的公路边。
　　（2001年9月16日黄庆荣口述，2005年11月 19日鲁毅口述）

　　那时大枫树旁还没有毛泽东的塑像，塑像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井冈山老战士李立敬立在此，大枫树也没有挂牌被围起来。
　　1965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三湾没有提出下车，也没有提出照相留念。所行自然甚过一切文字和图片。
　　“三湾改编”将秋收起义部队中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军官都撤了，给部队新的生命。抑或毛泽东认为，走社会本义道路也是一次重上井冈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一次“改编”？！

六、盘旋通向井冈山

　　路过古城、龙市的记忆

　　过了三湾，就是宁冈县。宁冈的山路沿着井冈山脉蜿蜒起伏，小车队为了车身平稳，车速渐渐慢了下来，毛泽东在“吉姆”车上一次又一次掀开窗帘，往外张望。吴旭君忍不住问：“主席，您在找什么？”毛泽东深情地说：“古城快要到了。三湾离古城只要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山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
　　在毛泽东的期盼中，古城在5月22日下午3点半左右进入小车队的视野。1965年的古城是宁冈县的一个镇。沿着公路繁衍成一条街道。街道两边有几家供销社商店，几十座低矮的房屋。引人注注目的是公路边两棵并排的大榕树远远地向人招手，大树旁有一座镇上唯一有宽大屋檐的房子。毛泽东看见它，几分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毛泽东掀开车帘，日光久久注视着古城那屋那树。建国后联奎书院整修过，书院门口两棵大榕树绿阴一片，听当地老人说，古城是永宁（宁冈前称）的老县城，后来县城迁往新城，1913年永宁县改为宁冈县，县治也设在新城，解放后县治改设龙市。古城过去有很多古老的大榕树，后来一棵棵都死了。只有联奎书院门口的两棵活了下来。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兵来古城，还夸奖这两棵树了，说，一枫（三湾的枫树）一榕一片红。红军退出井冈山后，白军来了，这两棵榕树都死了。不长条，不发绿，枯死了。解放后，又活了，神奇得很。当地百姓解释，古城的树和人一样懂感情，向着毛主席。这榕树见白军来了，实行三光政策，树受了重伤。新中国一成立，老百姓仔细看护它，风调雨顺施肥什么的，树又活过来厂。
　　大榕树旁边的这座房子，就是毛泽东指明的古城镇联奎书院。民国时期是宁冈县土著学生读书的地方。前后有三个大厅，三个天井，中厅叫文昌宫。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从三湾来到古城就在联奎书院文昌宫召开了次决定命运的会议（联奎书院文昌宫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何长工1977年在宁冈回忆，1927年10月3日古城会议是前委召开的活动分子（积极分子）会，参加的人数比三湾的干部会扩大了许多。到会的有军队干部和基层党员骨干罗荣桓、张宗逊、何长工等，还有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龙超清等人是来送回信邀请毛泽东前往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的。
　　9月底，毛泽东在三湾写了一封信，请人送给袁文才，袁文才把信一念，陈次谋、朱世庵、李筱甫、谢角铭等马刀队成员听了，大家默不作声。陈慕平在场，当即说，毛委员是我的老师。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另一说陈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训，听过毛委员讲课。提出应该见面。袁文才、龙超清等开会讨论，决定陈慕平、龙超清、龙国恩三人与毛委员先会面，合适的话就请毛泽东在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这样三人来到古城。但陈慕平、龙国恩没有参加古城会议。
　　那晚，古城会议决定了秋收起义部队把井冈山作为立脚点。但在怎样对待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绿林队伍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争论。

　　会上不少人要求解除袁文才、王佐的武装，有的甚至说乘大仓村见面，我们几百号人把他们一包围、一缴械就解决了。毛泽东说，谈何容易，这样做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就是大队伍。我们把他们联合起来改造过来就是革命的大队伍。毛泽东当时说服大家，说这是个政策问题，袁文才本身还是党员。古城会议最后同意毛泽东 10月 6日在大仓村和袁文才见面。
　　（2005年7月 22日原宁冈县党史办主任刘晓农口述）

　　从古城到宁冈新县城龙市约20华里，小车队转眼而至，越过“会师桥”，毛泽东告诉吴旭君，桥下这条河就是龙江，旁边有个龙江书院，1927年冬，他在那里给红军教导队讲过军事课。毛泽东幽默地说：蒋介石把我逼成军事教员了。
　　小车队穿过会师桥不远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汽车路，从龙市经茅坪直达茨坪的盘山公路，龙市到茅坪这一段17公里，另一条是至今都不通汽车的小路，从龙市走这条路5公里到大仓村，从大仓村再走7公里路就到茅坪了。当年红军进出井冈山多走这条小路。
　　重上井冈山小车队驶上汽车路，毛泽东在车上无限感慨地说，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林凤和家和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一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毛泽东沉重的语言令车上每一个人都记忆深刻。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去大仓村林风和家和袁文才第一次见面，是中共党史上浓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页。在井冈山地区多家革命历史展览中，都将这次会面列入展出，但除了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家明示会面地点在大仓村林凤和家外，其他都仅提大仓村，所有配图照片（包括井冈山博物馆）都不是会面旧址林凤和家的房子。
　　其实，那次毛泽东和袁文才的第一次会面，倒真值得一书呢。
　　据当事人之一宁冈苏兰春等人回忆，寒露节前两天（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到大仓是由龙帮经茶梓冲进来的，共来了七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儿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20多个人，20多支枪，这20多人始终没有被毛委员发现。
　　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人在林家祠门口石桥（又叫王公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
　　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使迎了上去，一直带到林凤和家，林凤和是当地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主要做茶籽生意。林凤和和袁文才年纪相当，关系一直比较友善，林凤和当天在家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
　　林凤和家房子比较多，院子里有几间结婚时盖的房子，高高大大，新房对面是一排吊楼，毛委员和袁文才等人被邀请在林风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谈话。
　　这段历史的细节林家人知道得更加详细。林凤和家四代单传，三代故去，重孙在南方打工，孙媳张丁宁在老屋讲述：

　　我家吊楼门前种有两棵金桂花树，奶奶说是盖老屋时种下的。金桂花树比较稀贵。1927年时种下才十几年，毛委员来时，正是金桂花飘香的时候。金桂花和一般桂花不同，花色是金黄色的，花香浓郁醉人，听说毛委员当即对门前的金桂花树赞不绝口。林凤和说：这是我结婚不久种下的两棵金桂花树，当地习俗叫贵人树．今天贵人真的临门了。几人大笑。
　　那天，毛委员在我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落山。离开我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200块，林凤和垫700块（大洋），其他人凑100块。爷爷林凤和是个生意人，也是个豪爽人，他觉得毛委员是个了不起的英杰，二话不说把钱拿了出来。次日秋收起义部队赠送100支枪给了袁文才。
　　（2005年7月24日林凤和孙媳张丁宁口述）

　　张丁宁的这段口述是林凤和的妻子生前传下来的。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才去世。林风和死得比较早，也比较惨。据林风和的后人（村里人证实）说，解放初土改没收了他家的土地和所有财产，不劳动者不得食，林风和和他儿子一辈子没有种过地，村里又不给他们粮食吃，没有办法，一个在老屋（毛泽东见过的那所新房），一个在后面的山上自杀而死。林风和死前曾经想过写信给毛主席，他对妻子讲过，但想自己是地主，写的信地方会卡住不让寄，影响后人，就放弃了。林风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曾打听过他们，后来还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当地干部回答，他家没有人了。其实当时林凤和的妻子和孙子一直在老屋生活。

　　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土改的政策不好，而是有些具体办事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你看看今天周围的事，中央三农政策那么好，有的地方一执行就变了样，一个道理。
　　你看，我家的吊楼，我没有文化都知道有文物价值，村里包产到户了，没有人管这事，县里（宁冈）撤销了，市里也没有人下来。我一个妇道人家有多少钱来维修这个吊楼？真担心有一天它会垮啊。吊搂门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要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事。
　　（2005年7月24日林风和孙媳张丁宁口述）

　　林凤和孙媳张丁宁说，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派人来问过他家。可能确有其事，否则 ，1965年 5月 22日，毛泽东在龙市交叉路口，何以提到林凤和死了？但毛泽东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吗？张丁宁说，谁也个会把真相告诉毛主席。毛主席一辈子不知道这个真相。为什么？细细寻思，可能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为官之道“看不见的手”？也是毛泽东一直非常担心的干部政治特权在基层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干部特殊化，腐化堕落分子是比较少的，但干部乱用手中权力的现象还是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较严重。用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林凤和家两代人的自杀，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些担忧：这部分行使政治特权的当权者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欺压群众。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成为各个层面“走资本本义道路的当权派”。

　　八角楼的“巧遇”

　　1965年5月22日下午4时许，毛泽东怀着难忘大仓的遗憾，其实还有永远不明林风和之死真相的隐痛，随车行驶。前导车按照预定安排，在茅坪的岔口，拐了进去，在八角楼附近，黄庆荣命令前导车靠边停了下来。第二辆车司机赵毅雍随之踩下刹车，毛泽东打开车门，准备下车。突然，八角楼对面步云山方向几十号人拿着锤子、铲子，风风火火向这边跑来。怎么回事？是社员接到通知整队来迎接毛主席？前导车上的黄庆荣、鲁毅第一个反应，不对！毛主席上井冈山是保密的，欢迎毛主席拿锤子、铲子干什么，是不是有阶级敌人破坏。解放才十几年，美蒋特务到处都有，公安部门经常破获境外特务，斗争形势比较复杂。
　　黄庆荣请司机按喇叭请示，后面喇叭声回答，继续开车。黄庆荣上山后听汪东兴说，他看见对面风风火火来了一些拿工具的人，傻眼了，去井冈山沿途中央警卫团没有布置一个警戒，也没有安排一支部队，消息也不算严格保密，到茶陵、永新见了那么多人，只要其中一人不小心走漏消息，敌人都可能在茅坪附近潜伏起来，稍微有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茅坪是毛主席必来之地，必停之地，汪东兴坚决不让停车，以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团的名义，为了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不让停车。他在对讲机中对主席车上的警卫人员如此吩咐。毛泽东在第二辆车里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常年受一级警卫限制，使晚年的毛泽东，许多时候不得不违心地服从警卫安全部门的意见。
　　前导车只听汪东兴的指挥，第二辆车只有跟上，整个车队没有停下，依次向前开去，毛泽东放下车窗，老人家久久看着八角楼，车离开了．老人家还转过头，恋恋不舍地看着它。
　　八角楼原来是谢观南家的房子，它不是一个楼房，只是赣西常见的一层带小阁楼的房子，小阁楼上开着窗户，倚中医八卦之理，修成了与众不同的八边形，茅坪人就叫它八角楼。
　　这么多的小车到茅坪，久久地徘徊在八角楼前。对面拿锤子、铲子的人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发疯一样，向小分队追去。黄庆荣命令司机快开，汪东兴这次听从了毛主席的命令，要求开慢车。毛泽东再次放下车窗，痴情地看着茅坪的一草一木。

　　“是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在看我们。” 后面拿铲子、锤子的人突然停下来，站在路旁，远远地向小车队挥手。他们大声地喊着，激动地喊着，他们用喊声护送着车队。他们知道了，一定有安全纪律．毛主席的小车没有停下来。
　　在那一瞬间，小车上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井冈山的人民，质朴、善良，这就是人民的领袖、忘我重情，两者心有灵犀，血肉相连。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拿铲子、锤子的人，都是附近修公路的工人，收工回家，正好看见我们一行小车。当天茅坪村有些人知道毛主席回来了！
　　（2002年8月 17日黄庆荣口述）

　　袁文才家人的“回声”

　　毛主席到井冈山来了，小车在茅坪舍不得离开的消息，当晚就传到八角楼附近袁耀烈家里。袁耀烈是袁文才的独生于，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时，袁耀烈5岁，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已年满四十，在大垅公社做领导上作，母亲谢梅香和他生活在一起，解放后国家给了老人烈属待遇，谢梅香志愿在八角楼担任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义务解说员。
　　当晚，谢梅香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讲袁文才和毛泽东的故事。
　　谢梅香的话题从大仓村两人第一次见面说起。说袁文才在大仓村见到毛泽东，回来兴奋了一晚上，说毛委员是个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待人真诚谦虚，有心挽留毛委员队伍留在井冈山。袁文才曾经在永新禾川中学读书，禾川中学在方圆几百里颇负名气。袁文才身上有知识分子好的一面。喜欢有自己独立的认识，很少崇拜人。但一遇上值得仰慕的人，则推心置腹，万死不辞。
　　大仓村见面第二天（1927年10月7日），秋收起义队伍从古城来到茅坪村。100支枪送来了，是用担子挑来的，伤病员安顿在攀龙学校，后来改称红军医院。
　　1927年的茅坪村有几十户人家，是宁冈上井冈山的要道，比其他村子好一点儿，村子里住有私塾老师，还有一位看病的老中医，八角楼就是他家的房子。
　　毛委员第一次带队伍来的那天，贺敏学在八角楼里住，第一次见毛委员，两人很投缘，非要把八角楼让给毛委员住，毛委员不肯。结果两人一起在八角楼住了一晚上，把伤病员安顿后，毛委员就带部队去打土豪筹款子去了。那时毛委员已决定了在井冈山安家，不过大几百人的部队，马上要过冬了，吃用每天都是一笔开支，必须带着部队筹集一番才好上山，这也是毛委员和袁文才在大仓村见面时谈好的，毛委员说到做到，第一次来茅坪，留下伤病员和留守处，马上带兵离开了。
　　现在有人怀疑，毛泽乐1927年10月上旬带部队离开茅坪，而没有上山，是准备把部队带到湘南去。就是因为没有深入了解这段隐情。
　　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茅坪后，在袁文才的要求下，派了陈伯钧等人到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袁文才同时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庚王佐，说毛委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请他接毛委员上山。袁文才和王佐生死之交，王佐接到信，立即派心腹去黄坳找到毛委员，那时候毛泽东和肖家壁打了一仗，仅剩下三四百人，被王佐迎上山。
　　11月上旬，毛泽东从茨坪下山到茅坪，在象山庵主持边界各县会议，永新、宁冈、遂川、茶陵、炎陵县党的负责同志和赤卫队都来了。毛委员要求恢复各县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贺子珍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在茅坪，毛泽东经常去步云山看陈伯钧教袁文才练兵，还到马前坑村子看袁文才的家人。那时候袁文才已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袁耀烈还不到两岁。袁文才的孙子袁建芳说：

　　奶奶生前多次说，毛泽东和贺子珍是在象山庵会议上第一次会面的。毛委员第一次来茅坪时间太短了，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大仓村第一次会面，连贺敏学都没有邀请，现在有些书说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是1927年10月上旬在茅坪或在大仓村就相识的，不是事实。
　　毛泽东在井冈山闹革命时，我们家一直住在马源坑，现在有些影视片和书，一写就是毛泽东住在八角楼，贺子珍住在现在我家住的茅坪村，隔壁对隔壁。不对。那时候我们家离毛主席住的八角楼相隔还有好几里山路呢。但是贺子珍  1927年冬在老家马源坑与我奶奶经常住在一起，亲如姐妹。奶奶说，贺子珍非常尊重她，管奶奶叫“嫂子”，两人非常亲热。毛主席后来称奶奶“嫂子”，“袁嫂子”，就是随贺子珍叫的。贺子珍那时只要来，就会抱着一两岁的爸爸逗着玩。
　　（2003年7月23日袁文才孙子袁建芳口述）

　　毛泽东第二次来茅坪住的时间就长了。毛泽东在茅坪住的时间比茨坪长得多。不久伤员移到小井，红军医院改成前敌委员会和湘赣边界特委会办公的地方。永新工作恢复后，贺敏学回到永新。毛泽东住进了八角楼，井冈山时期的重要文献，毛泽东主要是在八角楼写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南昌多次谈到：井冈山的中心不是在今天建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茨坪，而是在茅坪。那么，井冈山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建立在茅坪呢？说起来，今天的人可能难以理解，1958年江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意见准备在井冈山修建博物馆，最初选址是茅坪。要求面积比较大。当时宁冈县委书记考虑茅坪的土地在宁冈是高产田，舍不得让出，说茨坪田地没有开垦，博物馆建在山上，可一举多得。茨坪当时属于江西省遂川县管辖。这样，江西省委提议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在茨坪。后来又在茨坪修建了一些革命遗址，在一般来井冈山参观者的印象中，茨坪成了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的主要活动地。其实，毛泽东领导井冈山的斗争主要在茅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只是茅坪和茨坪狭义的井冈山，而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的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六县，宁冈、遂川、永新、炎陵、莲花和茶陵。
　　（2002年 7月 15日江西省党史办马骏口述）

　　在茅坪期间，毛泽东经常和袁文才谈话，通过袁文才加强对王佐的影响，王佐对老庚袁文才比较信服。当时派到王佐二营当党代表的何长工也做了很多工作。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大垅举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毛委员带来的秋收起义的队伍是第一团。成立红四军后，第一团改称三十一团，第二团改称三十二团，张子清同志代表前委宣布了改编决定，根据二团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二团党代表。毛泽东从一团抽了20多名干部到二团工作。还派了几个司务长帮助搞伙食。二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工农运动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党的政治工作在这支地方武装中开始生根。1928年3月，王佐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亲自批准。毛泽东对改造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地方武装费了大量心血。
　　建国后，朱老总、董必武、谭政、萧克、何长工、陈正人、韩伟等老前辈都到过茅坪参观，重访八角楼并看望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他们对袁文才、王佐两位井冈之子怀着深深的敬意，对1930年袁文才、王佐之死又人人回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1965年5月22 日毛主席来到茅坪那晚，谢梅香讲述完了当年的故事，突然抱着袁文才的遗像号陶大哭，喊着他的小名，边哭边说：选三你可以闭眼了，毛委员回来看你了。

　　伫立黄洋界的激情

　　“毛委员回井冈山，看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来了。”
　　重上井冈山小车队沿着茅坪通往茨坪的山路蜿蜒而上，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黄洋界。前导车按照事前的安排，停了下来。毛泽东在第二辆车上等不及警卫人员开车门，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向大家手一招，大步向山顶走去，山上下来的几十号人，紧随跟了过去。远看无边无尽的云，像海洋一样，托起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云海波浪起伏，山峰岿然不动。毛泽东自豪地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五大哨口之首。”老人家在哨口来回走了走，看了看，对汪东兴说：“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的工事？”汪东兴按照毛泽东手指的方向，检查了一番，转头汇报有一些沟壕。毛泽东点点头。
　　五大哨口，是指井冈山五个关隘，也是当年井冈山通往宁冈、炎陵、遂川、永新等县的五条小路。陈正人重访井冈山时谈过，五大哨口是敌人第二次“会剿”前开始修建的。1928年5月左右，修建五大哨口的任务、地点，都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他对井冈山地形非常熟悉。黄洋界哨口没有建什么营房。在下庄、白银湖等地，红军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或者搭个棚子，或者住在工事里，基本没有什么营房。
　　北面的黄洋界哨口，距茨坪17公里，海拔1343米；西北面的八面山哨口，距茨坪19公里，海拔1480米；西南面的双马石哨口，距茨坪11公里，海拔1000米；南面的朱砂冲哨口，距茨坪17公里，海拔600米；东面的桐木岭哨口，距茨坪8公里，海拔860米。五大哨口中，以黄洋界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向西，经大陇通湖南炎陵县，向北，经宁冈新城可直通永新，自然成为湖南、江西敌人多次“会剿” 的重点，黄洋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住了黄洋界，也就守住了井冈山。

　　此时，毛泽东站在黄洋界上，极目远望。山风飒飒，护士长递来风衣，汪东兴接过给主席披在肩上。他皱了皱眉头。走了几步，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面前，南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纪念碑”几个大字，北面写着印刷体《西江月?井冈山》，张平化、刘俊秀仰视着碑文，激情地
　　读了起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
　　当年井冈山诗词，激起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大声地说：“这首词是1928年9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井冈山的兵力不足一营人，好危险哦！你们知道这一仗吗？”
　　（2001年 7月 26日王卓越口述）

　　黄洋界保卫战参加者，1965年还有不少活着的老战士，杨至诚、韩伟、刘型等人，他们都先后重访黄洋界，讲述当年的斗争。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此时在黄洋界竟轻轻地哼起诸葛亮的《空城计》的过门，时空在那一瞬间似乎连接起来，大家随之默默地哼了起来。

　　人人畅怀，毛泽东笑着邀请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纪念碑前一起影留念。张平化是小车队一行人中间，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
　　照完相后，汪东兴请老人家上车。突然，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水箱因为上山坡度大，转速较快，温度高滚起了泡泡（水开了，俗语开锅），发动不起来。这一下司机赵毅雍急坏了。大家都毛焦火辣。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对赵林雍）下达了“紧急任务”，叫第三辆车准备顶上，（赵林雍）车上原来坐的汪东兴、张平化、李强都下了车，准备坐到后面的车上去。毛主席此时说了话：“不要换车，这位司机很好，车也很好。我不赞成换！” 主席走到赵毅雍跟前安慰司机说，“不要着急，水箱开锅不要紧，加点儿冷水就行了。” 赵毅雍激动地点点头，后面跟着的工作车上送来备用水，倒入水箱后，“吉姆”车马上发动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2005年7月18日赵林雍口述）

　　惟有毛泽东还是那样神态安详，他再次转头看了一眼黄洋界，昔日激起他无限激情和感悟的地方，上了那辆灰色的“吉姆”车。

　　“茨坪又到了”

　　小车队依次继续前进。从黄洋界到茨坪仅17公里，毛泽东兴奋地拉开车帘，老人家想好好看一下沿路井冈山那峰、那云、那松、那石。吴旭君没有阻止老人家，也阻止不了毛泽东对井冈山的目目情思，眷眷深情。顺眼望去，她看见毛泽东正在注目一棵特别高大的树，后来在山上听说这就是毛泽东当年挑粮上山休息的地方，在不远的羊肠小道路口，还挂着大木牌：毛泽东、朱德挑粮上山小道。
　　山路弯弯。小车又转到一个路口，也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井冈山垦殖场1959年义务修路纪念。原来车轮下的这条汽车路是1959年当地义务劳动修筑的，一丝微笑挂在毛泽东的嘴角。他可能想起什么，高兴地说1958年江西省委写过一个汇报，说修好了山上的路，接着就修上山和下山的路。群众的力量了不得，井冈山垦殖场了不得。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改天换地，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又体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条平展的砂石路盘旋而上。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走的这条汽车道，可有一番不平常的来历。
　　1957年中央号召精简机构，江西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发出“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号召。井冈山老红军马廷士，时任江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马廷士本来是检察长的，他看见新来的副检察长有文化，主动让贤，自己担任副检察长。1957年10月23日，马廷士带头率领首批江西省直机关干部从南昌下放到井冈山。当天坐汽车从南昌到永新，第二天，永新县委看长征干部马廷士身上有伤，送了一匹马给他骑。喻润郎为他牵着马。经过三天的艰难跋涉，沿着羊肠小道经桐木岭哨口，27日到达茨坪。原江西省航运厅副厅长左克伦带领另一批540名省市机关干部，从南昌到遂川。遂川送了一匹骡子，左克伦骑着从遂川经朱砂冲哨口到达茨坪，也是走羊肠小道。当时井冈山的交通条件，同毛泽东、朱德工农红军时期没有大的区别，山上仍靠五大哨口五条小路进出。左克伦任井冈山垦殖场书记，马廷士任垦殖场场长。

　　垦殖场总部当时就设在今天的井冈山饭店旁，是个旧坯房，原叫遂川林场。1957年整个茨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百把口人，散落在今天的南山湖周边，没有一座砖瓦房。垦殖场的第一步是开荒盖房子。紧接着就是修路，从井冈山到泰和的汽车路，发动了十几万群众一起修，晚上打着火把干，热火朝天。江西省委领导亲自督阵。1958年7月 1日，井冈山公路举行了通车典礼，省长邵式平主持剪彩。他就在今天唯一保留下来的原烈士纪念碑旁剪彩，那时候前面没有马路，也没有湖，是一个大草坪，站满了上万的人，欢呼声惊天动地。刘俊秀讲了话。
　　那时候，江西省委做了分工，邵式平分工云山垦殖场这个点，方志纯分工大茅山垦殖场这个点，刘俊秀分工井冈山垦殖场这个点。茨坪到泰和的路修好了，又修茨坪到宁冈这段路，也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走的这段路。1959年底，国家开始有困难，可垦殖场的职工不要国家补贴，提出口号，发扬井冈山革命传统，继承井冈山精神，提前让黄洋界通汽车。后来又提出“提前让茅坪通汽车”，一直修到山下龙市。
　　（2005年 7月 29日井冈山首批下放干部于海泉、喻润郎口述）

　　沿着井冈山垦殖场职工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修筑的汽车路，1965年5月22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毛泽东一行到达井冈山山顶之镇——茨坪。
　　茨坪，古代叫柴坪。传说，明朝年间这里有人中过“探花”，改称为仕坪，但民间习惯于叫柿坪，说古代这里是柿树丛生的地方。1924～1925年期间，一个叫牛文田的团长来井冈山进剿王佐的队伍，出过许多布告，突然间觉得布告中写仕坪太雅，写柿坪太俗，就写成“茨坪”，“茨坪”就这样写下来了。
　　1965年的茨坪，俨然一座山中美城。
　　宽宽的街道，沿山而筑，整齐的房屋，拔地新起。刚刚进入黄昏，街上已亮起路灯。稀落的行人自由漫步，喇叭里播送着苏区民歌《十送红军》，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地说：井冈山上有电灯了。话音刚落地，小车队已停在灯火辉煌的井冈山宾馆门前。井冈山管理局的袁林、孙景玉等人早就等候在此。袁林回忆：

　　毛主席一下车，高兴地和我们握手，第一句话就是“茨坪变化真大”。
　　第二句话是：“当年我们下山时，红四军由士兵委员会贴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倒’少写了一笔，我笑着说他们，少了一条腿，敌人不打就倒了。怎么样，敌人不打不会倒，穷苦人团结起来一打，它就倒了，我们又上山了。”
　　一见面，毛主席说话这么亲切幽默，又那么深远，大家格外兴奋地笑起来。
　　（2003年7月19日袁林口述）

　　5月22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井冈山当天，朱德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
　　同日，刘少奇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65年5月22日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
　　当天和次日，此主席令和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没有在报刊上公布。

　　■历史链接

　　井冈山老战士曾在井冈山上回忆：1928年7月，我军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赣边，到湘南去了，8月间毛委员带领三十一团一部，去桂东方向迎接他们。只有三十一团的一部分及袁文才、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另一部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阻击敌人进犯，这时，湘赣两省的敌人见我军伤病员多，留守机关多，防守兵力不足一个营，便趁毛委员和大部队没有归还之际，向井冈山发动了进攻。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召集山上机关、医院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何挺颖最后作结论说，毛委员在下山以前，就决定要我们保存井冈山这块根据地。我们要坚守井冈山，全力做好战斗准备。
　　1928年8月30日，湘赣敌人向黄洋界发起了进攻。黄洋界在井冈山的北面，高15里，除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我军在山上，哨口筑有坚固的工事，这种工事没有钢筋水泥，用粗大的松木和几个人深的厚土坯．倒也结结实实，足以抵御一般火器。当时山上缺少地雷，就把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子，埋在山坡上、沟溪里。井冈山的暴动队和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协助红军削竹钉、设障碍、布疑阵，迷惑和打击敌人。部队挖掩体工事时，一群儿童团员送来竹钉，领头的小孩叫邹文正，瘦瘦的，长得很精神，才11岁。其他几个儿童团员也大多在10岁上下。他们每人抱着一大捆竹钉，还认真地说：叔叔，这是用人尿和马尿浸泡过的，并用秕糠炒干了，坚硬，扎破了腿脚，会化脓溃烂，很不好治。你们用的时候，也得小心。放下竹钉后，这些天真活泼的儿童团员和战士一起把所有的竹钉埋好后才离去。
　　第一天敌人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到黄洋界的工事外围地区。我军凭险据守，用机关枪扫射，用手榴弹打击，杀伤敌人很多。敌人在外围中，被埋的竹钉刺伤了不少，进攻不能得逞，战斗到晚上7点多种就停止了。
　　晚上，山上的暴动队员和儿童团员把带松油的老松树劈成小块，放在罩鱼用的铁缕落子里，这甩一个，那甩一个，点着挂在树枝上。还用竹片、柴草做成火把，举着在树林子里穿来穿去，远远望去，满山遍野都是火把人影。山下的敌人摸不清虚实，生怕我们偷袭，只好围着火堆坐着，彻夜不敢睡觉，累得他们人困马乏。
　　第二天上午9点钟，敌人再次向阵地进攻。战斗激烈，战士负伤也不下火线，暴动一队还在对面传来了响亮的军号声和呐喊声。树林子里很多红旗摇动，好像千军万马要冲过来一样。敌人以为红军主力上来了，顿时乱套，慌不择路闯进了竹钉阵，被竹尖刺得哭爹叫娘。上午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
　　下午敌人又发起更猖狂的冲锋、共有好几个团的兵力，比红军多十几倍。工事渐渐难以支持了，山上原有一门缴获的迫击炮，因只有两发炮弹，一直没有使用。这时，三十一团参谋长朱云卿指挥把它架起来，炮手刘显宜第一炮就打到了敌群中，敌人着慌了，留下上百具尸体撤退。我军以少胜多，打了一个大胜仗。边界军民大受鼓舞。大家知道毛委员喜欢唱京剧，特别喜欢唱老生，便根据诸葛亮《空城计》唱腔编了一出《毛泽东的空山计》，戏文写的亦庄亦谐，有的像毛泽东说话幽默的口吻，后来有人就说成是毛泽东写的了：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
　　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
　　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
　　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
　　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
　　你既来就把山来进，
　　为何山下扎大营？
　　你莫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我在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
　　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
　　犒赏你的众三军。
　　你来！来！来！
　　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七、下榻井冈山宾馆的珍闻

　　115房间特制木床和洗手间的“书柜”

　　5月22日傍晚，毛泽东一行笑着被请入井冈山宾馆。井冈山宾馆1965年属于井冈山管理局直属单位。井冈山管理局1959年5月开始筹建，与庐山管理局同级，是江西省副厅级单位。1959年7月，左克伦任井冈山管理局第一书记，袁林任井冈山管理局第二书记兼局长。因每年上山来瞻仰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干部日益增多，井冈山宾馆修建于1959年秋。与井冈山宾馆同时修建的还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管理局办公大楼，是激情燃烧岁月自力更生的象征，在义务劳动修建这些高大建筑物的同时，井冈山还群策群力修建了水电站。

　　当时全国支持井冈山，1959年初，垦殖场大批下放干部、转业军官、上海知识青年在茨坪东面的拿山河上修了一个26米高的大坝。1959年井冈山管理局通过农业机械部（1965年1月改名为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两人都是井冈山的老战士，从华东局和四川省解决了水轮机和发电机。垦殖场干部坐林彪（林彪当时在南昌养病）的专机去四川，搞到了发电机。1959年10月1日，正式发电，装机容量640千瓦，年发电量 165万千瓦，这是革命老区井冈
　　山第一座水电站，生产、生活用电逐步得到解决。井冈山人民兴奋地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小太阳。听说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第一个高兴的事是井冈山有电了，第二个是注意到茨坪修建了那么壮观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2005年7月27日首批下放井冈山干部彭家麟口述）

　　让当年建设井冈山的一些老同志非常痛惜的是，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亲自肯定、朱德亲写馆名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由于规划所需，2005年5月拆除，准备盖新的博物馆。同年7月，井冈山管理局办公大楼（1982年加层）也正在拆除。
　　今天，惟有毛泽东下榻的井冈山宾馆加层还存在。井冈山宾馆于1960年5月1日开始对外接待。1961年1月，袁林代理井冈山管理局第一书记；1963年7月，袁林任管理局第一书记。当时井冈山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以前，井冈山宾馆接待过的老领导、老红军有董必武、朱德、李维汉、胡耀邦、曾山、萧克、黄永胜、王震、丁盛、陈奇涵、杨得志、杨成武等人。
　　井冈山宾馆当年是一座既朴实又高大的房子，与20世纪60代大陆一般招待所的结构相同，每个房间木门木窗，极为普通。毛泽东下榻的115房间，原来就是一个套间，4月底，井冈山管理局知道“中央首长” 要来后，按照汪东兴的要求，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时任井冈山宾馆的负责人何拔群回忆：

　　1965年4月底，汪东兴、华国锋来井冈山打前站后，5月9日，江西省公安厅鲁毅处长来检查井冈山的安全保卫工作，11日江西省委办公厅李主任上山和采购员林海泉等人打招呼，要求采购员购买蔬菜，要新鲜、清淡，搞好临时基地。
　　主席房间（115）的地毯，没有那么合适的，找了一个大一点儿的，准备把边子剪掉，铺起来整齐一些。打前站的领导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这样我们把大的地方卷在里面了，有几十公分，不美观，但不浪费，毛主席认为这样就很好。
　　主席睡的木板床是在井冈山建筑公司定做的，杉木板。做木板床的师傅叫何同生。打前站的领导告诉我们不用做床，说会带来，我们还是希望主席在这里睡井冈山的木板床。115房间的桌子，汪东兴说五屉桌、九屉桌不行，毛主席年纪大了，发福了，个子又高，希望有个三屉桌好放腿脚。整个茨坪恰恰没有三屉桌，做一个新的又怕主席批评，好在大礼堂有一个作报告的讲台，不高不矮，盖了一块白布就做了毛主席的写字桌。检查沙发，发现矮了一点儿，我们又做了几个木架子脚垫，加了十几公分，高矮合适了。
　　安排好后，就盼望毛主席来了。
　　（2005年7月 28日何拔群口述）

　　毛泽东来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管理局接到通知，毛主席已到茶陵了，要山上安排一下。袁林、孙景玉再次分头检查各个房间卫生情况。原来安排在宾馆住宿的人马上移到其他地方去，第一天的伙食菜谱分别安排好。当时孙景玉任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全局工作。他立马对山上的安全保卫工作再次做了全面的检查；向接待处处长彭国球、井冈山宾馆的何拔群等人再次对接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做了新的布置；再次检查了毛泽东将要下榻的115房间，外屋有一个写字桌和一个靠背椅，四个木质单人沙发上面，铺着服务员新做的绒垫子。里屋放着特制的大木床，床旁有一个小床头柜，旁边又放了一个小方桌。方桌是汪东兴特别提出的，说毛主席习惯在小方桌上吃饭，晚上又可以放放书。写字桌和小方桌上各有一盏台灯，老式的绿色玻璃灯罩那种。

　　115房间的卫生间不大，里面有一个小浴缸。一切井井有条，又过于简单而普通。
　　5月 22日傍晚，毛主席终于来了，走进了一楼，进了115房间，毛主席站着看了看，一抬脚坐在木沙发上。请其他领导人坐，沙发太少，有的人坐下来，有的人一直站着。毛主席的脸上挂着笑，说：“三十八年了，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2003年7月19日袁林口述）

　　当晚毛泽东在115房间用餐，很简单。原准备上点儿水果、米酒，汪东兴要求撤掉，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一路都没有上酒。伙食标准，主席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主席每餐四小碟一汤，不能超标不能上山珍海味，不能铺张浪费。钱定在那里， 要求严格实行，只能节约。”汪东兴走一个地方，说一遍，毫不含糊。井冈山淮备了一些地方蔬菜、笋干。敬老院送来了草鱼。袁林记得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第一餐有这两样。
　　那天晚上，江西、湖南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是在一楼餐厅吃的饭。吃完饭后，张平化和刘俊秀、王卓超等人住在一楼的另一边。汪东兴住在二楼，张平化他们住楼上。毛泽东的警卫员、医护人员住在一楼115房间这边，115房间楼上没有住人。
　　与毛泽东同行的还有新闻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照明师贾秋和、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第一天晚上，他们都出门看山，茨坪大街一下子多了好多客人。
　　5月22日晚，井冈山管理局袁林、孙景玉一直坐在宾馆服务员房里，生怕各项工作有一点儿闪失。过了一会儿，孙景玉看见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到工作车上把两个木箱搬进来，连忙起身帮着搬，真沉。工作人员笑着说，这是毛主席随身带的书，毛主席人到哪儿，这些书都要跟到哪儿。毛主席随身带这么多书，这是孙景玉始料不及的。115房间没有书柜。怎么办？怎么把这么重要的问题疏忽了。
　　孙景玉连忙说：“我去管理局搬几个书柜过来。”
　　“你不用搬，搬了我们要挨批评的。刚才徐秘书请示毛主席是不是和管理局讲一下，搬一两个书柜过来。毛主席不赞成，说井冈山已经给我们做了书柜。”

　　没有啊。这一下我们可搞糊涂了。小青年神秘地笑了笑，说，这可是毛主席的发明。越说我越糊涂，既不能随意到毛主席的房间去看。又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意见送书柜。
　　后来才知道，那天毛主席对徐秘书说，把带来的木板（做床用的铺板）在浴缸上一架，那不是简易书柜？可以放好多书。我就睡这张床，井冈山的床。不要麻烦其他同志。
　　秘书和警卫人员一起动手，最具风格的“简易书柜” 架好了。
　　下榻115房间的第一个晚上，毛泽东使用自己“发明”的简易书柜工作至凌晨4点，才睡上井冈山的大木床。
　　（2003年7月16日井冈山宾馆管理员林海泉口述，2005年7月 26日孙景玉口述）

　　毛泽东又食红米饭南瓜汤

　　5月23日中午毛泽东起床，在115房间用餐后出来散步，井冈山宾馆不少工作人员都幸福地看见了老人家，毛泽东慈祥的笑容就像温煦的阳光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湖南省委的张平化、江西省委的刘俊秀、王卓超等人笑着向毛泽东问好。
　　主席点头说：“我要了一点儿红米饭、南瓜汤，吃出了当年的香味。”主席很有趣地说了一个“要”字。

　　原来井冈山宾馆早就准备了红米，第一天考虑到毛泽东年纪大了，怕红米不好消化，没有煮。主席吃饭时一见没有红米，问服务员：井冈山现在还生产红米吗？服务员说生产的。并把主席的问话转告给我们，第二天蒸了一小碗红米饭。
　　（2003年7月 16日林海泉口述）

　　刘俊秀告诉主席，他中午也吃了南瓜，干烧的，味不错。接着担心地问主席：“山上比山下低几度，气候凉了一点儿吧？”
　　主席说：“气候不冷不热，是我在井冈山上住的最好气候。”
　　主席的这句话，周围人一时不解，后来才知道一些原委——
　　1927年10月下旬，主席带着秋收起义队伍到达茨坪，山上天气已经冷了。住了几天，去了茅坪。年底打下遂川，过的阳历年；打下新城，过的阴历年。1928年春、夏两季，主席带三十一团在永新一带。那一年天热的时候杜修经来了，鼓动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结果失败了，丧失了大片根据地。1928年冬天（11月份）主席又上茨坪，主持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住了一周左右下的山。后来两个月都在宁冈。迎接红五军的大会是在宁冈新城开的。1929年 1月，三省“会剿”，红四军在一个大雪天离开了井冈山。当时是红五军守山。毛泽东曾在茨坪的时间都是晚秋和隆冬。
　　毛主席那天散步兴致很高，说：“我在茨坪时间没有茅坪长，茨坪在山顶，原是王佐的大本营，茅坪在山腰，龙市、新城、古城离茅坪比较近，进出比较方便，红四军军部和边界特委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茅坪。生活十分艰苦。”
　　那年代，井冈山的红军连一天五分钱的伙食标准都不能保证。官兵生活完全一样，吃的是井冈山的红糙米，南瓜稍微放点儿盐也当主食。不过南瓜“不革命”——吃了饿得快。吃的时间长了，还涨肚子。生活条件很艰苦，全军上下却情绪很高，唱着流行歌曲：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饭好香，每餐吃了个精打光。
　　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带头把辣椒放在刚刚熄火的柴火灰里烫一烫，就这样吃，冬天只好找一些干辣椒，没油没盐。吃饭有原则，有了什么好吃的，后方让前方，干部让群众。有时没有吃的，就拔山上的竹笋吃。春天吃笋子，不能拔大的，只能拔小竹笋，拔了大的就是侵犯了群众利益。那时住宿也很简单，战士们在山上没有房子住，就自己搭一个茅棚，起名“琉璃瓦房”。全军盖的是禾草，睡的是禾草，穿的是破衣，补了又补，战士们还幽默地叫它“金线衣”、“黄金被”（睡稻草）。寒冬腊月许多人仍穿单衣。伤员也一样，睡在禾草铺上，旁边用板子挡一挡。毛泽东那时睡觉有张床，是一块门板，下面两条板凳，上面铺禾草，盖一块布。被子是老百姓给的，补丁摞补丁。几十年毛泽东一直睡木板床，井冈山老战士说这是毛泽东要自己永远记住井冈山。

　　毛主席那天散步时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越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
　　刘俊秀说愿意。我也点头。主席笑了，都说愿意就好。但现在有的人下去蹲点是口里愿意，心里不愿意，总找些理由不愿下去。这样不好嘛。我们连连点头，感到主席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当时并没有想到其他。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又说，他已吩咐汪东兴组织北京来人去看一看井冈山旧址和纪念馆，叫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有时间也去看一看，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

　　珍闻链接一：谢觉哉、董必武、张茜参观井冈山

　　5月23 日下午，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人一起去了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博物馆与井冈山宾馆相隔不远，三人结伴而行。沿途，王卓超兴高采烈地向张平化、刘俊秀介绍陪同谢觉哉、董必武、朱德等革命老前辈参观井冈山的珍闻，因王卓超建国后一直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陪同国家领导人上井冈山成了他的“专利”。 张平化、刘俊秀越听越有兴趣，竟发现了向毛泽东汇报参观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材料。
　　谢觉哉是1959年3月初到井冈山的。那一年谢觉哉75岁，以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走访了井冈山上的老赤卫队员和烈士遗孀。井冈山博物馆当时还没有最后完工。茨坪革命旧址也没有恢复，谢觉哉遗憾地说，他只有下次上山才能看了。他要求去大井看一看，当年到大井里面那一段路还没有修成汽车路，谢觉哉拄着拐棍走了三四里路。王卓超想扶一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被谢绝了，谢觉哉边走边说他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漫长经历。
　　谢觉哉早年叫谢泽深。1927年“马日事变”后改名谢觉哉。1921年1月，37岁的谢觉哉由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参加了新民学会，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办自修大学，谢觉哉又主动要求到那里义务讲学。1925年谢觉哉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入党。在此前后，谢觉哉先后主编了《湖南通俗报》、《湖南民报》、《湖南半月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等，是党内早期理论文化修养比较突出的老同志。1927年8月底，湖南省委准备秋收起义的沈家大屋会议，毛泽东和谢觉哉都参加了。会上，毛泽东坚持真理的勇气和非凡见识给谢觉哉的印象非常深刻。
　　谢觉哉和毛泽东再次见面是在中央苏区。在瑞金沙家坝，谢觉哉曾任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秘书，常年和毛泽东在一栋农舍里吃住兼办公。谢觉哉对毛泽东个人思想渊源比其他同志自然了解多一些，也准确一些。
　　谢觉哉去大井时，毛泽东住过的房子早已被反动派烧光了，所见遗址都是解放后依据过去的模样重修的。这些似乎更加激起谢觉哉敬佩的心情。

　　谢老指着毛泽东当年睡觉的门板、破被子问我，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个人理解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毛泽东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
　　谢老当时问王卓超，解放快10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王卓超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觉哉笑了，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
　　谢觉哉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谢觉哉的大井讲话，和其他领导人参观大井故居讲的有所不同，王卓超印象格外深刻。后来他找了谢觉哉一些文章读了读，感到谢觉哉多年都有这些思想。他不愧是毛泽东艰难之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战友。
　　谢觉哉1959年在大井的感慨和1965年5月23日毛主席在井冈山宾馆散步的讲话，思想倒是很接近的。
　　谢觉哉在井冈山写了一首自由诗，一改平日擅长格律诗的风格，充满着年轻人的激情。诗的标题是《中国的第一山》（1959年3月5日）：
　　井冈山啊！
　　你是个灯塔，
　　照亮着亿万人民前进的道路；
　　你是个巨雷，
　　摧毁了压在亿万人民肩上的两架大山。
　　火！好大的火。
　　她燎遍全国，燎向无边的海外和天空。
　　燎原之火，起于星星！
　　大井、大陇、茅坪、茨坪、汪洋界、八面山、
　　朱砂冲……就是这可爱的伟大的星星所在。
　　真理的火，永远照亮着人类的心灵。
　　创造着无穷美好的未来。
　　井冈山啊！
　　你又是颗珍珠，你蕴蓄着无穷财富。
　　许多优秀的儿女奔扑你的怀抱。
　　要把你现代化地装饰起来，
　　成为中国的第一山。
　　井冈山啊！
　　祝贺你以前是中国的第一山，
　　令后永远是中国的第一山。
　　谢老很认真地告诉王卓超，他诗中“真理的火”是两点：一点是人人皆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一点就是井冈山官兵一致，打破特权。
　　谢觉哉来井冈山时，管理局还没有成立，老人家将这篇诗作送给了井冈山垦殖场，场长马廷士这个井冈山老红军双手接了下来。
　　谢觉哉下山一年后1960年10月，董必武夫妇在江西省长邵式平、副省长王卓超的陪同下上了井冈山。
　　当年，井冈山博物馆已经建成对外开放，董老夫妇在里面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对秋收起义的过程，董老看得很仔细，并怀着敬佩的心情说，1927年是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革命失败了，6月份，仅在湖北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农会会员就被杀了6000多人。7月份，党派他到九江做武汉地区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散转移工作，那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们党内有些高级干部都脱党了，有的躲了起来再观风向，有的向敌人投降了。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热得快，也冷得快，比工农出身的党员要动摇得多。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最困难的时候，扛起了井冈山旗帜，意义非常重大。
　　董必武从茨坪坐车特地到茅坪参观，路不好走，小车陷进泥里。孙景玉回忆，井冈山公安局派了一辆吉普车把小车拉了出来。
　　董必武在井冈山写了两首诗，一首七绝：
　　艰难缔造井冈山，赢得人民自掌权。
　　孤僻乡村现代化，共同生产乐丰年。
　　一首五言：
　　革命摇篮地，井冈山著名。
　　境连湘赣省，人集茆茨坪。
　　四面同峦障，五溪渠水萦。
　　红根已深植，今日正繁荣。
　　（董老自注：1960年10月28日于茨坪）
　　邵武平捧读董老的这首五言诗后，也写了首和诗：
　　革命井冈山，越来越著名。
　　决胜黄洋界，运筹茆茨坪。
　　星火普天照，红根遍地萦。
　　发扬此传统，争取更光荣。
　　1960年上井冈山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井冈山是我党的一面旗帜，也是一面镜子。
　　1960年3月30日，陈毅的夫人张茜和一位秘书上了井冈山。可能张茜认为自己的行政级别达不到国家接待标准，又不愿打着陈毅的牌子麻烦当地政府，就以国务院普通干部的身份到井冈山参观。因此，王卓超等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不知道陈毅的夫人到过井冈山，井冈山管理局的领导也不清楚，惟有井冈山档案馆保留下来的原始登记记录了真相。原件记载：
　　“1960年3月30日，国务院张茜秘书2人，采访两天。”（抄自井冈山档案馆）
　　张茜独自到井冈山参观，原委还要从1958年陈毅到南昌与杨尚奎的会面说起。
　　1958年春天，刚刚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路过南昌停留一天，住在滨江招待所。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前去看他，挽留他多住几天。于公，江西省委好向国务院副总理汇报；于私，陈毅和杨尚奎是赣南打游击的战友，感情不同一般，也好叙谈叙谈。陈毅笑着说，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就要赶到上海开会，他的上海市长一职还没有脱身咧。陈毅对自己工作繁忙用了四个字，疲于奔命。但他还是准备早餐请请客。
　　第二天早餐，陈毅邀请了两位客人，一位是贺子珍，一位是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陈毅和贺子珍1949年初夏在上海见过面，转眼八九年过去了。贺子珍一见陈毅，就笑着说：“小陈，你胖多了。”贺子珍一直保留井冈山时期的习惯喊林彪小林，喊陈毅小陈。陈毅那天每次称贺子珍，都要停顿一下，在井冈山时期，陈毅叫贺子珍“嫂子”，现在不能如此叫了，又不能跟着叫“小贺”，只有一本正经地称呼“子珍同志”。贺子珍依稀习惯当年嫂子的角色，她吃得很少，看着陈毅吃得那么香，狼吞虎咽，咯咯笑起来，说：“在新城迎接红五军会餐时吃了一餐狗肉，你一口气吃了一大盆，说要给我提意见，把你的肚子吃大了。”“是在新城吃的狗肉？我怎么记得是在茅坪呢？战争时一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记起当年——子珍同志烧的狗肉，真解馋啊。”陈毅一扫50多岁领导十部的稳健，重现当年的率真与青春，夸张地伸了伸舌头，又一口吃了一个小包子，把贺子珍和水静都逗笑了，便劝陈毅留下来，去看看井冈山和瑞金。

　　陈毅认真地说：“我做梦都想去井冈山。1956年11月我去过韶山，还写了一首诗，‘农村潜力最伟大，中国革命属发端。湘赣两省典型多，星火燎原豹一斑。’追寻的就是井冈山。”陈毅在贺子珍面前比较注意，不提主席的名字。可井冈山他是反复提了多次，说：“这两年他想抽出时间到井冈山去一次，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他会派代表到井冈山去。”
　　事隔两年，张茜自然是陈毅井冈山行的全权代表，心怀虔诚，又悄无声息。她们一行两人参观了井冈山博物馆、茨坪、大井、茅坪，在井冈山住行三天。在茅坪，张茜看到陈毅当年的一副对联：
　　白军里将校尉等级各自不同
　　红军中官兵夫吃穿一律平等
　　张茜将这副不同凡响的对联拍下来，带回了北京。
　　（2001年8月26日水静口述）

　　1964年3月，张茜又一次来到革命老区，去了陈毅当年打游击的信丰、油山、大余、梅山，又从梅山坐车，到达瑞金、兴国和井冈山，这是张茜第二次上井冈山了，也是她代表当年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前来“还愿”。

　　珍闻链接二：1962年朱德重访井冈山

　　陈毅1960年、1964年两次委托夫人张茜到井冈山学习参观，朱德则于1962年3月偕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十余人一同重上井冈山。同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上将夫妇，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等人。1927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几十年出生入死，战友情深。
　　据朱德当时的军事秘书曹全夫回忆，朱德是在北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后第二天，启程赴浙江调查研究的。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朱德深入向基层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2月17日，朱德一行从浙江到南昌，先后在南昌和抚州地区视察。2月26日，朱德还向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到：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小。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并将这些看法和所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份报告，提到现在群众满意的五件事：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
　　3月3日报告从南昌一发出，朱德一行即奔赴井冈山，3月4日中午到达井冈山宾馆。袁林、孙景玉等井冈山管理局领导都在宾馆门外迎候。服务人员排列一排，拍手热烈欢迎。朱德下车后情溢眉梢，大步向前，袁林代表井冈山人民表达对朱德的深深思念之情。朱德慈祥地说：“我也想井冈山，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朱德夫妇下榻井冈山宾馆一楼，也是115房间。陈奇涵、王卓超、朱敏、朱旦华等都住在一楼，与毛泽东习惯安静相反，朱德喜欢热闹。
　　当天下午，朱德一行前往茨坪南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那是井冈山至今唯一还存在的建国初期的纪念建筑物。朱德在红军烈士墓前久久地站立，脱帽志哀。早春二月，山上寒风凛冽，朱老总浑然不觉，康大姐走上前去，给他戴上帽子，朱德倔强地把帽子拿下。朱德问随员，知不知道小井红军医院几百名被敌人杀害的伤病员，他们的遗骨就埋在这里，是王佐率人埋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起来。王卓超怕朱德太悲痛，赶紧上前告诉朱德，当年茨坪赤卫队长邹文楷住在茨坪敬老院里，他一定听说朱德来了，盼望着了。
　　“我也盼着了。”76岁的朱德甩开大步走到光荣敬老院。1962年3月，全国经济形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光荣敬老院保证了这里住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遗属吃饱穿暖。茨坪老赤卫队长邹文楷也住在这里，他的年纪没有朱德大，眼睛已老花，耳朵有点儿背，朱德喊了两声他的名字，他才相信是朱军长回来了。他拉着朱德的手说：“朱军长，有人说你在北京带了几百万兵，没有时间回来，我不信。我说朱军长会来看我们的。”邹文楷流着眼泪。
　　朱德也含着泪花，说：“我们是老兄弟。” 两人谈起了朱毛会师后的第一仗——五斗江战斗，牺牲在龙源口的红军和赤卫队员。朱德邀请老队长有时间到北京去看看。
　　“我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事了，我不能叫国家花冤枉钱。”老赤卫队长认真地摆出他的价值观。要分手了，邹文楷唱起当年红军宣传队填词的井冈山山歌，为朱德送别：
　　我们记得发源在那井冈山上，
　　心里老是想着它，想着它，井冈山。
　　毛党代表，他有一肚革命道理，
　　上起课来，笑哈哈，笑哈哈，井冈山。
　　朱军长，他有一支竹子扁担，
　　100多里，赤足跑，赤足跑，多耐劳，井冈山。
　　粗犷的歌声，传得很远。

　　3月5日一早，朱德一行到大井。当时，毛泽东故居已经修复，被群众巧妙地保护下来原故居的一堵旧墙嵌在新墙中，格外引人注目。朱德和陈毅的故居尚没有修复，袁林有点儿尴尬地说：“我们已经在搜集相关资料，下半年就可以修复了。” 朱德认真地说：“不要了，有主席的就可以了。” 朱德越谦虚，我越诚恳强调朱德、陈毅大井故居都在国家修复计划之中，不是说谦虚不修就不修的。
　　朱德慈爱地笑了笑。
　　（2003年7月19日袁林口述）

　　下午，朱德一行去了井冈山得物馆。在陈列室存放着一根陈旧的竹制扁担，上面写着“朱德记”三个字。朱敏挨近父亲，指着问：“这就是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朱德凑近看了看，认真点头。讲解员看见朱德父女看朱德的扁担，激动地讲道：
　　同志，你想知道红四军军长朱德的扁担是怎么来的吗？
　　你要先了解朱德怎么爱兵。
　　在井冈山，部队给朱德配备了一头骡子行军时骑，朱德总是步行，骡子让给伤病员。朱德从不对土兵发脾气，从不训人，不吹胡子瞪眼睛。他要批评你，最重只说一句“你这人危险！”朱德爱兵，爱在官兵一致挑粮。
　　当年士兵编了一首歌：
　　朱德挑谷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协力，
　　粉碎敌人会剿！
　　这样的队伍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垮……

　　听完后，朱德谦虚地说，小同志，朱德的扁担的意义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共产党靠这个精神夺取的天下。这个精神忘了，人民就会骂我们，忘光了，就会和国民党一个样。国民党初期也是先进的嘛，后来才变，杀老百姓，杀共产党……在井冈山当时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歌谣，你们会唱吗？
　　一根扁担两头弯，
　　毛委员用它把米担。
　　来回走了百多里，
　　从宁冈一挑挑上井冈山。
　　朱德的声音雄厚带着几分嘶哑，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大家随着朱德的音调高声低嗓唱了起来。
　　（2001年9月14日朱旦华口述）

　　参观完全部展览，朱德一行被邀请到会议室和博物馆的同志一起座谈。朱德提了一些重要建议。他说：“写井冈山历史，湘南暴动这方面也要写，这样就比较全面。”“革命的历史要给人家看，不仅有国内的来看，还有国外的来看。中国革命的经验，对17亿殖民地人民是很需要的。”朱德应博物馆的请求，当时还挥毫题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标和“天下第一山” 五个大字。
　　当晚，陈奇涵在井冈山宾馆赋诗一首《井冈山》：
　　山名端合号井冈，峰峦怀抱在中央。
　　起义雄师会砻市，胜利诗句著汪洋。
　　五大哨口摧顽敌，七溪岭上灭双杨。
　　全国皆白山首赤，星火燎原具炬光。
　　3月6日，朱德一行到井冈山垦殖场和花果山园艺场参观，在场部为井冈山垦殖场题写场名。随后驱车到茅坪，在八角楼开了一个调查会，当地安排邀请了十几个老农。朱德没有看见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连忙问，公社马上派人请了她来。据谢梅香的小女儿肖移月回忆，谢梅香那天戴着一个乡村婆婆的绒帽，背已驼得厉害，康大姐一见，迎了上去紧紧握住她的手。朱德介绍道，这是我老伴，1929年在长汀结婚的。谢梅香笑了笑，说：我听选三（袁文才小名）说，伍若兰一下山就牺牲了。她是一个好人，我记得她的样子。谢梅香转脸笑对康大姐：你也是个好人。朱德问她过得好不好？县里队里在没有照顾。谢梅香说：过得好，政府对我照顾得好。
　　谢梅香的话不多，调查会上其他老农多是回忆当年红军的事情。现在的日子他们感到是做了主人，暂时苦一点儿不要紧。1929年1月红军离开后，敌人对茅坪“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朱德夫妇送给参加会议的每一位老同志一份南昌带来的土特产，那是他们夫妇用自己工资买的。
　　八角楼开完调查会，朱德一行直接去了永新。

　　珍闻链接三：1964年溥仪一行赞井冈

　　1964年4月，井冈山宾馆还接待了一批意想不到的重要客人。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孙景玉负责全国政协文史学习组参观团的接待和保卫工作。当年他曾向来井冈山的江西省领导同志刘峻秀、王卓超汇报过此事。
　　全国政协文史学习组参观团来到井冈山的时间是1964年4月10日。他们中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新婚妻子李淑贤、溥杰和夫人嵯峨浩、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区司令杜聿明及其夫人曹秀清、指挥过锦州战役的国民党兵团司令范汉杰，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廖耀湘、王耀武，前天津市长杜建时和新婚夫人画家李念淑、国民党军长罗历戎、郑庭笈、杨伯涛、李以劻和特务头子康泽、伪满洲国大臣王子衡和军统要人沈醉等。这批文史专员组成的南下参观团，3月10日从北京出来，第一站到达南京，接着游览了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黄山，4月8日到达南昌，4月9日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和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部。10日就到井冈山来了。江四省委统战部和省政协都派了专人陪同。
　　到井冈山的第一天，杜聿明就说他们是来向井冈山“赎罪” 的，特别向主席赎罪。
　　4月11日，参观团安排上黄洋界、大小五井等地参观游览。溥仪一行乘车从茨坪直达黄洋界哨口工事。下车后，溥仪带头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下敬礼，井冈山管理局派了当年的赤卫队同志讲黄洋界保卫战的往事。溥仪很受感动，当场以《黄洋界旧战场》为题写了一首诗：
　　到处红旗嗓妇孺，粟浮沧海敌心孤。
　　炮声怒吼黄洋界，白匪平明一个无。
　　千点红旗四面山，万夫颠顿妇孺关。
　　梭镖木石成天险，骄敌宵遁指顾间。

　　向导带领溥仪一行来到当年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休息的那棵大荷树前，满目青翠，郁郁葱葱。溥仪对我说，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他又写下一首诗：
　　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
　　“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2005年7月27日孙景玉口述）

　　溥仪一行在井冈山两晚三天。北京、省里干部商量，召集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收获体会。溥仪的发言很有特色，他说，我们一直怕群众，这次政府组织参观，接触到的群众、干部很多，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友好。这次先到上海，上海民政局长给我们作报告，说上海现在小偷、妓女都被改造没有了。我们不相信，就几个人分头找小偷和妓女，有的自己一个人随便搭乘公共汽车，有意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容易发现的地力，没有被偷，有的故意把钱掉在地上，当即有人告诉你，你的钱掉了。沈醉是搞特工出身的，对解放前大上海这个大染缸太了解了，就到大世界等娱乐场所去寻找妓女的蛛丝马迹，也是毫无发现。共产党将大上海治理得这么好，我们一个个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表示了最大的信服。那说话的神情和语言都看得出来发自内心。
　　杜聿明在参观博物馆后，感叹地说：“我们输就输在毛主席十六字诀上。”
　　下山那天，溥仪在大家面前激动地哭了，说自己对不起人民。说主席和总理还请他吃过饭，教育帮助他。今天在井冈山受教育极大。
　　溥仪一行下山后，前往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在那里，又发生了非常传奇的事情。

八、毛泽东井冈山上不寻常的散步

　　行没人走过的路

　　历史的镜头重新回到1965年 5月的井冈山。
　　5月23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多人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归来，听说毛泽东在宾馆后面散步，便绕道过来。远远看见主席，几人加快脚步迎了上去。
　　主席看见他们很高兴，问：“看展览有什么发现啊？”
　　刘俊秀仰望着毛泽东的笑脸，说：“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不少诗作。还有溥仪皇帝的。”
　　“哦”，主席果然有兴趣，问：“他们都写些什么？”
　　这几位“省部级学生”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早已认真地准备了主席的这次“考试”，刘俊秀拿出博物馆内部油印的今人井冈山诗词和题词，上面有朱老总的题词，谢老、董老的诗……他们一篇篇报着诗作的篇名、人名和时间：
　　中将谭家述1964年国庆节到井冈山写下了《御街行?井冈情》：

　　韶华飞逝如流快，鬓染雪，情难改。
　　黄洋固守角声扬，风卷红旗如海。
　　军民携手，气冲霄汉，一举敌军败。
　　人民子弟人民爱，亿哺育，思潮湃。
　　神州红漫五星旗，井冈风流长在。
　　史书简册，永将铭志，圣地名天外。
　　主席对谭家述印象很深。听了他写的《井冈情》说，1927年11月我们二打茶陵，他和谭余保组织起一支茶陵赤卫队，他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谭余保按照党的要求留在地方。谭家述对周边的地形很熟悉，当时发现团长陈浩带队伍走的不是上井冈山的路，立即举报。井冈山红旗不倒，战士们的觉悟很重要。
　　（2001年 7月 27日王卓超口述）

　　在当年油印资料上，还有杜宣1960年5月写的《夜宿茨平》：
　　无限春光到茨坪，深山寂静夜芳馨。
　　今宵何事人难寐，几度推窗看旧营。
　　可能主席感到此诗有点儿意境吧，当时评价，杜宣是苏区的笔杆子，现在上海当作家。王卓超感到，主席对中国文坛显然很熟悉。
　　一提作家，刘俊秀高兴地告诉主席，剧作家田汉1962年10月也到井冈山来了。主席有兴趣地看了刘俊秀一眼，田汉是和他夫人任安娥及阳翰笙一起上井冈山的。主席问：你们谁陪同了？
　　刘俊秀和王卓超面面相觑，解释可能是江西省文联有人陪同，他们是在留言簿中看到田汉签名的，还有诗作。田汉写了五首诗。被油印一首《访大井》，主席没有带老花镜，听读了一遍：
　　板桥霜迹对朝阳，千里来寻大井乡。
　　巨石曾依批典籍，幽篁应伴写文章。
　　淫威不屈冬青树，旧宇重完劫后墙。
　　难得红军头半白，摩挲主席赠新枪。

　　听刘俊秀后来说，主席当时一边散步，一边笑着说，田汉是我国剧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他写过不少历史剧，是个很有名的剧作家。《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看过没有，刘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摇头、张平化笑了笑，主席笑着批评道：你们要关心戏剧、文化领域，它和过去井冈山一样，也充满着斗争。
　　（2004年9月2日刘俊秀夫人孙亚衡口述）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对戏剧文化领域有些看法，对不少领导干部的“麻木”提山善意的批评。刘俊秀、王卓超下山后才知道，田汉来井冈山的那个月，文化部打了一个《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给中央。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央对1962年戏剧界的状况是不满意和非常关心的。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批评使空气徒然有几分严肃起来，毛泽东悠然一笑，问末代皇帝的诗怎么不说呢？张平化记忆力不错，当场背诵了溥仪1964年4月11日在井冈山的诗作。

　　毛泽东步子慢了下来，似乎细细咀嚼其诗其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能够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么不可以改造呢？”
　　走着走着，已到了砂石路的尽头，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主席却从尽头向没有路的小坡往上走。我们要先上一步扶老人家，他不要，自己在路边折下一个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我的脚烂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上了井冈山的。这会儿，我也要借用一下这个天然拐杖。说着，主席借力轻巧地登上小土坡。站在那长满野草和枝蔓的地头，老人家仰脸望了望暗下来的天空。然后，吩咐刘俊秀和我到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去看望师生，转达他的问候。张平化明天就要下山了去不成。然后老人家用拐杖拨开一条路，继续向前面走去。我们一个个都跟了上去。
　　主席侧头笑望着我们，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步子迈得很坚实，5月23日下午老人家散步的时间比平日要长得多，暮色四合，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远方。
　　叠叠远山横翠霭，娟娟新月耿黄昏。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像眼前连绵起伏的井冈山哟，毛泽东执意寻觅的新径在哪里？

　　散步口述井冈山四支部队

　　5月24日中午井冈山宾馆一楼餐厅，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王卓超等人一桌吃饭，随意地谈到近日感受。几个人当中，刘俊秀和王卓超上井冈山比较多。刘俊秀从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井冈山分校一成立就兼任校长，每年必到学校指导工作；王卓超负责保卫副部长级以上领导人在江西的安全，井冈山也常来常往；汪东兴在下放江西任省委常委兼农垦厅厅长期间，来过井冈山两次；张平化多年主持湖南省工作期间，忙于公务，上井冈山也不多。井冈山，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上山一次，自有一次的收获，但终有一些遗憾。譬如：井冈山的队伍到底有哪几支？他们之间主要负责人有哪些，又是怎么变化的？饭桌上几个人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的井冈山渊源，只能说出其一，谁也说不出其二。几个人打定主意，主席下午散步时，向老人家讨教。
　　下午四点多钟，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从井冈山宾馆大门出来，一看几员“大将”都等候在门口，笑着问：“集合到哪里去？”汪东兴说：“中午吃饭我们议了议井冈山的历史，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呢？我们主要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由哪几支部队组成不怎么清楚。”
　　毛泽东的目光顺序询问，见一个个点头，释然地说：“井冈山是由四支队伍组成，第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部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队伍当时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队伍当时在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队伍就是朱德、陈毅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第四支就是彭德怀和滕代运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军主要是这四支部队组成的，这很容易弄清楚，难一点儿的是，这四支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组成红四军、红五军的。”毛泽东比一般人远见卓识，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性东西。
　　毛泽东甩开两臂，抬脚向井冈山宾馆后面的砂石路走去。
　　初夏的井冈山，湛蓝的天空白云轻染，就像风景画似的，青松绿海，生机盎然。毛泽东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 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水口叶家祠是晚清建筑，砖木结构，1968年修复，1972年被宣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天在水口叶家祠发展了连队的第一批党员：赖毅、郭辉、陈士榘、李恒、欧阳健等。毛泽东亲自领读了誓词。
　　毛泽东接着说：“在驻水口时，宛希先带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队在大汾荆竹山遇肖家壁挨户团被打散了，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一批人冲散到桂东，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几十人，我请曾连长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罗荣桓紧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两三百人，提出三大纪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们上山，10月24日到大井，看见宛希先从茶陵带回的队伍，还有报纸。过了几天（10月27日）到了茨坪。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安的家。”        
　　据王卓超回忆：
　　沿着砂石路，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继续说：
　　“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是井冈山的第二支队伍，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腰，当时有六七十支枪。他们同意我们上山，接受我们的改编，提出保留他们的建制。
　　“袁文才、王佐队伍的改编工作是和恢复地方县委工作、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一起进行的。11月中旬，再次由宛希先带队，二打茶陵。
　　“二打茶陵去的人比较多，一、二、三、四连和特务连都去了，团部也去了 进城后建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谭梓生当县上，是团部下的命令。他骑着马，由部队送去。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仍然坐堂审案，依靠商会派款派捐，除了县长换了人，其他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群众非常不满意。宛希先写信告诉了我，我回信要求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有八九十人参加，会议实行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个常委（谭震林、陈士榘是士兵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谭震林印刷工人出身。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意义很大。
　　“1927年12月，罗定的部队来进攻茶陵，团长陈浩硬顶着打了一天晚上撤出，不愿回井冈山再过艰苦的生活，他带部队到了湖口准备去投降方鼎英部队，陈浩是黄埔一期学生，方鼎英当时是黄埔教务长。但有觉悟的士兵和基层干部都反对，我赶到湖口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第二天清早，在湖口圩的一块收割后的旱田里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第一营营长黄子吉要带领部队去投方鼎英，将他们逮捕。由张子清代理团长。部队由湖口经源口、沔渡回到了宁冈龙市。陈浩、韩昌创、徐庶、黄子吉是在龙市开大会被宣布罪行枪毙的。他们几个人都是读过书的人，但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着想，出卖革命，想把部队带到邪路上去。”

　　团长陈浩（黄埔一期）等人关键时刻带兵准备叛变，师长余洒度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家庭出身地主），在困难时候逃跑乃至后来叛变。在炎陵、永新、莲花等县的斗争中，也反复出现读书人叛变的事情。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一部分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坚定性，产生了一些怀疑，感到他们必须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立场才会真正转到工农兵这边来。
　　（2001年 7月 27日王卓超口述）

　　“部队从湖口回到宁冈后，接着去打遂川。1928年元月4日出发，在大坑镇打垮民团三四百人，顺利占领遂川县城。团部设在城内天主堂内。我住了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天主堂，谭政被调到前委做秘书。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挑大粪出身的王次淳担任县政府主席。县工农兵政府也设在天主堂。
　　“快过旧历年了，欧阳晖在遂川编了一个歌子四处宣传：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普权……
　　“刚过旧历年没有多久，敌人调兵向遂川压来。我们很快集中兵力回宁冈，半路了解到朱培德的一个营孤军深入到新城，决定打新城。袁文才的部队和赤卫队都来配合，结成布袋。第二天，乘敌人毫无提防、放下枪支做徒手操的时候开枪，敌人大乱，乘胜攻南门，敌人被我们包围后，从西门突围，部队正好埋伏在那。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收拾了，俘虏敌人几百人，活促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大胜利。2月21日，在龙江边召开第一次全县性群众大会，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名单。暴动队长文根宗当了县政府主席。文根宗长工山身，宁冈古城人。你们看，片冈山的第二支部队和第一支相互配合，干得多么好啊！”
　　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说：“井冈山的第三支队伍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
　　“朱德和陈毅在井冈山和延安时讲过多次，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原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起义军全部占领了南昌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有一万多人。
　　“但在转移的路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到潮汕。当时主要是想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苏联接济，第二次北伐。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部队到了大埔又做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挺、贺龙。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后来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了。
　　“此战后，贺部余部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斗争，牺牲很大。
　　“南昌起义部队到大庾只剩下九百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同志被拥戴为部队领袖。12月间，移驻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派出毛泽覃来井冈山联系，我们派何长工会见到了朱德。约定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有八百多同志，都是非常坚定勇敢的革命青年，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1965年）健在的有朱德、陈毅、林彪、粟裕几个人，其他都牺牲了。”毛泽东沉痛地说道。
　　湘南暴动是1928年元月从宜章开始的，胡少海（后任二十九团团长）伪装国民党军官进了宜章县城。紧接着朱德率部进城，在宴席间缴了敌人的枪。随后，耒阳年关起义。黄克诚所在的永兴县，春节期间成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和红色警卫团，黄克诚任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资兴县2月中旬起义。唐天际（安仁县委书记）领导安仁县2月份暴动。湘南暴动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敌人很快集结起来，准备把南昌起义队伍封杀在湘南。朱德他们决定要上井冈山。
　　毛泽东继续说：“当得知朱德他们要上井冈山来的消息后，我曾带一个团到湖南桂东地区去接他们。当时联络困难，没有接到，只接到萧克带领的一支小部队。我们回到井冈山后又听到有消息说朱德、陈毅已提前到达炎陵县与攸县（茶陵）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炎陵县会面。
　　炎陵县原党史办主任王锡堂经过长期研究，认为毛泽东和朱德见面的地方在炎陵县沔渡镇。沔渡镇口述资料认为就在下面照片上的沔渡镇张家坊。照片上的牌坊就是当年沔渡镇张家祠的老牌坊，牌坊两旁的大树是金桂花树，解放后镇上的何晶亮等人还在金桂花树旁照过相（今牌坊和树均已不存）。

　　解放前镇上的人都说，毛泽东到沔渡接朱德的部队，是骑的马，马就系在金桂花树上。1928年4月朱德先到的沔渡镇，在张家祠住，毛泽东来接他们，住在镇上的何家祠，两人很快在镇上第一次见面，是毛泽东到张家祠去的。听说林彪当时也住在张家祠。“文革”中林彪曾派叶群到沔渡来过，指认当年井冈山队伍和南昌起义队伍第一次会合的地方，说的就是张家祠这个地方。
　　（2005年 7月 24 日沔渡镇何品亮、张志龙、叶瑞波口述）

　　毛泽东、朱德炎陵县第一次会面后，率部回宁冈。4月底，联合打了五斗江大胜仗。1928年5月4日，各路部队在宁冈砻市大操场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
　　红四军成立前，井冈山的队伍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团。会师后，井冈山毛泽东带来的秋收起义队伍第一团改称为三十一团，袁文才、王佐的第二团改称为三十二团，与湘南来的三十三团合编为第十一师，毛泽东是师长。第十师师长是朱德，他带来的第二十八团有枪，是南昌起义的一部。二十九团是农民部队（主要是宜章的农民），有些枪，但不多。三十团也是湘南农民部队，枪不多。陈毅是十二师师长，其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都是湘南的农民，武器差不多都是梭镖。枪支比较多的只有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两个团，当时被称做有枪的部队。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1928年5月下旬，因给养困难，红四军缩编为四个团，这就是：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取消师的编制，湘南农民数团除留下少数干部外，均返回湘南。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6月上旬，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
　　1928年6月23日，红四军四个团通力合作取得龙源口大捷，这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最大胜利，开创了边界全盛时期。
　　1965年5月24日下午，毛泽东的话题仍在继续，他说可能博物馆写的比较简单，“井冈山第四支队伍，就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1925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宣告成立红五军，有二千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个女同志，是当年苏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唯一的女主席。文武双全，后来牺牲了。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怀经历了很多曲折，带了四五百人部队上了井冈山，来到茅坪。没有几天，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彭德怀看见了我，叫我给五军讲话。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我问红五军的战士：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红五军战士听了这些话，都高兴地笑了。彭德怀笑得很开心。后来开会还出现了一个笑话。台子垮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继续说：
　　“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是1928年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的。这天是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等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大会台上的横标是：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台子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下联是：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会上表演了双簧和舞蹈，女同志正在演节目，‘哗’的一声，台子倒了，战士们立即冲上去，搬的搬，始的抬，一下子又把台子搭了起来，继续演。
　　“部队有些老兵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撑好，倒下来了，非把撑旗的打顿屁股不可，取个吉祥。见台子垮了，有的人议论开了，说不吉利，今天会师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德同志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没有捆好，垮了。我们无产阶级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那一天，到处都是红领带，真鼓舞人心。”

　　讲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那场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感情深重地说，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眯缝着双眼向前看去。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大家顺着毛泽东的视线，抬眼一望，天边夕阳如火，晚霞如练，井冈山的黄昏有一种夺人心魄的壮观和华美。

　　步送湖南同志提前下山

　　5月24日晚，张平化坐在井冈山宾馆103房间，一字一句地推敲昨日刚写的诗：
　　红旗高举翠冈头，星火燎原遍大洲。
　　革命诗篇写不尽，光辉史实耀千秋。
　　短短四句，既是他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由衷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投身革命的欣慰回顾。
　　1907年5月9日，张平化出生在湖南省炎陵县石洲乡一个贫苦家庭。1924年初，以优异成绩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校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1926年秋，进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班学习。1927年春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师第九团任第三营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北伐河南战役。1927年11月，在湖南省炎陵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任中共炎陵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炎陵县县委书记、中共炎陵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红四军转移到赣南闽西以后，张平化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炎陵县坚持斗争，先后任中共炎陵县县委书记兼炎陵县赤卫大队党代表、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长征途中，张平化在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一二O师政治部宣传部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1955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张平化调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张平化主持湖南省委工作期间，毛主席每年都到长沙来，给湖南省各项工作都给予高度关注，对张平化的工作多方面给予指点和支持。据张平化当年的秘书梅永禄回忆：

　　1965牟4月，毛主席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同志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担任《湖南日报》总编的时候，张平化对我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主席的这段话，对张平化的印象很深。晚年他写回忆录特别记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主席这段话自然有深刻含义，怎样理解？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张平化书记是一个出言谨慎的领导干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湖南日报》转不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才对我说起这件事。
　　1965年5月，张平化是怀着多种心情下山的。一般人不可能知道。
　　（2005年7月18日梅永禄口述）

　　送张平化下山的司机赵林雍和其他湖南同志，果真不知道张平化的多种心情。他们回忆，1965年5月张平化书记陪同毛主席等上井冈山，本来准备在茨坪多待几天。但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张平化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提前下山。跟随毛泽东上山的小车除了赵毅雍开的那辆和肖根如乘坐的装铺板的工作车外，大都跟随张平化回长沙。吃过早饭，张平化夫妇向主席辞行，毛泽东可能知道湖南同志当天要走，起得特别早，也可能老人家还没有睡觉，亲自送张平化夫妇到大门口，汪东兴跟在后面。在大门口，张平化和毛泽东说了一句什么，老人家笑了。接着，张平化向湖南同志招手，吩咐赶紧站在毛主席身边一起照相。
　　听到这个消息，赵林雍说他心里一阵狂奔乱跳，和毛主席合影太好了。前几天从茶陵驶向宁冈的路上，汪东兴在车上后座问他，这次上井冈山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有个愿望，能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就好了。汪东兴从后面拍了拍赵林雍的肩头，说：“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这次合影汪东兴可能也在旁边说了话吧。也可能没有说。当时中央有规定，因摄影的光线对人的身体有影响，任何人是不许主动提出与主席照相的，也不能主动与毛主席握手。除非毛主席本来就愿意和大家合影留念。张平化夫妇激动地站在毛泽东身旁，跟随上山的司机一个个站在后面，摄影记者按下快门。主席站在原地未动，为了保险，记者又按了一下。
　　毛泽东站在那里未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缝插针，对老人家说：我们也都做个纪念吧。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感情太深了，这种感情福泽于人，不少人那一天和主席照了相，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舒世俊、贾秋和、钱嗣杰，江西省委的刘俊秀、王卓超、服务员杨光等，毛泽东一一满足大家的要求。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清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从反光镜中，我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   
　　（2005年7月16日赵林雍口述）

九、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强调的真理和革命传统

　　井冈山斗争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张平化下山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刘俊秀、王卓超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接着昨天的话题再谈一谈。太好了，两人拔腿走到115房间，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木沙发，汪东兴已坐在主席的旁边。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你们几个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志还是贺子珍的小同乡，在瑞金读马列班时是我家的常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刘俊秀是永新象形乡人，大革命时期是村农会主席，结识了贺子珍等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11月入党。1934年初被县苏维埃政府派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经常跑到贺子珍家里向毛泽东请教，那时毛泽东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撤销了，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情绪悠然，说话幽默，贺子珍又是热情款待。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读马列班的事，刘俊秀激动地望着老人家。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次陪我一起到井冈山，印象如何？”
　　王卓超1929年参加秘密农会和赤卫队，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汪东兴在弋阳参加革命也比较早，他们一个个激动地对主席说：“这次陪主席来井冈山，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心情一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当时这是政治流行语，也是他们的心里话。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毛泽东那天在115房间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
　　“1927年12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王卓超回忆，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汪东兴给他点燃一根烟，他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1928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他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6月恢复了前委，他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7月，他率兵前去迎接二十八团去了。8月，何挺颖同陈毅安还有朱云卿率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打赢了敌人五个团，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和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做搭档。1929年1月大余一战，何挺颖受伤牺牲了。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经，6月份带回了一个省委决议，要部队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不去湘南，要用红色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6月中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炎陵县县城后，在杜修经的策动下回湘南。
　　毛泽东在永新听说后立即写信阻止，没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全部打垮，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三营前去迎接，在桂东碰见二十八团林彪带的一营，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都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了，叛变到刘士毅部去了。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同学，听说两人关系不错，王尔琢才会毫不防备地去叫袁崇全。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1928年9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在遂川一仗中就歼灭了尾追在后面的敌五个营，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领遂川县城。9月后，回井冈山。10月初，收复宁冈全县。在龙市召开了王尔琢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一直跟着主席从铜鼓打到浏阳，从文家市到三湾，部队改编仍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10月在大汾遭到肖家璧的袭击，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张子清带着队伍到桂东一带打游击，与朱德的部队取得联系。12月中旬带三营归队途中，参加了茶陵的战斗。他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几个人带部队离开井冈山投降敌人。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很会打仗，立场坚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炎陵县战斗中负了重伤。

　　主席那天说，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1929年1月，红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毛泽东那天充满感情地说：“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几岁（28岁）。”
　　三湾改编，一营营长员一民1928年就牺牲了。陈毅安接任，也是一个好同志，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他调任红五军副参谋长，牺牲在二打长沙的战斗中。接任张子清任三十一团团长的是伍中豪，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考入黄埔四期，北伐中入党。秋收起义时是三营副营长，张子清当团长后，伍中豪任营长。毛泽东到桂东接二十八团，都是带的三营。1929年主力下山时，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1930年任红二军军长，不久牺牲在江西安福。还有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他是宜章富家子弟，长得很高大，也牺牲了。红五军在第三次反“会剿”中牺牲了不少好同志……
　　毛泽东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
　　“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1929年1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的夫人孙亚衡近年回忆，刘俊秀当时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刘俊秀问毛泽东：“还记得宁冈大仓村附近大庙村有个叫苏兰春的年轻人吗？那里人都说毛泽东在他家里住过几天。苏兰春和袁文才比较要好，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几十年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井冈山第一次丢失的原因搞清楚了。”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继续看着刘俊秀，听着他的介绍：
　　1929年1月1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开后还不到一个月，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围魏救赵”，出击外线解井冈山之围。
　　刘俊秀说他去看过柏露会议的地址，是一个木行，叫横店，旁边有条溪水可直接运木头到茶陵等地。张平化也对他讲过柏露会议的基本情况。

　　张平化以炎陵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柏露会议。会上，红五军留下守山是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会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后坚决服从命令。在毛泽东等人心目中，守山比较外线作战，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任务。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三十一团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就打垮了敌人。红五军数月跋涉太辛苦了。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会后，袁文才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元月14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那一年井冈山下了百年难遇的大雪，整整下了49天。
　　红四军下山不到10天，敌人就来到山下。宁冈驻了五六个团，斜源村驻了一个团。打黄洋界哨口。哨口工事做得很坚固，又是冰天雪地，敌人整整打了五天，打不进去，准备退兵。不料斜源村驻扎的敌团长，用80元银洋买动了经常捉石蛙的陈开恩，领兵走泸泉州小河道，没有冰冻，避过黄洋界哨口，下到小井。哨口红军不知敌人是从哪里上来的，抵挡不住，彭德怀只得率领红五军突围，去了赣南。王佐没有走，带着三十二团在山上打圈圈。小井伤兵措手不及，被敌人赶到田里，没有一个投降，全部被机枪打死、打漏的，被枪托一个个砸死。大井仓库的粮食，一粒都没有搬出，全被敌人放火烧尽。进剿的敌人在大小五井茨坪烧杀五六天后退走。

　　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2005年12月26日王佐孙子王生茂口述）

　　1929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南和红四军会合后，听从主席收复井冈山的要求，率兵回来，在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帮助下，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彭德怀部队随之转移。
　　袁文才从红四军跑回来，王佐举双手欢迎，特委和宁冈县委一些人看法就不同了。陈正人在江西省委高级干部中说过这件事。刘俊秀要王卓超说一说。
　　王卓超生前回忆，刘俊秀将难题推给他，当时有点儿措手不及。陈正人在井冈山时期是遂川县县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他曾任湘赣特委常委，建国后又是江西省委第一任第一书记，想来他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得比较多的。陈正人当时怎么说的，王卓超在115房就怎么讲。
　　王卓超先请教主席，陈正人说快下山时，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逐段逐句地念“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他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改造帮助两人，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有没有这个事？主席肯定地点头。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陈正人认为袁文才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
　　刘俊秀这时插话：听说袁文才回来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主席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王怀，后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主席派到特委工作的特委常委宛希先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刘俊秀介绍，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比较投缘，关系非常好，坚持只让袁文才受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这样，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找借口将宛希先私自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枪杀在押送途中。
　　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顺利做出杀袁、王的决定，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永新错杀事件发生了。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王卓超回忆，汪东兴此时说话，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八万字的信，谈到袁文才、王佐事件。彭德怀笔述，1930年2月，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红五军军部，说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据陈正人回忆强调，那晚他没有去红五军军部，杀害袁、王那天晚上，他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他这个决定。他当时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当县委书记。也可能是彭德怀记错了。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经过也不完全是彭德怀了解的那样。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刘俊秀介绍了毛泽东当年派到王佐部下当连长的张国华（1955年中将）1960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段回忆：“1930年2月，袁、王部队下山到永新，对部队的动员口号叫：‘五军要打吉安，我们守永新’。之后，一个晚上在永新解决袁、王部队。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由北门入城的，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一部分赤卫队。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打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王佐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张国华当天是在永新王佐部队里，彭德怀当天没有去永新。
　　刘俊秀提到宁冈的苏兰春，当年和袁文才比较熟悉友善，曾对永新事件作过专门调查，写过一个材料：

　　袁文才、李筱甫是朱昌偕假说要袁文才去打吉安约到永新的，朱昌偕用驳壳枪把袁打死了，朱又对李筱甫的脑壳打了一枪。这时外面包围的人高声大喊：“只打袁、王，不打士兵和官长。”把袁、王部队的枪一起缴了。王佐、刁辉林、谢华光在逃跑时淹死在东关潭。其余士兵有的淹死，有的从屋栋上跌下来，跌断手脚，余下的人被俘。只有艾成斌连没有损失，他带部队走另一方向，退至何乌周家过河，从九龙方向返回井冈山。以后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他们投降肖家璧反共去了。
　　（2005年7月25日苏兰春长子苏云生口述）

　　袁文才、王佐1930年2月被错杀的具体原因和发生经过像画面一样展现出来。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点起第二支烟。汪东兴一边给主席续水，一边讲他看红五军李聚奎写的一个材料，讲袁文才、王佐被杀后，部队在井冈山人民中威信下降，汪东兴复述了李聚奎讲的那段经历。
　　李聚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那时李聚奎任四大队大队长）。他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
　　汪东兴提到李聚奎，刘俊秀又想到永新老乡贺敏学，说贺敏学对这件事一直很有看法。
　　贺敏学的看法比较尖锐：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当时永新的局面已经打开，按理应该继续发展，培养好这支部队。袁文才下山后半途逃回来，成为杀他的一个借口。袁、王被杀后，敌人就占领了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丢失了，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余部投降了红军的对头肖家璧，井冈山直到1949年江西全境解放才回到我们手中。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回来打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毛泽东静静听完这些材料和基本看法，问：“你们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家属掌握的情况吗？了解任何事情都要从各个方面多分析，多考虑。”三人认真地点头，再次感到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辨证的思想方法和提问的画龙点睛。
　　那么，袁文才、王佐的家人对错杀事件怎么看呢？
　　王佐的大孙子王生茂近年谈了谈相关情况和看法，他说：大队红军下山前，龙超清与袁文才矛盾已非常严重。1930年袁文才抓民团头子罗克绍制造枪炮，没有马上将他杀掉，又加深了与特委的矛盾。
　　1930年2月王佐到永新开会时，带有两个警卫员，一个在东关潭淹死；一个逃回来，叫黄元山（黄坳人），后跟王云隆投降了肖家璧。他从永新逃回后对王佐妻子兰喜莲说：

　　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到了永新住处，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散步，王佐对袁文才说，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袁文才、王佐在街上看见永新赤卫队在买白布，王佐对袁文才说，我们这次下来可能是凶多吉少？又过了一个晚上，王佐仍不放心。对老庚说：“两三个晚上都睡不着。”袁文才说：“你是疑心重，今晚我们互相换一个房间。”两人换了房间，当天深夜出事了。特委的人知道王佐会武，先到他的房间准备干掉他，谁知把毫无防人之心的袁文才杀掉了。
　　红五军第四纵队郭炳生部伪装成国民党的部队。黄元山跟着王佐骑马往浮桥经过东关潭，中间浮桥已撤，掉到河里，水漫了上来。黄元山对王佐说：“师长，我过不去了。”（红四军下山，王佐部队先编入当地独立师，王佐任副师长，1929年5月中旬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任司令员，简称师长）王佐说：“你过不去，转回去，缴枪算了。”这样，黄元山转了回去，没有死。他亲眼看到对方一枪把另一个警卫员打死了。王佐等人死了一个礼拜后，永新方面要我们去认尸，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人去认的，因王佐手上带着一个玉琢，认出来了。王佐带的公文包和驳壳枪都被拿走了。
　　（2005年7月28日王生茂口述）

　　王生茂回顾奶奶兰喜莲讲，王佐被错杀后，红五军的部队追到茨坪。此前特委送了一封信本来要送给住在王佐家的党代表。结果送错了，送给了王云隆手上。信上写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王云隆赶快将全家从宁冈竹冲搬回下庄。红五军追到茨坪时，没找到王佐家里的人，便转回去了。13岁的张国华在王佐部下当号兵，知道袁、王在永新被错杀的历史。
　　红五军打安福，调王佐部队去，当时王佐部队去了，王佐生病未去。贺国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安福一仗未打好。王佐打南雄是卖力的。打安福这一次，王佐确实有病，要不，过去没有编入红五军都支持他们打仗，现在编入了红五军第六纵队反而不支持了，说不过去。
　　王佐重孙王华文，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办公室工作，大学文化，他分析：

　　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宁冈县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和“六大”决议杀土匪首领的意见借刀杀人。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和永新县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委员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当然王佐、袁文才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
　　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也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特委请求派部队就立即出兵，自己内部矛盾采取强硬的行动草率处理。
　　曾祖父有武功，原先准备安排头一个干掉他，因他连着两三个晚上都睡不好觉，觉得特委有阴谋，袁文才不相信，当晚两人换了房间睡觉，这样，袁文才先被击毙在床上。
　　（2005年7月25日王佐重孙王华文口述）

　　王华文说，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其直接原因是过早错杀了袁、王，经历此事件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错杀袁、王后，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亲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云隆投靠了肖家璧。从正面走向反面。当然王云隆本人也有私心，他1946年去世了。
　　1930年2月，在永新城同时被杀害的还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慕平和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有突出贡献之人。
　　李筱甫，出生宁冈一富裕家庭。年少思想激进。1928年2月，组织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带领两千多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取得了新城战斗胜利。2月21日成立中共宁冈县委会，李筱甫被选为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筱甫被选为财政部负责人之一。边界各地打土豪的金银首饰和战场上缴获的金银，当时都统一上交边界政府，由李筱甫统一保管。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不乱花钱。在红军中一律实行统一平等的经济供给制，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两角，四角即四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红军5000人的供给。1928年5月起，他又主持在大陇创办了红色圩场。动员白区群众把布匹、食盐、药材运到红区来卖，是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红色理财家。1930年2月一同被错杀于永新。
　　李筱甫被错杀时，他的儿子李值民已十七八岁。李值民今已去世，孙子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均愈不惑之年，李桃芳是退休小学教师，李祖芳、李流芳都在老家务农，全家有四名党员。三位孙子回忆：

　　祖父李筱甫不会打枪，也没有背过枪，很会出主意，是个智多星一样的角色。容纳毛泽东的队伍到井冈山，就是李筱甫向袁文才提议的，李筱甫比袁文才大9岁，袁文才对他言听计从。
　　永新出事那天，李筱甫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对祖父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所以袁文才睡在外面。那天先解决卫兵，放了哨，没有用枪杀死了哨兵。再用枪打的袁文才，我祖父拿出枪，从门缝里开枪，只胡乱打了一枪，手臂被打伤了，后被打死。同村的李根勤去了，回来说的。李根勤个子高大，枪法又好，跑了回来，仍参加了红军。
　　李筱甫尸体被领回，已变形。祖父右脚是连趾，认了出来，埋在老屋后面。
　　（2005年7月26日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口述）

　　对这个问题，袁文才的后人怎么看呢？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1993年去世，他生前和弟弟肖常隆，又名袁耀厚（谢梅香与袁文才手下肖福开1932年结婚次年所生，任吉安军分区后勤部长）经常讨论此事，他们思考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
　　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夕——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四军前委扩大职权为领导整个根据地军队、政府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据有关记载，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开会所在地离红五军驻地不远，会议精神应该传达很快。按照新的组织程序，杀袁文才、王佐必须经过前委才能决定。

　　很显然，红五军这次行动，彭德怀没有经过前委，也没有冷静想一想，朱昌偕等边界特委领导人能平安无事来到红五军军部，说袁、王要对湘赣特委一网打尽已经不攻自破。红五军以一面之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确实有草率之嫌。
　　再说，当年鼓动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1908年生于永新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9岁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2岁。湘赣特委常委王怀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时年28岁。与袁文才、王佐有重大隔阂的湘赣特委执行委员龙超清，1905年出生，1925年入团、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5岁。湘赣特委常委陈正人，1908年出生，1925年入党，时年22岁。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951年张国华入藏前，毛泽东与他谈话，说处理袁、王是不对的，后来张国华体会是指彭德怀，这是否也包括彭德怀当年的阅历远远超过湘赣特委几个人，又是多次与王佐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当然话说回来，错杀袁、王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仍不在彭德怀，他只是像张飞一样办了一件糊涂事，影响很大。
　　（2003年7月19日肖常隆口述）

　　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
　　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那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怎么看呢？
　　5月25日，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

　　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
　　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说，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对过去的历史，对事不对人，没有轻易赞同对特委几位同志以及对红五军彭德怀的责难，而是将它上升到路线，教育大家，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绕道杭州、上海回北京，即吩咐贺龙、康生派人和彭德怀谈话。9月上旬，由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通过，分配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9月2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亲切地说了十六个字“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这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中南海交谈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那时，没有当过战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裁定权，很有权威。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陈伯钧失手打死的。陈伯钧很年轻，20岁左右，是个黄埔生。他搞到一支坏了的小手枪，七弄八弄，把枪修好了。张令彬和吕赤等三个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跑出来汇报：“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砰”的一声，枪走火把队长打死了。当时不少同志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士兵委员会一讨论，同意了，说是不枪毙，手板还是要打，结果打了50手板。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3月炎陵县中村。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回忆了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的历史。他说，当时旧军队的作风，随便打人骂人，随便处罚人，官兵对立，老兵欺负新兵等现象严重存在。军官们虽然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作风仍然是旧的。在向这种军阀主义斗争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打人骂人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来解决。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士兵的情绪很高。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极端民主化。但只要讲清道理，克服这个问题也容易。发扬民主后，官兵关系真是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有一次主席带着我们一个营，经过桂东，遭土匪伏击，把部队给搞散了。拂晓时，自动全部集合起来，检查一下，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井冈山时才知道，那个担架兵早回山了。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那天，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毫无倦意。老人家又拿起一支烟。汪东兴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护士长特别交代，烟不能多抽。”毛泽东只好放下烟，喝了一口浓茶。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5月25日下午，王卓超记得毛泽东的情绪激动后有几分忧虑。
　　那是王卓超一生亲聆毛泽东谈话，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115房间大谈必须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同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刘少奇5月22日签发的“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刊登了5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阐明取消军衔制度的深远意义，“更好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原则，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提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取消军衔的决定反映了解放军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愿望和要求，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拥护。”
　　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宋庆龄，1965年5月25日同一天，在上海给老友王安娜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么一段：“寄上一本溥仪的自传。待该书第二卷出版时，我会记着再给你寄去。书写得不坏，从心理观点来看，非常有趣。人是可以改造的，你没想到吧！”
　　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同一时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一点，他由点及面，想得更多更深……

　　毛泽东两首井冈山词的蕴思

　　1965年5月27日下午，一改数日艳阳普照，天空飘起小雨，细雨润物，滴滴有情，丝丝有意，井冈山宾馆别有一番恬静。毛泽东早就起床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散步。甚至连115房间的房门也没有出。老人家在忙什么呢？
　　管理员林海泉近年回忆，5月27日上午，服务员到115房间清扫主席办公室，一看烟灰缸的烟头真多啊！整个烟缸满满的，比平日多三分之一。老人家彻夜不眠，烟云缭绕，是在考虑什么重大事情，还是在写什么惊世之作？服务员清理字纸篓，发现有一团有墨迹的纸团。展开一看，龙飞凤舞，猜想是毛主席的手迹，她的手都颤抖起来了。这是毛主席不要的吗？要不，怎么会放进字纸篓呢？不对，这是毛主席要的，她看见了毛主席勾勾画画的痕迹。一个比较大的“树”字，这个字写的不草，她认识，被划去，改了一个“路”字，写得比较小，写在旁边。其他的字她还没有来得及读，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走过来，说，这是毛主席写的新诗词，要保留，就拿去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新诗词中，为什么“树”换成“路”呢？当时都不知道，也不敢随便对人说。毛泽东下山后，井冈山管理局开座谈会，服务员才把这件事说出来。袁林和孙景玉听刘俊秀传过这首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原来是毛泽东将“高树入云端”改为“高路入云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第一山，毛泽东将“高树”改为“高路”一定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怎么理解好呢？一字之差，毛泽东想表达心中怎样的理想和追求呢？
　　毛泽东下山，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了。井冈山宾馆的工作人员请教了不少人，井冈山的领导、学者也请教了不少人。大家对“树”与“路”，经过探索，有这么几种看法。
　　井冈山的树和路，对毛泽东来说都有特别的感受。
　　高树入云端的“树”：
　　黄洋界有棵千年老荷树，根深枝蔓，三四个大汉才能将它合围。1928年，毛泽东挑粮上山，就常在这棵大树下歇息。江华曾经在井冈山回忆：
　　一次毛泽东问战士：“站在这里可以看见什么地方？”
　　“宁冈和全山。”战士脱口而出。
　　毛泽东叉着腰，说：“你站高点儿。”
　　“西面是湖南，东南面是江西。”
　　毛泽东笑了笑，“再远呢？”
　　“再远东南面就是广东”，再往远看烟云雾障。“再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士摇头。
　　毛泽东此时走过遮挡视线的大荷树，站在放眼无垠的开阔处，大声说：“我们站在这里，不但能够看见宁冈和井冈山、江西和湖南，而且能够看见全中国，看见全世界。”战士们都笑着点头。
　　毛泽东当年对战士们说，井冈山比南京好，井冈山周围800里，有草林、营前、大汾、黄坳、沔渡等16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井冈山大，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站得高看得远，接天缘，接人气。为百姓带来种子、草药的神农氏，就埋在炎陵县，埋在井冈山根据地，我们又接上地缘。将来的天下一定会属于我们，属于亿万劳苦大众。这就是毛泽东“高树入云端”之典？之蕴？之情？之境？！
　　高树，在毛泽东记忆深处，有大井屋后两棵榭树。毛泽东喜欢在树下看书，与人谈话，1929年白军攻破井冈山，怀着刻骨的仇恨，曾将这两棵树烧毁，可群众爱护它，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两棵树的残枝，它们中间的一棵终于活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见到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陈正人，谈到井冈山，还谈到大井门前的树，听说井冈山人民将一棵树保护了下来，毛泽东感慨犹深地说：井冈山的人民真好啊。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这棵树竟又死去。
　　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村头有大枫树，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队伍前委在古城文昌宫举行扩大会议，文昌宫门前有大榕树；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到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林凤和的吊楼门前竟有两棵稀有的金桂花树；后来曾下榻的宁冈苏兰春家门前有一棵大柯树，1928年3月，毛泽东在炎陵县水口桥头江家住过，那家门口也有两棵高大的乌桕树……
　　当年桥头江家的小孩子现在已是86岁的老农，他细述1928年毛泽东下榻他家的情缘：

　　我家四周都是树，我父亲生前特别喜欢种树，外面走过来看不见我家的房子，好隐蔽。当年屋两旁，有两棵乌桕树，好高好大。1958年办公社食堂，烧柴火砍枝丫，在这两棵树上乱砍，第二年两棵乌桕树都死了。真可惜，那是两棵毛主席很喜爱的树，天天早晨，他起得早，坐在树下看书，现在来这里的人告诉我，说我记错了，毛主席是通宵看书，白天睡觉。那一定是毛主席后来改的习惯，他在我家住时，天天起得很早看书。我父亲背地说，看书比吃饭还当紧，了不得。我虽然几岁，印象也很深。毛主席选择住我家，还有一条，就是他喜欢河水，我家叫桥头江家，房旁边就是策源河，水口就是桃村河和策源河会合之口。
　　（2005年7月24日炎陵县水口镇86岁老农江柄全口述）

　　有树的地方一定有水，有水的地方有看得见看不见的河流，有的河属于过去，有的河属于现在，有的河属于未来。“高树”源于生命之水，人民之河……
　　毛泽东一生依水恋树爱山，三十八年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下榻井冈山宾馆115房的窗前，也有两棵高大的松树。“高树入云端”，多么深刻的历史回想和清晰的画面连接啊。
　　高树何以改成高路？
　　有人说，毛泽东是感叹井冈山新修的盘山公路，几百旋驶向云端，那是写实；寓意三十八年前，茨坪通往山下有五条盘旋山岚的羊肠小道，井冈山的红军就是从这几条小道出发，通向赣南闽西，通向陕北华东，通向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的。这条路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向上之路，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条路和共产党人最崇高的理想、最伟大的境界融为一体，“高路入云端”。
　　有人说，此时的毛泽东在表达一种敢于攀登敢于挑战的展望和心境。在井冈山散步，毛泽东专挑没有人走过的路，为什么？攀向理想云端的道路是什么？那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为穷苦人创造永久幸福的“高路”，又是一条藏满了形形色色妖魔鬼怪的险路。这条路是那么的圣洁，又那么的飘逸；是那么的艰难，又那么的摸不着天际。“高路入云端”，敢不敢选择这条路，坦然面对这条路的一切，包括怀疑、污蔑、诋毁、失败，毛泽东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就是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倒海翻江的思潮吗？毛泽东胸怀普天下受苦人深邃悠远的诗境，我们（他人）又能理解多少？！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其实写了两首词，一首是有“高路入云端”词句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在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的《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一生爱山。山，寓意着毛泽东的个性。但惟有井冈山，令毛泽东魂牵梦萦，凌晨徘徊；在井冈山宾馆一口气写下两首词。一座山著词三首，是毛泽东诗词中名山之“最”。
　　毛泽东一生爱山。山，体现了毛泽东的追求。但惟有井冈山，令毛泽东思潮澎湃，青春焕发。暮年酝酿再来一次“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一生最爱的还是山啊，雄伟的井冈山，惟有你，镌刻了毛泽东的脊梁，凝结了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希望，以井冈山精神建设中国共产党，以井冈山精神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胸膛。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高歌又一曲：“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十、毛泽东接见烈士遗孀和井冈山群众

　　袁文才妻、儿的非凡遭遇

　　1965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写好《重上井冈山》词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体育报》、《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报道《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内容是1964年6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的游泳。那次游泳，罗瑞卿夫妇全程陪同。
　　记者报道：“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千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时而侧泳，时而仰泳，神态悠然，轻松自如。青年们紧紧跟在毛主席和刘主席后面，斗志昂扬，破浪前进。”作为头版通讯报道，一般应具有新闻性，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十三陵游泳是1964年的事，事过一年，《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发表此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毛泽东、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前一天，1964年6月15日星期一，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一个月，休会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一大批领导人，包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都被邀请来到北京西郊射击场，观看北京、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第二天（16日）上午，代表队在北京市郊十三陵继续表演。下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室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
　　6月16日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出来，到十三陵水库游泳，一年后署名《体育报》、《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报道《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即指此事。
　　全国各大报1965年5月28日纷纷转载该文。无论是5月2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是当天当地报纸，毛泽东看到该文的时间当是5月28日。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漏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毛泽东决定次日下山。
　　汪东兴当即把主席的意思向井冈山管理局袁林、孙景玉作了清楚交代，特别提到两位“嫂子”一定要礼遇，那是毛主席的客人。井冈山管理局迅速通知请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
　　谢梅香和兰喜莲当晚就被接到茨坪住了下来。
　　谢梅香是个小脚，茨坪离茅坪虽然只有几十里路，自从袁文才被错杀后，她很少上山，更不知道山顶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听说是毛主席接她做客，谢梅香一路流眼泪，直到管理局领导进她的房间，她的眼泪仍流个不停，激动地说：“毛主席，我们选三把您盼来了啊！我们想您啊，想您整整三十几年啊！”
　　她唠唠叨叨，激动不已地向袁林、孙景玉等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一口气讲了袁文才死后，她和孩子们的遭遇。
　　谢梅香是在马源坑的老房子听到袁文才死讯的。当时哭昏过去。醒来后，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选三和南斗的。选三提着脑袋干革命被自己人杀了，还受了“反水”的陷害，这是天大的冤枉啊！谢梅香一个妇道人家，那时候地方党到处抓她，说她是“反水的家属”，白军也要抓她，说袁文才杀死他们多少人，要讨血债。谢海香和袁文才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了红军和白军都痛恨的人。谢梅香六神无主，袁文才死了，她也不想活了，活也没有什么意思。自己死了不要紧，三个孩子不能撒手不管。
　　谢梅香对管理局领导说，说句你们可能不大相信的话，毛主席是一定相信的，选三手里有过大把的光洋，他都用在扩大队伍和其他兄弟身上，他死了，家里竟找不出几个钱。大女长妹（大名袁华香）当时不到9岁；小女小惠（大名袁白莲）才只有几个月，儿子袁耀烈仅仅4岁。谢梅香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大女儿送给宁冈坝上村，小女儿送给马源村姓李的人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卖儿送女的痛苦一样惨。谢梅香带着4岁的儿子到锡坪打“埋伏”，隐姓埋名一年多才回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袁文才家在当地并非像有些书中写的一贫如洗，相反是颇有名望。祖上袁氏白眉公在宁冈响得很。袁文才在族谱中是显字派，他的父亲是昌字派，祖父是荣字派。袁文才派名显泉，文才是他的字，选三是他的小名。袁文才的父亲叫昌坤公，谢梅香进门不久民国十一年（1922）就去世了。袁文才父亲原来有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过继给胞兄，其他两个儿子小时候就死了。妻子30岁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个，才是袁文才的母亲，姓曾。袁文才是他们唯一继承香火的人。不幸正当英年，又被错杀。死时仅32岁。谢梅香刚刚30岁。
　　谢梅香娘家看女儿前后都无路，很为难。袁家不同意她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再一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留在袁家，生活又维持不了。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福开结婚，肖福开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和袁文才感情不错。见谢梅香没有办法，就来到袁家做倒插门。立约，如果生两个儿子，一子须姓袁，生一个儿子也要一半姓袁。谢梅香和肖福开结合后，日子一口咸一口淡地过了下来。
　　1942年谢梅香从马源坑搬到现在住的茅坪村。租了五亩田，借债给儿子袁耀烈读书，一直读到初中，上的是宁冈中学，宁冈中学也就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龙江书院，是宁冈有名的好学校。后来失火，龙江书院烧了，现在见到的龙江书院是后来修的。
　　解放了，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是省里领导陈正人知道的。袁耀烈从北京回来，县里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开始在宁冈第四区当文书，后来做了副区长、宁冈劳动人事局局长。袁耀烈有两个儿了袁全芳和袁建芳，一个女儿。1965年时都在读书。两个儿子后来都参了军，现在一个在井冈山科委工作，一个在吉安市工商局工作。
　　党和政府对袁文才家一直比较照顾，刚解放时，谢梅香一家租住在茅坪一个很破旧的小店里，建国刑期，南方慰问团来给钱建了新屋，并每个月照顾谢梅香8元钱。
　　谢梅香和肖福开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袁耀厚，在外又叫肖常隆，解放后参军在吉安军分区，提拔为干部，1965年时22岁。小儿子和袁耀烈感情非常好。小女儿肖移月在家务农。20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平反，说毛主席早就说杀袁文才和王佐是错误的。给别人做童养媳的两个女儿回来认门……全家老少都过上了平平安安的好日子。
　　谢梅香在茨坪一遍又一遍地说，袁文才在大仓村见毛主席的第一面，太值得了！
　　谢梅香在茨坪又擦起眼泪。
　　管理局领导跟着悲喜交加，袁林书记当时问，主席要我们问您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谢梅香摇头。问，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谢梅香仍摇头。她太激动了，连成天念叨的想见毛主席，都激动地忘记说了。好在已有安排。

　　王佐发妻兰喜莲的幸福时刻

　　在谢梅香来到茨坪时，王佐的亲人也接到了井冈山垦殖场下庄分场的通知，请王佐的发妻兰喜莲和儿子王寿生到井冈山管理局去，说：中央首长来了，要在井冈山宾馆接见你们。现在有的书写那天是王佐妻子罗夏英被通知见到毛主席，写错了。兰喜莲和王寿生连夜赶到茨坪，来到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才知道是毛主席明天要接见他们。
　　兰喜莲一听见这句话，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她问党委书记袁林，毛主席还记得我们！袁林连连点头，说：“记得，是毛主席安排我们通知你们的。”
　　兰喜莲又高兴又遗憾地对袁林说，我好想再给毛主席炖一钵鸡汤。毛委员1927年秋刚上山到茨坪，我给他炖的鸡汤，他舍不得喝，让给其他同志一起喝。从郴州回来，红四军军部搬到茨坪，有时在我家开会，我看见毛委员又黑又瘦，又给他炖了鸡汤，还放了山上的野菇，一端去，毛委员哈哈大笑，说好香啊！就是太少了。我一听笑了起来，毛委员是不吃独食的，只好回去又杀了一只鸡，炖了一大锅，开会的人都有一份。毛委员他们吃过后，叫他的警卫员龙开富给我送来钱，听说是他两个月的伙食尾子。龙开富说，鸡汤害得毛委员抽烟都要精打细算了。
　　5月28日，兰喜莲在茨坪彻夜难眠。
　　5月 29日清晨管理局领导安排井冈山上烈属在宾馆大食堂门口排队，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说毛主席一会儿来跟他们一起照相。兰喜莲兴奋地等着看着，一会儿毛主席真的出来了，从宾馆里面出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毛主席长胖了，她发觉毛主席的目光也在四处寻找。毛主席走过来厂，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个个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后面的手伸了过来。那么多的人都想和毛泽东握手呢。照相时，一排本地的领导干部抢着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把兰喜莲挤到第二排去了。王寿生挤到更后边，还被别人遮住半边脸。照完相后，管理局领导安排工作人员送兰喜莲母子当天回到了下庄家里。
　　王佐本是遂川下庄人，离茨坪有8公里。王佐兄弟五人——王官保、王官秀、王云隆、王佐、王斗娇，还有一个姐姐王光妹。老大王宫保。老二王官秀一生务农，老三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喜欢抽两口大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上山后，对王云隆提出过批评，王佐跟着狠狠训了王云隆一顿，王云隆被迫戒了烟。老五王斗娇早年在罗浮江南被土匪罗冬生杀害了。王佐是老四，他早年在下庄搞绿林时被当地土豪带兵进剿过，王佐从此不回下庄。
　　1930年2月王佐被错杀时有两个老婆，一个是发妻兰喜莲，一个就是后来进门的罗冬生妹妹罗夏英，兰喜莲生了王寿生，罗夏英也为王佐生了一个女儿叫王宝莲，王佐死后不久她就改嫁了。
　　王佐死后，王云隆自作主张投靠了肖家壁，把王家财产和家人都带去了。安排王寿生给他家放牛看马， 不许读书，怕以后和自己儿子争财产。兰喜莲给他家做家务种菜，罗夏英因她哥哥罗冬生（井冈山另一绿林首领）的关系，在王云隆家里地位比兰喜莲高一些。
　　王云隆当时任井冈山五大哨口保安队长，重新抽上大烟。1946年51岁去世，保安队长由他的长子王子华继任。王云隆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王子华、王子发、王子安、王子平、王子凡和女儿王作连。王子华1951~1980年坐牢，1990年落实政策回到下庄。现在王云隆五个儿子中，老四、老五还活着，老四王子平过得比较凄凉。老五王子凡一家只有三口人。王佐的后代就不同了。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5月29日接见了兰喜莲和王寿生，虽然没有来得及谈话，但一起照了相。兰喜莲很满足，自豪地逢人就说，毛主席记得南斗，记得我们。从此，兰喜莲以烈士遗孀的身份，住进井冈山光荣敬老院，直至l975年11月去世，活了80岁。1965年秋，兰喜莲向井冈山管理局提出要求，我儿子年纪大了。我孙子请你们安排一个工作。这样1966年6月9日，大孙子王生茂被安排进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以前王生茂在井冈山垦殖场珠砂林场当农工。
　　王佐的小孙子王茂圣，1965年正在井冈山中学读初中，5月29日上午，毛主席接见井冈山群众，他见到了毛主席。毕业后他在下庄当小学老师。
　　（2005年7月 28日王佐大孙子王生茂口述）

　　王佐的独子王寿生于2000年6月去世，1988年5月23日宋任穷重上井冈山接见过他，一起照了相，王佐的儿媳李春香还健在，国家现在每月发给抚养费55元。王佐的大孙子王生茂现在退休，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全部参加了工作、成了家。小孙子王茂圣还在工作，有二子一女，也全部成家，都在打工。

　　下山前交纳伙食费的小插曲

　　1965年 5月 28日、29日，井冈山激动满怀的人何止谢梅香、兰青莲。
　　井冈山所有接待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同志都沉浸在激动的海洋里。井冈山宾馆管理员林海泉更是心潮激荡，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每一天，他都感到刻骨铭心。
　　林海泉近年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第一天，井冈山宾馆为迎接老人家准备了茅台酒、米酒酿和一些水果。米酒酿是井冈山人自己做的一种米酒，爽口不醉。各种酒和水果一次都没有用上。当晚第一餐，刚一摆上这些东西，汪东兴就重申了毛主席的伙食标准和原则，酒 和水果当即撤掉了。毛泽东的伙食标准传开后， 井冈山人说，毛主席还是我们的毛委员。
　　林海泉的工作性质是宾馆采购员，天天要出外买东西。第二天，同志们都看见了出外散步的毛主席，他买菜去了，没有看见，非常遗憾。领导了解他的强烈愿望，向江东兴作了汇报，提议他在某时某刻站在宾馆大门口另一边，正好看见毛泽东散步归来，他睁大两眼终于看见了毛主席，好慈祥的领袖，笑眯眯地和周围的人说话，老人家走路背着手，每一步都迈得很大。
　　毛泽东吃饭吃菜也好接待。有一次茨坪老表从山上采来了小竹笋，他们知道早年毛委员在井冈山和爱吃小竹笋的习惯，特意送给了毛主席。毛泽东吃着小竹笋，深怀感情地说：“这就是我三十八年前在这里吃过的东西，真好吃。”听说中央首长要上山，林海泉家自留地专门留下碗豆米，老人家也喜欢吃。敬老院的老革命为表达心意，送来了草鱼。茅坪送来了“狗鱼”（娃娃鱼），当年毛泽东在茅坪时给战士讲故事，说土豪劣绅就是水里的狗鱼，鼓励“打狗鱼”吃。这一次，狗鱼送到门前，毛泽东不许宾馆用，说狗鱼现在是国家保护的水生动物，要宾馆送了回去。
　　邵式平省长的厨师做弋阳鸡很有名。这次江西省委安排他上山为毛泽东做戈阳鸡。主席知道后批评说，用得着请厨师上山为我做菜？后来听说汪东兴说服主席吃了一回弋阳鸡。理由是，主席在苏区时，最牵挂的地方就是以弋阳为中心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和邵式平是老乡、老友、弋阳人，您在井冈山吃弋阳鸡，是赣东北根据地人民的心意。汪东兴在主席面前很会说话，说得老人家动起筷子。毛主席的饮食习惯是湖南口味，喜欢吃辣椒、大蒜、空心菜、苋菜、苦瓜、小豌豆之类。准备的鸽子和鹌鹑蛋都没有用。

　　过了两天，厨师告诉我要买点儿板油，主席要吃辣椒豆豉炒油渣，样样都是家常菜。主席嘱咐小食堂，为他准备的菜不要搞多，够吃就行，多了浪费。毛主席在套间用餐，5寸小碟，用菜篮提过去。有的菜有时剩下多一点儿，他还告诉餐厅工作人员不要浪费，留到下餐吃。每天单独蒸一小碗红米饭。
　　1965年毛主席在井冈山时，茨坪没有戒严，老百姓跟平时一样正常生活，散步时老人家看见对面有人挑水，就问管理局领导：“群众用水困不困难？”“不困难。”“到处潺潺流水”，可能由此而生。
　　（2003年7月 17日林海泉口述）

　　当时，井冈山宾馆对面是个幼儿园，5月28日，里面的孩子们看见毛主席在散步，有的稚声稚气地喊“毛主席”，中央警卫团警卫员刘玄赶紧跑过去说不是毛主席，是河北来的老爷爷。井冈山宾馆同志认为，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消息保密多日后，保不住密了。5月28日下午汪东兴通知宾馆，明日，毛主席要下山了。
　　井冈山宾馆的会计雷良钊5月28日下午接到宾馆副经理何拔群的通知说：“主席要结账。明天就要下山了，你算一算伙食费。”
　　雷良钊说，当时感到不理解，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在他领导武装斗争的发源地吃了几天饭，还要结账，井冈山群众不会答应。就对何拔群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宾馆吃饭交钱，说不过去，免了吧。何拔群说，主席不同意免。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到任何地方吃饭给钱已是习惯，并经常告诫他们，共产党的干部要杜绝贪污腐化，不能多吃多占。毛主席坚持结账交伙食费，就是给下面的干部做个榜样。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红军在井冈山时，毛主席就定了三大纪律，第二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多吃多占就是拿群众的东西。毛主席结账里面的学问大得很哩。

　　5月29日清晨8时，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一位男同志准时来到宾馆会计室结账。雷良钊突然感到有点儿紧张，来人笑着说： “不要急，慢慢算。不结，不好向主席交代。”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是分开算的，开了两张发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住了7天，共结17元5角钱，工作人员每天按1元5角算的。一分钱都没有少收。两张发票的底联保留在井冈山宾馆。
　　（2003年7月门日雷良钊口述）

　　身教重于言教，身教不忘言教，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本身就是一部教科书，交伙食费则是其中朴实而余味隽永的一页。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离开后，雷良钊在会计室发呆。他突然发现这两张发票的底联像一面金色镜子，又像两只银色的筷子。谁要是对党和人民有黑心、有贪心，金镜子一照，银筷子一试，什么都清楚了。
　　今天的雷良钊联想到有些干部变着法子贪污受贿，不谈别的，仅饭桌上，这部分腐败分子与在井冈山宾馆的毛泽东差得何其远矣！那是两种世界观、人生观的巨大差距。毛泽东首倡的井冈山精神，千万千万不能丢掉啊！
　　1965年5月29日清晨，雷良钊还在会计室发呆，井冈山上的有线广播突然响了。

　　5月29日和井冈山广大群众激动见面

　　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
　　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1965年5月29日）上午九点钟在井冈山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今天（1965年5月29日）上午九点钟在井冈山宾馆门前集合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
　　此时，在井冈山宾馆餐厅（现已被拆除）门前，几十个山上和从山下接来的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站了里三层外三层。
　　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用永新话激动地说，毛主席到井冈山来了，来看望大家，马上要接见大家。老人家要我先向各位转达他的问候。大家忘记了鼓掌，几个老婆婆激动地哭了起来。袁林说，你们一哭，毛主席看见怎么想啊，哭声很快停止了。袁林又请孙景玉把上午照相的具体安排给大家说了说，孙景玉告诉大家，茨坪的老同志、管理局的干部和主席照一张相，宁冈、永新县的老同志、县委同志和毛主席照一张相。

　　茨坪通知的老同志比较多，长长的队伍排了三四排，当时我们疏忽了一个细节，前排中间的位置没有留出来。上午八点三十分，茨坪的老同志在井冈山宾馆餐厅大门前，刚刚站立一会儿，毛泽东从宾馆大门走了出来，带着那么熟悉的笑容，“毛主席”，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愣住了，毛主席真的来看大家了，真的站在大家面前，一个个激动地忘了说话，毛泽东走到第一排，依次地握住当年给红军生死帮助的一双双粗手。他认出了当年大井的赤卫队长，认出了王佐的发妻、握完手后，管理局的同志请毛主席站在前排中央，井冈山各级领导站在了两边，毛泽东和井冈山新老同志、烈士遗孀一起照了一张相。由于考虑不周，相片洗出来一看，第一排两边站的几乎都是管理局干部。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倒站在了后面。
　　（2005年7月26日孙景玉口述）

　　当天，毛泽东照的第二张相片是和宁冈等县老同志、烈士遗孀一起，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中间位置空了出来，谢梅香等老同志依然站在第一排，毛泽东仍然依次和第一排同志握手，走到谢梅香跟前时，袁林刚准备介绍，毛泽东认了出来：“袁嫂子”，还是当年在马前坑第一次见面一样的称呼。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三十八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还是这样称呼她。她忘记了回答，忘记了说话，近乎痴呆地仰望着毛主席。握完手后，毛泽东专门和这些宁冈的老同志、烈土遗孀一起照了一张相，谢梅香站在第一排左一。照片第二排右二是江照元，井冈山时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在宁冈县民政局工作，毛泽东曾邀请他到北京去过两次，一起吃过饭、看过戏，至今江照元后代还保留着当年中南海的戏票。
　　上午九点钟，井冈山广播站的喇叭再次响了起来。那是一首亿万人熟悉热爱的歌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迎着《东方红》的歌声，井冈山霞光万丈，早早等候在马路两边和稻田埂上的社员和学生沸腾起来了。他们看见一个熟悉高大的身影，向自己、向普普通通等候的井冈山群众走了过来。今天井冈山上的“天街”当时是一片稻田，稻田埂上站满了人。“毛主席？”“是毛主席！”20世纪60年代的保密工作依靠群众路线，做得比较好，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多日，除了相关人员，住在茨坪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老人家就住在自己身旁。在那一瞬间，人们都惊呆了，有的人揉揉眼睛，看是不是在梦境，有的人激动地举起右手，喊起口号，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向大家招手，大步流星走了过来，老人家红光满面地走在井冈山大道上，高举看右手和大家打着招呼。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
　　中国上下五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个得到普通老百姓那么深沉、那么长久爱戴的人民领袖，这不是简单地用“个人崇拜”一语能概之的。这种爱，犹如井冈山的泥土和石头，铸就了山峰，井冈山的山峰，又维护着山上山下的寸寸泥土，块块山石。山峰、山石、泥土连为了一体。这就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毛泽东爱人民爱到极处，何以言表，又何用言表！
　　毛泽东表情严肃，没有说话，只是走得缓慢起来，他深深地眷念着井冈山这条越变越宽的道路，深深地眷念着井冈山这些朴实无私的人民。
　　三十八年前，是井冈山人民帮助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为人民打仗的军队，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根据地。从巍峨的井冈山出发，工农红军才走出了一片新天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三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执政党，和过去的地位不同了，他们还能和人民生死相交吗？还能继续获得人民的真诚拥护吗？人民的利益要靠人民自己来保护，人民的权力要牢牢把握在人民手中。……井冈山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能有新的发展吗？毛泽东再次寄希望于这座高耸着战友理想的山峦，这片洒满了烈士鲜血的土地。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应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较大的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72岁的毛泽东重新踏上新的征程。1965年5月 29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大道上徐徐步来。当时，井冈山的人太激动了，谁也没有细细体会毛泽东为什么要步行这条井冈山大道，又为什么那么舍不得离开。
　　据毛泽东的摄影师钱嗣杰近年回忆：

　　离开井冈山时，毛主席的心情非常激动，老人家在沙石路上走得很慢，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这次毛主席上井冈山酝酿很久，考虑得比较深远。重上井冈山所有活动毛主席都同意拍照，我照了一百多幅照片，新闻电影制片厂舒世俊、贾秋和也拍了短片。在我印象中，毛主席本来还要去延安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就没有去成。过去的艰难岁月在老人家心目由印象很深，革命的使命在老人家的心目中地位很重。重上井冈山，毛主席的心情一直很振奋。
　　（2006年元月3日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钱嗣杰口述）

　　5月29日上午，毛泽东沿着井冈山大道走了一里多路才上车。这一天，毛泽东沿途接见群众3000多人，茨坪当时常住人口也只有几千人，老老少少倾巢而出，所有的人没有任何政治性挑选。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打下新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参加的群众是3000多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率领的部队是3000多人。这一天又是一个3000多人，无独有偶，令人浮想联翩……
　　三十八年前，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发源地，是大地之子毛泽东获取无穷力量的发祥之地；三十八年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大道挥手向群众走来，老人家是想昭示什么。

　　下榻吉安招待所一夜

　　5月29日上午九点半，毛泽东在井冈山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今井冈山体育馆门前上车，车队徐驶。朴实的井冈山人大声喊着：“毛主席，您还要回来啊！您还要回来——”乡音穿越松海，久久回荡。
　　今天的井冈山，在毛泽东当年上车处，竖起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巨大词碑。
　　毛泽东恋恋不舍地下山了，黄庆荣和鲁毅在第一辆前导车，毛泽东仍然坐在赵毅雍开的“吉姆”车上，刘俊秀、王卓超坐第三辆小车。小车队沿翠冈行驶，走到拿山．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该校改革开放后改为拿山农业学校，今又改为井冈山拿山中学）就在马路边，前导车得到指示慢行，毛泽东对这座学生自己烧砖盖房，没要国家一分钱建起的学校颇感兴趣。前几天还吩咐汪东兴、刘俊秀和王卓超来看过，他们专门对主席做过汇报。

　　1965年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规模不算小。江西共大各个分校都半工半读，不要一分钱学杂费，连伙食费都是学生平日所得，井冈山分校有农业基础系、师范系、农业机械系和果木系、畜牧系，都是基层特别是农村急需的专业。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农村的、城市的，包括上海学生。有些是没有考上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的是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虽参差不齐，到校后很快根据基础分专业，大家都处得很好，学得也起劲。学生第一年有一半时间参加劳动，第二年是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劳动，第三年是四分之一。劳动主要是针对所学的问题进行实践。这样很快学用结合，效果不错。国家和学生家长都花很少的钱，但学生们学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受到基层的普遍欢迎。我们姐妹俩都在井冈山分校读书，学校全部包分配，当时供不应求。真盼望我们今天的学校也能像那样，不花或少花学费，毕业生都能安排对口的工作。
　　（2005年7月29日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第一批留校学生金仲文口述）

　　井冈山分校三层楼的宽大的校舍1965年就在马路边（今井冈山拿山中学），毛泽东在车上久久地望着它，说：“不要钱读大学，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问吴旭君对不对？
　　小车队慢慢地驶过井冈山分校，驶向泰和、吉安，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吉安地委招待所（今吉安宾馆）。毛泽东一下车，左右环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刘俊秀笑着说：“主席，当年十万工农下吉安，打下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是在吉安成立的，红了好一大片。”王卓超连忙点头，当年他就在赤卫队打奇安的行列中。
　　毛泽东站在门口，没有说话，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远方，想着什么。其他人一个个静悄悄地站在他周围。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才接住刘俊秀的话，感慨地说：“十万工农下吉安，确实振奋人心。下山途中，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

　　主席说：“我想到 1929年 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大余和敌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队伍就被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头被砍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才转危为安。如果当年一见失败，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兴奋，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你们这次陪我重上井冈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不是几个小时说下山，就到吉安的。不要光想红一片兴奋的事、成功的事，以后可能还会有失败。革命嘛，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001年 7月 28日王卓越口述）

　　毛泽东说完这段话，吩咐同志们休息，大步走进吉安招待所。
　　据毛泽东贴身卫士周福明回忆，在吉安那餐晚饭是他给主席做的。他为什么代替主席厨师东林发工作，周福明说：

　　从茨坪到达吉安，路途100多公里。一到招待所，主席叫我准备一下，他要亲自下厨做餐饭。主席的这个要求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主席不摸钱，不理俗事，怎么想到下厨做菜呢？如果老人家是对东林发的饭菜有意见，完全可以说的，肯定不是这回事。我忍不住对主席说，主席刚到一个新地方，厨房的东西连我都还弄不清楚，您不方便下厨。今天我代替您下厨好不好？
　　主席点点头说，好吧。我这个当主席的，大事小事都要能自己动手，打起仗来才能行。
　　原来主席想下厨是这个考虑。主席在吉安那顿晚餐是我弄的，记得我们抓了几只石鸡，简单地弄了弄。
　　（2005年12月29日周福明口述）

　　当大晚上，毛泽东没有出来散步。王卓超在吉安地委招待所一号楼没有睡觉，他在大门口坐了一夜，他想再为主席重上井冈山站最后一班岗。坐在主席下榻的一号楼，王卓超想了很多。吉安战役后，他参加了红七军，后随部队参加多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分配在保卫局执行部工作。罗瑞卿是保卫局局长。1937年到达延安后，王卓超又当了十年的延安市公安局长。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为了党中央和延安市的安全，市公安局准备组建骑巡队，为买马经费王卓超去杨家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主席当天批了500块银元。不久王卓超听说，这笔钱是国统区进步报刊发表毛泽东文章的稿费。毛泽东几十年如一日，都是警惕“特权”、“特钱” 的模范。那一晚王卓超想了很多，越想越兴奋。
　　第二天（5月30日）刘俊秀告诉王卓超，昨晚他在招待所二号楼读了毛主席井冈山新诗词，也想了很多，通宵睡不着，重新整理了1958年8月的诗作《井冈山之颂》，将它一笔一画写下来：
　　英雄井冈山，屹立白云间。
　　攀登最高峰，离天三尺三。
　　鲜花四季开，琳琅满山间。
　　主席亲领导，工农把身翻。
　　星火燎原红，革命震人寰。
　　光荣又伟大，天下第一山。
　　5月30日中午，毛泽东吃完饭后和占安地委同志一起照了相。
　　照完相后前往樟树，毛泽东的专列已停靠在那里的岔道线上。刘俊秀、王卓超等人护送主席到达樟树，在专列站台上，刘俊秀将这篇诗作呈给毛泽东，诗的题目是《井冈山之颂》。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井冈山颂歌不好写哦。
　　绿色的专列车厢静静地等待着主人，毛泽东和刘俊秀、王卓超、湖南司机赵毅雍等人一一握手，摆手叫他们离去。江西省公安厅黄庆荣和鲁毅上了专列，他们将护送毛泽东去杭州。
　　又要与主席分手了，王卓超突然感到自己婆婆妈妈起来，依依不舍，很想说句话请主席保重，又笨笨的，毛泽东再次挥手，他和刘俊秀这才转身进了小车。毛泽东还站在专列旁目送着他们，王卓超说他永远忘不了，那时老人家的目光和延安杨家岭时一样，深邃如海，又慈祥如佛。毛泽东寄希望于更多的人能理解他，理解他重上井冈山所说的一切。

十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余韵

　　取消军衔制的激动和忧虑

　　1965年5月30日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毛泽东专列时称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据黄庆荣近年回忆，5月30日毛泽东一上专列，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报务员向总理发报，告诉周恩来他的行踪。当夜全体人员在专列上就寝。黄庆荣和鲁毅被安排在前驱车，这个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后面依次是专列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一般工作人员车厢，最后是八三四一部队车厢。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樟树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缓缓散步，背着两只手，静静地来回走动，黄庆荣看见毛泽东目光带着一层忧虑。
　　第二天，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我军从成立第一天，严格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再次强调了我军这个建军原则。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建国前都体现在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国家主席刘少奇9月17日签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4日写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9月17日讨论和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数年前，即使在提前释放战犯，这一不涉及国家军事建制的问题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比较注意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涉及我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问题，是我军的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1965年5月，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儿“简单化”了。在涉及军队最高统帅相关事宜方面，任何“简单化”都会使一些矛盾交错复杂起来，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复杂紧张、随时准备打仗的非常时期。
　　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后，国家经委党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首批12个试点托拉斯企业（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负责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和辽宁、江苏两省的负责人。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托拉斯为英文trust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
　　6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

　　在刘少奇作托拉斯重要指示的前一天，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六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据谢家花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汪庄已经公开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看看今天许多地方没有化肥，地里不长粮食，毛泽东的绿肥与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
　　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罗瑞卿亲切地回了句：主席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特1号都要小了。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的伍一等人对1965年6月毛泽东在汪庄活动有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回答，他还在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
　　1959年9月24日，罗瑞卿在公安部欢送会上说：“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认真地向毛泽东汇报，6月上旬他去了一次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罗瑞卿大将在认真地观看红四军留下的珍贵实物，他对博物馆的同志说，1959年庐山开会时，他就准备来井冈山，后来一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就没有时间来了。同年9月，由林彪提名，罗瑞卿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十三个重要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上井冈山这件事暂时放了放。毛泽东5月重上井冈山，使他迫切感到井冈山在我党我军的重要地位，他作为总参谋长应该上来，好好学习。在井冈山上，罗瑞卿看见不少老红军也穿着新军服上了井冈山。井冈山老战士曹里怀1965年6月1日在山上写了一首诗：
　　《当了红军上井冈》
　　湘南革命廿八春，
　　当了红军上井冈。
　　谁人择此根据地，
　　英明领袖毛泽东。
　　三十七年回圣地，
　　神州山河变新天。
　　正值南国烽烟急，
　　喜换新装忆旧装。
　　在罗瑞卿上山的前几天，李富春访问井冈山。
　　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留连井冈山。
　　郭沫若与其他老红军直奔井冈山不同，他是围绕中央苏区转了一个圈才上的井冈山。据郭沫若此行小车司机马德江回忆：1965年6月初，郭沫若夫妇陪同印度尼西亚议长阿鲁季一行到上海、广州访问。6月16日，郭沫若在广东拜见了彭湃的母亲。6月24日，郭沫若、于立群、秘书、勤务员四人从广东东江进入江西寻乌，江西省委车队派遣他驾车前往，迎接郭老四人在当年红军曾经血战过的地方进行巡礼。瑞金三日，脚踏叶坪、沙洲坝等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激情澎湃。在郭沫若眼里，叶坪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远望之，亦似如椽大笔”，“弹碑为笔天为纸，横书大字力排空。无产阶级须专政，万丈长缨缚大鹏。”郭沫若一行走访了大柏地等战争遗址，“马子坳头鏖战处，关山云树郁苍苍。”随之去了红军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及赣州、兴国、泰和。

　　郭沫若一行从毛泽东1965年5月29日下山的方向上了井冈山，留宿茨坪。郭沫若夫妇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在孙景玉的陪同下，去了龙潭。1965年井冈山龙潭还没有开发，既不通公路，也没有缆车，郭沫若夫妇却表示非常想去看一下。井冈山管理局邀请了药工和采石工用绳索把郭沫若夫妇吊下去，参观后又吊上来。郭沫若的诗人气质给孙景玉和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在井冈山写了好几首诗，从茅坪下山，在宁冈龙市为龙江桥题写了“会师桥”，以表示对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的由衷敬意。
　　（2002年9月3日马德江口述）

　　不久，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也上了井冈山，李立三大女儿李英男近年向笔者回忆当时情景：“父亲是第一次上井冈山，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和怀旧，他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比自己高远得多，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国革命。在山上，父亲用俄文唱《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父亲那样的振奋和激动，感动得我们都流了泪，跟着一起哼唱。父亲告诉我们，《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就是瞿秋白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当晚父亲夜不能寐，挥毫写下一首诗，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井冈好》。”

　　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魏文伯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二十四个剧目。大型剧目有十二个（按演出次序）：《南方战歌》（上海）、《前沿人家》（山东）、《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红色少年》（福建）、《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伏虎》（江苏）、《翠林春潮》（安徽）、《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小型短剧十二折（按演出次序）：安徽的《老电工》、《渡江第一船》，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英姑》，江西的《五岔口》、《猎虎迎春》、《雪地红心》、《风雷渡》，浙江的《追蛋》、《传家宝》、《喜迎春》。有些小型短剧，原来都是群众业余创作的，如《老电工》是淮南市工人业余创作，《雪地红心》是南昌市邮电工人集体创作，《就是他》是南京铁路工人业余创作，《追蛋》是浙江富阳县大源公社东升大队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刘大杰和陈丕显都忆及，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
　　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刘大杰生前叙述，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此时赶到。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知道后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动。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刘大杰的女儿刘念如近年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回忆，1965年6月，父亲确实被毛泽东接见交谈。当时父亲不知道毛泽东刚刚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也没有特别提示。
　　可见，在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随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宣传革命优良传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呼吁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包括当时的医生李志绥和护士长吴旭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动。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是3月14日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等同志。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回京后数日，周恩来从北非经大马士革飞抵乌鲁木齐。周恩来和陈毅是6月15日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准备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后于6月18日离京，代表中国政府前往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
　　6月19日，周恩来、陈毅抵达开罗，惊闻阿尔及利亚当天“六一九政变”，由于美国的颠覆活动，阿尔及利亚权力易主。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开罗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亚非会议的担忧竟一语成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霸权国家颠覆活动无孔不入，扶持敌对国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屡屡得手。周恩来停留开罗做了一系列努力，亚非第二次会议仍延期于1965年11月5日举行。在此期间周恩来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等人进行了亲切会谈。
　　7月5日，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对生产建设兵团提出六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备战防边。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立即进行备战动员、防边动员。第二句话是生产建设。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还要扩大农垦面积。第三句话是民族团结。你们这里少数民族还少了一点儿，要增加一些。可以用生产队的形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慢慢培养、帮助他们。第四句话是艰苦奋斗。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作风。要艰苦奋斗，要学大庆。第五句话是努力革命。第六句话是奋勇前进。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7月5日同一天，刘少奇听取了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刘少奇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至此比较明显，中共中央高层在“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具体途径和依靠力量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或模式。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井冈山时期“政治民主”的范式，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跃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刘少奇当时的心情是比较自如的。1965年夏，难得有余暇的刘少奇及家人游览了北京玉泉山。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毛泽东和马尔罗交谈时讲了一番话，继续折射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这段战略思维的厚重痕迹。刘少奇那一天没有插话或插话没有记录。
　　马尔罗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战士，也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来中国进行过活动。他向毛泽东讲到参观延安后的一些感悟。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毛泽东主动联系到我们国家，谈到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广泛的社会基础。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是的。
　　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
　　……
　　毛泽东：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1965年夏，重上井冈山归来的毛泽东对国内外斗争形势和党内存在问题估计已十分严重，“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毛泽东正在思考可否将反对党外党内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一切基础作为国内工作下一步目标。……抑或毛泽东认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精髓之所在，是改变国际政治格局，促进中华民族崛起的一场全新战役？！
　　迎着四海飓风、胸藏百万雄兵的一代大战略家毛泽东在深深凝思……

后　记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为什么将1965年重上井冈山看得如此高远，如此重要？
　　1976年他做了回答：“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与毛泽东二上井冈山有关。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一上井冈山，艰苦卓绝，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蒋介石就是被这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赶到了“几个小岛”上。1965年，毛泽东带着党内外一些重大问题重上井冈山，在山上所思、所言、所行，酝酿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一次深入改革，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建设我们的党、军队、文艺和卫生队伍；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胸膛和脊梁，彻底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凌云壮志和初衷，也是这部书稿力图真实反映的一切。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转眼四十一年过去了。翠冈依旧，红星闪闪，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一些青年人中似乎被淡漠许多，毛泽东当年担忧的党内少数人的特权、腐化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国际环境日见复杂，中国前进道路怎么走？近年党中央大力提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红色旅游如雨后春笋。毛泽东深邃的目光和无数革命先烈殷切的眼神交织在一起，它穿越了历史转型，洞穿了民族奋进曲折之劣根……
　　鉴于此，我历经三个酷暑自费走访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六县和中央苏区各地。所行之处，一步步触摸到毛泽东无限钟情的那山、那水的风土人情和无私淳朴，一天天感悟到毛泽东、共产党与老百姓的生死相依，无往不胜。烈日烤炙大地，也考问着我的追寻——认真、真实、回归历史。
　　在书稿付梓之际，衷心感谢每一位口述当年历史的前辈、每一位指点我的专家；感谢井冈山管理局、博物馆、党史办、档案馆，江西省委党史办，湖北省委党史办，东湖宾馆，湖南省委党史办及所行铜鼓、修水、萍乡、安源、浏阳、文家市、平江、湘潭、醴陵、湘乡、茶陵、攸县、永新、莲花、炎陵、宁冈、长汀、瑞金、宁都、于都、吉安、兴国等县市党史办和史志办，他们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和图片；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领导、责编的精心策划。本书写作还得到了武汉市委宣传部、市社科院的热情支持。本书使用的大多数照片已征得其授权，某些照片由于年代久远或条件限制，尚没有确定其，故无法在书中一一注明，谨以致歉，敬请照片与本人联系。没有上述这些帮助，就没有这部书稿的问世。
　　激情燃烧岁月，思索回归大地。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之时，献上这份拙作，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和读者，纪念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一代开拓者。
　　明年是秋收起义八十周年，但愿这部挥洒着众人生命激情的薄册，伴随越来越多的人，重温过去，感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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