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
第一编 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理论
第一章 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第六节 工业理论与对外开放
毛主席的眼光是世界性的。早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就指出：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从那时起，“改造中国与世界”始终为毛主席所坚持。新中国的发展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国际性问题，或者说，是通过学习过程把世界的现代的“先进”、“文明”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解决旧中国“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半殖民经济样态，让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融入中国，实现赶超战略、复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这里的“世界”所指主要是苏联和西方。这样的发展就是对外开放的本质所在。
那么，这种“融入”与“结合”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完成的呢?事实证明，新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外开放的这个现代性的切入点上，通过毛主席建构的“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的认识-实践循环机制。毛主席的这个语境与西方“挑战-应对”模式是相通的。刘易斯认为工业化的进步其实就是“挑战-应对”的变迁。一方面是本国工业化活动的挑战-应对，另一方面是各国之间的，特别是发达的“核心国”与不发达的“外围国”的挑战-应对。《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就是毛主席研究了苏联、西方的挑战后，提出应对思路的范例：
——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应对：“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变革生产关系的应对：“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48]，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9]。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发展道路的应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
——技术变迁的应对：“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强国的应对：“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45]。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农业人口转移的应对。“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经济管理体制的应对。“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主席的应对范畴是广泛的，宏观、中观、微观都有，包含着许多独创性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集中于下面几个重要问题进行考察。
一、优先-并举-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毛主席将中国经济发展建筑在对西方、苏联所走道路的扬弃和中国在场的国情与世情的境遇中，独创了优先-并举-主导，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根据经验材料，至目前，世界大国工业化起始路线有三种：1、西方的轻工业-重工业模式;2、苏联的重工业优先模式;3、毛主席的优先-并举-主导模式。这三种模式，既是对三个不同历史运动所作出的挑战-反应的描述，也是对自然发展-非自然发展多元道路的辩证选择。
（一）西方：轻工业-重工业模式
对这段十分熟悉的历史，在这里主要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例，试图说明为什么会是这种模式。
《剑桥欧洲经济史(六)》描述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的画面。工业革命前，英国已有毛纺业、采掘和炼铁等工业部门，但以毛纺织工业发展较快、规模最大。工业革命中，1787年棉纺织业成为仅次于毛纺织业的第二大产业，至19世纪初，棉纺织业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除家庭或小作坊外，工厂制度的组织已经较为普遍的建立，棉纱价格是过去的1/20左右，棉纺织品占领了世界市场，出口值比国内消费量大1/3以上，更是毛纺织品和精纺毛料服装出口值的4倍。所以，英国工业革命是建立在棉纺织工业基础之上的，在1800年前，棉纺织工业的增长较之于其他工业部门的增长更为迅速，并且带动着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主要纺织工业的转变，自动织机获得了普遍使用。同时，这个过程中，在“技术变迁”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由于用煤代替了木炭作为动力，18世纪80年代后，英国炼铁业从一个高成本工业部门变成了效率最高的工业部门。在1750年，英国的生铁进口量还达到本国生铁产量的2倍，但到1814年英国的生铁出口量就是其进口量的5倍以上。19世纪中叶，英国的生铁出口量几乎增加了20倍(1814年5.7万吨，1852年为103.5万吨)，1848年铁产量达到200万吨，比世界其他地区总产量还多。最大的威尔士高炉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每周要熔铁120吨铁，平均数为90吨(剑桥p386)与钢铁工业密切关联的煤炭业，在1800年时，英国人每年消耗煤炭约1100万吨，到1870年时这一数字超过了1亿吨大关。19世纪中叶，在机器制造业中使用的大部分机床都已出现。
而美国的制造业是从一个叫塞缪尔*斯拉特在1790年建第一个棉纺织厂开始的。截止1808年，美国共计建了15家棉纺厂。1809年又新建87家。生产能力从1808年的8000枚纱锭增加到1809年底的31000枚纱锭，到1811年增加至80000左右枚纱锭。19世纪二三年代，纺织业通过向前联锁和向后联锁成为带动棉织品、服装、毛纺织和机械制造发展的战略性产业。1813年后，纺织机制造业发展起来;1845-1860年，建立了制造重铁轨的轧钢厂。1860年，美国的工业化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到1914年制造业已扩展到美国的每一角落，产出居世界领先地位。《剑桥美国经济史(二)》也对美国工业革命作了如下描述。1812年战争期间，美国建立了第一批棉纺织企业。1820年-1832年间，因动力的变革，棉纺织和毛纺织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其他制造业仍依靠手工或以水力为动力的简单设备。所以，纺织业首先进入技术变革的新阶段，其他产业只是到了1860年才开始这个阶段。内战后，美国中西部地区走上以钢铁等为支柱的重工业道路，20世纪初，中西部地区又以金属为原料的产业发展迅速，有力促进了新型交通工具汽车和飞机的发展。
在日本，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产业是生丝生产。从1868-1890年生丝产量和出口增加了4倍，19世纪70-80年代建立了大量的动力驱动的缫丝厂，19世纪80年代棉纺锭近40万个，另外，政府和私人还开办了具有工厂生产的毛料厂、水泥厂、化工厂、啤酒厂、玻璃厂、造纸厂和陶器厂。此时，重工业规模很小，1885-1894年，煤炭平均年产量仅为250万吨。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快速发展。生丝的产量在1889-1893年和1909-1913年间增长了3倍，机械 丝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 丝，棉纺工业上升为最大的工厂工业，1893-1913年纱锭增加了6倍，达到250万锭，纱线产量从9000万磅增加到6亿多磅，棉纺公司已经拥有24000张机动织布机。1913年，整个纺织业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制造业。期间，重工业进入早期发展阶段。1913年，生铁产量25万吨，煤产量2100万吨，铁路总长7000英里，造船业有2.5万人就业，拥有150万吨蒸汽船，其他机械制造部门大约有6万劳动者。一战期间，日本工厂数目增加70%，制成品产出将近翻了一番，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得到了发展。钢铁生产能力增加了1倍，煤炭产出增加了50%，1914-1918年下水船舶总吨位是上个5年的5倍，发电量上升至120万千瓦。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净债权人。20世纪20年代末，成品钢年产量达200万吨，1930年发电量达440万千瓦，汽车、电力设备和纺织机械有了很大发展。1937年，金属工业、机械和化学工业的就业人数已占工厂总数就业的43%，已成为重要的机械产品生产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煤炭产业达到年产4000万吨，发电量大致与英国相当。所以，在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化国家。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描述布尔让在1924年提供的按出现的先后时间顺序排列的工业领域的“四种类型”的分类，从总体上鸟瞰了欧洲工业革命的轻工业-重工业模式的“前工业”的漫长进程。第一类为“形同星云的无数家庭小作坊”。诸如钉匠、刀匠、铁匠、鞋匠、锁匠和首饰匠等。第二类为“位置分散、但互有联系的工场”。诸如14世纪前后维拉尼时代的佛罗伦萨羊毛加工业，15世纪科隆附近或者16世纪里昂附近的冶金工业，18世纪勒芒四周的精梳平纹毛织物制造业。第三类“集中的制造厂”。诸如14世纪的水力炼铁炉，啤酒酿造、制革、玻璃制造，18世纪的各种制造厂。第四类“拥有机器设备以及用水和蒸汽为动力的制造厂”。诸如17世纪阿姆斯特丹附近的造船工地以及许多利用水力的造纸厂、缩绒厂、锯木厂等小工厂。
这个描述说明“前工业”的普遍情形：同纺织业一样，冶金、采矿业也是古老的工业。可是，为什么英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首先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呢?对此，《剑桥欧洲经济史》(卷六)作了几个方向的解释。
(1)技术变迁。这种技术的变化包括新机器的发明;动力的进步，以矿物燃料代替植物燃料;机器的革命，以金属机器代替木制机器;工艺的变革;蒸汽机的扩散等。而技术变迁由简易、低端、资本量少向复杂、高端、资本量大的流程规律更适合首先在纺织业等轻工业引出技术革命。这个时期，纺织业逐步完成了它工序中的“四个主要步骤”的技术变革。由于棉花的自然属性更适合机械化的技术，所以，先于毛纺织业实现了机械化纺织作业。然而，在当时对于重工业来说技术变革更为复杂。就动力讲，重工业比轻工业需要更加强大的能源，只有等待新的动力来源被创新出来后才能得到有效发展。如，作为新能源的煤炭的开采。在威斯特伐里亚石灰土以下存在的深层煤矿早在19世纪30年代已被发现，但是判断矿藏的特点就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另外，工艺的进步也需要更长时间的累积。如，钢铁工业的历史。①更依赖于技术变迁时间顺序。直到18世纪中期以前，木炭或木柴运输方面的昂贵价格与材料限制制约了冶铁工业的成长。铁厂主常常因燃料不足被迫停工数月，其结果是成本大幅提高。水力动力的季节性也常使炼铁中断。②冶金是一个化学过程，是将化合物的铁矿石变成适用的纯金属。此过程中，从1709年的吹焦铁到搅拌和旋转综合炼铁法再到19世纪下半期贝塞麦的新炼钢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家才对铁矿石转化为金属的过程有了充分的了解，可以能够为检测高炉性能提供合理的技术与措施指导。强大力量的鼓风机。1776年的铁制鼓风气缸与回转式蒸汽机结合和1892年发明的空气预热之间的时间长达百年。存在方式机器对能源需求之大(p294)
(2)资本积累。“银行信用成为支持工业大厦的支柱”(p290)但是，信用制度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纺织工业更适合早起的资本积累条件。早期的机器尽管对于当代人来说也是非常复杂的，但都是一些价值不高，不很完善的木制新发明，用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制造出来。在1772年时，新机器的价格，如，一架40锭的珍妮纺织机大概只值6个英镑;整理和梳毛机器每英寸宽滚筒只值1个英镑;带有3个锭的粗纺机械只值10英镑10先令。类似的旧设备价格还要低得多。另外，比设备更重要的是布匹的风格与最后的修理等人为因素，这样，工业家只需一小笔资本便可以开办纺织企业。而量大体重的重工业部门更需强大的资本资源以应对经济环境、机械设备和技术条件作适应性改良，这就即需要节约资本更需要大资本。如，重工业需要蒸汽机的普及和动力的改良，但早期的蒸汽机对燃料的消耗巨大，一台火力机每年最多可消费3000英镑的煤炭，影响了利润，不仅买不起而且也用不起。换句话说，由于重工业的能源需求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较之轻工业相对更大，在廉价燃料出现以前，重工业中如炼铁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很是困难。此外，与轻工业相比，在冶金工业中，原料因素——资源的易得性和质量、运输成本等——极端重要。冶金中动力燃料的技术转变十分昂贵，所以，现代化要求在轻工业中作出更大的初始资本积累。轻工业-重工业的路线适应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在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贴现网和支付网是在18世纪最后25年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银行信用已成为工业大厦的支柱。也许是股份制银行的出现才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时空。
(3)资源禀赋。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两个方面。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迈出了第一步。从人力要素看，就早期的发明来说许多都集中在纺织工业，而引发重工业变革的发明则发生在稍后。在纺织业中，1598年发明了针织机和荷兰织布机，17世纪意大利发明了投掷丝织机。虽然，这些发明不属工业革命范畴，但它是工业革命中纺织业的第一批发明的基础。而这些第一批发明的凯伊的飞梭、怀亚特与保罗的织布机分别于1733年和1738年完成。梳毛机，18世纪50年代投入使用，珍妮纺织机1765年投入使用以及1769年的水力纺织机、1779年的骡机。在重工业，如，1784-1783年获专利的亨利*科特搅拌和旋转综合炼铁法。19世纪30年代末期约瑟夫*的热流煤渣炉床，内史密斯1839年发明的蒸汽锤，19世纪40年代贝塞麦的产钢方法。从自然要素看，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有如此充足的羊毛供应，特别是制造更轻、更结实的精纺纤维所需要的羊毛供应(p263)。
(4)需求刺激。早期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工资收入的提高带来的对需求增长的刺激更多集中在服装方面。它先是表现在羊毛制成品。在英国，1700年人口600万左右，到1800年增加到近900万，扩大了需求基数。由于廉价制成品实现了批量生产，消费效仿促进的支出模式的扩散，毛织品已成为英国人首选。同时，在海外国家，非洲和亚洲对轻毛织品和棉花与亚麻混纺织品的需求也不断增长。17世纪末，英国出口的毛纺服装可能已占其全部产量的30%以上，到1740年可能在50%以上。正是这些巨大的需求使英国的约克夏迅速成为制造业中心。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羊毛消费量以每10年8%速度增长，大约从1740-1770年,10年增长率达到13%或14%。1741年原棉年进口量250万磅，价值约5.5万英镑，羊毛年进口量达近6000万磅，价值约150万镑，毛纺织业是当时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但是，跨出工业革命门槛第一步的却发生在棉纺工业。对此的贡献除了机械的运用、原料的供应弹性更大等因素外，需求的持续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棉纺织品市场较之毛纺织品市场更具弹性。“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结实，而且皮肤舒适，易于洗涤和修补。甚至那些对棉纺织品印花的鲜艳和华丽留下深刻印象的富人们也越来越学会了按季节着装，并且在夏天只穿薄棉布和白棉布服装。”(《剑桥欧洲经济史》卷六p298).布罗代尔也描述了当时对纺织品的需求热情：“社会十分看重衣料、穿著和豪华的服装。房屋内部要用布料、窗帘、帷幔、花毯以及装满呢绒细布的衣柜来装饰。……因此，应该高呼：纺织品万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北京第一版p327)。
随着发动机、工厂设备制造、农业生产工具的生产、零部件、水管和煤气管道，特别是1830年后铁轨的生产等的需求的刺激，生铁产量才急剧增加。在1750年时，英国的生铁主要依靠进口，到1814年时英国生铁出口量已是进口量的5倍以上，1852年时，英国生铁出口量几乎增加了20倍，为103.6万吨。另外，对瓦特蒸汽机需求的增长要求在金属加工技术方面很快出现巨大的技术进步，这样就推动了金属工业的发展。
上述4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这就出现了一条规律，即技术进步过程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如，各种纺织机的发明和炼铁技术的发明以及莫兹利的全金属车床-克莱门特的自动调节车床和双向驱动中心卡盘-内史密斯的自动螺母切削机和塑造机-塔式车床和螺母切削机，都有一个时间的顺序，这就从技术角度决定了轻工业-重工业模式。但是，对于后发者来说，这个模式并非教条。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在学习英国时其先导工业则是重工业，这种逆相位从根本上说是增长时机选择的后果，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法则。这说明后进国家可以在先发国家的成就上走出另一条工业化道路。
（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
苏联工业发展是建立在俄国旧体制下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凯瑟琳二世时期，俄国曾是18世纪经济强国之一，19世纪上半叶其工业处于停滞阶段。俄国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末的棉纺工业，尔后，逐步向其他工业部门扩散。经过1861-1890年的发轫时期、1890-1900年第一次工业跃进时期、1900-1908年的停滞时期、1908-1914年新跃进时期，到1914年，俄国已不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人口1.75亿，工人300万。已经拥有一个自主支配的十分发达的银行体系，处于向金融资本主义演进的高级阶段。1913年俄国生铁产量406万吨，钢432万吨;煤炭产量3628.27万吨。石油产量1901年900万吨占世界产量的50%(1913年降至近20%)。在中央工业区，1912年制造业雇佣了全国工厂劳动力的42.6%，生产出占俄国总产值35.9%的产品，工业集中现象十分明显。纺织业占该地区整个工业活动的60%，食品业占15.7%，冶金业占9%。冶金业生产的机车、货车、轮船和工业机械占到总产值的31.8%。老工业区的圣彼得堡主导工业是冶金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企业地理布局向更集中的方向发展。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量占世界工业生产的5.5%。
苏联就是在这个历史遗产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918年6月对主要工业部门实施国有化，1920年11月160万工人在国有企业占220万工人的%，国有化已经覆盖了主要工业部门。1921年5月开始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国有化进程，并恢复3800家小企业为私人和合作企业。1923年3月统计，有84.5%的工人在国有企业，生产了92.4%的工业产值。1926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开始全面实施。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那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这样，苏联走上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道路。“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84.2%。四年间，工业总产值完成五年计划的93.7%，而重工业产值完成原定计划的108%。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7.1%，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9%;因而重工业所占比重由1928年的39.5%，提高到1932年的53.4%。苏联的钢产量由1928年的425万吨，增加到1932年的593万吨，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1390万吨，超过了法国的564万吨，德国的562万吨，英国的535万吨，大大加强了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28年的48%，提高到1932年的70%，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总之，到1932年，苏联工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说明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二五”计划期间，苏联总共有4500个大企业建成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0%，其中重工业增长了139%，轻工业增和了100%，农业总产值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负增长，增长了54%;国民收入增长了109%，人民的工资基金增加了1.5倍，集体农庄农民收入增长了2倍多，到1937年，大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加了1倍，比1913年增加了7倍，大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的增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获得了技术上的重新装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中基本确立。而同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比1913年仅增长44.3%。到1937年，苏联的钢产量达1770万吨，钢材为1300万吨，生铁为1450万吨，煤为1.28亿吨，发电量为365亿度。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建成了六千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钢铁、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机械、精密仪器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苏联的工业水平大幅提升，工业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比一五期间提高许多。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重型机械、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等;在中亚兴建了塔什干食品加工和畜产品加工工业基地;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机械化采矿基地;在远东地区的阿穆尔河流域兴建了共青城飞机制造厂。1937年苏联的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已取得了彻底胜利，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占到99.8%。
第四个五年计划，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难以置信的努力为代价，不仅医治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经济实力比战前大大增强。1948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到1950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成了6 200个大企业，工业年增长速度达到23%，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了73%，国民收入比1940年实际增长了64%。苏联成功地恢复了在战争年代毁坏的电站、冶金、机械制造和采掘工厂。第聂伯河水电站在1947年就重建完成，顿巴斯煤矿在1948年就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南方的扎波罗热钢铁基地和亚速夫钢铁厂重建完成，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完成重建。在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规模巨大的水电站、钢铁联合企业、冶金和金属加工厂、大型机械联合企业一座有一座的兴建。兴建了下塔吉尔、车里亚宾斯克等新兴工业中心。在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提高工业生产的总体计划。
在农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恢复和振兴农业的办法，苏联的农业也迅速得到恢复。1950年，农业总产值超过1940年22%，其中，籽棉、甜菜、蛋、奶的产量还超过了战前水平。1950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比1940年多19%，略超过1913年的水平。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四五计划总共为农业提供了58.6万台拖拉机和9.3万台联合收割机。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总值(以1966年的美元计算)达到1570亿美元，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情况是：美国3930亿美元，英国790亿美元、法国620亿美元、德国590亿美元、日本370亿美元、意大利330亿美元。在国民经济总值方面苏联跃居世界第二位。
显然，西方英美日的轻工业-重工业模式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都取得了成功。西方模式遵循着自由经济理论，按照所谓“自然法则”增长。苏联模式遵循着计划经济理论，按照所谓“计划”发展。两种模式比较后，都有弊端。
西方模式发展缓慢，伴随着基钦周期(三年左右)、朱格拉周期(九年左右)、库茨涅兹波动(二十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价格波动(五十年左右)等周期性危机。从发展速度看，1870年-1913年法国每年1.8%、英国2.2%、德国3.9%、美国4.9%。在1883年到1913年的三十年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工业增长率是每年3.4%(刘易斯《增长与波动》p240)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五次大萧条：1837年、1872年、1893年、1907年、1929年。德国的大萧条开始于1879年，法国的大萧条开始于1882年和1899年，英国的大萧条开始于1883年和1907年。美国1876年萧条时，工业生产比潜在能力线低40%，约300万人失业，是当时全部工业人口的四分之三。农业产量增长急剧下降。1875/1879到1885/1889每年2.8%，1885/1889到1895/1899每年2.4%，1895/1899到1905/1909每年1.5%。资本主义世界在1929——1933年期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后又转变为长期萧条。工业生产下降44﹪，生铁产量下降64.8﹪，钢产量下降61.3﹪，煤炭开采量减少30.9﹪，外贸总额下降61.2﹪。1929——1930年失业人数3千余万。到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刚刚恢复到危机前1929年的生产水平，然而从下半年起再次陷入新的危机之中，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出现这种情形，与“自然法则”的发展模式密切关联。所谓自然法则就是市场法则，其中的新旧要素的替代因“无奈的等待”表现为时空转化的漫长性。(1)在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变迁的扩散会由于传统势力抵制而延长;(2)资本稀缺导致投资不足;(3)个人智力限制不能及时解决技术难题。另外，危机描述了市场配置资源或许只能在“初始”时期发挥最佳效用，随着资本的不断加入，除投资效益递减外，这个“无-有”的过程，从经验材料观察似乎不能找到“边际”，刘易斯描述的“反应迟缓”、“反应过分”和“过度建设”是难免的，最终导致过剩危机或金融危机等。第三，丛林法则使工人农民深受剥削，在雇佣劳动制度下不可能有太大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经过“饥饿的四十年代”后，“从1870年开始，西方有组织的对“纯粹资本主义”和无调节的市场经济的仇视一直在增长。这并不限于参加了工会和正在发展中的政治组织的工人，也并不限于农民。社会各阶级都感到了这种气氛。工业家抛弃了在十九世纪中期已得到广泛流行的自由贸易。……工业家还否认了在国内市场上自由竞争的信条，……中等阶级也向左发展，崇尚费边主义、平民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也出现了。”(刘易斯《增长与波动》p22)
与之比较，苏联的增长率高于西方许多，没有周期性危机和两极分化，大大缩短了工业化的时间。如果再把俄国的情形加入比较，苏联的发展条件更具本质的优越。俄国基本是在封建制度下发展工业，并且过度依赖法国等西方资本受制于人，所以，起步晚，发展缓慢。苏联是在根本变革俄国旧制度基础上实施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为苏联高速度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可能。显然，任何一种制度的真理性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是对绝对真理的不断接近。因而，苏联也不可避免的会犯错误。如果将错误分为制度性错误、认识性错误和执行性错误三类，那么，苏联的错误主要是后两类，甚至有些经济错误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必须犯的。对苏联模式的问题，毛主席有深远的洞察：(1)过分集权;(2)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对农业拿得多，给予少;(3)群众路线差。
（三）新中国：优先-并举-主导模式
苏联和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为毛主席提供了“挑战-应战”的选择机会。当然，这种选择还取决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世情和国情以及发展条件。
首先，两种模式说明，工业化道路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法则问题，而是增长时机选择的结果。简言之，模式的选择决定于在场的经济发展条件。进一步说，西方模式是当时重工业受发展条件限制的后果，从“无”到“有”的历史运动让西方早期几乎只能依据自然法则选择，但是随着发展条件的成熟西方大国都构建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样，苏联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就是从“有”到“有”，学习过程为有计划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可能。由于这两种模式的成功，历史也为新中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其次，新中国一成立就深陷两大阵营的冷战。这时，西方如果从13世纪文艺复兴算起已发展了近七百年，早已实现了以工业现代化为开端的经济、科技现代化。而苏联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实现了赶超。美国的实力超强，雄踞世界;苏联紧步其后。在冷战给予中国的准战争环境，又面对已现代化的强大的西方与苏联，中国怎么办?何去何从?要想不挨打，要想复兴，要想建设又强又富的国家，只能赶超。
第三，中国的一穷二白。据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描述，国民时期，工业主要在上海、天津及沿长江的几个口岸发展了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几乎没有机械制造业，到1949年，费正清还认为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具有半殖民地特征的商业经济。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描述了新中国所面对的历史遗产。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其次，没有工业，工业品也得进口，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使用机器工业的产值只占整个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原煤6188万吨，石油32万吨，电60亿度，按1949年人口计，人均钢1.7千克，原煤114.1千克，石油0.6千克，电11度;第三，交通，铁路21800千米，火车头要进口，钢轨主要从外国买;公路通车80700千米。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这种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
在这样的历史遭遇中，新中国究竟如何选择工业化道路呢?
刘少奇认为应当选择西方模式。出于对苏联的“配合”，他说：“要以主要的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刘少奇选集》下卷，p4，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5年)。从现在的资料看，刘少奇之所以提出这种发展道路，很可能是接受了苏联的分工建议，即苏联重点搞重工业，中国等重点搞轻工业和农业，形成一个以苏联为主体的经济圈。
毛主席的战略则另辟新路。在考察了两种模式后，他把中国的发展建立在辩证法的哲学高度，选择了优先-并举-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发展方式上选择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混合经济。
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思考作了这样的解释：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经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否存依赖心理?譬如说，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如是一个小国，是可以的。但我们是一个近六亿人的大国，地下资源很丰富，如果不努力建设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敢设想了……让他们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既然我们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高级的大炮和一辆汽车，那我们的国防力量怎么能算强大呢?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从苏联购入的，……我们要自己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搞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是不可动摇的(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43-44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这个解释说明，毛主席已明确地指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中国的战略意义：(1)完全独立;(2)不“变成人家的附庸”;(3)不对苏联“存依赖心理”;(4)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
优先-并举-主导的选择的正确性，在实施“一五”过程中被证实了。根据“一五”的实践-认识循环，1956年6月，薄一波在一份报告中写到：如果没有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要想大力发展轻工业，要使工业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是办不到的(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45-4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对优先-并举-主导的内涵，毛主席作了十分清楚的描述。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规律，“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遵循了这个规律。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好“度”，正确处理好工农业关系，所以，必须将优先和并举关联在一起，首要处理好工农业的协调发展。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中，他说：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0年。”
这说明，毛主席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进程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并运用矛盾法则把握着其中的规律。他创造的优先-并举-主导的工业化道路正是这一学习借鉴的结果。
(二)关于“代价”问题。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意味着一定的代价。
1.这就是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工业化进程都不可能越过原始积累阶段。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完成了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社会主义通过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的办法完成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
2.这个代价是为了人民自己的长远利益牺牲的。所以，两种制度原始积累的主观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私人利润的最大化，结果是两级分化;后者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化，结果是共同富裕。
3.应对这个代价的办法之一就是“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关键是要使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使其赞成工业化的发展方针。
4. 对于源自农业的积累，“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要互相支援。
5.因此，“高速度”和在这个进程中自觉“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工业化的特征。
毛主席在1953年12月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了这样的批语：“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盈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如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于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可以等的思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p711-712)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中，他又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三)在这个关系范畴，应当通过市场的需求-供应模式刺激工农业并举发展。“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四)同时并举有利于优先，轻工业和农业增长的比例对重工业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们发展迟缓同样会拖累重工业，所以既要有生产资料生产的积极性，也要有消费品生产的积极性。
“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五)并举与主导。“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从一九六○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
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六)实施优先-并举-主导的条件。首先是由于有了西方和苏联两种成功的模式。这样就避免了从无到有的诸如“技术变迁”、“生产单位”、“工业结构”、“组织制度”等探索，同时两种模式都发现和总结出了工业化的经济规律——包括两种制度特有的和共同的，所以，通过学习借鉴过程，后进国家发展心理比较清晰，可以根据现代化需求，采用“大跃进”方式，不重复老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新中国先后从苏联引进的“156项工程”和从西方引进的“四三一”项目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动员组织集中全国力量办大项目。“一五”期间仅国家投资就达到766.4亿元，全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单位1600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6000多个。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1.83亿元，加上农民和合作社的投资和劳动积累，资金积累达到了96亿元。新中国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一下子就建立起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这是资本主义早起阶段无法办到。第三，政治资源优势可以实现精神变物质的巨大能量转换，通过缩衣节食，艰苦奋斗，牺牲暂时的利益，多创造积累投入建设。第四，人民公社制度。第五，计划工具可以通过编制短中长期规划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事实上，毛主席优先-并举-主导的模式描述了三个经济规律。其贡献是将过去有些缺乏联系的经济原理联系起来，注入新的解释并巧妙地利用时空差加以综合运用。
优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列宁)“生产资料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势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斯大林)
并举：统筹兼顾多个经济部门平衡发展，取得协调一致，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相互支持和互补式的共同增长。
主导：“事实上，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换句话说，两个不同时点上形成的两幅静止图像所显示的平衡增长，是一些部门追随某一部门一系列不均衡进展的最终结果。”(赫希曼)
二、平衡与不平衡发展
（一）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的两派争论。平衡与不平衡发展是经济活动中一般的事实。但是，在经济理论中却形成了平衡发展论与不平衡发展论相对立的两派。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就以“不平衡增长论”质疑平衡发展的观念。他认为，平衡发展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各部门的协调一致，避免需求与供应的非均衡状态，应当属于“大推进理论”框架中发展是大量互相衔接，规模不等的项目均衡运动的结果的假设。这种理论不适合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因为，各经济部门齐头并进的发展要求资源的充足供应，而不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基本上不具备资源的“充足”条件。另外，外在经济“内在化”的学说也是平衡发展论的变体，在大量企业家还是保留着小生产身份的情境下，它所要求的“各种生产必须结合起来并集中计划”的设计，已超出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能力的上线，这种矛盾也是不好解决的。同时，在私人企业制度下，私人利润的计算注定要使内部不经济外化，为减轻19世纪西欧早期发展中的各种惊人的社会代价，不发达国家会强制推出多种社会保险政策限制企业内部不经济外化的行为。这样，外在经济“内在化”学说的另一个假设，即国家组织生产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只把外在经济利益内在化，一方面又能使企业活动造成的所有外在不经济和社会代价都严格保持在中央权力外部或减至可以忽略不计的限度是不可能的，简言之，政府很难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对不发达国家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平衡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在市场经济境遇，发展是由利润-投资的动机产生的行为，所以，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二）毛主席创立了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理论。赫希曼担心的平衡发展失去的条件在中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这样，毛主席就将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综合起来创立了平衡与不平衡的发展理论。毛主席认为，“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为客观上普遍存在着这个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造成了供应与需求的相互拉动产生了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发展主要运用计划-投资的循环和市场供求关系所产生的平衡与不平衡来实现。在这里平衡与不平衡有三类。1、计划-投资是符合经济规律的，2、由1引发的连锁效应诱发的市场供求的紧张关系，3、由于主观安排不符合乐观情况的。第三类叫犯错误，它导致失误，对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是要注意发现和解决的。毛主席说：
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需要国家计划去调节。“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毛主席考察了几对重要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范畴，明确指出：
1、发展是“高一级”的进步，它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循环中通过“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来完成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
2、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这四大平衡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的基础;
3、提出了综合平衡概念，要点是通过综合比例实现供需均衡。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4、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5、区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平衡与不平衡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
6、产生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一个案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引用赫希曼的话来印证毛主席不平衡是普遍规律的论断是非常有意义的。
“发展确是一个漫长过程，在这样一个无穷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我们应该瞄准什么努力?我们可以跃过哪一个中间扩张阶段呢?哪些通常连续的阶段应被合并?某些阶段的跃过或合并也许可能，但不得偏离为加速各方面发展的忠实目标。一般来说，发展政策所关心的应是如何明智地建立西托夫斯基所完美描述的各种相互关联和影响，而不是抑制它们。……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导致偏离平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因为这一结果的每一连续发展都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引起的，并且转而引起新的不平衡，要求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发展战略》p58-59)
（三）大跃进式的发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再次对大跃进作了具体说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西方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几个大跃进。
（四）对工业部门的新划分。为在平衡与不平衡发展中，有计划按比例分阶段的加速工业化，毛主席对工业从战略角度作了新的划分，即：
1、自主工业。能够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路线。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战略工业。能够实现国家在世界大发展中领先未来的路线，主要包括尖端科技(航空、核能、计算机、生物)、重要原料产品(钢铁、石油、粮食)。
3、国防工业。能够实现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在世界大格局掌控变化、把握主动的路线，主要包括威慑武器(两弹一核)、陆海空武器和三线建设。
4、民生工业。能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路线，主要包括消费品工业。
5、农村工业。能够实现国家农业与工业化步骤相适应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路线，主要包括公社工业。
显然，新的五种类型之间是关联的、交叉的、转化的。
（五）波浪式发展。《读苏联》“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三、分阶段发展
毛主席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读苏联》)。 分阶段发展描述了资源稀缺和投资能力受限的经济环境下的经济规律。
霍夫曼认为，工业化的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居于优势，第二阶段消费品的工业与资本品工业迅速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势地位渐趋下降，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达到平衡，而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增长趋势。
赫尔曼《经济发展战略》“根据这种相互关联，我们认为齐头并进的平衡增长不是根本途径，而是确是需要一种按次序或链条式的解决方式。P69”这样，发展就面临着对项目的“有效顺序”的投资选择。市场经济设计了两种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1、市场自动调节，通过各个项目生产活动的边际效益趋于相等。2、对公共项目，通过与政策关联的“投资准则”测评“社会边际生产力”，衡量产出以至对进一步的增长预期贡献的大小，排列出投资选项。
显然，对分阶段发展的经济规律，毛主席也同样设计了一套投资选择的方案。
市场选择投资的动机是利润的唯一性。而在毛主席的话语中，动机则是“国强民富”。当然，利润计算也很重要。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在这之前还有建设和建成的分段，这样，阶段发展的的目标就成为一个世纪性赶超战略，它被描述为两步走战略和在这个大框架下的若干个“五年计划”。投资准则包含如下指数：
1、重点是重工业。
2、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3、教育。
4、钢铁、石油。
这些投资准则结构出优先选择-并举选择-主导选择，通过计划和市场完成。按照“贡献
最大项目”的经济计算准则，五年计划将根据国强民富和独立自主的有效顺序编制出投资选项，不容质疑的是，前五个五年计划都将粮食、棉花、钢铁、煤炭、电力、石油作为优选项目。
一五计划（1953-1957）：
重点：总投资766.4亿元，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和限额以上694个项目为主体。苏联援助实际施工的146个项目为，冶金20个(钢铁7个、有色金属13个、)，机械24个，能源52个(煤炭25个、电力25个、石油2个)，军事44个(航空12个、电子10个、兵器16个、航天2个、船舶4个)，轻工业和医药各3个。重工业占95.89%。
基本任务：从无到有建立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工业部门。目标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铺开工业布局的骨架。
二五计划(1958～1962年大跃进)：
重点：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业。机械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轻工业要跟农业走。其中，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事。
基本任务：①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②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④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⑤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过渡计划（1963-1965）：
重点：1、吃、穿、用;2、基础工业;3、国防工业。
基本任务：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过渡到“三五”计划。
三五计划（1966-1970）：
重点：三线建设(备战)。大中型项目2000个左右。预期到1970年，粮食2249.5亿千克-2400亿千克，钢产量1600万吨，原煤2.8-2.9亿吨，发电量1100亿度，原油1850万吨。新建铁路5条。
基本任务：①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②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加强国防建;③发展交通、商业、文教和科研等事业;④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四五计划（1971-1975）：
重点：在1970年-1975年实施，其计划指标是：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要达到12.5%，1975年钢产量要达到3500-400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5-18.1%，煤达到4-4.3亿吨，原油为7000-10000万吨，发电量2000-2200亿度，铁路货运量9-10亿吨。5年财政收入为4000亿元，粮食6000亿-6500亿斤，棉花 6500万-7000万担，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1200-1300亿元。“四三计划”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
基本任务：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建立经济协作区和各自特点、不同水平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
五五计划（1976-1980）：
重点：1、农业;2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到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产量达6700亿斤，钢产量3600万吨，原煤6.5亿吨，原油1.3～1.5亿吨，发电量3000亿度，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5年合计1780亿元。
基本任务：在1980年建成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各个部门的主要环节基本掌握现代先进技术，在全国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
同时，制定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两个科技发展规划。
从上述5个5年计划可以得出这样：1、重工业是投资的重点，其中尤以冶金、能源(动力)、机械、国防、化工、交通为主导;2、同时没有放松农业和轻工业，特别是农业。三五计划早期是解决吃穿用，后来转为国防;3、重视尖端科技，文教、科研和人才;4、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预期目标。
这说明，计划的投资选择恰当的应对着包括来自国内和西方的不同类型的挑战。它首先是中国的一穷二白——这限制了齐头并进的发展并刺激了重工业的优先次序;其次，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大搞阶级斗争式的全面封锁和几次战争，后来苏联也加入其中，使中国陷入“半战争状态”(斯诺)——这更加刺激了国防和能源动力工业和粮食生产;第三，重工业扩散对技术变迁的要求更加重视——这促进了以发展教育实现对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提升;第四，在这样的交叉矛盾运动中纯粹的经济关系和纯粹的政治关系已经被解构，迎接的是政治与经济合成的剩数力量——这就决定了计划的投资选择既是经济计算又是政治计算。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把握了“投资准则”，亲自领导并加速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四、贸易
“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刘易斯)。但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采取的封锁政策，企图使中国失去这个发动机。毛主席的贸易思想也是对这种挑战的应对。
1、意识形态与“做生意”分开，和平共处。 在国际交往上，重点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是寻找“共同点”，即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反对大国欺侮;国家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国外市场的通商;发展经济的愿望。有了这些共同点，即使“你”反对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也可以合作，可以做朋友，做个好朋友，可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中国只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友好，讲做生意。
2、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发展。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国内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发生战争，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为维护和平：①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③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
3、全面发展，不要国际分工。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4、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5、利用外资，引进技术。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杜克洛时说：希望法国给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湾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p110)50年代中国利用贷款和记账外汇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共签订了引进304个成套设备项目和64项单独车间装置的合同。60-70年代，又使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西欧国家引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工等技术设备，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300项，成交金额100多亿美元。(《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6、建立“通商要道”。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五、经济协作区。共同增长模式。通过放权使中央、地方、企业成为宏观、中观、微观管理者，形成条条关系，并运用计划、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投资和分配。又在各地区建立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大区，发展不同类型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造成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格局实现竞争与协作。从而形成各个层次的利益驱动和调节机制。
六、生态发展。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绿化荒山和村庄。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七、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这是毛主席对现代化进程规律的发现和概括。毛主席有一种强烈的科学意识。他青年时代就研究了大量的自然科技书籍，如达尔文《物种原始论》、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实践论》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实践活动之一，1940年3月毛主席在延安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1956年1月，毛主席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和技术革命上来。以后，在考察了西方和苏联技术变迁与现代化的关系后，得出了用最先进技术赶超最先进国家的战略的结论。毛主席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从今年起(1958年1月)，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技术革命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须途径之一。
八、工业学大庆和鞍钢宪法
（一）工业学大庆
1949年，全国原油产量仅12万吨，总共只有 8台浅井钻机、40多名石油技术人员。外国石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石油市场。新中国建立后，石油作为战略性能源，受到毛主席高度重视。1952年2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 57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援石油工业建设。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石油也是优先选项。1956年2月他对石油部的康世恩说，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石油部要给我们一点希望，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1966年，大庆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1976年，大庆原油产量登上了5000万吨台阶，跨入世界十大油田行列。此后，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一直稳定了27年，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据统计，50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0亿吨，占全国同期陆上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上缴利税等1.7万亿元，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无疑，大庆油田是世界工业史发展的一个奇迹。她叙述了人民解放的经验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具有普遍效用和一代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主人公意识的新型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叙述了人的能动性与科学理性以及政治与经济合成力量可以产生最佳资源配置效益，是计划经济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一个经典案例。正因如此，毛主席认为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面旗帜。1963年1月，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在这个很短的话中，毛主席使用了“全部自己制造”，“比苏联先进”两个短句集中体现了他坚信中国道路必成功的自信，同时，也证实了毛主席工业战略的真理性。
1964年，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通过榜样效应为中国的企业指明方向，描述了毛主席怎样办工业和办什么样的企业的思想。
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59年9月6日，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1960年 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央提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1960年 5月，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展开石油大会战。到1963年底，大庆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大体算出储量仅花了一年多时间。
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达到年产原油几百万吨这样的生产规模，大庆油田比苏联第二大油田--杜依玛兹油田速度要快一倍。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大型炼油厂一期工程，同苏联设计、供应设备和帮助施工的兰州炼油厂同类工程相比，提前完工一年多，而且布局合理、用料少、质量好。
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大庆在勘探、钻井、采油、运输、供水、仓库和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基层岗位责任制，形成了严格的正常的生产秩序。所有生产井全部做到井场无油污、井下无落物，这是许多国家在油田生产管理上也没有做到的。
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大庆油田在对85口探井资料、2800多块岩心样品分析数据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对多油层油田分层开采、对含蜡多、凝固点高、粘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输送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
经济效益好。1960年至1963年共用国家投资 7.1亿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
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培养出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等英雄人物便是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大庆石油会战同时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仗、志气仗、经济仗和科学技术仗。
2、辩证法发展
靠《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起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技术干部搞不清油田的情况，在科技上遇到难题就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狠抓第一手材料，反复实践，勇于创造。生产管理千头万绪、问题繁多，大庆人懂得通过分析矛盾去抓住主要矛盾，狠抓岗位责任制，把生产上千千万万件具体工作落实到成千上万人身上，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
3、群众路线
自始至终地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大庆油田任务重、时间紧，人力、物力、财力不足，集中领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胜利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的主要经验之一。在集中领导的同时大搞群众运动，使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赶先进。大庆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真正是革命加拼命。在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大庆人也深刻认识到光有干劲不讲科学就会好心办坏事，产生严重的后果。大庆人在生产建设中创造的种种奇迹正是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结果。大庆油田进行技术攻关，创造了许多科学、简单、经济、安全的办法，比国外通常采用的一些技术方法节省很多物资和资金。整个油田建设真正做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4、利用先进技术和创建先进管理制度
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管理理念和作风。这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所以，大庆石油队伍一呼百应，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干的事情靠得住，遇到困难顶得住。大搞技术练兵;大搞增产节约;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领导干部亲临生产前线;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等等。
问题是，大庆是单个的典型，还是有普遍意义的学习榜样?根据当时学大庆运动，答案是肯定的，大庆具有普遍的推广效用。当时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工人就说：“要制出醋化机高级精密设备，困难的确很多，但是想起大庆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发油田的情况，觉得浑身是劲，帝国主义反动派欺侮我们，我们就要争这口气：外国能做的东西，我们一定也要做出来，而且还要比他们做得好。”在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到处以大庆为榜样，开展比学赶帮、实行增产节约;像大庆人那样吃大苦、耐大劳，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学习大庆人、争当五好职工，掀起生产建设新高潮，涌现出了很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典型，也产生了一批大庆式的企业。如当时的上海市学大庆见行动，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和车间干部一半时间搞管理，抽出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那时，“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成为了新中国工业企业的价值追求，大庆石油会战实践中形成的“三老四严” “四个一样”等优良作风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管理经验在我国工业企业产生深远影响，涌现出一大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式企业”，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1964年4月20日，在上海工交会上谈到学大庆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任务。这一条的基本精神是学习大庆，学习大庆把革命干劲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的经验，这很重要，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到处有大庆，......大庆是全国的标兵，每个城市、每个县、每个厂矿还要树立自己的大庆”。“每个工厂、车间、班、小组都要有自己的标兵。”“处处有大庆，就可以有秩序地学，持久地学，不是学一阵就停下来了。过去就有这种毛病，今后就可以克服，把学先进持久地进行下去。” “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动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
（二）鞍钢宪法
毛主席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分配”、“提高劳动生产率”、“鞍钢宪法”、“民主管理”以及工业管理中“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这组概念构成了毛主席发展学说的企业管理理论，描述着管理与增长的辩证法中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人与人多元关系的新型的开放的中国自己的建构哲学，即中国式技术进步、中国式企业和中国式管理，其深远意义在于，这种建立在以苏联为借鉴和对西方管理思想的扬弃基础上的管理理论，标识着中国在管理思想上已经实现了对苏联和西方的超越。
1、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问题域中的鞍钢宪法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说：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毛主席很明确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与相对静止的所有制不同，它处于“不断改进”的动态，所以属于所有制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管理中的两大问题(分配问题)之一，其具体所指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内容，直接影响着“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显然，鞍钢宪法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域中展开其逻辑演绎的。
2、鞍钢宪法是毛主席的概括和群众性技术革命（革新）实践结合的产物
事实上，毛主席早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前，已概括出“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什么又要赋予鞍钢宪法呢?
毛主席1960年3月22日，对鞍山市委的《报告》的批示是：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拒绝技术的停滞倪)，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毛主席把鞍钢宪法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1958年以前是第一阶段。鞍钢自认为是大型现代化企业，固步自封在“马钢宪法”的神圣中，反对中国自己的探索成果。第二阶段大跃进前期，开始怀疑马钢宪法，开展群众运动。第三阶段1960年3月提出报告、总结成果，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种描述，一方面显现着鞍钢宪法出现的背景、依据、途径、办法和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它是认识-实践循环运动的选择，是被实践检验着的真理;一方面它的目的是在全国实行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或者说，鞍钢宪法与“经济技术革命”存在着既是途径，又互为条件的关系;其三，出于鞍钢宪法的目的性，榜样效应将使这种中国式管理实现扩散革命，这样，毛主席将概括出的“政治挂帅”、“群众型技术革命”、“ 两参一改三结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新的管理概念写入鞍钢宪法。这种真理的还原反映着毛主席的理论概括源自于群众的伟大实践。
3、鞍钢宪法的先进管理思想
毛主席鞍钢宪法的概念是1960年3月提出的，也就是说新中国的企业发展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这期间，先是照搬苏联的马钢宪法，也学习美国等西方，后来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路线，进入大跃进后，这种探索在群众性的技术革命中结出重大成果。鞍钢宪法就是这些成果的发现和概括。
(1)政治挂帅。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文化则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中国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共同富裕。所以，经济建设要服从它。这就是政治挂帅的含义。或者说，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国家目标从本质上说是政治目标，这一规定性指出了国家的建设动机，那么一切单位的行动原则将这个政治目标作为第一前提自然是理所应当。政治挂帅所指是广泛的，但其根本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样他就会根本反对利润挂帅的唯利是图的贪婪。利润挂帅会破坏许多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原则，如，三者利益的关系，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以及中国工业化道路等。同时也是对解放军政治工作认识-实践的高度概括。解放军正是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了这个原则，如党指挥枪、人民军队的本质等，才成了无敌于天下的正义之师。这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企业。它的法理依据在于国家宪法，制度依据在于公有制。政治挂帅的原则性解释就是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与经济的关系不是相互代替，而是像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目标是实现精神和物质的转化。
对个人来说，政治挂帅在组织与人之间的实现途径是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首要目标既是告诉对象组织者的意图、原因等，使对象从思想上接受并达成个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的一致，当劳动者以主人公的动机进行生产时，生产效率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2)群众型技术革命。西方管理和苏联马钢宪法都忽视劳动者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把技术作为少数专家、工程师的创作，这事实上背离了技术进步的规律。经验资料证明，许多技术创新都是生产活动中问题出现之后的解决，而这个生产活动直接主体就是劳动者，他们熟悉生产工艺，最先感性问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时机，这样，只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其知道自己也是技术创新的一个成员时，在技术进步的活动中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a 在第一时间向工程师传递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转变，帮助科研人员完成重大技术进步项目;b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由集体独立或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完成技术创新;c 在三结合团队中实现知识、经验等的互补，为技术创新碰撞活力和灵感;d 群众的技术革命带有强烈的民主意义，而民主正是创新的源泉。毛主席深刻把握了这个专家不能代替的技术创新之路，所以，在重视专家学者的同时，也大力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大跃进期间，中国第一台万吨级水压机就是群众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的成果。
(3)“ 两参一改三结合”。在鞍钢宪法之前的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中，毛主席已经完整的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这个概括描述了毛主席管理权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和民主管理的思想。总体上说，它包含了三个研究对象：a 人与管理的关系;b 人与制度的关系;c 人与合作的关系。
a人与管理的关系是参与。将过去由职位和职能分开的管理者和生产者通过“参加”的方式联系起来，这种相互深入可以建构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决策机制。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既能调研又能感情融入，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工人参与管理可以将普遍的生产经验和改进设想带入管理层，不仅使决策更具有实践性而且还使工人成为“决策人”。这里的关键词是平等。
b 人与制度的关系是合理。毛主席批评了苏联马钢宪法的管理模式。他认为，建国初期，不得不从苏联搬来的一大批规章制度，见物不见人，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尤其是重工业和计划，教条主义盛行，没有坚持学习与独创结合。什么是合理呢?就是制度能够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对不合理的必须修改，或者废除，其途径之一即是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C 人与人合作的关系是民主，一种技术革命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在民主的话语流，三结合会诱发专家型技术与群众型技术的合作而形成的更加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机制。
鞍钢宪法是经济民主思想和全面质量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形式显现。其基本意指是在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都是企业主人的主体意识里提炼相互激励型的“创造性合作”机制，这正是当今西方企业主流管理思想——“团队”精神。鞍钢宪法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西方企业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三个阶段，前瞻性地颠覆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毛泽东坚信“人民的善良”、“群众的公道”，在创业的境域里把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移植到企业管理，重视调动精神因素，同时承认一定的物质手段(如八级工资制)。通过“两参”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民主平等，生产力要素的感情投入，建构起以理解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的在场，使工人感到尊重、价值的提升，释放出巨大的主动和创新的力量。通过“三结合”可以整合最佳的知识-技术团队。通过“一改”：1)规章制度属范式领域，必须废除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的制度;2)反对单纯用规章制度管人而造成人的异化;3)反对制度维护权力的倾向，即首先破坏制度的是“领导”，制度面前人人平等;4)制度的学习与独创结合。a“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b“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c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要实行群众路线。鞍钢宪法加上思想工作，联系今天的人力资源理论与团队精神，不能不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九、管理理论
为了说明毛主席管理理论对国外的学习与超越，下面将与西方管理理论进行简洁的比较。
日本学者占部都美1980年出版的《现代管理论》认为，管理是以组织或人为对象的，据此，他依据关于对人的假设将西方管理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
(1)经济人假设。指科学管理原理，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包括泰勒、法约尔、韦伯等。法约尔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书中，定义管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并提出了14条管理原则：即，分工、权限与责任、纪律、命令的统一性、指挥的统一性、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序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后来，古利克在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学论文集》提出了管理七职能，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主要是通过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提高生产率，协调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双方都能满足各自的利益。由于科学原理在工人之间制造矛盾，条件苛刻、压制一般工人收入，有利于资本利润，一开始就遭到工会强烈抵制，工人罢工不断。
(2)社会人假设。指行为科学原理，又称为人群关系论，建立在1924-1934年“霍桑工厂试验”的基础上。在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逐步渗透实业界，五十年代达到高峰，1958年后，随着美国经济萧条，企业利润下降，行为科学受到质疑和重新评估。
这个学派提出了情绪和非正式组织新概念，认为科学管理认定的工资、作业条件、生产效率之间的直接关系是不存在的，相反，人作为社会存在不仅需要收入，更重要的动机是需要友谊、安定和归属感这些共同的感情和态度，这样，满足职工的社会人的价值就会刺激情绪，情绪越高生产率就越高。社会人假设描述的正式组织、技术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价值观。正式组织和技术组织重视的是成本逻辑，效率是其价值函数，经营者只按成本和效率行动。而非正式组织强调感情逻辑，对经营者的动机存在着抵制，这样，解决两者的冲突就是管理的根本任务。为此，行为科学提出了七条措施：即对监督和管理人员进行教育、职工参与决策、上下通气、提案制度、协商制度、面谈制度、人事制度。
(3)决策人假设，指现代管理论，又称巴纳德——西蒙理论。依据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经营者和职工都是决策者。核心概念为，“组织”、“决策”、“协作系统”。 巴纳德管理论大约为1922-1955年，西蒙管理论大约为1945-1960年。
组织处于管理的核心位置，其本质是相互协作的关系，是人相互作用的系统。决策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其主体是人，这个主体具有为实现一定目的而作用于环境的能力。但是，决策的人的主体逻辑要受到环境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生理制约、动机制约、认识制约。动机制约指个人目的与组织目的的差异，认识制约是指合理决策与知识和信息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为决策的障碍。所以，组织理论的中心任务是发现和研究对现实目的予以制约的因素并加以消除，对制约因素消除得越多管理组织就越接近实现高效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组织作为系统必须是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协作，换句话说，组织调整出人的系统、社会系统和物质系统的协作系统，并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
另外，将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描述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各流派加以比较的话，可以说明：1、毛主席的管理思想更早、更完善;2、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各流派几乎都描述过毛主席的某一个或几个管理原则;3、毛主席的管理思想的预见性、超前性、现实性是罕见的，超越时空，随着认识-实践的不断循环，越见其不朽之光芒，是世界管理思想的奇葩;4、东西方管理思想是完全有必要取长补短的。
毛主席的管理论以“关系人”为假设，它是一个综合概念，避免了上述三种假设的片面、孤立的处境。在关系人语境，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的人由于“人与人关系”的介入又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所以人的角色关系是多样的，如，管理者和管理对象、分配者和分配对象、“物”的生产者和“物”的制约对象、领导者和领导的对象、决策者和执行的对象、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农民)等等，这样，管理就被描述为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转化”着角色的人的协调。
显然，毛主席认为这种关系中的人处于管理的首要位置。因为，就管理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改造人”(毛主席)。在这里，改造世界以认识世界为前提，认识世界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而认识和改造世界又以改造人为前提，改造人又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目的，认识与改造都是人的革命的能动性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世界属人的认识领域，改造世界属人的技能领域，而改造人属人的自我领域。另外，从提高生产率的角度考察，生产率是否可以提高取决于：a技术进步;b人的知识与技能结构的质变;c人的积极性的提升。
因此，毛主席对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评估是：“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样，管理就是把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与世界的关系协调至最佳的状态。简而言之，改造人是起点。对人的改造的最佳选择手段是教育与组织。教育包括学历、技能和思想。学历和技能解决劳动者知识技术问题，思想解决劳动者与管理目标感情认同和价值一致性问题。只有在解决了个体感情认同和价值观与组织的管理目标一致性的前提下，劳动者自觉的能动性的形式显现——积极性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
进一步说，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改造人，即人的现代化是基础，或句话讲，现代化是人的诉求，内因是人，物质的现代化只有通过人的现代化才能开发和利用。现代化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西方，就是因为她出现了时代需要的“巨人”，又开创出现代教育的普及。这种人与物的现代化之一致性关系为毛主席深刻反思出一条造就“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毛主席语)以及实现“工农觉悟”的人民大众的知识技能的普及和世界观、价值观社会主义化的人的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1917年4月，毛主席在《新青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德智体“三育并重”已显现出培育人的现代化思想，至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概念，一九四五年四月的《论联合政府》“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概念以及党的教育方针与“教育要革命”设想的提出，形成了系统的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这种人的现代化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用“新文化”的概念描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用“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描述。而这个理论的西方版则是1981年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的“人格现代化”概念。佩鲁在考察西方和后进国家的发展理论后认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忽略了人的存在，新的发展观应该以“人为中心”。也就是说，毛主席关于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一致性关系的描述是在后来才为西方所认识、接受，并形成主流意识。
毛主席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起点不同。毛主席的起点是人与人的关系，试图通过平等和竞赛的合作以及分配产生革命能动的积极性，实现精神的生产力到物质生产力的转换，从而提高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他假设企业全体人员在不同环节和层次上所结构的流水线的岗位都具有能动性贡献的巨大潜力，这样共同努力式的参与将释放最大能量实现企业的最佳效益。事实证明，技术变迁，既有专家型的技术进步，也有群众型技术进步。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毛主席见人又见物。而西方要么是只见物不见人，要么是片面解释人。西方管理思想的起点是利润最大化，即如何使资本盈利和控制工人。相信资本、技术的力量，忽视工人和底层管理技术人员的作用。工人只是遵照流水线的指令机械式操作，是一种被动的失去人的能动性的被安装在机器上的不能被代替的工具。这种假设，显然没有看见企业的效益也同样来自工人岗位的能动性。按照毛主席的话语，就是只调动了一种积极性，而忽视了调动一切积极性。最后的结果就是福特式的僵化、教条。在方法论上，毛主席不像“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决策人假设”，把某一个管理要素的作用绝对化，而是强调关系和转化，反对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依据“各阶段的情形”，“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评估管理要素的转化的互动——决定性与被决定性可以转化，这种符合实际变化的灵活策略较之于西方管理论的教条色彩更具效用。
再进一步说，毛主席管理思想的发展，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六月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文章提出了管理中的“诚信”问题)至一九七六年有六十四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包括党务管理、军事管理、文化管理、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等，这几个方面又互相融合贯通。
毛主席认为，管理的对象是人、规律与效率，其实施性描述即是组织、方法、过程所结构的具有阶段情形的战略、战役、战术的社会行动。包括：1、工作程序;2、人的行为;3、人与物的结合。
(一)工作，就是以物质作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在一个既定目标下完成任务的行动效率。有连续的、新生的、转折的、上升的。其程序是：1、总结-调查-估量;2、战略-方针-政策(策略)-计划-决策;3、组织-部署-任务-准备-动员;4、执行-检查-纠错-提高-成效。
(二)人与人的行为关系：1、领导-被领导;2、集权-分权;3、主观-客观;4、消极-积极;5、接受-抵触;6、干部-技术员-职工。
(三)人与物的结合。1、人-制度;2、人-设备;3、人-技术;4、人-分配;5、人-核算。
管理可划分为：战略-战役-战术三类。战略为高层，战役为中层，战术为基层。
在这些认识论语境，毛主席的管理划可大体分为职能、原则、办法、冲突等。
1、职能：
A领导(思想、目标、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部署、指示、总结、检查、分析形势、转变局势、人事)
领导就是为实现目标，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指导和推进工作的行为过程。管理中因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这样“正确思想”，即解决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就成为首先的问题，有了这个前提性动机，才能有“正确行动”。而获得正确思想和正确行动对人来说是有时空差异的，这就产生了“领导”问题，或者说，人的主观指导的能力——除勇气之外的驾驭整个工作变化发展的能力——使目标有步骤的实现。领导可以解释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指出方向，规定任务，总结、传播经验，坚持和推广正确，纠正和不致重犯错误。归结起来就是“了解情况”、“出主意”、“用干部”。
（1）了解情况。就是认识世界，解决思想与客观一致的问题。或者说，是“认识情况的过程”，对搜集的丰富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发现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规律于行动，为“出主意”奠定前提。了解情况包涵着事物矛盾的情形、性质，事情之间的关联，以解决“如何去做”和“做好”的问题。因为规律是发展的，这样，了解情况就应该存在于管理的全过程。执行开始至结束的过程，又是认识情况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并依据新情况适时调整。具体说，了解情况有三个层次：① 一般规律;②特殊规律;③更加特殊的规律。不同的情况决定着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所以重要的是理解 “特殊”和“发展”，反对机械论。另外，认识规律，需要有无数次反复，才能比较正确。
认识世界就是了解“关系”，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重要的是要克服“单纯”的和“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提倡谦逊的态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了“思想领导”的问题，它关系着能否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了解情况还包括“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的原则，简言之，即是了解思想，实行思想领导。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一系列文章，毛主席对党内的思想领导作了几项规定。反对：a单纯军事观点，b非组织观点，c绝对平均主义，d主观主义，e个人主义，f流寇思想，g盲动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
（2）出主意。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即：路线、目标、方针、政策、策略、计划、决策、部署、总结、检查、分析形势、转变局势等。
①路线。有老子所讲“道”的涵义，又从“道路”，引申指所遵循的根本方针、准则， 还指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法则。所以，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主题。但是，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②目标：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一致行动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没有这些目标，是无所谓领导的。
③政策(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否正确或正确程度须接受实践的考察和完善。关键是不要制定和执行错误的政策，执行政策时不要犯错，善于从经验中研究提出政策，在执行政策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依靠充分的正确经验执行政策。在执行政策的境遇中要十分注意：a 界定政策的明确性，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b对政策作出系统的说明; c 及时纠正自己制定或下级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d 学习正确的领导方法，加强上下联系，迅速了解行动的情况，迅速纠正错误;e 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并贯彻到底;f 关于政策的指示主要依靠写电报，发通令，做到强调、突出、鲜明、迅速、确定范围，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使下级十分明白有所遵循。
④计划。是为行动完成的“预先准备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所以有计划的经验依据。计划的客观依据在于事物的相对确实性，即“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另外，现代技术的发达也增加计划的可能性。由此，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制定计划是可行和必要的，没有这样的计划，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由于事物也存在着“向前流动”，所以，计划也要随着事物的运动而改变，切忌机械主义。当着向前流动是“数的流动”时，计划的改变只是调整、充实和完善;当着向前流动是“质的流动”时，就须重新制定计划。依据行动范围和环境的大小，计划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为基层的行动规定;战役计划，为中层的行动规定;战略计划，为高层的行动规定。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领导的重要关节，应包括在领导者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主要有：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人力的部署，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人员素质条件的配合等等。计划的特点是固定性、主动性和灵活性。
⑤总结。是对经验的描述，是认识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方法。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总结既是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这个过程的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作历史的考察，带着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的特征，目的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行理论概括，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为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措施提供依据，并及时消除错误的方针及方法，为今后工作取得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
（3）用干部。就是改造人。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包括“党的干部”和“非党的干部”。 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目的。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②必须善于使用干部。③必须善于爱护干部。④干部标准。
那么，又如何实现领导呢?关于“领导”，是毛主席长期思考、认识和实践的问题。早在1948年1月18日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就提出了如何“实现领导”的命题。实现领导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取得胜利;(2)对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予政治教育。(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3)提出一致行动的目标;(4)培养积极和忠诚执行目标的模范;(5)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集体力量;(6)党员队伍发展的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
B权力(集中、分权、执行、修改、同意、请示、报告、纪律)
毛主席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苏联的高度集权和西方的分权制为借鉴对权力进行了辩证的考察。权力的性质是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宪法的形式赋予的，它分为不同的级别和类型，其归属应当作出清楚的划分，以避免无政府、无秩序状态。运用权力包括集中(统一)和分权两种形式。①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②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③应该是战略的集中和战役战斗的分散。集权与分权是对立统一的，即属事物的矛盾法则范畴，显然，集权与分权的配置和运行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展动力的效率。
战略层面的权力应当集中(统一)，以尽可能地求得行为的协调、统一。包括：(1)各级党政企业对于整个全局的部署;(2)各系统的配合行动;(3)每一个单位的统一指导。也就是说，凡关系战略的事项，必须执行报告制度，以提高协同动作的高效率。
分权所指为具体事项的部署等。这些具体事项，必须适应“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而这些具体情况，因上级机关受时空限制无从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所以，因时、因地、因变，是分权的依据。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
也可以把集权与分权看作统一领导下某个单位的独立性问题，上下级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应该有适当的比例，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不能够框得太死，或者说，在机动的权力和利益下办更多的事情。有了这种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有了“两个积极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特别应该指出，在上下级关系中不许可两种情形，(1)应该集中的不集中，造成上级的失职和下级的专擅。(2)应该分散的不分散，造成上级的包办和下级的无自动性。
权力必须正确使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形式的权力滥用，坚决纠正下级不得上级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错误的某些政策的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上级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
集权和分权还有个协调问题，就是商量办事。上级应先同下级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下级在正当的情形下可以“争权”。
权力的运行机制是：(1)确认范围与职责;(2)建立报告制度;(3)实行民主集中制;(4)纪律保障;(5)监督(党内的、党外的、群众的);(6)教育与纠错。
纪律是权力运行的保障：(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C教育(价值、技能、学历)
(1)价值。由于思想形成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这样掌握思想教育就成为管理的中心环节，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以及工作态度的教育，使其完全认识到工作的“能够”和“必须”。教育的载体是政治思想工作，对象是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工作单位的基础——群众。群众是工作的主体，其工作动力直接决定着效率的大小。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群众，实现干部与群众的一致，使工认清主人翁地位，转变思想，为完成任务和创新充实思想动力，才能够激发干部与群众最大限度的工作热忱，树立一种竞赛精神，从事业心和责任感上实现与工作目标的最佳结合，使一切知识和技能得到最好的精神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2)技能。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知识技能为中心。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和职业学校。
(3)学历。“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毛主席)。
D组织(动员、宣传、说服、先锋、协调、纠错、系统、一致性、团结、能动性、战斗力、组织力);
(1)动员。首先是向对象宣传目的、意义。必须使每个人员都明白为什么要工作以及工作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造成热情和一致，贡献一切。其次，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再次，运用多样化的动员方式，特别要注意“方法”合群众口味，“神气”与群众融合，联系工作发展的情况，联系生活实际，把动员变成经常的活动。
(2)说服。动员应当是明确、坚决、充分、公开、说服，关键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接受“我们”的号召。这样，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3)先锋。动员应当是以共产党员高度的积极性为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努力工作、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团结协同、十分廉洁、诲人不倦、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学习的模范。
(4)团结。团结生产力量，是做好工作的基础。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团结的方法是：①发扬民主，让人讲话;②批评错误，以理服人;③服从决议，保留不同的意见;④遵守纪律。
E战略(全局、局部、阶段、规律、准备、时机、条件、环境、主动、灵活)
毛主席认为，管理中的战略问题就是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全局。
（1）全局（局部、阶段）。掌握了全局，才会有接下来的好棋。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对手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2）规律。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以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3)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是转变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领导者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作为领导者就应使各系统(单位)保持信息畅通，并掌握相当资源要素。分散、集中和变换，是灵活性的三个方法。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资源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资源。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
（4）主动性。主动权极端重要，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战略的命脉。包括①行动的自由权。②自觉的能动性，人的自觉的活动和努力。③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④从被动转变为主动方法，人工地造成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对手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对手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⑤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⑥主观上的正确指导是可以获得的。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管怎样的情况和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信息手段，继之以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5）时机。就是预见，对形势的研判，避免过早或过迟，恰到好处地选择主动行动的时间。有两种处境的时机。①平衡之后出现了更多的有利条件的时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胜利”以后，由劣势转变为均衡再转变为优势的时机。②脱出劣势的时机。如何选择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大势上去判断。 时机的关键是占先和环环相扣。
（6）条件。就是决定工作成败的要素。具体说，天时、地利、人和。
（7）环境。思想要适合所处的环境。环境制造条件，同时，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创造条件。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他们的关系是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制定计划、方针、政策就要根据环境和环境关系提供的条件，使思想完全适合于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样，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落后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最终获得新的工作基础。
（8）准备。就是了解情况和创造有利的条件，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政策准备等。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动员，讲清方针、政策和办法。在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好处，也要指出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其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各类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干部配备和培训干部。(5)研究有利条件，预先梳理困难及解决办法，坚定意志和决心。(6)把握时机。
F学习(苏联、西方、国内：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鞍钢宪法)。
因为事物都是“两点论”，一是优点，一是缺点，具体讲，每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优点和缺点，每个地方(企业)都有经验和教训，每个人都是社会性成长，另外，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这样，学习就是进步的决定性机制。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论十大关系》)这里指出了学习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1)学习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2)学习要有“主见”，不能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3)向外国学习。方法是吸收、拒绝、增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4)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5)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
D建设(思想、组织、作风)；
(一)思想建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了“思想领导”的问题，一九四二年七月在《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中又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因为这是关系执行正确路线的首要问题。就党内而言，思想领导首先就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主席列举出如下必须纠正的思想：
1、单纯军事观点
2、极端民主化
3、非组织观点
4、绝对平均主义
5、主观主义
6、个人主义
7、流寇思想
8、盲动主义残余
纠正的方法，(1)教育;(2)加强领导;(3)批评;(4)法规;(5)调查;(6)改变成分;(7)改善物质生活条件;(8)民主与平等。
(二)组织建设。
在这里，组织可被描述为工作机关、团体或社会结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制度化。仅有总路线还不行，必须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认识，使“七个方面”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商业工作条例[16]，中小学教育条例[17]。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并使之制度化，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有了这些东西了，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作风建设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主席提出了“党内的相互关系”的范畴，认为，作风建设意在解决“党内的相互关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
作风建设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主席认为，(1)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从学风问题上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必须使“书本上的知识”和“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二者互相结合，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不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2)党风问题，一方面是正确处理“党内相互关系”，发展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坚持群众路线，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3)党八股有八大罪状，使革命精神窒息。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
F核算（成本、效益、分配、节约)。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
E反对(教条、主观、官僚、命令、宗派)。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党和政府是一个长期存的大问题。 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2、原则：管理表现为一种“接受”过程，它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向的接受，一个再好的政策或经验如果不被接受，就不可能实现精神和物质的转化，不可能实现动机到行动的转化。完成接受，才能有“拥护”、“支持”、“执行”以及“积极”、“消极”、“坚决”等行为。而这个接受与“态度”密切关联，这样管理就应该对工作态度规定一般的和具体的原则，从情感等方面掌握主动权。毛主席认为，有三大一般性原则，即：(1)理论联系实践;(2)密切联系群众;(3)批评与自我批评。
(1)求是。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2)群众路线。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3)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推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好方法，是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4)民主集中。应当学习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从尊重各种关系的态度出发，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各种正确的政策、方法、方式。民主是发动积极性的必要途径，集中则是效率的手段。积极性+效率=力量。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的，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并使其参与管理就是民主的意义。行政权力的集中，使经过民意通过的方针、政策能够有效率的顺利无阻的执行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组织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4)重点。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5)制度。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适用的，有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要尊重在群众中间创造的许多先进经验。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6)方法。即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工作是一个过程，关联着“各级”的互动关系，如：①上下级的指导;②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③亲手动员群众。这些关系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着“整个计划”的成效以及得到拥护的程度。 另外，“提出任务”和“完成任务”的中介既是方法问题。如果任务是“过河”，那么，工作方法就是“桥”或“船”，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其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和铜墙铁壁的命题描述着工作主体所指，然而，群众文化和科技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形又妨碍着主体工作的质量。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存在，就产生了犯错误的问题，要避免犯错误，就产生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要把…工作，……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一个有力的基础，……其次，要经过……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达到目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
第五，只关注工作本身，是不可能有效率完成任务的。还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胜利斗争到底。
第六，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第七，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第八，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第九，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第十，抓两头带中间。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第十一，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生产建设展览会)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
3、办法：(调查、开会、榜样、竞赛、政治工作)
(1)调查。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要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调查的技术：①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②调查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③要有一定的人数，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④要定调查纲目;⑤要亲身出马;⑥要深入;⑦要自己做记录。
(2)开会。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周游列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 不要搞一阵风，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领导，才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3)榜样。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实事求是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学习的模范。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4)竞赛。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5)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政治工作，才能使新思想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4、冲突：(认识与规律;决策与现实;计划与变化;命令与执行;国家-集体-个人;政治-经济)
管理也是不断地解决认识-规律、决策-现实、计划-变化、命令-执行、国家-集体-个人、政治-经济-文化等冲突的过程。它意味着管理会面对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和总结。这些冲突的原因是：
(1)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2)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3)错误不可能不犯。
(4)缺乏经验，有很大的盲目性。
认识管理的冲突，不可避免会犯错误，会失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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