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文为对“关于纪念120周年专题征稿活动”的投稿，充分论述了毛主席的战略经济思想。网刊将持续连载该文。】
连载《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
第一编 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理论
总有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睁眼说瞎话，说毛主席不懂经济规律，瞎折腾，否定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和成就。其实，这些人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立场，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判断标准，核心在于否定公有制，推行私有化。不过这种争论也涉及若干重大问题，深层次反射出毛主席坚信生命能够在对时空的“只争朝夕”中打破生理的极限获得原始的创造力。他一生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挑战主流意识，信奉实践检验真理，崇尚科学创新。少年写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晚年自嘲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主席用农村和农民革命改变了苏联城市和工人革命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又遇到几次历史性重大选择，如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选择，苏联模式和中国式道路的选择，毛主席多次面对马克思和列宁，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还多了个斯密。
第一章 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关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可以从经济角色把问题还原成“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两个范畴讨论，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代替的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存在的理性逻辑吗?
第一节 选择社会主义经济
一、中国人性善的文化传统更适合社会主义。斯密《国富论》发表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被概括为市场经济的范畴和规律，还被说成是“天然的”永恒。然而，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事实，或许印证了毛主席的矛盾法则，事物都是按对立统一的法则运动着，“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是没有用的。依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述。这个解释清楚地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不同的社会生产关会运动着不同的经济规律，尽管也有相同但差别是本质的。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私有制抽象为人性自私在法的意义上的理性表达并据此将其诸多“关系”概括为范畴和规律形成古典经济学说后，后来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范畴和规律都坚持着人性自私的基本前提。显然，人性自私是私有制生产关系及适应这个关系的范畴和规律的前提条件。可是，人性是否只是自私的吗?根据经验和理性，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这个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么，引用凯恩斯的观点，前提上的其他东西也会不攻自破被否定。进一步说，如果前提是另一个假设，就应当有适合这个假设的范畴和规律，绝不能用被替代的假设上的尺度衡量新的范畴和规律。
孟子在对中国人的考证中发现了人性的“四端”，所以人性为善、可塑。三字经将其概括成“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显中性，关键是环境的染色。韩非以对立出现断定恶是人的本性，重要的是法律。这三种情形，孟子的认识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强调家、家族、国之间人际交往的互助的集体意识相一致，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是“仁政”的依据。毛主席用社会关系解释人性。也许从《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毛泽东文集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可以描述他的理解。从“人之初”谈人性的自然性没有任何意义，婴儿的喜怒哀乐区分不出善(利他)恶(自私)，父母不会因笑或哭去判断善恶。当人处于被“社会化”的环境烙上阶级的特质，人性才会表现善恶。剥削压迫人的人就是恶(自私)，而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就是善。所谓区分恶的标准应是“剥削”，至于对生存权、工作权、收入权、休息权的一般要求不是自私的范畴，而是必须维护的人权。这样，毛泽东区别了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非社会性，也批判了斯密将人的本能(动物性)和对人权的诉求塞进自私范畴从而抹杀人性的阶级属性的逻辑。显然，无论人之初的善(利他)还是社会属性的善都证实人性的利他是一个存在，并且还是一个多数，这就使区别于私有制的前提假设自私的另一个前提假设利他成为现实可能。
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更要求把人性的“利他”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宣布为必然规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在资本主义少数人富裕之外还存在一条多数人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毛泽东则进一步证实这条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期以积累物质条件成熟之后再进入，她可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经过一个“过渡阶段”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的优越性能够更好地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利他”意志叙述着人民的普遍利益，为满足这个普遍利益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经济规律，以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样，围绕这种生产关系会产生适应她的规律和范畴，通过实践和学习，共产党人就要学会和掌握这些新的东西。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可以选择社会主义。人性的利他与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意志这两个方面从理论上为公有制立法，坚实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选择社会主义另一理由，是因为毛主席发现经过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中国可以不照搬马克思的原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在观察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基础后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增长大大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引发危机产生的历史阶段，没有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没有存在的物质基础，或者说，无产阶级必须具备解放自己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的产生正是这种在资本主义母胎中形成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的结果。可是，马克思没有说清也说不清什么样的生产力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生产关系如何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也没有详细讨论，这个留下的模糊性以及马克思所希望的当时“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的德国和生产力最强盛的英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又没有发生的现实，至少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让人感到社会主义的来临仍然是一个徘徊的幽灵。西方具有先进生产力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没有发生危机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反，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却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可能又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多样的，并非只取决于生产力状况。
毛主席在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后认为，社会主义不只是资本危机的产品，同资本主义一样，她更是使“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恩格斯语)的社会制度，她的比较优势在于能够首先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解放生产力，从而为工业化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前提，这恰恰是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赶超西方的最好道路，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只有一个多样性的物质条件的问题，不必非经过资本的发展阶段，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发展了公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一些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过渡时期”，这样，就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语)。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因素加之“过渡阶段”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政策已从整体上改变旧中国的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代替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尽管毛主席认为由于党内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民粹主义在中国与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但是，中国是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不是由封建经济形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以这种革命不是民粹主义的翻版。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作出成功地创新。他构建出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模型，创造出与列宁不同的实践样板，用“革命的能动性”创造出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运动。
三、新中国国情面对的国际境遇所要求的国家利益更适合选择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更重要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利益的取舍。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总目标”并从多角度描述：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文集6》)
“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文集6》]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这个总目标分解为“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赶超对象是美国，意志根源是“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起点是“一穷二白”，“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文集6》)。显然，“总目标”意味着国家有安排经济发展方向和项目的强力倾向，或者说要依据国家利益计算得失确认经济资源配置，而市场经济法则是私人利润最大化以赚钱计算得失反对政府计划更是两极分化严重，二者的矛盾属对抗性质，所以在特定时期受限制的时间内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完成总目标。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解释说：“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 ……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四、三年恢复时期奠定了选择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次历史性选择的背景是1952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1、1952年10月的数据反映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也就是说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已实现;2、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根本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私营占56.2%，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并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形式，3、农村中互助合作已普遍发展起来，还有少数集体农庄。这些情形实际上描述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在自然地发生着转变。(见《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236-245)针对新的变化，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毛泽东改变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提出了“过渡阶段”理论。
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及统购统销政策推动着选择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意味着：
（一）要求农业适应工业化。工业化的回波效应会导致两个结果。(1)城镇的扩张，农业人口的转移。这样，工业的生产资料和城镇人口的生活资料都会大大增加，而“个体农民，增产有限”， (毛主席语)而城市粮食、蔬菜的需要年年增长，当时已出现供需紧张的矛盾;(2)当时已出现农民卖地的情形，这就背离了共同富裕目标。毛主席认为，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要解决供求矛盾“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要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二)国家必须组织动员和领导经济发展的事业。(1)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2)不能走国家专搞重工业、搞原料，轻工业让私人去搞、资本家搞制造的路线;(3)要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①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②农业合作化;③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这是“全党的事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五）粮食统购统销。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毛泽东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指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统购统销的政策表明，为支持国家工业建设，对城乡的粮食供应不得不采取计划的法则。“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六、新中国所“在场”的国内国际境遇已没有西方式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在描述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给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在国内大量消灭小农，生产大量的无产者形成剩余价值必需的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这是一个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兽性原则进行的竞争，充满着无耻和野蛮，造成大量劳动者的非正常死亡和饥寒交迫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另一个是在世界范围开辟殖民地建立世界市场通过对外贸易掠取资源和剩余价值。以布罗代尔的语境，这种开辟世界市场的本质就是在世界范围建立起剥削的塔式体系，安排殖民地充当不同的被掠夺和打工仔的角色。另外，阿锐斯还描述了资本主义历史运动所必经的百年体系问题，并断言日本是搭上西方式资本主义末班车的最后一个国家。显然，进入20世纪50年代这三个条件已经不再存在，或者说，西方式资本主义的路径断裂了。所以，毛主席讲，如果新中国仍选择资本主义，其结果只能是“漫长而且痛苦”和“依附型”。
这里我们不妨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的一段谈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发展经济学的支配-依附关系理论证实了毛主席的“附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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