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
原文载丨经济导刊
最近一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坏消息，华为首当其冲。美国现在已经摆出架势，要对华为发起“绝杀”，意图禁止全球几乎所有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不仅华为依赖进口芯片，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也依赖进口芯片。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与芯片生产相关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具有极高的门槛和壁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外国所垄断。在脱钩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芯片自给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达到70%左右?中国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此，很多人不敢乐观。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却很冷静，他嘱咐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要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一种信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这是美军马丁·邓普西上将的话。你看，我们高举美国将领的话，向美国学习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我们而改变。”[1]
其实，脱钩、断供在近代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回顾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即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遭遇过的致命橡胶危机。看看美国的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认为，芯片是现代工业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与随处可见的橡胶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殊不知，今天中国人对芯片的关切程度还不一定比得上二战初期美国人对橡胶的关切程度。昔日被称作“黑色黄金”的橡胶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的稀缺，催生了现代世界不可须臾离开的合成橡胶产业。
最大短板
橡胶原本只有天然橡胶。早在20世纪初，当汽车工业刚刚诞生时，人们已预感到，天然橡胶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获得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次年，德国橡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汽车轮胎。一战期间，英国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厂商转向，生产了大约2500吨甲基橡胶。十月革命后，屡遭外敌封锁的苏联也付出极大努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于1927年完成第一项合成橡胶实验，于1932年开始批量生产合成橡胶产品，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战与二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欧洲，与美国远隔一个大西洋，战争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整个30年代，美国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橡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胶产量。不过，美国几家相关公司也开始研发合成橡胶，出现五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但这时，它们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别是与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胶专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来的美孚)，它不断制造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分享技术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开合成橡胶方面的独立研究。后来，杜鲁门牵头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 “确实阻碍了美国合成橡胶的发展”。
反倒是身处欧洲大陆的苏联与德国更有紧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开始催促本国企业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他说：“……合成橡胶的大规模生产也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来组织和实现。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艺没有完全确定之类的借口了。我们是否要再等下去，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时间，危险时刻的突如其来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苏、德两国在30年代下半叶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掌握着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到1940年，苏联的合成橡胶年产量已达9.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德国紧随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以至于开战后，它们双方战车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胶制作的轮胎。
在直接投入二战之前，美国生产的几乎每一种战略物资的份额都比其他国家高，唯独合成橡胶是例外，成为最大短板。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发与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苏联。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区区4500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0.4%)，而苏联和德国两国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共有12万吨左右,是美国的几十倍。事后，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赖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遗憾地说：“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获得橡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使用了大约35000种橡胶产品，但我们犯了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橡胶，没有意识到它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确，橡胶当时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各种军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战中为美国及其盟军屡建奇功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橡胶;每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橡胶;每艘战舰需要两万多个橡胶零部件，重量共约16万磅。此外，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它们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没有足够的橡胶，根本就无法应战，更谈不上取得战争胜利了。
图1 美国橡胶供给来源(1939年-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战争已在亚洲进行多年，欧洲方面，德国从入侵波兰开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面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完全断裂的局面，罗斯福在这一年6月终于宣布橡胶为“战略与关键物资”，并成立了国有企业“橡胶储备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简称RRC)，抓紧大量囤积来自海外的天然橡胶(与今日华为囤积芯片相似)。如图1所示，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天然橡胶进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从不到50万吨跃升至约82万吨;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进口量几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达95万吨，备足了大约一年的民用需求。为预防更糟糕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于1941年5月签订合约，计划兴建4座合成橡胶生产厂，让4家轮胎制造商运作，年产量定为1万吨;7月，又将产出目标提高到4万吨，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
陡然断供
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国98%的进口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图2)，主要是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地方已分别于1941年12月8日、1942年1月落入日军控制之下;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样，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 比华为芯片的断供还要来得突然、猛烈。
图2 美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
数据来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对美国宣战，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被动迎战。因为这一切是突如其来，应对起来十分棘手，橡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给，这个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为了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1942年8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等专家组成的“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urvey Committee)。该委员会1942年9月10日发布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警告说：“在所有关键性与战略性物资中，橡胶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构成最大威胁的物资。钢铁、铜、铝、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产可能足以使我们如愿以偿地、迅速而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证这些物品有足够的供应，以强有力地支援我们武装部队的大规模运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确保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国内经济都会崩溃。因此，橡胶短缺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2]很明显，橡胶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美国应对橡胶危机的第一招是寻找天然橡胶的替代进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还没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军的威胁)的天然橡胶重要产地是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它的产能只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头;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胶产地产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够美国两个星期的消费量。更何况，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苏联)也希望从这些地方进口。显而易见，即使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一些天然橡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是一条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实上，从1942年1月到1945年9月这三年半时间里，美国总共从全球搜罗来31.5万吨天然橡胶，不足半年的战争需求。
第二条出路是废旧橡胶回收。1942年5月1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废旧橡胶找出来。15日，罗斯福总统又录制了一段战争宣传纪录片，在全国所有电影院放映电影前播出，其主题也是回收废旧橡胶。罗斯福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在6月的后两个星期，将一切用不着的橡胶制品收集起来，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卖给担任回收任务的全美40多万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铺。[3] 罗斯福还带头将其宠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胶骨头捐了出来，用于再生橡胶生产。然而，尽管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员手段，到6月底，这次回收活动总共收到了不足22万吨废旧橡胶，让罗斯福大失所望。延长10天后，回收总量提升至45.4万吨， 这几乎已把美国的犄角旮旯彻底掏空了，但距离罗斯福设定的100万吨目标还相距甚远。据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收活动”， 但它是一锤子买卖，无以为继。
第三条出路是减少橡胶的使用。为了节省汽车轮胎，也为了转产军品，1942年2月10日，全美最后一条民用汽车生产线关闭。在1942年5月的广播讲话与纪录片中，罗斯福同时发出号召，“减少汽车的使用，通过慢速行驶和少开车来节省轮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众的自觉。当月，17个州通过法案，开始发行票证配给汽油;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汽油。不过，汽油配给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节约汽油，而是为了防止美国人过多使用汽车，浪费轮胎，浪费橡胶。汽油供应减少，可以迫使民众少开车，从而可以少磨轮胎，少费橡胶! 同样为了节约橡胶，1942年9月底，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将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因为相关部门研究发现，时速35英里的轮胎寿命是时速65英里的轮胎寿命的四倍。1942年12月，罗斯福总统又下令把汽油配给的做法推广到全国所有48州。这三项节约轮胎的措施一直实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种开源节流的招数肯定有助于缓解橡胶短缺，但它们开的“源”太小，节的“流”不多，仅靠这三招不可能弥补天然橡胶断供造成的巨大空挡，更难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本国与盟国的战争需求。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它被提升至最高优先事项。[4] 1942年5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警告：除非在库存耗尽前，“合成橡胶可以大量供应，否则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叫停整个战争”。被战争与断供逼得无路可退时，以前想办却无法办到的事反倒出现了转机。在这其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
协同应对
战时状态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在1940年6月28已组建了“橡胶储备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进口、囤积与分配天然橡胶，服务于国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全面推进合成橡胶产业发展的任务,包括控制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协调相关公司、大学与科研机构展开合成橡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合成橡胶制品的生产。当时，除“橡胶储备公司”外，还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组建新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这些机构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设进度。为此，“橡胶调查委员会”于1942年9月建议，“对与橡胶计划有关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合并”， 将所有涉及橡胶供给与使用的相关职权（包括技术研发与橡胶的购买、销售、征用、储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橡胶署长办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属于权力巨大、机构庞大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胶储备公司”与“橡胶署长办公室”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作用是沟通产、学、研，协调人、财、物，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出一个足以支撑战争与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胶产业来。几十年后，当一位美国学者回顾合成橡胶发展史时，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们孙辈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分享专利与协议，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运营这些设施。”
专利共享
为了生产适合广泛军用的合成橡胶，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专利问题。战前，杜邦公司已经发明氯丁橡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发了丁基橡胶，但这两种合成橡胶都不能用于生产轮胎。适合生产轮胎的是丁苯橡胶，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幸运的是，通过战前与法本公司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生产丁苯橡胶的专利与技术知识。但直到1941年，该公司不仅自身没有投资生产丁苯橡胶，还以提起诉讼为威胁，阻止轮胎企业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异(Goodyear)使用这项技术。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同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交战双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不再作数。在这个背景下，官办的“橡胶储备公司”趁势而入，于12月19日协调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大轮胎生产巨头固特里奇、固特异、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国橡胶公司(U.S Rubber)签署了一份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次年，美国政府发起对标准石油公司与敌国法本公司合作关系的司法调查;为了避免政府进一步施压，标准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月26日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免费与所有参与协议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胶方面的专利。同时，各公司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所有类型的合成橡胶都采用新代号“GR”，意为“政府橡胶”(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胶(Buna-S)被称作“GR-S”, 丁基橡胶被称作“GR-I”等等，共五大类;产品以丁苯橡胶为主，其他种类的合成橡胶为辅，并确定将使用“共同配方”。最终，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合成橡胶中86%为丁苯橡胶。可以说，没有用于轮胎生产的丁苯橡胶，机械化的二战根本无从进行。
直到这时，即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公司确保解封专利之后，大规模合成橡胶生产才真正成为可能。按照1941年与1942年的这两次协议，除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相关信息外，对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专利，只需交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发明的新专利，将由所有签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这两项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美国公司同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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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正非最新发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2020年9月7日，https://tech.sina.cn/it/2020-09-07/detail-iivhvpwy5282799.d.html。
[2]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 554.
[3] 纪录片“‘’Scrap Rubber Needed‘says FDR,’” 1942年6月1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n9Z90MPeQ;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May 18, 2015, https://www.rubberlinings.co.uk/single-post/2015/05/18/BRIEF-HISTORY-INTRODUCTION-OF-RUBBER.
[4]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5. 当时，合成橡胶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纳粹德国与苏联也不遑多让。为此，美国曾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制造基地进行轰炸，德国也曾在1941至1943年间对苏联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发动过毁灭性攻击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The Battle for Rubb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onathan Curry-Machado, eds., 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pp. 208-209.
协同应对
官产学协同，攻克工艺技术
达成合作意愿只是技术突破的第一步。虽然当美国进入二战时，合成橡胶的生产已有20 多年历史，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经验，相关技术还没有过关。与天然橡胶相比，合成橡胶更难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轮胎时需要更多的粘合剂。为了生产可靠的通用橡胶，必须研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在谈到业界最初对GR-S 的试产时，一位亲历者回顾道，第一批实验样品很快就显示出，这种“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胶与业界熟悉的天然产品完全不同。拉伸强度约为天然产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发热速度却增加很快。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新的合成材料可能会被扔进垃圾桶。但这是战时紧急情况，别无选择，业界必须学会用它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1]
由于GR-S 需要确定与天然橡胶不同的复合条件、促进剂、抗氧化剂以及炭黑的种类和剂量，政府携手产、学、研发起了一项“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 重点是改进GR-S 现有生产流程，并解决现有和潜在技术难点。该项目的牵头人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化学家罗伯特• R. 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参与者除各相关公司的研究人员外，还包括来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者。贝尔实验室的多位化学家解决了GR-S 生产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威廉• 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开发了一种利用橡胶溶液的折射率确定橡胶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术，对提高GR-S 质量作出的重大贡献。
其他参与计划的学者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总裁约翰• 科利尔(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作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突击队和别动队”。在橡胶署长办公室的强有力领导下，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联合起来，各种知识与想法汇集在一起，所有数据与成果进入同一个信息库，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通力合作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该计划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攻克诸多技术难关，在合成橡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上取得快速进展，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计划开启短短16 个月后，GR-S 便开始批量生产。在该研究计划持续期内，100 多种详尽的研究报告通过橡胶署长办公室分发到所有参与方，各公司共享了200 多项专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 年投身合成橡胶行业的化学家相信，通过以这种大规模集成方式展开技术攻关，美国合成橡胶产业得以“将平常需要走10 年的路，缩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资扩大产能
在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大手笔向合成橡胶产业投入巨资。据估算，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投资高达7 亿至7.5 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 亿至120 亿美元)，用于兴建51 座工厂， 占这些工厂建设费用的97%。此外美国政府对橡胶项目还有大量其他投资，总金额高达20 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20 亿元左右。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可以说完全是一场豪赌。当时就有咨询公司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经过试运行，就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设施中去”。[2]但大战当前，不赌行吗?
很明显，这51 座工厂都是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采用国有制？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看不到大规模投资合成橡胶可以很快给自己带来盈利机会，而政府这时正要为前线供应武器装备，无从、也无需斤斤计较市场价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 年试图推动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但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只建起4 家年产量很低的小厂。“橡胶调查委员会”在1942 年9 月建议政府“硬闯”(bull through)合成橡胶领域;随后由杜鲁门领衔的国会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此前的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才为美国合成橡胶的大跃进扫平了道路。
这51 座工厂分头由四大轮胎厂商设计、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 美元的价格将其租给这几个厂商经营，几乎是白送;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有民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对这些工厂以及合成橡胶上下游企业实行严密监管，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合成橡胶生产厂集群。[3]其次，为了避免妨碍各个厂商之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合成橡胶领域暂时叫停了反垄断法，不再奢谈自由竞争。再次，这些工厂所生产的橡胶并不能随意拿到市场上销售，而是必须记在“橡胶储备公司”的账上，按“战时生产局”制订的分配方案，出售给工业用户。[4]同时，它们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机构计划分配的。用当时“战时生产局”负责人的话说，“在广大的生产领域，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出售给谁都是由政府决定。价格和工资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导劳动力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综合起来看，相关企业根本谈不上“民营”，而是国有官督商办。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上下对政府这么直接的干预合成橡胶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事后证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间工厂的建设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其建设周期需要10 年;然而，在战时，由于各方面的齐心合力，它不到10 个月就投产了。[5] 美国的工业部门此前从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承担如此巨大的任务，但他们知道，如果合成橡胶计划失败，美国的作战能力将被大大削弱。既然没有退路，面临再大的困难，也只能硬着头皮砥砺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 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4500 吨;1941 年，提高到8400 吨;1942 年，战争已经开打，4 家新建的工厂原计划将产能提高到4 万吨，但最终只完成了2.25 万吨。转机出现在1943 年。这一年，“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初见成效，15 座工厂完工，GR-S 开始量产;当年产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达到23 万多吨，相当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胶园的产量。1944 年是战争最吃紧的年份，对橡胶的需求升至顶峰。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已在美国形成，产量提升至76.3 万吨，是1940 年的一百多倍。这年，曾担任过“橡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詹姆斯• 布莱恩特• 科南特(James BryantConant，1893-1978)在给该委员会牵头人伯纳德• 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短短两年内，美国完成了“一项几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建立起一个通常需要20 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庞大合成橡胶产业。“回想两年前那些炎热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这一切几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6]到战争结束的1945 年，建设美国本土合成橡胶工业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当年产量达94.5 万吨，占全国橡胶消费量的87.6%，产能更高达110万吨。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面临生死抉择的伟大崛起
谈到二战时期的科技进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胶对美国赢得二战也许贡献更大。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知情人都认为，合成橡胶计划堪比“曼哈顿计划”。1947 年，深度参与合成橡胶计划的劳伦斯• 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美国的战时合成橡胶计划与美国在原子弹上的项目非常接近。”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至少有三个共同点：1)总费用分别都有20 亿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计划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下，大批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团队合作。直到1955 年，被人称作“两洋海军之父”的美国资深众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还在一次国会关于政府合成橡胶项目的听证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二战期间建造起这些工厂是最伟大的战争成就，仅次于核武器的发展。”
的确，几乎从零开始，合成橡胶的飞速发展称得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质上讲，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不能生产可以用于制造轮胎的合成橡胶;1942 年GR-S 的产量只有区区3721 吨，占当年合成橡胶产量的16.5%，质量也不太好。随着“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快速取得进展，1943 年GR-S 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质量持续改善。
到战争结束时，GR-S 的占比稳定在八成以上，其质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胶(见图1)。
图1 美国合成橡胶的构成与产量，1940-1945 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从量上讲，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远低于苏联与德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产量比德国的最高产量(1943 年)还要高出7 倍。战后，美国占据全球合成橡胶生产霸主地位长达65 年(图2)，直到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产能分别于2010 年和2011 年超过美国，夺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胶生产大国的头牌。
图2 美国与全球合成橡胶产量及美国的占比，1939-1956(万吨)
数据来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62
量的另一个指标也许更重要，从1944 年起，美国生产的橡胶已经可以满足战争需求;到1945 年，除满足战争需求外，橡胶产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7] 1940 年底，罗斯福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将美国建成“民主的军火库”(Arsenal ofDemocracy)。恐怕直到一年后他才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足够的合成橡胶，尤其是丁苯橡胶，这个“军火库”根本无法建起来。直到美国上下一心、协同攻关，突破GR-S 关键技术瓶颈以后，它那个“军火库”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为前线总共生产了303,717 架军用飞机、88,430 辆坦克，94,179艘战舰、260 万辆军用卡车、60 万辆军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军备生产的优势”。
假如没有足够、适当的橡胶供给，哪里会有这些军火、装备?没有这些军火、装备，美国哪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岂有战争胜算?正是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才使美国得以从零开始，在三年之内发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支撑起庞大的军火库，全面碾压德意日轴心国。马丁•邓普西上将所说的“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世界上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
今天中国面临的芯片危机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30% 的芯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已经有能力制作出28纳米乃至14 纳米技术的芯片;也就是说，非高端芯片的自给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机的7 纳米、5 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此类芯片的制造设备与技术。顺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胶轮胎也是我们的技术短板之一。以前，通过国际产业链，我们可以买到相关产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天然橡胶一样。
现在断供了，这是坏事，但坏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
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8] 对当年的美国而言，天然橡胶断供是极大的坏事，但如果不是经历这件坏事，它的合成橡胶产业不知何时才能发展起来。美国都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中国也一定能。
在坏事变好事、化危为机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子兵法• 九地》讲到有一种用兵原则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9]于是我们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语。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类似成语还有济河焚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绝处逢生、向死而生……，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更是不断化危为机的历程。长征途中，面对失利和困难，毛泽东豪迈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日本打到中国，毛泽东引老子的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10]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然后告诉大家“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使出种种损招，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大无畏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2]
1959 年，面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拒绝援助我国核潜艇研制，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
1960 年，为了“制止战争”、“不受人家欺负”，毛泽东又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4]
从建国一直到70 年代初，美国纠集其盟友及走狗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苏联也于1959 年 6 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1960 年撤回全部在华的 1390 名苏联专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于1964 年10 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1967 年6 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于1970 年4 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年12 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我们还在极其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上，仅仅用了20 多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
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1989 年，当西方国家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
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15]
与过去遭遇过的严重危机比，当前的芯片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与过往落后的历史条件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制度的固有优势依然安若磐石、稳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确实充满挑战，但绝非遥不可及，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面对美国的“脱钩”、“断供”威胁，我们只能同仇敌忾，绝地反击，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1] 价值换算依据以下网址https://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42.
[2] 从1942 年1 月到1943 年7 月，美国国会专门为合成橡胶的发展举办了超过100 次听证会。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10-212。
[3]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p. 179.
[4]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5]Jerome G. Peppers Jr.,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Logistics 1935-1985 (Huntsville: Logistics Education Foundation Publishing, 1988), pp. 63-65。1941 年5 月，美国政府规划的合成橡胶产量的最初目标是1 万吨，7 月提高到4 万吨。珍珠港事件后，该目标于1942 年1 月提高十倍，达40 万吨;3 月3 日又将目标提高至60 万吨;4 月21 日再将目标提高至80 万吨;最后，9 月“橡胶调查委员会”把目标设定为100 万吨。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pp. 209-210。
[6]周文荣，“ 自主创新、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一合成橡胶大国”，《中国石化》，2018 年12 期，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12/28/content_1729473.htm。
[7]“中科院院长：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单”，2020 年9 月17 日，https://tech.sina.com.cn/d/i/2020-09-17/doc-iivhuipp4859072.shtml。
[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318 页。
[9] 骈宇骞、王建宇、牟虹、郝小刚等译注，《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89 页。
[1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38 页。
[1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390 页。
[12]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496 页。
[13] 郭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军转民》，2015 年第1 期，第56-58 页。
[14]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 —1962)” ( 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第8 卷 第5 期(2001 年9 月)，第69 页。
[15]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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