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悼念钱学森同志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钱学森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和红色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生。
钱学森同志是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1929年，钱学森同志，浙江杭州人，1911 年 12月出生。考入交通大学学习，后来一度因病休学。在家乡休学养病期间，钱学森同志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曾对父亲说，读了这些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们的西湖，真是美妙极了。1931年9月，钱学森同志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不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血与火的洗礼，使钱学森同志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深刻而具体多了。从此，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愈来愈高，并开始接触到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是十分活跃。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同志离开祖国，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同志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同志请假回国探亲。其间，国民党政府通过胡适，邀请钱学森同志留下来，担任北京大学或交通大学校长，但是被早已看透国民党政府反动本质的钱学森同志拒绝。钱学森同志说：“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同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同志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同志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同志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国海关扣押。不久，钱学森同志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在拘留所中钱学森同志受到残酷迫害，体重减轻了15公斤并且失声。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那之后，钱学森同志每个月必须到移民局去登记，行动也受到多方面限制。从1950年到1955年，钱学森同志和他的家人处于被软禁状态。直到1999年，美国国会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秘密技术后发表的考克斯报告中，仍然将钱学森同志指为间谍。钱学森同志受到的残酷迫害充分证明了“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的虚伪。
党中央对钱学森同志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同志，并采取了诸多努力促成钱学森同志归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同志等中国留美人员。在1955年7月31日，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努力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同志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应该说，是新中国把钱学森同志从外国的监禁和迫害中解救了出来。如果这时的中国仍然是那个外国侵略者肆意横行，对于外国的排华活动忍气吞声，对于犯罪的外国人也不敢处罚的旧中国，钱学森同志不可能成功归国。
新中国给了钱学森同志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一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科技发展。1956年，毛主席会见钱学森同志时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落后国家搞高科技的阻力很大，钱学森同志后来回忆说：“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幸亏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鼎力支持，顶住了这股歪风，“两弹一星”等高科技项目才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科研方面实现了出色的协同组织。在建国初，我国科技基础十分薄弱，而核技术航天技术等在当时属于极尖端的科技，需要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如果没有出色的协同组织，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两弹一星这样的科技任务的。钱学森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他曾对毛主席说：“关于两弹的研制，要有立足国内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后来，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有效组织全国大协作，毛主席曾专门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中国科学研究大协作的最显著和最成功的典范，社会主义制度使钱学森同志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在科研方面出色的协同组织，纵使有100个钱学森，中国也不可能迅速取得“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相反，如果还是半殖民地下的旧中国，可能刚刚开始研制“两弹一星”就被外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为名入侵，彻底沦为殖民地。钱学森同志对此认识的很清楚，多次强调：“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强调“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钱学森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诚心诚意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他下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与工人、科技人员一起攻关，还与工人们一起座谈、谈心，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一次工人代表会议上，他发表的谈话，足见其真情：“我是一个科学技术工，是在党的关怀下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拘留后回到祖国来的。我发表过科学论文，在高等学校里教过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得很长久的一个知识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这次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代表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们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究事业，不是关在研究室里的事业，它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学工的工作，也是整个劳动人民的事业，高级知识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我个人也是如此，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与工农相结合使钱学森同志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升华，在1959年11月12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学森同志后来回忆说：“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1969年，钱学森同志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专业上的进步和政治上的进步是相得益彰的。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顺利发射。1966年10月27日，中国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这一切都凝聚了钱学森同志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汗水。试想，如果钱学森同志等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而是挟技自重，有再多的知识也只能和吐火罗文一样随自己带进棺材，怎么可能迅速取得“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一切充分表明，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出路。
然而，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以“非毛化”为中心的反社会主义歪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大行其道，大批科技项目纷纷下马。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 ”、固体发射的“DF7A ”、“DF12”空射火箭等。其中，DF6型弹道导弹是中国研制的早期最大的3枚搭载弹头计划。这是中国在继人造卫星出现以后，又一次叫美苏震惊的举动。它的出现将是的中国获得与美苏几乎同步的“多弹头”能力，而且它具备了“二次载入”机制，这是美国在1979年才开始引入的。DF7计划最大搭载能力达到6枚弹头，每枚当量12万吨。在搭载3枚弹头2枚欺骗弹头之际，它的最大飞行距离已经可以覆盖USA。而它的指导机制采用了惯性导航引导指导技术。甚至民用航天技术也怕引起“友邦惊诧”而被叫停。例如，1975年定型的2个型号大推力1吨级火箭被强行下马，改为对长征系列火箭改良。结果今年日本大推力火箭上天了，美国的大力神也在几天前上天了。而我们的还在研制中，要2015年才有初样。再如，原计划80年代实现的载人航天推迟到2003年才实现，整整耽误了20年。这一切钱学森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无力阻止这股逆流，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又一个科技项目下马，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发达国家再度拉大。这再次表明，科技不是知识分子个人的事，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科技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但是，逆境中的钱学森同志仍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和一个中国人的气节。70年代末，当时一位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锋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同志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同志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这一番话，钱学森同志说：“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面对钱学森同志的坚定态度，那位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锋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和钱学森同志崇高气节相比较，“非毛化”急先锋的面目更是暴露无遗。最终，钱学森同志今天仍然被中国人民崇敬，那位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锋则早已折戟沉沙。
1989年，以“非毛化”为中心的反社会主义歪风终于冲击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爆发了。在动乱面前，不少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锋撕下了伪装，公开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钱学森同志却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大义凛然的说：“我今天指名点姓的说，方励之是个民族败类。”那时我只有3岁，钱学森同志的这句话是我人生中所记住的第一句话。在以后的20年里，对钱学森同志的这句话我曾讥笑过，怀疑过，但是终于还是理解了。是啊，这本来就不难理解。一个冲破重重阻挠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一个则叛逃出国作为帝国主义侵略、颠覆中国的工具；一个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毫不居功，一个除了推销一点外国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就什么都不会的人却自封“理论科学家”。两相比较，谁是民族脊梁，谁是民族败类，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在那段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日子里，这种对比使无数人认清了方励之等人的真面目，钱学森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度过危难、中国免受苏联式的灾难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久之后，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钱学森同志并合影。然而，今日仍然有人和当年的方励之一样，不遗余力的宣传：“钱学森的不科学言论为大跃进的疯狂火上浇油”，“钱学森对当时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大力支持，对气功热和迷信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知这些人敢不敢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拿出来在阳光下晒晒？
晚年的钱学森同志一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九十年代初期，钱学森同志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强调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今年在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钱学森同志又说：“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我做了一些事情。现在老了，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在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同志这五个毛主席时代的老模范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钱学森同志得知非常激动，后来他说：“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而1991年10月16日，为表彰钱学森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特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钱学森同志面对荣誉却表示“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激动，不因至高的荣誉而激动，表明钱学森同志始终坚持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足以让无数把集体协作的成果归功于自己“XX之父”，甚至以诬蔑毛主席时代为能事的“牛棚大师”汗颜。
如今，钱学森同志去世了，全国人民都很悲痛，都在悼念他。但是，也有些“精英”以悼念为名，行否定之实，宣传：“钱学森是中国的航天之父。没有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至少要推迟20年。”“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其实钱学森同志结婚时蒋百里已经去世了9年）提出了持久战，毛泽东不过是抄袭了蒋百里的思想。”“诺贝尔奖代表的普世价值是最公正的。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建（其实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钱学森同志的亲戚）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新中国60年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表明公有制效率低下，社会主义制度效率低下。”这些恰恰和钱学森同志一直坚持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坚决反对丢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张是截然对立的，实质是“打着钱学森的旗号反钱学森”。（其实，当年某些人利用钱学森同志对粮食极限产量的计算搞浮夸，以及后来利用钱学森同志主张加强对人体科学研究搞欺骗的行为又何尝不是类似的“打着钱学森的旗号反钱学森”的行为呢？）如果钱学森同志还在世，一定会对这些“打着钱学森的旗号反钱学森”的谬论进行最严厉的批判。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红色中国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钱学森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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