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科学巨擘钱学森，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许多震惊中外的奇迹。在钱学森的人生长河中，镶嵌着一个个像宝石一样晶莹闪光的故事，让我们从中去感悟他那瑰丽多彩的人生品格和闪闪发光的科学风范吧！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 年 12月出生。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 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前来实习的中国留学生，所以一年后即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一位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而此时，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失败的美国政府又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国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同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同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盯梢，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 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
这封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将它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周总理当即把将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召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过后，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同。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 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却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到达北京后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廖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事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建立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同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钱学森是中国人，他曾为了回到祖国而奋力抗争；回国前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而背上了“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三年，力学研究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同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30年后，他回忆道：“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一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他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词典》等图书，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科学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江泽民、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研究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女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了系里，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在生活上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点猪肉并交代说，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了，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厉声问工作人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很闲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2年前后，钱学森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但是，他拿到钱后， 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而补发的3000多元工资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
1982年，钱学森等人所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本人将自己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即使是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多，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前些年，“名人录”之类的书很多，一般人想要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但钱学森若要上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即使不要钱也不上。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便通过钱学森的秘书进行联系。秘书向钱学森报告此事时刚说了几句，钱学森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板着脸瞪了一眼秘书，说：“你想干什么！”于是秘书再也不敢往下说了。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不可谓不高。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和“地位”相关的就是“待遇”：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他的住房，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这样他就可以到院里晒晒太阳。钱学森说：“我现在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学森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作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说：“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同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我过了头，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我看对我个人的宣传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上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你立刻通知报刊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
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对方表示尊重钱老的意见，但文章已经排好了版，不好撤下来。钱学森听到这个情况后，便对秘书说：“像这样的文章都是在人死后才发表，我还没死呢，他们急什么？”于是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有关报刊的总编：“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把稿子撤下来。”
这就是钱学森，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一位科学家。一位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人格品质。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5期《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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