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劳动节的三天假日，我认真拜读湖北作家映泉为著名劳模写的一本传记，一本遗忘在书房角落的《陈永贵传》。读后反思，感慨颇多。
陈永贵，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从一个逃荒、打长工的穷人，成为历史上唯一的拿工分的副总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人说，一位近乎文盲的农民成为管理中国农业的副总理，是时代的荒唐，是历史的悲哀，以前我也附和这种观点，曾对这位裹着白毛巾、穿着对襟褂，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永贵叔”发出过幼稚的讥笑。读毕，感觉自己的无知，感受的是一位特殊农民的平凡与伟大。
陈永贵，一位懂得感恩的农民。陈永贵，苦水里泡大的硬汉。凄惨的童年，父亲贫困潦倒，将妻子、女儿被卖给了人家做妻，自己自缢在大寨的一棵大树上，陈永贵成了无依无靠孤儿。其遭遇的不幸、经历过的苦难，是现代青年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是大寨村一位与他无亲无挂的婆婆收容了他，给了他一个立足的地方。1946年，山西来了共产党，又把他救出了苦海，区委书记张怀英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永贵目不识丁，但他是一个种地的好手。他虽然很穷，但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没有忘记收留他的婆婆，他没有忘记把半个窝窝头留给他吃的伙伴，当他成为可以顶天立地的男人时，成为大寨村种地的能手，他怀着感恩的心态把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成立一个劳动互助组——“娃娃组”，并带领这些娃娃去耕种，去收获，粮食产量超过了由当时的村支书带领的“壮年组”，走出了一条集体主义的道路。陈永贵这种博大的胸襟、悲悯的情怀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超出了一位农民的思想意识，达到了“圣人”的崇高境界，赢得了大寨老百姓的称赞，成了大寨的新支书。他高尚的风格和生产的奇迹，来源于朴实的阶级情感，更源于感恩的心，源于决不服输的硬汉性格。
陈永贵，一位战天斗地的英雄。大寨是“七粱八沟一面坡”的石山和“十年九旱”的穷山窝。陈永贵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武器，亲自带领大寨人用血汗和生命“三战狼窝掌”，硬是从石头缝里扣土要粮，用人的精神力量改变了大寨贫瘠的自然面貌，也改变了大寨人的精神世界。他崇尚的集体主义理念，弘扬的艰苦创业精神，恰好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共鸣，恰好与新中国的创业节奏合拍，成为了农村的带头人，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博得了共产党的主席赞赏和共和国总理的青睐，博得世界上那些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总统的尊敬。于是，他通过实干出来的业绩，走出了昔阳县、走出晋中、走出山西，走进了中南海的圣殿，成为十几亿农民的恺撒。
陈永贵，一位最为廉洁的官员。陈永贵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革命委员副主任、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官居“二品”，谁也想不到他还是一个在大队拿工分的副总理。按政策规定“京官”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也应该拿副总理级的工资。但他没迁户口，依然拿着大队的工分，加上各级补助也只有120元，养活一大家子人。陈永贵烟瘾很大，可中央特供的“中华”香烟他消费不起，一次也没有购买。对各级地方官员送的礼品一律退回。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堪称世界各国中职务最高、工资最低的官员，一位名副其实的“ 布衣宰相”。
陈永贵，一位睿智的农民政治家。陈永贵当了副总理，没有文化却有睿智。他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提拔他当副总理，不是要他当官，而是要给中国的农村树一面艰苦创业的红旗。因而，他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不但衣着上没有去掉农民的形象，而且骨子里始终保持朴素的农民本色。他的睿智在于他懂得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土地上来的，离开了这块土地，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搬出环境幽雅的“钓鱼台”，提出在中央、大寨和全国农村各呆三分之一时间的“三三制”。毛泽东主席很是欣赏他这种朴实的品德和务实作风。以幽默的口吻答复：“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于是，他带着他对中国农业出路的独特思想，走出大寨，走出昔阳，走出山西，极力将“学大寨”的运动推向中国的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倘若说担任大寨书记陈永贵在带领穷哥们改造干旱、贫瘠的大寨土地时，酷像一位“苦行僧”的话，那么担任副总理时的陈永贵，又酷像一位“传道士”了。陈永贵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带着十几亿人口吃饭的思索，四处宣扬他“艰苦创业，大干社会主义”的大寨精神。
时势不断造就英雄，历史往往嘲谑前人。精神力与物质这两股力量，经过几十年的斗法，精神的魔力最终因人类自私、懒惰的属性而败下了阵来。陈永贵，这位农民“宰相”和他的大寨“红旗”也随着小岗村“包产到户”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用客观辨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后来的农村改革，不可否认“包产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得到飞速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寨精神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杰出贡献也是不容否定，至少有一点功劳，就是在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了一次艰难的探索，一度曾把农民的自私懒惰的习性洗涤一空。而今的农村，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水利等基础设施失修、违法占用耕地、封建迷信抬头、赌博懒惰成风。
今天看来，陈永贵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式人物，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陈永贵不失为一位旷古未有的农民英雄。现在，有理论水平的农村领导也好，有科技知识的农业专家也好，你也许会用蔑视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这位农民出生的副总理，但在历史的记忆中，你绝对无法摆脱对英雄仰视的心理。 陈永贵，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寨农民，能得到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巨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欣赏，能给中国十几亿农民留下深刻的记忆，能获得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尊敬。在历史上没有，将来恐怕也是不可能出现。
农村改革以后，有些人对陈永贵和他的“大寨”说东道西，甚至跟大寨算帐，认为陈永贵式的农业模式劳民伤财，确实把没有文化的永贵大叔气了个糊涂。其实，要和永贵大叔算帐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话，就是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现状的极端无知。在生产力落后、国家积累不厚的情况下，精神的作用是不可忽视。学大寨运动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至今惠民。何况，学大寨带来的民族精神的提升，带来的国力增值是任何数学家计算不出的。秦朝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动用几十万民众，修了一个都江堰，当时肯定也有人大骂“劳民伤财”。都江堰建成以后，泽披千秋，老百姓世代受益。李冰父子也被后人立神位敬供。
今年，我国西南汉灾严重，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西南几省，雨水充沛，历史上很少大旱，农村水利基础失修，灌溉系统老化，一遇到旱灾，只有全民掉泪。在关注灾情的时候，我想起了“永贵大叔”。据统计，在当年的“学大寨运动”中，我国农村的可耕种面积和田水利设施(水库、电站、梯田、水坝)达到历史之最，给子孙留足了旱涝无忧的可耕之地。从这个角度来说，稍微有一点良心的人们，都应该感谢那位农民总理陈永贵以及他的“大寨运动”。
陈永贵，一位半文盲。郭沫若，一位大文豪。而后者对前者充满敬佩之情，死后将自己的坟墓立在了虎头山上，与永贵大叔日夜相伴。郭沫若的举措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作古的人无须政治表演之必要。究其何因?我想，郭沫若敬佩的是大寨人那种“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精神,敬佩陈永贵的勇于抗争的硬汉品格。中华民族，一个饱经外侵苦难的民族之所以能繁衍不息，正因有了这种精神、这种品格。
读完《陈永贵传》，认识一位硬汉，拾起了遗落已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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