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与沈浩--为不幸去世的沈浩同志哭泣

焦裕禄与沈浩--为不幸去世的沈浩同志哭泣

真理永存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光环下的真相：沈浩之死——这究竟算是谁的悲剧》？一文，看完了以后很有想大哭一场，为不幸去世的沈浩同志哭泣。

静下心来想一想，焦裕禄的去世是非常荣幸的。因为他出生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们都听听毛主席的话，党的话，他们深入群众，一心一意的为人民群众服务。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只要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就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受到党和毛主席的赞赏和表彰。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为兰考县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而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他逝世后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向他学习，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在中国的九百六十万的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巨大浪潮，焦裕禄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名垂千古、芳流百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焦裕禄的去世是多么的有意义和有价值啊！

而沈浩同志也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进驻小岗村的六年以来，也可以说是为了小岗村的经济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他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除了他从省财政厅带去了一些钱盖了个“大包干纪念馆”和给村里的农民每家补助两万元盖了楼房以外，他却是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为什么呢？村民们依然还是那种狭隘的小农思想在做怪。大家各干各的，为了土地矛盾的大小纠纷你争我抢。有的村民经常与他吵架，有的甚至还和他动起手来。弄得他心力交瘁，只好借酒浇愁，最后告别了人世，告别了小岗村的村民，也告别了他善良而不幸的妻小和年迈老母亲——。

与焦裕禄同志相比，沈浩同志的思想和精神是和焦裕禄一样高尚伟大的，他的死也应该是重于泰山的。可是，与焦裕禄相比，他却死的是那样的不为人们所尊敬和爱戴。以他的水平和能力，他本来是应该能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的，他本来也是应该受到小岗村的人民群众爱戴的。可他生前的改造却是与村民们为那些鸡毛蒜皮饿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从那篇文章中我们知道：他整天竟然不得不与一些村民争吵，甚至打架。直到他去世后的好长时间才受到小岗村的村民们的懊悔和追忆。（在他刚去世后，严宏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冷漠地评价他“有功有过”呢！）这些不正常的情况都是由谁造成的呢？一个给小岗村带来了几百万资金的财政厅干部仅仅得到这样的评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是一个县里或者乡里的普通干部下派到这里会得到怎样的遭遇，我们就更可想而知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责任究竟怪谁呢？

用一句著名的诗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有的人死了

可他还活着

有的人活着

可他们

已经死了

附：

小岗村官沈浩之死

：周华蕾

　　一个外来改革者的非正常死亡，把小岗再度推到了聚光灯前。这些年的分合之争，这些年的致富探索，小岗村的困境已经不是小岗人自己的困境，而是中国农村的集体困境。

　　两个月以来，小岗村村主任沈浩的工作日程表里，排满了一大摊子“土地流转”的遗留问题。

　　先是10月底，村里新规划的循环路要在村民严美昌家的麦子地里经过，50多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不乐意，结果十来个不明来历的小痞子冲进他家里，恐吓说要揍他；

　　然后11月2日，GLG甜叶橘产业园生产道路破土动工，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十几个村民不满意村委会先斩后奏的做法，闹到了沈浩办公室；

　　当天晚上，“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媳妇段永霞裹上棉被，就睡到了自家地里——当初，村民严家乐家的地被规划入村文化广场，被村委会请去喝杯茶的工夫，地就没了。

　　一连三天，严宏昌家没日没夜守着庄稼，生怕给挖掘机刨掉了。到第四天，小岗村就出事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大事。

　　45岁的沈浩死了，在又一个三年任期将尽之际。

　　11月5日中午，县里来了几拨客人，村委会在 “大包干”农家菜馆里摆了酒席，喝的是120块一瓶的本地酒“明帝十八”。那天总共喝了多少酒，已经成为一个谜。老板娘支吾着说1瓶，有人说3瓶，还有人说8瓶。

　　总之，下午4点，房东马家献看到小岗村副书记张秀华扶着沈浩跌跌撞撞地回来了。马家献给沈浩倒水，他摇头说不喝。过一会儿，马家献上楼叫沈浩吃晚饭，听到他呼呼扯鼾，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早上6点多，村民杜永兰来找沈浩办事，在床边怎么喊也不应。赶来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在那摆满发展经济学和财政学书籍的房间里，沈浩保持着头一天的睡姿，趴在床上朝门侧着，左手扶着脸，像还在熟睡。

　　上面来的“摇钱树”

　　11月8日沈浩的追悼会上，那些接受过他帮助的村民和跟他拍过桌子、吵过架的村民们都哭了。

　　5年前，这个开着桑塔纳的省财政厅干部刚进村时，小岗人并不热心。那时村民大都住在茅草屋里，连固定电话都用不起。小岗村有句话，“一步跨过温饱线，多年未进致富门”，这里的村民也往往被外来者们打上刻板印象，“难缠的小岗人”。沈浩是1993年以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第四个外面来的干部。村里人不指望一个走马观花的下派干部能做点什么。

　　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觉得，沈浩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见了谁都亲热地打招呼，不像别人只顾低头走路不理人。沈浩在农村长大，去到哪里，端上桌的水就喝，衣服的袖口磨得快没有了，他也不在乎。

　　村民关小伟是一个有智障的大龄青年，家里穷，沈浩就常跟人半开玩笑地叨挂，要帮他讨一房媳妇。还有一回，沈浩把自己的棉被送给关小伟，喝醉酒了回到自己房间，弄不清自己的被子去哪儿了。

　　沈浩大大咧咧，也不记仇，有时跟村民吵翻脸了，第二天别人再来，有事的话他该办照办。

　　对于小岗人而言，沈浩最大的不同是，“别人有想法，但要不来钱。而他是财政厅来的干部，好比一棵摇钱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说。

　　之前的小岗村干部们总是空有想法，但没钱。沈浩一来，资金链便顺畅多了。沈浩为每户小岗村民争取了2万元的建房补助，于是，2007年前后，几十年如一日的茅草屋一跃成为两层高的楼房了。

　　2006年底，沈浩的3年下派期行将结束。这时，严宏昌牵头，发动了小岗村98户村民，和他们当年签下那纸生死契约时一样，在挽留沈浩的申请书里盖上了红手印，放着鞭炮送到了省财政厅门前。思虑再三，沈浩留了下来。当年安徽省2000多个下派到基层的干部里，连任两届的，他是唯一一个。

　　沈浩总在为小岗村的成功谋划着。他反复和小岗人、媒体、乃至经济学家讨论小岗的致富之路。

　　沈浩想法很多。2006年起，沈浩在小岗村大力推广双孢菇的种植，将小岗发展为大学生实验基地，鼓励政策之优惠是小岗人从前不敢想的，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此外，沈浩还在小岗村引入了一家上海的养猪场，并发展葡萄园、农贸市场等。

　　人心散了

　　2009年11月10日，下过一场暴雨，沿着长江村援建的友谊大道，小岗村自西向东一路排开。沈浩依旧是外来者的姿态，只是从最西口的住所，搬到了最东边的墓地里。

　　路边的宝塔松歪歪倒倒，有的已经仆倒在地，几年前的大学生走得差不多了，小岗人一度光鲜的蘑菇大棚也已废弃了，衣衫褴褛地徒然立着。为了建养猪场，2007年以4000元/亩征了好些庄稼地，如今还荒在那里，看得小岗人心疼。

　　村里人认为沈浩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者。他不熟悉农村，也不熟悉这块土地。

　　沈浩的到来只解决了小岗村源源不断的输血功能，而小岗要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

　　“单靠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小岗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化道路。”3年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沈浩时，他这么说。这些年，沈浩多次组织村里人奔赴“红色之旅”，参观靠集体经济致富的明星村。2004年10月，沈浩在南街村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以分出名的小岗村要再走南街、大寨的集体化道路，这种发展模式遭遇了“包干派”的反对。30年前的人民公社曾让小岗村陷入四处讨饭、甚至大批饿死的轮回，村民们心有余悸。严宏昌认为，小岗要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严宏昌主张发展小岗的本土工业，过去十年里，这个当年小岗村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包干带头人曾积极招商引资，也拉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项目却屡屡遇上怪事，一个不落地流产了。在2001年，严宏昌投产的瓶盖厂厂门被炸出一个大窟窿，从那时他立誓淡出了小岗的舞台。

　　而村里以严俊昌为代表的“合作派”，则力主合地。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堂兄弟，但在孰分孰合的问题上，两个家族的分歧持续了十几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沈浩很清楚，在小岗，自己没有影响力可言。他一再对媒体表示，“我只是一个引导者”。

　　作为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活化石，小岗村12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并不给沈浩面子。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改革30年”的镜头面前，沈浩卖力讲述着土地流转和小岗村的未来，而那些老人们无精打采地直打哈欠，干脆把头枕到椅背上。

　　后来，进过中南海的农民严宏昌在镜头前站了起来，指着沈浩大声说：“你不能牺牲农民利益！”这样一幕，也曾在前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的眼皮底下发生过。

　　沈浩时常跟自己打仗，他曾表示想过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小岗了，他觉得小岗人一盘散沙，不团结，怎么也扶不起来，何况自己还有妻女和90多岁的母亲要照料。但往往一宿闷睡，第二天又迎着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机遇雄心勃发了。

　　几年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沈浩吵过不少架，也挨过打，还有村民反复举报他。他一直在用染发剂，别人看他一头漆黑，其实他已经满头白发。

　　“小岗，缺一个真正能够凝聚人心的当家人。”2006年中，沈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岗人不再治岗

　　2007年底，安徽省出台《凤阳县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这份重量超过1公斤的规划里，提出将石马、严岗两村合并到小岗村。如此一来，476人、耕地面积1600亩的小岗村，人口将达到3800多人，土地面积13700亩。

　　有关方面的抱负是想把小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标本，给中部地区大多数村庄提供示范引导。

　　不同于小岗人三十年前把命豁出去了的“大包干”，这次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

　　有人打比方说，并村之后的小岗村，像一个“小型的县政府”。“岗人治岗”的历史终结了。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小岗村，由沈浩在内的7个党委书记坐阵。尽管干部们还需要提着裤子到野地里方便，但这套班子已经工商、税务、城建等部门，一应俱全。县消防队也驻扎在这里，办公楼常年空着。

　　在4A级景区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和“当年农家”茅草屋的经营权都收归了凤阳县旅游局了。

　　资金来来去去，但村务公开、财务透明，6年来从来没有实现过。

　　这一度让小岗村村民想起县里的口号，“打好小岗这张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小岗的发展被耽误了十几年。1993年，小岗村成立“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严宏昌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相继引进了不少项目，办面粉厂、铜线厂、食用油厂等等，但小溪河镇很快强行收走了管理权，“镇上都没有工业企业，你村里办什么厂啊？”之后，凤阳县还曾以小岗村的名义向国家申请建立了一个工业园，但工业园根本不在小岗村。

　　“小岗村不再是小岗人的小岗了”，一位小岗村民说。那些他们冒着“坐牢”的危险、率先在全国将土地包产到户带给他们的荣誉，让他们在三十年里被改编成电视话剧电影、登上历史舞台的荣誉，已经不复存在了。

　　地理偏僻的小岗村，可利用的资源，除了名声，便只有土地了。2009年，土地翻番的小岗村迎来了一个大项目，占地1300亩的美国GLG甜叶橘小岗基地。

　　小岗村的钉子户

　　小岗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将来托付给一个摸不清底细的外来项目。老一辈人眼里，这些高科技高效益的提法，听起来更像在“放卫星”。

　　然而，征地势在必行。

　　村民们心里清楚，这份买卖不划算。这年头粮价高，水稻一斤一块多，黑豆一斤四块多，撇开成本和自家口粮，一亩地也能挣个千把块钱。每亩土地每年租金500块显然亏本，一旦以12400元每亩的价格买断，一脚踩空，自己也就成了不尴不尬的失地农民了。

　　作为积极推广土地流转的“引导者”和签订征地协议书的甲方，沈浩需要为安于现状的村民做大量思想工作。

　　开始他谆谆善诱。比如他向村民缪夕书表示，保障村民在18岁到45岁到工厂里就业，并提供养老保险。不久后，村民们发现这些没有写进合同条文的话都泡了汤。

　　养老保险至今没有下文。就业问题也不靠谱，在这里企业里，外地的熟练工人每天60元，小岗人每天才28元。

　　冰冷的外来工业和本土农业的对峙愈发鲜明。收麦子的季节，小岗人眼睁睁地看着已经交付的土地上，挖掘机把齐膝的成熟麦子捣得一团糟，“好好的地给糟蹋掉了”。

　　小岗人意见多了起来，给沈浩扣上“说话不算话”的帽子。

　　面对“难缠”的小岗人，他的工作方式变得粗暴而直接，让村民难以接受。

　　“沈浩说，地都是共产党的，你不签不行。”“沈浩说，谁听话我就把钱给谁。”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道。

　　村民徐家奎为了6亩杨树的事情，几乎走遍了县里和省里的信访部门。因为GLG建筑用地，他们家的树被强制性地砍光了，徐家至今不肯在征地协议上签字，“就是要闹到底”。村委会做不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后来，沈浩找到了“钉子户”徐家奎的女婿在合肥的单位，要求开除其公职。“沈浩说，要把我们开除出小岗村！”徐家奎愤愤地回忆。

　　尽管大伙儿都舍不得，眼看生米煮成熟饭了，勉强笑笑，“不愿意也得愿意啊”。较真的人会直接到地里拦截施工队，“拿国家批文来！”

　　“你看这里，平等协商、自愿、有偿。”小岗村民马开武拿着一本残破的《土地承包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胡主席说，要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不是瘪下去！”严俊昌说。在小岗村现有的征地条件下，他和严宏昌的态度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坚决不签。

　　他不同意农民卖地的另一重考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随着小岗被征走的地越来越多，去年开始，他家的粮食地里出现了小偷。

　　来找沈浩反映情况的村民越来越多。

　　这半年间，沈浩把一楼的铁锁焊上了，找他的人实在太多。原先他从来不关门，村民们掀开天蓝色的纱窗门，就是他的卧室了。从此后，村民没办法直接进屋，有事只能在楼下喊他。

　　房东马家献的印象里，沈浩这半年瘦得厉害。他身体并不差，六年来就吊过一次盐水，“今年春天还胖着咧”。

　　“心有余而力不足”

　　GLG的用地问题还悬在半空，又来了一个深圳企业办生态农业园的项目，这回要4300亩土地，但县里大力支持。这些空降的庞大项目，将占去小岗村的近半耕地。

　　大包干带头人严学昌认为这是断送子孙后代的做法，“地都给企业圈走了，是不是以后要再来一回‘打土豪分田地’？”

　　一位经济学者表示，在今日中国，此类现象很常见。“小岗村要发展”，但这样大片割让土地的“发展”，究竟是凤阳县的GDP发展，还是农民利益得到发展？

　　此时的沈浩，正在领导、企业老板、小岗人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

　　10月23日晚上11点，凤阳花鼓节的头天夜里，在给一位小岗村民的短信里，沈浩又一次提到离开，“正常情况下我年底就离开小岗”，“离开是为能者让路使小岗更好更快发展，回想来之前与凤阳小岗任何人无冤无仇，六年来更无愧我心⋯⋯”

　　他再次提起出一本书的念头，要把自己在小岗这几年的心路历程说一说。

　　随后他说，“在小岗有些事情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典型例子是，沈浩一直希望严宏昌在北京办企业的大儿子严余山回到小岗，发展小岗的本土企业，他向严承诺，将提供一块15亩的土地。但几经周折，地始终没能拿下来，严余山寄居在空房子里的临时生产车间最终给了消防队，锁也一度被人撬开。对于这起破不了的失窃案件，沈浩只能赔笑脸。

　　知情者说，花鼓节前后，沈浩一直不痛快。10月24日，他兴冲冲地想帮人找花鼓节的门票，直到晚上，他拿了钱也没能买到并不紧俏的票。

　　因为这4300亩地，十天以来，他和县领导闹得很僵。

　　11月4日中午，沈浩带了一瓶15年的茅台酒来找崔志林。吃饭地点是村民严德友家。对于这段经过，小岗村前村主任严德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我不是很清楚”。

　　崔志林以为沈浩是来找他游说村民签字的。但沈浩说，县里这样搞土地，农民以后吃啥？集体经济搞空了，村里又得不到钱。

　　沈浩又说，你们要想办法抵抗和阻挡，能不能组织人出来反对？

　　被抓过一次的崔志林说，不敢。

　　末了沈浩又问，如果我想留下来，小岗的事要怎样才能做好？

　　这段谈话没有为小岗村的未来找到出路。下午沈浩又打算叫上崔志林吃饭，但他中途接了个电话，被领导叫到县里开会去了。

　　翌日中午的酒桌上，沈浩酒喝得很凶。他平时也喝酒，房间隔壁办公室的东北隅，也备着许多，古井贡酒、贵州茅台、口子窖⋯⋯但只限应酬，“不遇到人不喝”。

　　有村民认为，沈浩这天是在喝闷酒，往死里喝。

　　没有着落的未来

　　第二天，沈浩死了。

　　当天上午，县里和村里的领导特地向“大包干”带头人们打了招呼：你们不要乱说，要保护小岗村形象。拿凤阳县里干部反复交代的话来说，这叫“排除杂音”。

　　这些经历过大跃进、浮夸风的“大包干”带头人，相当一部分是小岗村的“炮筒子”。有时一些“大干部”来小岗村访问，“大包干”带头人在家里被看着不让出门。

　　多年来络绎的访客，小岗人早已习惯。这里的土狗见到陌生人大都不会叫唤，连村口开小卖部的年轻姑娘也知道怎样自如应对媒体。

　　一辆接一辆的外地车前来拜谒，有沈浩的故友，哭得站不起来，有表示慰问的领导，还有不少赶来采访沈浩先进事迹的媒体；许多凤阳的政府机关已悬上红色标语：向沈浩同志学习。

　　生者的语境里，这些空降的征地工程，成为沈浩同志未竟的事业。

　　征地工作很快回归正轨，村委会忙不过来，邻村和镇上的干部前来增援。13日这天，石马那边的村民又签了5户，他们分别是五保户、妇女主任、生产队干部和镇上的干部。马开武不愿意妥协，领着几个人到施工队抗议，未果。

　　村委会对这项工作的对外介绍是，“绝大多数农户表示支持”。

　　一位村委会书记认为，国家把18亿亩土地红线把得太死，应该为土地流转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粮食不等于食物，除了土地，人类还可以从空气里、海洋里合成食物。党委书记金乔对媒体表示，这不是小岗村独自遇到的现象，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国家在立法层面及制度层面予以完善，比如村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小岗村分与合的争执不再，命运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了。眼下小岗人要面对的问题，是签，还是不签。这样的二元对立更加尖锐。村干部们说，要“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大包干带头人们则说，“只有懒汉、二流子、不想干活的人才卖地”，“土地是我们的根”。

　　2009年11月14日，小岗村的气温已经接近零度，天气预报一场风雪即将到来。村委会的征地工作正紧张进行中，小岗村一片繁碌的气象，剩下找不到出路的农民热锅蚂蚁般在村里打转。只有沈浩黑色的墓碑，长久地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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