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是我读了《半月谈》上刊登的《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文章之后，特意将毛主席这段话放在文章之首，意思很明确，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的发明人，不是记者，而是毛主席。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今时兴知识产权，而文章中记者表明这种说法的出处，难免存在“剽窃”之嫌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无从知道这样生动的比喻出自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共产党员的谆谆教诲。可惜老人家的许多教诲被8000万党员中的许多人忘记了，甚至被某些人彻底背叛了。现今又有人重提这件事，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经历者，我隐约之中觉得有点细微的春风带着丝丝香气扑面而来，心中升起一股暖气，于是心血来潮，写下这篇文章。歌颂乎？质疑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自便吧！
《半月谈》刊登的这篇文章，是以重庆市“三进三同”、湖北省“三万活动”、云南省“新农村指导员”说明同一件事：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根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这是我们须臾不可忽略的危险。其实第一个“须臾不可”已被忘却三十多年了，第二个“须臾不可”已被忽略三十多年了。历史为证，人民群众成了弱势群体，官僚主义横行霸道，形式主义风靡全国，本本主义就是新“凡是”说，某种政策居然要一百年不变，岂不荒谬。三种形式，比起毛泽东时代要求干部每年腾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去蹲点，相距甚远。说句实话，能够重拾“上山下乡、访贫问苦”的形式，让“三门”干部多与老百姓接触接触，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为人民服务是杯水车薪、螳臂挡车（全国人大机关工委吴强语）的社会大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易。所以不管怎么说，重庆湖北云南还有团中央开了一个好头。至于能否制度化，能否长期坚持下去，能否在全国推而广之，我不敢妄加猜测和臆断。因为分蛋糕和做蛋糕的争论尚未平息，也无结论。
三个地方三种做法，各有其特点。重庆的“三进三同”虽然时间短了一些，比猫画虎，与毛泽东时代的“三同”还有点相像；湖北的“三万活动”（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说白了就是下乡查看，重点开展“六访”活动（早晚走访农忙户、随机走访农闲户、发函走访空巢户、反复走访上访户、预约走访示范户、重点走访困难户），形式新独特：“五去五换”（去茶杯换水壶、去西装换便装、去皮鞋换球鞋、去皮包换布包、去官帽换草帽），根本就没有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意思；云南则是“一村一个指导员，一乡一支工作队”，形似神不似。
毛主席说共产党人要像种子一样，在人民这块土地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怎么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呢？那就需要长期驻扎下来，不能蜻蜓点水，只有沉下去，才能发芽生根，才能开花结果。如果种子漂浮着在空中，或者散落在地表，要想生根开花介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有风吹草动，“种子们”跑了，人民这块土地就只有撂荒了。
看罢文章，我总觉得这些共产党员仍像散落在地表或漂浮在空中的种子，发不了芽，生不了根，开不了花，结不了果，人民这块土地仍然是空欢喜一场。理由之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犹如一阵风。除了送点钱财、解贫济困之外，大概是无法彻底根治农民、农村、农业营养不良之病根的；理由之二：通篇文章描述的都是访贫问苦、解燃眉之急、扶贫济困之事例，鲜有帮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伟业开拓；鲜有解决农业增产增收、促进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之固本高招；鲜有帮助农民发家致富、彻底摆脱经济困窘之根本措施。雪中送炭固然不错，可惜是杯水车薪，仅可救急，难以长久。让困难群众激动一番之后，依然无法摆脱贫困，年年如此，司空见惯，年复一年，穷根还在。湖北的“三万活动”，“六访”是目的，“五去五换”是做表面文章，典型的下乡查看之形式主义；云南的“一村一个指导员”很好玩。如果这个指导员是神人，呼风唤雨，力拔山河，尚可解民于倒悬；如果是凡人，仅仅比村双委班子成员素质高一点点儿，或许可以帮助农村解决点实际问题，这还需要此人在政界人脉熟络才行，善于跑钱帮助所在村落解决诸如修路等小问题；如果指导员是个庸人或懒人，还不如村双委班子成员素质高，不仅提供不了帮助，反倒成了农村的累赘。话又说回来，无论哪种形式，在小农经济体制下，都无法根治“三农”问题之顽症。充其量凭借着国家财力提供的一点援助，做点具体的好事而已。看似下结论有点早了，其实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些方式的无可奈何。去年云南大旱，“一村一个指导员，一乡一支工作队” 的形式不是已经被证明在大旱面前无能为力吗？今年湖北一部分地区旱情严重，“三万活动”不也是在持续的旱情面前束手无策吗？同理，重庆的“三进三同”虽然在形式上好一些，同样无法改变“三农”问题的困窘现状，总不至于让全部农民进城吧！
说句实话，就目前中国农村的体制而言，小农经济的模式已经走到死胡同里去了。不把农民组织起来，不拔出小农经济这个祸根，干部下乡即便是照搬毛主席的“三同”做法，也照样无济于事。即便共产党人这颗种子勉勉强强在人民中间发了芽、生了根。但终究长不大，开不了花，因为“大气候”变坏了。没有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生存环境，“三同”就会流于形式，成为年轻干部的“补课”之旅，“镀金”之行。小农经济是制约农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的绊脚石。目前中国尚存上千家依靠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村经验可以借鉴，当权者何以如此愚钝，何以不敢让全国的农村干部去学习、去参观、去研讨一下，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推而广之呢？难道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真是洪水猛兽不成？这一点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真是愚不可及呀！
无论三地采取什么形式上山下乡，不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继续抱着小农经济的大腿不放，要摆脱“三农”问题带来的千年烦恼，恐怕是竹篮子打水——劳而无功也。不过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非采取毛泽东时代的“三同”方式不可。事实证明，“三门”干部摆脱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三同”制度化，每年从人浮于事的机关中抽出三分之一的干部轮换上山下乡，走进农村工厂矿山，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增进干群感情，密切干群关系，这是熟悉和了解民情国情唯一正确的道路。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了。
最后说句戏谑的话，现在许多贪腐官员的确扮演起“种子”的角色，不过他们不是与人民这块土地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二奶、情人身上，广种薄收，偶尔也会生根开花结果，玩起浪漫的家中“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的游戏来了。20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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