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
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说1946年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写道：
“当面尚有顽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000人之野战军于1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他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仍然坚持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山东、豫北晋冀鲁豫、华中3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所以，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5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
7月27日，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我兵力胶济线3万余，淮北5万，苏中3万余，每处均难进行连续战斗，以苏中为例，该部一战可解决两个师(旅)或3个师(旅)，过此便难继续胜任。我淮北部队数量较多，也只能寻求打敌2个师或3个师的仗，过此不宜轻试。因此，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
7月29日，毛泽东获悉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他和朱德联名给西南联大及闻一多家属发去吊唁，吊唁中说：
“惊闻闻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先抵于成，特电致唁。”
1946年8月1日，在华中战场上，粟裕因不同意陈毅的批复，又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说：
“根据近来战斗，我仅以少数兵力(不足两个团)阻止强大敌人的进攻，顽军伤亡消耗均甚大，其战斗勇气极差，我们正计划于阵地前求歼其一部。如我能增加1个旅至4个团之生力军，则进攻之敌不仅可以击溃，甚至可以消灭大部，如此则苏中战局可能改观。”
“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的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5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华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
8月1日下午，陈毅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即电告中央军委说：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敌此次进攻特点，是仗恃其数量优势，如其一路被歼灭即迅速补上，维持其前进态势，我各路迎战，必不能击中其要害，必须在主要方面进行连续的彻底的消灭，创造新解放区，并策动起义，才能击中要害，破其态势，达到保卫老解放区之目的。”
“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粟裕和陈毅这两个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要领导人，一个要将淮南5旅东调，一个要其主力西移，而身在后方的毛泽东该如何处置呢?他在给陈毅的复电中说：
“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2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1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可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8月5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说：
“在5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8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5旅仍应东调。”“我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粟裕和陈毅在华中战事上的争论，毛泽东究竟如何解决，结果如何?不得不暂时放下，待后详述。因为此时毛泽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动。
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卡车前往毛泽东的住处，可没想到天不作美，一阵暴雨使延河水骤然暴涨，路面被浑浊的河水淹没了，斯特朗只好返回自己的住处。
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08年斯特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斯特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她以苏联为家，在那里住了30年。她写了大量介绍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著作。1925年斯特朗首次来华，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斯特朗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她又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1928年她根据两次在华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大革命的真相。在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3次来华，她访问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和周恩来夫妇建立了友谊。她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歌颂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1940年底，斯特朗第4次来华。在重庆，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斯特朗回到美国后，及时报道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对避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到中国。7月31日，她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从北平来到延安。
8月7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斯特朗由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乘坐大卡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要会见斯特朗，但他知道斯特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他为了表示对美国客人的礼貌和尊重，下午起床后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站在院子里欢迎斯特朗。
斯特朗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动缓慢稳重，但动作自如，象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那样。他的脸略有些平，态度平静含蓄，微笑时则顿时显出勃勃的兴致。在他满头黑发下面，有着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体现了他那灵敏的头脑和洞察力。他具有一种为深沉而机灵的理智所驾驭的天然活力。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兰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毛泽东和斯特朗、陆定一、马海德围坐在石桌四周的4个小木凳上进行交谈。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泽东对美国一些事情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斯特朗，这使斯特朗感到很吃惊，她说：“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且说在谈话切入正题后，斯特朗问毛泽东：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国共两党之间有达成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回答说：
“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斯特朗问道。毛泽东说：
“在现在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有这样的愿望。如果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再过半年或者1年，蒋介石将不得不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斯特朗又问。毛泽东坚定地说：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如果美国人民问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毛泽东说：“离开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可能支持太久，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自卫战争则是为了人民的生存。”
此时，斯特朗发现附近20多米处的草丛中有响动，她吃惊地问道：
“那儿是谁?”
毛泽东朝草丛中望了一眼，笑着回答说：
“是另外一家老百姓的孩子。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斯特朗望着毛泽东，感觉毛泽东是她很少见过的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就“哦”了一声，接着问道：
“美国是否可能进行反苏战争?”
毛泽东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更为实际的矛盾而施放的一种烟幕。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怖心理，都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就给了它一个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部分民主权利，也给了它一种武器，去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毛泽东还说：
“现时美国要进攻苏联，还有着许多的障碍。”
他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小白酒盅、香烟和火柴盒排列起来，代表不同的国家。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毛泽东风趣地解释，哪一个东西代表哪一个国家：“这里有欧、亚、非3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他还说：
“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是可以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发生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
毛泽东略一思索，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帝国主义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特别关注他所使用的“纸老虎“一词，他停顿一下，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准确涵义。担任翻译的陆定一是把“纸老虎”一词译成了Scarecrow，即“稻草人”。毛泽东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解释后，毛泽东认为“稻草人”这个词未能表达出“纸老虎”的真正涵义。他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好。纸老虎并不是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道：
“不是Scarerow，而是Paper tiger。”
“讲得很对。”毛泽东点头笑了，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又以事例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说：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表面上沙皇是有力量的，而且是吓人的。但是二月革命一阵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是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跨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样。”
毛泽东还笑着用英文说：
“蒋介石——纸老虎。”
斯特朗说：
“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一个纸老虎?”
“不仅仅是这几个字。”毛泽东笑着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象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雨水就会把他冲掉。”
是日晚，毛泽东和江青用番茄、洋葱、蚕豆和辣椒招待斯特朗3人，最后上了一道甜食“八宝粥”。这种甜食通常是用大米等8种美味食物做成的，但在延安“宝”比较少，只用大米、花生、核桃、大枣和李子做成象征性的“八宝粥”。斯特朗对这道甜食很满意。饭后，毛泽东继续接着前边的话题对斯特朗说：
“帝国主义之所以还有力量，这仅仅是由于人民受了蒙蔽，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弹。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最后奏效的不会是原子弹，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斯特朗心里明白，毛泽东非常清楚新式武器的威力。斯大林曾经规劝过中共领导人，要降低国共之间的敌对程度，生怕美国会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甚至轰炸苏联。毛泽东就是要把这种失败论调从中国消除掉。斯特朗又把话题转到了蒋介石身上，她问道：
“主席，你除了在重庆谈判时见过蒋介石外，过去见过他吗?”
“见过。”毛泽东回忆着说：“那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65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出席大会。我这个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湖南代表，坐在第39号席上。而蒋介石不是代表，他只是列席会议。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彼此知道对方，却从未谋面。这一次见了面，也并无交往。这时候，掌握国共两党大权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
我被大会主席提议，经大会通过，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还在大会上发了言。我这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我又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而蒋介石和我毛泽东相比，就大大逊色了。他只是坐在列席位子上听着，会议结束后，就悄然回老家溪口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满口湖南话的年轻人竟是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斯特朗听得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他和蒋介石两大政治对手鲜为人知的早期秘闻，这也正是她要写作毛泽东传记的最好材料。于是，斯特朗又急切地问：
“主席，你们第2次是怎么见面的?”
毛泽东说：
“我和蒋介石再次见面时，他已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贵了。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难定呀!而我呢，在赵恒惕军队的追捕下，疲惫不堪地由湖南逃到了广州。”
斯特朗停住了记录，问道：
“你不是在上海么，怎么能从湖南逃到广州呢?”
毛泽东说：
“是这样的，我在上海不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秘书。这秘书可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我这个秘书当得都很艰难。国民党方面说我是‘跨党分子’‘毛头小伙’，排挤我;共产党方面，我和陈独秀产生分歧，而他的家长作风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极为不佳，夜不能寐，便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开四大前夕，我以‘养病’为理由，回到了湖南。”
“噢，你是这样回湖南的。”斯特朗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说。她又抬起头来问道：“中共四大你当选了吗?”
毛泽东笑着说：
“中共四大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的权力更大了。”
斯特朗急着问：
“蒋介石呢?”
毛泽东面带着笑容说：
“蒋介石这时候可神气啦，他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因为还是国共合作，就请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点着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大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告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就荡平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大获全胜。蒋介石班师回羊城，名声大振，成了英雄。
蒋介石顺水又遇顺江风，正当他名声大振成了英雄的时候，国民党‘二全’大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我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我坐在代表席上，蒋介石则今非昔比，在‘一全’大会时，他只不过是个列席者，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并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讲道：‘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大会期间，我和蒋介石相继登上了讲台。我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蒋介石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国民党‘二全’大会，是我和蒋介石第一回同在一个讲台上作报告。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结果，我依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而蒋介石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执委，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大会议后，我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下来又点燃了一支烟，狠劲地吸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斯特朗停住了飞快记录的笔，问道：
“这时候，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有无察觉?”
“有察觉。”毛泽东继续说：“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在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1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但他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分头开始了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了周恩来，苏联顾问团驻地被监禁，汪精卫住宅以保护为名被包围，广州市实行戒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把驻守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扣押……”
斯特朗急忙插话：
“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二0事件’吗?”
“是的，也称‘中山舰事件’，或称‘广州事变’。蒋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锋芒，他一举成功了。”
斯特朗停住笔又问：
“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蒋介石搞的这次反革命事件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三.二0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去苏联顾问团住处，正好陈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不能让他得寸进尺。我们应马上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察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蒋介石就无力对付了。”
斯特朗插话说：
“多好的建议啊!”
毛泽东说：
“当时我只能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见去办。虽经激烈的争辩，也无济于事。结果使蒋介石获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共产党;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回国，苏联表示同意。”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陈独秀还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蒋介石看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说陈独秀是个好朋友!”
斯特朗望着喝茶抽烟的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你和蒋介石再见过面没有?”
毛泽东慢慢地放下茶杯，说：
“见过，那是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说着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蒋介石在‘三.二0’事件之后，由于陈独秀不敢强硬，一再退让，蒋介石就开始得寸进尺了。‘三.二0’事件使蒋介石取得大胜的消息传到上海，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张静江，急匆匆从上海赶来广州。此人为‘三.二0’事件后的蒋介石站稳脚跟，起了幕后谋士和‘导师’的重要作用。张静江何许人也?此人骨瘦如柴，双腿瘫痪，年已50有余，却有着一番传奇经历。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巴黎经商发了大财。1905年冬天，张静江回国后返巴黎，正好和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之给了孙中山‘ABCDE’为序的联络暗号，并告知若需要经费时，在电文中写A，即电汇1万元，B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元。孙中山听后，将信将疑。过了2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十分困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便往巴黎按联络密码给张静江发了电报，电文即‘C’。几天后，果然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遇到经费困难时，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当了中国革命党的财政部长。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1920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下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指点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蒋介石‘三.二0’事件得手后，张静江很快由上海赶到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了幕后‘军师’。
1926年5月15日，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了。我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和蒋介石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蒋介石更非昔比了，他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而我坐在下边很不显眼的地方。自孙中山这口革命的洪钟坠地之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而现在改由蒋介石主持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5月20日，我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大会是有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我就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脸上的那种回忆往事的表情消失了，他看着还在记录的斯特朗，吸了几口烟，说道：
“我在早期和蒋介石的几次交往，就谈到这里。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你有用吗?”
斯特朗异常高兴地说：
“太有用了，它是我给你写传最珍贵的材料。”
毛泽东站起身，来回走动了几步，站在斯特朗面前，把那只大手一挥，说道：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此时已经是午夜了，毛泽东和斯特朗约定几个星期后再见。他和江青一起提着一盏马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同客人走下山坡，把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送到山坡下的大卡车旁，互道再见。
斯特朗对这次采访的印象十分美好，她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他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武器形象地称之为输血。他说，美国输给蒋介石的武器，蒋介石又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象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欲知斯特朗和毛泽东后来的友谊如何发展?请继续耐心往后看。
第179章
“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
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话说1946年8月7日7时，粟裕给陈毅及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再次说明要求5旅东调的理由，他写道：
“本应遵令不调5旅东来，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此次留在淮南9个团未起任何作用，现淮南已全被占领，如靠5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战，估计亦不会有成效，反之如以5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8月7日深夜，毛泽东送走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3人后，还惦记着粟裕和陈毅之间的争论，于是就拟了一份发给陈毅的电报。他写道：
“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移，各方则无话说。”
毛泽东又复电粟裕，提出两种方针由粟裕自己选择。他在电文中说：
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8月5日电办法，8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
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粟裕一封急电，粟裕报告说：
“5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
这正是：调一旅好事多纠缠，得良机外将敢擅专。提苏中孤军，事无稍殆，马不歇鞍;管教尔有来无回，七战七捷喜报传。
着实令人可敬可贺!
8月8日晨，毛泽东复电粟裕等人并告陈毅说：
“歼敌良机已到，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2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2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就在这一天，华中野战军在李堡发动进攻，俘敌5000余人，毙伤3000余人。粟裕在华中战场上指挥的苏中战役的第2个战斗已经胜利结束。
8月8日，陈毅接到华中的捷报后，再次重提3大主力出击外线作战计划。他在给中央军委和粟裕的电报上说：
“粟部在苏中已打两个胜仗，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今后应迅速西调为好。苏中再打一胜仗不一定能改变局面，而我3大主力在陇海、津浦获得胜利，徐州顽军可起义，可开辟新解放区，大大调动敌人，苏中局面方可保证无虞。现山东、太行均须全力向南向西会师。集中主力留滞苏中与敌人分路纠缠，必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此时的国民党军，以两个整编师的兵力位于开封至商丘一线，企图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
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徐、汴段和路南10余县，以配合苏皖野战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军区之敌。
8月1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乘虚通过国民党军防御间隙，突然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沿线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8月12日，毛泽东就陈毅坚持出击外线作战一事，复电陈毅说：
“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2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5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5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8月13日，毛泽东电示粟裕、谭震林说：
“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组织几次作战，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毛泽东的指示使粟裕、谭震林深受鼓舞，他们又先后发起了丁堰、如黄、邵伯之战。
就在粟裕率华中野战军连续取胜的同时，陈毅却在淮北作战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教育了陈毅。
8月13日这一天，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说：
“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应争取数日休息，再寻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至此，陈毅与粟裕之间一场关于战略上的争论终于结束了。
8月21日，刘邓率部占领砀山、兰封等城镇、车站10余处，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控制铁路190公里，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进攻的计划。
正当刘邓率军转移至陇海路以北准备休整时，蒋介石又在郑州、徐州一线集中14个整编师计32个旅30万人，采取“钳形攻势”向刘邓所部反扑，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刘邓部于定陶、曹县地区。其部署是：
以徐州绥署薛岳所属的第5军、整编第11、第88师共5个旅，分3路自虞城、砀山、徐州地区向城武、单县、鱼台进攻。
以郑州绥署刘峙所属的整编第3、第41、第47师和第55、第68师的各1个旅共10个旅，分3路自封丘、开封、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
另以第31集团军王仲廉部等13个旅在平汉路之安阳、新乡及其以东佯动，配合主战场的进攻。
8月22日，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说：
“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敌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4比1，至少是3比1，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3部，各个击破之。”
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对敌情作了周密的分析，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整编第3师于定陶西南地区，打开局面，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47师大部或一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8月27日，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全部结束，华中野战军在连续45天的作战中，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共伤亡1.2万人。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野战军进行的战略侦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它使国民党在“3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计划化为泡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检讨此次作战中的教训时说：
“1、进剿时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将匪主力击破，嗣后分散防守贻匪以各个击破，招致重大损失。2、苏北匪化甚深，故匪之情报灵活、行动自如，我军则每日有盲目作战之感，常贻匪以集中兵力袭击我一点之机会。”
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发言人的名义说：
“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汤恩伯部国民党军队对苏中的进攻，已经惨败。这一事件对于今后的战局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全军通报苏中战役的经验，他写道：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
8月29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说：
“孙震令第3师(两个旅)、47师(两个旅)先肃清定陶以南之张庄等地，尔后再攻定陶。望令我主力在1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3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1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1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集结于定陶西南区;以第6纵队两个团诱敌北进。
8月底，斯特朗在离开延安去其它解放区采访之前，她又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气愤地告诉她说：
“自从上次谈话以来，美国又给了蒋介石近1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
斯特朗问：
“中共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毛泽东回答说：
“那倒不是。在你到延安的这1个月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近14个旅的兵力。美国援蒋就象是一种输血，但过后还会从蒋介石那里输送到我们这儿的。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得到装备，我们则必须要拿到这些装备。我们损失了一些战士，但是，随后蒋介石的士兵就补充过来了。蒋介石的士兵今天被俘虏缴械了，明天他和我们一起战斗，这就是辩证法。”
斯特朗问：
“现在共产党有可能被打败吗?”
她以为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是，毛泽东的答复却使她吃了一惊。毛泽东说：
“这取决于我们对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如果千百万农民分不到土地，并积极保卫他们的土地的话，我们可能失去承德、哈尔滨、山东的海港城市，甚至失去张家口。但关键还在于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
此后，斯特朗到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和东北等地进行采访。
1946年9月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被诱至秦寨、桃源，整编第47师进至黄水、吕寨。
这时，刘峙将该两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以整编第3师攻菏泽，整编第47师攻定陶，致使两师的间隔加大到20至25公里，形成了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十分有利的战局。
9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说：
“正是我歼敌良机，望即部署歼其一路。”
刘邓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国民党军的钳铗尚未合拢，郑州各路国民党军仍处于分散态势，整编第3师陷于孤立疲惫之机，将该师诱至大杨湖地区加以歼灭。
9月3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预设战场，整编第47师被阻于桃源、长乐集以南。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整编第3师发起攻击，激战至6日全歼该师。
9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第47师的第127旅和41师的第122旅。
9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收复东明县城。至此，定陶战役全部结束。
是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约1.7万人(其中俘虏1.2万人)，活捉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以钳形攻势合击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计划。
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写道：
“我刘伯承将军所率劲旅在陇海线以北之菏泽、定陶、曹县、东明间地区，消灭蒋介石进犯军刘峙部4个旅(原师)，蒋介石嫡系第3师师长赵锡田就擒。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3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9月15日，周恩来奉命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说：
“自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起，截至8月底，政府军违令移动军队至180个师(或旅)之多，使用于进攻中共解放区之正规部队竟达206个师(或旅)，约174万人以上，占其全兵额256个师约206万人的85%，进攻各地大小战斗有6000余次，空军之轰炸与扫射有300余次，侵占而未退出城市有76个(截至9月7日至)。现时战况，不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均在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攻势之中，承德既被攻占，张家口、淮阴、哈尔滨等城市遂成为政府军现时进攻之目标。锦承铁路既被攻占，于是长春、平古、平绥、同蒲、正太、胶济、陇海、津浦、平汉等沿线之战事亦随之扩大。……战局发展如此，不仅1月停战协议早就被破坏无余，而其严重情况业已超过1月停战协定以前状况，且其规模之大，乃为20年来内战所无。”
9月16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示说：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敌人的主要的作战方法，不但适用于战役而且适用于战术的部署，以求全歼、速决。为此，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6倍、5倍、4倍于敌，至少也是3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
9月中，国民党军集中第11、第12战区主力对在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实行东西夹击。
9月17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鉴于张家口两面受敌的不利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主动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以后战局的主动。
9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聂荣臻等人，同意主动撤离张家口的建议，他在电文中说：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
9月19日，华中野战军主动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10万人的雄厚兵力，为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
9月27日，毛泽东因《解放日报》在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刊登的文章跟不上形势，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他写道：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应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
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能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去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
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胡乔木和《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露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章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毛泽东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主力会师后的陈毅、粟裕说：
“两军会合第1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1个敌人。”
9月30日，符定一的女儿符德芳返回北平，毛泽东让她给前些时先行回北平的符先生捎上一些礼物，并附信一封：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时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电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说：
“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进行张家口保卫战。
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全面总结了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3个月战争的一系列基本经验。他在总结中写道：
“3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
“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7、8、9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再难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3个月内，已被我歼灭25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着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2个25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3个25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3个月内外，继续过去3个月歼敌25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25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为此，全党必须进一步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
在华北战场上，聂荣臻、贺龙以一部兵力从9月29日至10月12日，出击平汉路北段，收复徐水、望都等10余座县城，控制铁路120多公里;而以主力在怀来及其以东地区进行顽强阻击国民党军，歼其2.2万余人，然后主动撤出张家口，转入冀西山区继续作战。
10月11日上午，傅作义轻取张家口。占领张家口后，傅作义研究解放军遗留的书籍、报刊、文件，了解一些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各项政策措施，提出了“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的口号。他试图改变国民党军走下坡路的趋势。
后来，傅作义在他发表的《致毛泽东的公开电》中称，他所以能击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聂荣臻、贺龙两部10万之众。是民心向背的结果。傅作义还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
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谭震林说：
“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原来，陈毅于10月1日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过滤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东野战军力量，有负党和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由是，毛泽东才做出了上述10月15日的决定。
10月底，斯特朗从解放区采访后回到延安。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斯特朗一直忙于建立同美国沟通联系工作;为写一部毛泽东传记而搜集资料。同时，她也不放过任何一次同中共领导人聚会的机会，她参加了朱德的生日宴会;同周恩来等人一起打桥牌。在每周六的晚上，参加在枣园或者在杨家岭举行的舞会，她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乎所有的领导人跳舞。
中共领导人的舞姿与史沫特莱在延安时相比，显然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斯特朗感觉到，每位领导人的舞姿都与他们本人的特点有相似之处。周恩来穿着从南京带回来的黑色便鞋，他的华尔兹跳得优雅完美;刘少奇的舞步如同算术那样准确，眼看就要“准确得过了头”的时候，他会转而来几下奔放活泼的舞姿，进入高等数学中去;毛泽东很多时间与鼓手谈论跳舞，好象是在定拍子，然后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跳了起来，而且一般都能不出错。斯特朗用诗歌般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周动作优美，无与伦比，刘舞步精确，带着辩证哲理，朱德仿佛在人类长征途中，轻松而有节奏，不知疲倦地在历史的长廊中继续行进。可是，当毛也开始起舞，就使乐队改变了节奏。”
1946年11月2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说：
“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块失地，并拖住邱清泉的第5军和胡琏的整编第11师。”
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在此前后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置于美国的控制和掠夺之下。
11月15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求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党内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进占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欲知国共之间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心系武战场，关注文战场。由他1946年9月27日写给陆定一的信可见一斑。形势变了，《解放日报》不能随势转笔，还要站在旧码头上弹老调，岂不是长国民党军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正如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毛泽东这一封文字不多的重要信件，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实有一读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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