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曾亲笔撰写了一篇文章深切怀念吕玉兰。文章最后一段写道：“‘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吕玉兰(右)热心做家庭妇女的工作，动员她们跟男人一样下地劳动。本报资料片

　　吕玉兰 本报资料片

　　原标题：永不凋谢的“玉兰”

　　——追记吕玉兰

　　本报记者霍晓丽 别志雷

　　8月11日至16日那几天，邢台市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晚上，比往常寂静许多。

　　因为晚饭一过，村里的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不约而同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六集纪录片《吕玉兰》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播出。

　　吕玉兰曾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东留善固是她的故乡，她曾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多年。虽然已经离世21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依然深深镌刻在东留善固村干部群众的记忆中。

　　玉兰路、玉兰学校、玉兰小区、玉兰公园……在东留善固村，吕玉兰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村里上点岁数的人都说，吕玉兰当年的故事，就像秋天丰收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数不尽、讲不完。”

　　从东留善固村出发，吕玉兰还先后在临西县委、河北省委、正定县委、省农业厅工作过。期间，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在哪里工作，她始终不改质朴本色、赤子情怀，一如她曾经写在笔记本上的那几句话：“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提起吕玉兰来，和她共过事的党员干部，曾经与她接触过的普通百姓，都念念不忘，称赞有加。

　　习近平同志曾亲笔撰写了一篇文章深切怀念吕玉兰。文章最后一段写道：“‘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一个名字，能够沉淀于人们的记忆之河，必然有其厚重的理由。一种精神，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必然有其璀璨的价值。曾经激励过许多人的“铁姑娘”，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为什么吕玉兰过世多年之后，玉兰精神仍不凋谢?拨开历史的云烟，吕玉兰留给今天的是什么?带着这一个个问号，近日，记者走进东留善固村，走进她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追访、去感受玉兰精神。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初秋时节，东留善固村村北的一大片树林，蓊蓊郁郁。

　　“原来这里叫‘三八林’，‘老书记’走了以后，根据全村人的心愿，我们把它更名为‘吕玉兰纪念林’。”东留善固村党委书记吕廷祥告诉记者。

　　这片林子，见证了当年“铁姑娘”带领全村人战天斗地改善环境的壮举豪情，半个多世纪之后，东留善固村民依然对吕玉兰念念不忘。

　　东留善固村地处清凉江沙河古道，曾是远近闻名的“穷沙窝”。旧谣云：“沙河地，不养家。不怕种，光怕刮。神仙不下界，累死也白搭。”

　　1956年初春，16岁的吕玉兰被推选为东留善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社长。看着村北那片白茫茫的沙荒地依旧肆虐，老百姓依旧靠国家救济过日子，她下定决心：植树造林，改变环境!

　　在数千亩沙荒地上植树造林，困难重重，第一道坎就是没钱买树苗，怎么办?

　　她找老党员商量，得到一个“采树种、育树苗”的办法。很快，她说服了七八个大姑娘小媳妇，和她一起登梯子、攀墙头，上树采榆钱。衣服挂破了，一脚蹬空摔下来，她全不在乎。

　　这时，有人在一旁“吹冷风”：“叫俺媳妇去爬墙上树，你不嫌丢人，俺还嫌丢人呢!”

　　吕玉兰就对同伴们说：“植树造林，是为大伙儿造福，这不是丢人，是光荣!”

　　一个春天下来，她们采了满满一大囤榆钱。随后，果真育出了树苗。

　　转眼到了冬天，吕玉兰组织40多个姑娘媳妇儿，成立了“妇女造林队”，开始冬季造林。每天，她们清早起来，带上两个窝窝头，背上树苗，顶着寒风，到几里地外的沙滩上造林，一气干到天黑才回家。饿了，就着咸菜啃几口窝窝头;渴了，喝口凉水。寒风裹着飞沙，把她们打得透心凉，可她们谁也不肯休息一天。

　　“有阵子，一连10多天，玉兰睡觉天天不脱鞋。玉兰母亲也就是俺婶儿说，‘看俺妮忙的，睡觉连鞋都顾不得脱。’”村民孙素华回忆起当年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

　　正是造林的紧张时刻，为抓住封冻前的大好时机，吕玉兰好几天顾不上梳头，顾不上洗脸。凛冽的北风无情地刮着，她的眼被打红了，手冻裂了。有人叫她“红眼老马猴”，有人叫她“土地奶奶”。她听了嘿嘿一笑：“不管是个啥，只要能把树栽起来就行。”

　　一天、两天，时间一长，她脚上生了冻疮，流出了黄水，沾上了袜子，袜子又和鞋粘在了一起，一动弹就疼得钻心。于是，她干脆睡觉就不脱鞋了。

　　“后来，俺婶儿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拦着她，不让她再下地。玉兰却说，‘娘，脚冻了不要紧，过几天还可以治;地冻了，栽不了树，就得等下一年了。’”孙素华回忆说。

　　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到1959年，吕玉兰和同伴们一共栽下11万棵树。这些树像一道绿色屏障，挡住了风沙，实现了东留善固村几代人的绿化梦。

　　治住风沙，吕玉兰又把目光转向农田基本建设，决心变旱地为水地，变薄地为肥田。

　　她这样鼓舞大伙儿：“咱们做梦都想着早点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在哪儿?就在咱们手中!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咱们自个儿，靠咱们自个儿的双手。”

　　那时候干活儿苦，可吕玉兰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时时处处干在前面。

　　寒冬腊月，村里组织打井，吕玉兰站在泥水里，猫着腰，又是挖泥，又是装土，一会儿累出一身汗，上来冻得直打哆嗦。

　　三夏大忙，为了抢收麦子，吕玉兰吃住在打麦场，几天几夜顾不得洗脸梳头，头上竟长出了麦苗——掉在她头发里的麦粒，在汗水的浸泡下发了芽。

　　一个姑娘家，何苦这样拼命?吕玉兰在笔记本上吐露了心思：“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她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

　　1961年初春的一天，冰雪还没融化。正在忙着积肥的吕玉兰，突然听到从村东传来一阵喊声：“决口了!决口了!”已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她急忙拿起铁锨循声赶去。

　　原来，村东的水渠决口了，渠水带着薄冰，直往麦田里灌。如果决口堵不上，这一大片麦田恐怕就完啦!

　　见几个村民正站在渠堤上不知所措，吕玉兰二话没说，“扑通”一声就跳进冰水里，堵起决口来。这下子，在场的20多名村民，也纷纷跳进了冰水。

　　到天黑时，大伙儿终于把干渠的决口堵住了。吕玉兰在冰水里足足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愣是咬牙没喊一声冷。

　　当年这一幕，不少东留善固村的老人记忆犹新，说起来仍啧啧称赞：“大老爷们都冻得浑身打颤呢，玉兰一个姑娘家，愣是扛得住，真厉害!”

　　男女老少一齐上，起早贪黑连轴转，打井、平地、积肥……经过吕玉兰和全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东留善固渐渐由一个“穷沙窝”变成了“花果园”、富村子，每年向国家贡献的粮食和棉花，抵得上其他几十个村。

　　“要不是玉兰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老人们感慨。

　　而无论工作岗位怎样变化，吕玉兰艰苦创业的劲头始终不减。

　　临西县原副县长张延福至今难忘——1974年4月，事关临西80%地区用上运河水的重点水利工程——临馆渠和卫西干渠开始动工兴建，时任县委书记的吕玉兰决定徒步沿工地全程察看一遍。那天，他们从早晨走到晚上，一口气走了上百里路。“玉兰当时工作很忙，整天休息不好，我们都不叫她这么走，可她非要去，最后大家累得东倒西歪。她也累惨了，回到办公室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别人推也推不醒。玉兰对临西的水利事业，可真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

　　正定县原县长程宝怀至今难忘——吕玉兰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后，几个月里，几乎跑遍了全县的所有公社以及几十个村庄。那时，县委只有两辆吉普车，其中一辆还经常出毛病，吕玉兰为了照顾老同志，外出办事或下乡，总是骑上自行车。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疾病，带队走南闯北，到外地学习取经。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8月20日下午，吕玉兰的丈夫、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件往事。

　　1981年9月1日晚，吕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劝她，现在国家正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从上到下都是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这时候去谈一些问题，合适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江山回忆，当时吕玉兰习惯性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如果责任制有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吕玉兰到北京后，果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的发言，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次会议的第7号简报上，吕玉兰提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应是更多了”的意见，被放在了第一条。

　　“玉兰为人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熟悉吕玉兰的人都如是说。

　　1981年9月，按照组织安排，吕玉兰从河北省委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她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

　　“玉兰来正定的当天，就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骑着下乡去了。”程宝怀回忆说，当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产穷县”现象。县委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高征购必须及时纠正。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都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正定的现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程宝怀说，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不畏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多万斤，给正定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愈是求真务实，愈能眼光放远、开拓创新。

　　提起正定荣国府，许多人耳熟能详。今天，荣国府就好比正定旅游业的“聚宝盆”。而荣国府能够顺利建成，也包含着吕玉兰的“一言之功”。

　　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正定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正定县把这个项目拉了过来。原计划用几十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了。后来，习近平同志考虑到不如着眼长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推动旅游业发展。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不少干部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担心投资难以收回，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恰逢吕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回来，习近平同志便和程宝怀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吕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看准了就大干，看不准搞试验——这是吕玉兰多年的工作准则。

　　1970年，她在东留善固村建立试验农场，光小麦品种就种了20多种。通过对比试验后在大田推广，逐步把全村农作物改换成了优良品种。任临西县委书记时，她提出“层层搭梯子，生产步步高”。县委抓住44个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上各有特点的先进单位作为“梯子”，很快出现了“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生动局面。

　　正定县原副县长何玉记得，当年，正定县委决定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吕玉兰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多种经营工作。“玉兰在城关公社西北街大队开展庭院经济试点，指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养花、养鱼，搞手工加工项目，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受到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

　　“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在东留善固村南，有一座吕玉兰纪念馆。东留善固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说，纪念馆是应村民的强烈要求而建，“这是‘老书记’永远活在东留善固群众心中的一种象征。”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做个好当家人，让大伙儿一直记在心底，那可不容易啊!”曾担任村干部、和吕玉兰共事15年的杨建文告诉记者，别看吕玉兰干事业泼泼辣辣、风风火火，但心细着呢。她总是说，“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当年，村里有位叫孙文礼的孤寡老人，平时不洗脸，不叠被子，不刷锅碗，两间房里积满了灰尘也从不打扫，总感觉生活没啥意思。

　　为了让老人感到温暖，逢年过节，吕玉兰都要带着全体干部去他家打扫卫生。

　　有一年的春节前，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帮孙文礼家大扫除后，他说什么也要留大家吃饭。

　　其他人都走了，唯独吕玉兰留了下来。她帮老人点火做饭，饭做好后，喝了一碗粥——她以为是红薯面的，可老人说是玉米面的。原来，因为他家的面缸常年不盖，里面落满了灰尘，熬的粥成了黑红色。

　　事后，好多人不相信，孙文礼家的饭吕玉兰也吃得下。吕玉兰说：“群众的饭我一般不吃，可孙大爷家的饭我得留下来吃，而且我吃得很香，因为这是连心饭。”

　　“玉兰真看得起我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之后，孙文礼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改变了很多。为了让老人生活有着落，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商量后，安排他到林场看门、喂鸡。老人最终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他多次对人讲：“多亏了玉兰这好闺女呀!”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吕玉兰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

　　担任临西县委书记期间，她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一线，分别蹲点在170多个生产大队，同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针对少数干部“身子在点心不在点”的情况，她要求干部，“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使扎扎实实下基层成为临西县干部的一种风气。

　　在正定工作期间，她提出“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也就是面向全县，胸怀全局，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而后将有关情况向其他同志反映，分头解决、落实。

　　“有一回，玉兰同我讨论如何对待分工以外的事。原来，她下基层时，并不完全按照工作分工去了解情况，而是什么都问、什么都记，甚至外部门的事，她也要管。”江山对记者讲述了一件吕玉兰任省农业厅副厅长时“管得宽”的事。

　　那是吕玉兰在邯郸调研时，听说不少榆树生了榆叶甲虫，大片榆叶被吃光，致使树木死亡，就掏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了这一情况。跟随她调研的省农业厅同志提醒说：“树木虫害归林业部门管，咱们就别再问了。”吕玉兰说：“如果不抓紧治理，林业受了害，农业也会受影响。咱们管不了，可以向林业厅反映嘛!”

　　“玉兰曾向我谈到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她说，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联系群众。到了下边，见农民有困难，工作有问题，因为分工就绕着走，不去管，她不忍心!”江山告诉记者，一些接触过吕玉兰的县乡干部跟他说，他们不论反映基层哪一方面的困难，吕玉兰都耐心听，而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

　　临西县原县长宗振荣，至今对吕玉兰“吃饭时调研工作”的事记忆犹新。

　　“在机关吃饭的时候，她每次都端着碗串门，宣传部、组织部，她挨着串，这顿在这里，下顿就去那边了，边吃边聊。就这样，获得了许多平时根本了解不到的情况。”宗振荣说，那时吕玉兰还不让机关的人喊她“吕书记”，而是直接喊她“玉兰”，就连村干部也都这样称呼她。“群众说她当官不像官，她就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

　　1971年，吕玉兰到省委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兼任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省委工作人员冀平说：“她跟我讲，她不是认为兼着支部书记，东留善固会发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对后来的人不放心。她是觉得自己到了省领导这么一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一到田间地头，一到群众中间，我就能看到自己那种幸福、那种轻松、那种热爱、那种自如。”

　　“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走在东留善固村，规划整齐、干净整洁的街道和房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条主大街宽18米，四条东西街各宽10米，还有22条胡同也都8米宽，这都是我们‘老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找人规划设计的。”吕廷祥告诉记者。

　　说起当年建新农村的事儿，村里的老干部孙文德有一肚子话要说。他介绍道，1976年，村里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每年冬天，由生产队组织男女老少，拆旧房盖新房。拆房、盖房都记工分，年终分配时，再扣除盖房用的工分和檩条等物占款。吕玉兰家的房子是最后盖的，需25根檩条，除旧房的檩条全部用上外，还缺15根。这时有人说，树都是玉兰操持栽的，现在都成材了，都是玉兰的功劳，应该让玉兰挑最好的用，别使拆下来的旧檩条了，直接给25根新的。“玉兰姐听说后坚决不同意，说不能搞特殊，多占集体便宜。1980年年终分配时，她的拆盖房用工、檩条等物占款全部从分配中扣回集体。”

　　采访中，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告诉记者，当年村里也曾有人反对过玉兰。

　　“为啥他们反对玉兰?因为他们图的是个人自家的利益，要搞多吃多占。玉兰想的是国家、集体和大伙儿的利益，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而且，她是个旗帜鲜明的人，不但自己不贪不占，还坚决反对别人这样干。”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不忘上身试试。这个说：“这件俺穿着正合体。”那个说：“这件像给俺做的。”救灾衣物东一件、西一件，摊得满地都是。

　　吕玉兰从外边走进院里，望着这情景，还以为他们是往下分配呢，就说：“还没研究哩，怎么就分开啦?”

　　话音没落，一个队干部冲着她说：“玉兰，你穿鞋子费，特意给你留了两双皮鞋，可好哩!就在那个纸盒子里，你试试。”

　　吕玉兰这才明白，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看都没看那个纸盒，立即大声说：“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最需要的群众。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听她这一说，尽管有人不大乐意，大家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物都放了回去。

　　吕玉兰不但严格自律、严格要求班子成员，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友。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有一回，玉兰的父亲见树林里落叶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问明了情况，非让父亲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吕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不光不沾，还要倒贴。几十年间，吕玉兰当干部，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卖掉家里的猪仔贴给村小学买桌板……于是，人们送给吕玉兰一个外号——“赔本干部”。

　　“我当大队会计那些年，所经手的账上，玉兰姐没有借支过一分钱，也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孙文德说，东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说是吕玉兰用甘于吃苦、吃亏、吃屈的“三吃”精神换来的。

　　一尘不染、廉洁奉公，不论在村里、县上，还是在省委和省农业厅工作期间，吕玉兰都做到了这一点。

　　在吕玉兰的遗物中，有一张中捷农场服装加工厂开具的150元钱的收费单。原来，吕玉兰1988年出访法国时，在中捷农场做了两件衣服。她问：“多少钱啊?”农场领导说：“玉兰，你给我们农场办了那么多事情，出国做两件衣服，还能要你的钱啊!”吕玉兰拒绝道：“如果不要钱，俺就不在你这儿做了。咱们领导干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俺在这儿做衣服要交钱，就是别的领导，包括你们农场领导在这儿做衣服，也要交钱。”

　　正定县委办公室原工作人员贾俊华回忆说，吕玉兰在正定工作时，出门回来晚了偶尔在县招待所就餐，或者上级来人她陪餐时，都让记上账。“她到河北农大学习后，也就是1982年10月份，我把工资交给她，她又立即退给我30元钱及一些粮票，让我抽空到县招待所把吃饭欠的账给还了。我说县领导整天忙忙碌碌，为县里办事，吃几顿饭，还算什么账?她马上严肃地说，这是规定，不能马虎。”看吕玉兰如此认真，贾俊华不敢再说什么，乖乖地拿着钱和粮票去了。当她把交款单和剩余的钱还给吕玉兰时，吕玉兰瞅着她笑了，说：“这就对了。”

　　吕玉兰为什么对自己这样严苛呢?首先发表于1966年6月14日的河北日报，而后被多家媒体转载的吕玉兰的文章《十个为什么?》给出了答案。文中写道——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真为人民服务还找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这朴实的话语，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荡涤灵魂，让人感觉那样珍贵。

　　1993年3月31日，53岁的吕玉兰因脑血栓等病复发，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走了，但她又何曾离开过这个世界呢?

　　在东留善固村，弘扬玉兰精神，把村庄建设得更美好，是村“两委”班子坚持不懈的追求。昔日闻名遐迩的东留善固，今天更像一颗镶嵌在冀南平原上的明珠，熠熠生辉。

　　多年来，临西县大力传承弘扬玉兰精神，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县持续开展了“远学焦裕禄，近学吕玉兰”、“争做玉兰式好党员、好干部”等主题活动，围绕招商引资、城镇建设、高效农业等重点工作，“学玉兰、比玉兰、做玉兰”。

　　在省图书馆原党组书记李福生老人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张吕玉兰的照片。当年，他曾随省创作组在东留善固驻村3年，耳闻目睹了吕玉兰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被玉兰精神深深感动。他回省城后，虽然变换了4个单位，可不管调到哪里，都把这张吕玉兰的照片摆在案头激励自己，并经常向同事介绍吕玉兰的感人事迹。他本人曾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称号，被省直工委评为省直十佳优秀人民公仆。

　　东留善固村吕玉兰纪念馆，吸引着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8月16日，记者在这里遇到了67岁的张桂芳老人。他们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刚刚参观完纪念馆展厅，在纪念馆门前的吕玉兰雕像旁照了合影。“我年轻时没少受‘铁姑娘’的激励，所以这次特意带着家人来这里看一看，感觉很受教育。我觉得吕玉兰的精神今天没有过时，明天也不会过时。实现中国梦，依然需要弘扬玉兰精神啊!”

　　其时，一阵风吹过，院中苍翠的玉兰树飒飒作响，仿佛在深情地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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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共产党人吕玉兰纪录片、文章及电子版下载

　　2014年8月18日 来源：

　　目录

　　文献纪录片《吕玉兰》

　　习近平：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十个为什么》编者按及网盘礼包

　　老田推荐：吕玉兰《十个为什么》

　　吕玉兰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文献纪录片《吕玉兰》共分《火红的青春》、《希望的田野》、《永远的人民》、《探索的脚步》、《质朴的本色》、《精神的力量》六集。该片以丰富的真人影像、人物日记、采访口述，向观众讲述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吕玉兰，再现了吕玉兰从冀南平原普通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全国著名劳模的传奇经历，努力于时代背景、故事与细节处，探寻人物内心的情感和行动的源泉，在现实的观照下催人深思与奋进。

　　吕玉兰是毛泽东时代和陈永贵齐名的劳动模范，15岁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业合作社社长，29岁就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从农业合作社社长，到大队支部书记，到县委书记，到37岁出任省委书记，虽然职务越来越高，但吕玉兰始终保持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本色，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吕玉兰靠着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靠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热忱，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干、实干和巧干，成就了火红年代一段最经典最动人的传奇，成为了一代妇女的楷模、一代农民的楷模、一代劳动者的楷模。就像剧中另一位劳动模范叶颖芬说的：“时代造就了我们，那些个人们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私心。”是啊，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造就吕玉兰这样的好干部，只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共产党员才会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1970年开始，吕玉兰担任临西县委书记，短短几年就改变了临西的面貌，该县粮食连年增产，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纪录片不仅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还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国的农村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中国的农民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吕玉兰和那个时代的英雄陈永贵、吴桂贤、郭凤莲有着一样的命运，在二代核心听政之后，在工农地位急剧下降的“历史转折时期”，她便由省委书记降至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还做过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的副手。据马大哥告诉我，习总对吕玉兰非常敬重，吕玉兰病重期间，习总还携夫人从福建专程去河北看望。这个歌颂毛泽东时代劳动模范的纪录片能够顺利播出，或许与习总的支持有关。

文献纪录片《吕玉兰》

《吕玉兰》 第一集 火红的青春

《吕玉兰》 第二集 希望的田野

 《吕玉兰》 第三集 永远的人民

《吕玉兰》 第四集 质朴的本色

《吕玉兰》 第五集 探索的脚步

《吕玉兰》 第六集 精神的力量

　　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习近平

　　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兰同志曾在中央和省委任过要职。1981年9月，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调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玉兰同志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并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当时，县委分工玉兰同志抓多种经营工作。正定县是我国北方粮食单产最早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只看重粮食生产，而忽视了多种经营，经济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每年上交粮食征购 71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为了保征购，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致使种植结构单一，林、牧、副、渔不能平衡发展，增产不增收。玉兰同志了解到征购过重的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5100万斤，减去了20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玉兰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口号，建议成立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为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全县经济的飞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 时，县委“一班人”中认识不尽一致，玉兰同志根据四川、安徽等地全面推行农业“大包干”很快使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的事例，大力宣传“大包干”的好处，并提出可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开。由于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从而为正定县全面推行“大包干”奠定了思想基础。

　　玉兰同志有句口头禅，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要只浮在上面，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和工作实际，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分头解决、落实，这是玉兰同志的经验之谈。玉兰同志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她还非常注意抓典型，凡是涉及全局的重要举措，她总是强调一定要先搞好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开。当时正定县在推行农业 “大包干”，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等方面，都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所在的地方，都有玉兰同志留下的足迹。

　　玉兰同志15岁参加革命工作，既任过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当过省委书记，阅历和经验都很丰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学去深造。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我和一些同志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以坚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

　　玉兰同志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她爱惜人才。她看到在发展多种经营、大上工副业，实现正定经济新飞跃的过程中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提出可以借鉴当时江苏的经验，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能人，又从外地广纳人才。1983年4月，正定县制定出“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年内，我们就引进各类技术人员46人。这些人才到正定后，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找资金、上项目、建工厂，使全县经济建设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当年就新上项目58个，工业产值增加9000万元。这些都和玉兰同志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

　　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凤范，时时记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般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但谁有了什么烦心事，她就亲切地安慰劝解。谁有了什么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她的心目中，群众的事，就是她的事;群众的难事，就是她的大事。有一个叫李志安的县文化馆干部，毕业于天津美术专科学校，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书法家，但多年以来一家4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由库房改造的居室里。玉兰同志知道后，亲自找有关部门协调，为其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离休老干部王世恭同志，当时已70 多岁，体弱多病，玉兰同志就常去王老家里看望，并帮助调理饭菜。对于群众生活中的小事，玉兰同志总是体贴入微、情到意到。

　　玉兰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我的脑海里，时常还浮现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呼呼的。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正定县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我们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我们设法把它拉到了正定县。原计划用57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后来，我们又考虑不如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因而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逢玉兰同志从保定回来，我便和县长程宝怀同志征求她的意见。她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玉兰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做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建立，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近几年来，全县旅游点的门票总收人每年都达1000多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正定县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

　　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本文写于吕玉兰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的1994年春天，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十个为什么》编者按

　　河北省临西县张三寨公社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同志《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是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跟阶级敌人作斗争的一篇很好的经验总结，也是她同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彻底决裂的一篇很好的经验总结。它充满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唯物辩证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战斗性。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们污蔑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吕玉兰同志这篇文章再一次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回击!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吕玉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懂得了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是回避不了的。十年来，她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当地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她说：“干革命是我的终身大事”，“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干革命就要进攻”，“他们越斗我，我干得越欢。”这是多么豪迈的英雄气概!正因为她具有这种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的革命精神，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打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吕玉兰是党的好儿女，是阶级斗争的坚强战士，我们广大青年应该很好地向她学习。

　　吕玉兰著. 十个为什么?. 哈尔滨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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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推荐：吕玉兰《十个为什么》

　　吕玉兰：十个为什么?——读毛泽东的书的一些体会

　　【老田按：1966年6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吕玉兰，结合自己的合作社管理经验，介绍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样对待人生的体会，由报社记者帮助整理成文章《十个为什么?》，发表在《河北日报》上。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杂志陆续转载，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文章今天读起来还很有意义，体现一个从16岁就走上合作社管理岗位的小学毕业生，在十多年的集体农业管理岗位上的感悟，她把自己所碰到的管理难题结合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体会，做出了一份的思考。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中国的传人林毅夫博士说，集体农业不可能有效率，关键就在于农村干部总是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水平同时社员选择一个较低的投入水平，洋博士显然认为社员干多少活完全是干部监督和控制的结果，这个关键性的假设到底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只有小学文化的吕玉兰是怎么说的，比较一下洋博士的规范学术论文和小学生的长期管理体验，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场不同，对精傻的看法不同

　　人有说我是“傻玉兰”，认为我头脑简单，不懂得“幸福”，不会“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对党、对国家、对集体，是费脑子的，一个心眼拼着干，要说这是傻，我不答应。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账!

　　“你这个人没头脑。”我说得看是什么样的头脑。

　　满脑子只一个“我”字，是一个人主义的头脑。

　　脑子里“公”字挂帅，就是共产主义头脑。

　　人的立足点不同，算法不一样，想的不是一个理，怎么会互相理解?你说我太傻，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聪明。

　　毛主席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这是条总根儿，总根不一样，开不出一样的花。

　　立场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时代不同，精傻的标准不同

　　以精傻论是非，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个“傻”是有阶级性的。老贫农常对我说：旧社会，统治阶级糊弄人，说穷人傻，该穷，富人精，该富。那时候穷人被人看不起，说话不占地方，不呆也呆，不傻也傻。

　　在旧社会，一个人只为统治阶级卖力，那才是奴才、傻瓜。

　　社会制度变了，时代变了，精傻的标准也变了。

　　有的人，土地、牧畜归集体，思想没归集体，身子坐在社会主义大车上，脑子里还是“我”当家。你说“为人民服务”，他不信;你真为人民服务，他说你傻。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公”字当头，“私”字退位，“小精人”越来越少，“大傻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不为公，天诛地灭”了，变得“私”字和“偷”字一样臭。

　　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损公肥私的人讽刺为傻子。

　　“你说我‘傻’，我就‘傻’!”

　　前后两个“傻”字，意义完全不同。

　　“我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就是后面那个“傻”字。

　　“宁当一辈子的大傻子，不当一天小精人。”我们领导群众开展了精傻的大讨论，批判了“小精人”，表扬了“大傻子”，“精”臭了，“傻”香了，人人争当革命的“傻子”。

　　有人评不上“傻子”急得要哭;有人听到叫他“小精人”，他觉得比骂他还厉害。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高小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当了农业社长，入了党，受到党的教育，这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个什么关系。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最光辉的一生，干革命才是我的终身大事。

　　没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解放!现在有人好说：“挣工吃饭，凭的是力气!”忘了挣的谁的工，吃的是谁的饭?社会主义江山不保，哪来的按劳分配原则?土地在地主手里，你有力气顶啥用?

　　我把个人婚姻和国家五年计划联系起来，我是想，今天我们每个人能有幸福，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国才有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的联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我们要往远处看，圈要往大里划，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事，个人利益是小事……个人幸福是小事，革命是大事。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远大和鼠目寸光。

　　……小局要服从大局，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把黄金时代献给革命比过早的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大，因此，我才把终身大事，从个人婚姻移到“革命”二字上来。

　　三、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欢

　　1960年冬整风……有的同志问我：有的人受了批评躺倒不干，你为什么能顶住风，压住浪，越斗干的越欢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整风不是整的我，是我身上的缺点、错误。

　　整风开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点，爹娘埋怨我当干部费力不讨好，不让我干啦。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

　　错误、缺点就像我身上的疮，不治就要化脓，越烂越大。

　　治的时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错误，知错认错，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小洗脸，整风运动就是大洗澡，澡洗过了，浑身轻快。

　　我们有成绩、有优点，党都看见了。党来整风，不是对我们为难，是爱护，是培养，是怕我们变坏了。党来整风，就像大人教育小孩，不护短。

　　要在整风中挺得住，先要对整风有个正确认识，把正确态度，把成绩和缺点他开来，一分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绩，就不愿让人说“不是”。

　　“众人是杆秤，斤两称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对，听不得群众的批评。

　　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整风运动中，几个人对我恶毒攻击。他们上告我在1948年混入党内，多笑话!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我看清了他们的鬼把戏，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想斗懵了我，躺倒不干，我不中他们的奸计。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反对我，证明我做对了。他们反对得越厉害，越证明我对，我就更坚决干下去。

　　我想，你反对我顶个屁用，你们反对我，贫下中农可支持我呢!夜里有几个老贫农在房上、院里暗暗保护我，安慰我，有这些人给做主，怕什么?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临散会了，我说：“大家不要走，有工作要布置，整风要整出干劲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无计可施了。

　　小困难小考验，大困难大考验

　　斗我的那几天夜里，觉我是睡不着，就学起毛主席著作来，想起了过去的英雄。我想起了英雄刘胡兰在敌人铡刀面前英勇不屈，我能在歪理前面吓倒?“烈火炼真金”，这是党对我的严重考验。平常里说得挺坚决，来到节骨眼上，看我能不能顶住风浪，坚持真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把“我”字丢开，一想到考验，不怕“鬼”的愣劲就上来了。

　　现在我一遇上风险，就想到是对我最好的考验。小困难是小考验，大困难是大考验。一次困难一次磨炼，越磨越快，越炼越纯。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当回事了。“矿石越炼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没有斗争，我哪来的斗争经验呢?

　　党和群众从正面教育了我，阶级敌人从反面教育了我，现在就有人……说：“你们越跟玉兰作对，她越坚强，她这个人就是你们把她锻炼出来的。”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当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过去，俺爹好说：“家里事你也不管，自留地你也不望，哪是你的家?”说我是“赔本干部”。

　　我想：干部是大家的管家人，党把全村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把担子担起来，革命是我的本，集体是我的家，我吃饭在家，人是公共的。

　　俺村生产队长吕世周，以集体为家，从来把队上的事情比自己的看得还重要，把“私”和“公”的位置调换了个过。换得好，当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职务看成是特权，“一个人当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讲赔本赚钱的，革命需要的时候，连生命也可以贡献。要不，白求恩到中国来牺牲了生命这笔帐怎么算?

　　当干部究竟为谁?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为人民服务还有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觉的，不能有雇佣观点。革命不是做买卖。有人说当基层干部不如脱产干部拿工资，我是这样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领不领工资，不革命的人领多少工资也干不好，革命都不拿工资也一样干得好。过去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可谁为了工资干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大的“落头”。

　　有人觉得冤屈，说：“不给他干”。给谁干呢?给上级干的吗?上级给谁干的呢?我们不是一个村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的共产党员，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不是给哪个人干的，任何时候也不能赌气。

　　当干部是否吃亏?

　　有人说当干部吃亏，是否真吃亏?

　　要是当干部不为集体想，光想自己多弄点，生产搞不好，自己挨点子骂，个人也多收不了。

　　尤其是贫下中农当干部，是掌阶级的印把子，为自己办事，我们不抓印把子，让人家抓到手里，自己就沾光啦?!

　　当干部不觉得赔本是最明白的帐，喊“赔本”、找“落头”是最糊涂的账。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得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开会，听到讲《矛盾论》，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着的，矛盾是没完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

　　有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武装，以后遇上“事儿”，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争”，思想上没有怕“事儿”的包袱了，出了“事儿”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儿”越出“事儿”，敢于斗争就是胜利。“掉下树叶来怕砸着脑袋”，“走路怕踩死蚂蚁”，那样的人还能干革命?

　　十多年来斗争生活过惯了，斗争成了我一种最大的精神愉快。一没“事儿”压住头，就闷得慌，没精打采，没意思。干起工作来，几天几夜不睡也不困。

　　遇上“事儿”要豁上干

　　1963年闹洪水，有的人说：“完了。”我说：“干哪!”我越遇上“事儿”吃得越多，豁上干，不能豁上不干，那年抗住了洪水。

　　旧社会里“认命”，“认倒霉”，那是迷信，是旧的处世哲学，不能听那一套。

　　危急的时候，直是豁上不干，“事儿”就越大，也就彻底完了;越是豁上干，“不怕死了还怕什么?”有一分力气拼一分力气，就能转危为安，至少也少损失。

　　胆子大，泰山也不怕，胆子小，一块砖头也吓倒。“胆大漂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干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能压住困难，不能叫困难吓住。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村里当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么样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办事就要顾一头，一边倒。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往贫农下中农这边倒。为人民干革命，不会人人都叫好，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怕得罪人，说什么“为一个人多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多一堵墙”，“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个人主义思想，我是为公得罪人，不是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向党向国家说实话，就得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不得罪他们，就害党害国家，得罪了人民;在集体里，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事不管，就会得罪广大贫农下中农。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我对违犯制度、侵犯集体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严。一个人开了个坏头，就会有十个八个的跟上来。管早了，把坏事儿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管严了，不给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钻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几百双眼睛看着咱，办事不公，众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数人;管早管好，一步一个脚印，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样板，榜样最有说服力。

　　每次发放赈济，那些“小精人”，在会上研究了赈济款。吕玉兰不同意……，这种惯于耍手腕的人，自以为掌握了群众，其实，不过像毛主席说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拿着国家救济款去买“好”，这样的“好”是不长久的，回过头来人家就会想：“你跟我有私，就跟别人有弊，不能相信你。”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没把阶级兄弟团结好，是自己第一个不对

　　倪修礼是贫农，十几岁参军抗日，为革命流血奋斗，过去我们不团结，第一是对他照顾不够;第二，他是复员军人，我向他学习不够，没有好好依靠他。

　　看到自己不对，感到很痛心，虚心检查自己，就有团结的诚意了。我想：“团结他，就是克服我身上的缺点，改正我身上的毛病，过去我不对了，今后不能再不对。”

　　怕“吃碰”放弃团结，自己爱面子也是不对

　　我还想，就不能团结同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能不能团结群众大多数的问题，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团结的任务艰巨，越能锻炼我，我把团结当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团结一个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我为革命团结人，不怕“吃碰”。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有几次跟他谈话，谈不成，就想，他居功骄傲，看不起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不跟他谈了。

　　又一想：“求进步的人好检讨自己，不求进步的人好埋怨别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说话，为什么他不听?是我的责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还没做到家，是我没把道理说透，是我的方法不对头。像搞试验一样，把团结人当成一项严肃的工作来做，失败一次就找一次教训，吃一次“碰”就检讨一次。

　　从生活上关心他，用阶级感情感动他。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对方脑子不“崩簧”的时候，再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他就听得进去了，团结的愿望就实现了。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没有身教就很难言教

　　当干部要宣传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说很多话，人家听不听话?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人就是这样，说的不诚，听的就不信。那年东风渠开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没人下水，我带头跳下水去，大家也随着下去了。

　　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没有实干就很难实现领导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说：“咱这地皮不行，打不出井来。”我和党支部副书记下井了，挖成了。接着就干起来了，一连挖出好几眼井，抗旱当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当领导，自己不实际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领导。别看发号施令不少，实际是个传声筒。

　　不敢闯，就很难得到经验

　　我15岁当上干部，哪里来的经验，就靠一个“闯”字。“小卒子过河永远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专挑别人的毛病。这种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几个指头的毛病，不干是十个指头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错误。

　　“一回生，两回熟，事不过三。”不学不懂，不干不会。你会我不会，距离就在“学”上，差距就在干上。

　　党要我们当革命的促进派，鼓励我们去闯，只要按照毛主席指的方向走，该闯就闯。在省里开会，省委领导同志嘱咐我说：“要有这股闯劲，干革命就要闯”。我记住这话，回家来又学了一遍毛主席的《实践论》。今年生产坚决不当小脚女人，坚决把粮食产量搞上去，闯出一条高产的路子来。“天大的事由地大的人去干”，不迈大步闯，就老是不能大大改变面貌。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旧说法：“人熟是一宝”、“人熟不讲理”。我们不能闹那一套。不能打着“公”的招牌利用职权，凭人情办事。必须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不能把公事办成私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们身上只有公，没有私--才算大公无私。

　　我病了，有的同志对我照顾好，我认为他这是一种阶级感情，是对我做政治工作，我感谢他，不一定在私人方面回敬他，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做好，以工作成绩来报答他，不能“得人一牛，还人一马”，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对我好也可能对我歹

　　有人对你好，不一定就真好，得用阶级分析。1962年，一个人给我送烧饼、送挂面，这是“好事”吧，实际是让我犯错误，是让我给他办事。我说：“你越给我送东西越不好办，要我不按政策办事，送个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村里仗凭职权受人家的礼物，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阶级敌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在听话的时候，心里在有个底，好话、坏话，要看他的目的，好不能光看对我好，要以对集体、对社会主义好为标准。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阶级感情

　　我娘病了，稍一好我就去开会，有人说我对娘不孝。

　　这些年，我工作中遇上困难，资本主义势力斗争我，心里多难过在父娘面前没掉过泪，可是见了上级党委，眼泪簌簌地掉，有人对我这种感情不理解。我对他们也不理解，我觉得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来理解公情：

　　比如说：“我这工作好啊!”什么好?是有名有利好，是清闲不累好，还是指的对革命贡献大好?我看，什么工作也好，都是为革命而干，就看做好做不好。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是因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状元”。干工作往好上干，是对革命贡献大，不是为当状元，立志不能立个人的名利志，发奋不能发个人的名利奋，要立革命的大志，发革命的大奋。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没有强调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习惯于抓实不抓虚，一研究工作就是积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产、植多少树，搞什么副业、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参加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听解放军“红九连”的报告，人家解放军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来决心照着办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我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抓紧学，一个是起带头作用，一个是体会如何带着阶级感情学，如何带着问题学，读了哪些话在思想上起作用大，然后再研究群众的学习情况。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附注：这篇文章的成文经过，根据吕玉兰的丈夫江山介绍如下：

　　1966年3月，《河北日报》编辑部又专门派出记者，前去东留善固采访，为玉兰整理出了反映她的人生体会的文章《十个为什么?》

　　当时，玉兰作为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激动地向来访者回顾自己15岁办“铁球合作社”以来艰苦奋斗的事迹。有时她自己落泪，记者们也跟着落泪。不仅事迹生动，口语也十分生动。当时，邢台地震余震未消。《河北日报》领导听说这一情况后，特地派杨殿通等人，到东留善固采访，让玉兰系统地口述自己的事迹，特别是要求原原本本地记载她的思想口语，挖掘她的内心世界。

　　杨殿通在介绍整理和发表《十个为什么?》一文的过程时，这样回顾道：“我们在村里住了20来天，天天听吕玉兰念叨自然而然的思想口语。那时，她很忙，既要抓村里的工作，地里的生产，又要去外地开会，还要接待记者采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然不忘奉献，把自己节余下来的钱，买成文具，寄给邢台地震重灾区，很叫我感动。我们边看边问边听边整理，整理成3万字，题目是《十个为什么?》集中反映了吕玉兰的崇高精神境界。因为字数太多，报纸上不好登，我们又从3万字精选出9000多字，打印交给报社领导。领导看到摘文，就稍作修改，马上在《河北日报》上发出去了。”

　　我手头保存着一本《邢台日报》社于1966年7月1日赠送给玉兰的剪报本，上面剪贴着全国报纸刊载《十个为什么》的各种报样。这篇文章，最先由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用头版的整版篇幅予以发表。6月16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中央报刊，以及《南方日报》、《山西日报》、《陕西农民报》等众多的省、地、市报纸，和香港的《大公报》，分别予以转载。不久，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十个为什么?》单行本的小册子，有的还一版再版，十分畅销。一时，《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广为流传。

　　“全国各地的来信多极了!”有一次，玉兰在向我谈起《十个为什么?》发表后广大读者雪片般的来信，兴奋地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收到的信装了两麻袋。有的随信寄来了毛主席像章，有的表示向我学习，有的在信中提问题让我解答，有的要上我们村插队落户，还有的向我求爱，等等。有的不用回信，有的需要回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忙不过来，组织上专门派了两个人，负责办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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