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恩师杨昌济在毛泽东所在的教室亲笔书写的一幅对联。杨昌济对毛泽东非凡的才华和远大的志向赞许有加，以“大木”相期喻。他曾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述他的学生毛泽东：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才华横溢，志向高远，见识卓绝，他表现出来的异质和魄力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感染，象杨昌济一样，许许多多与毛泽东有过交集的人都对毛泽东的不同凡响有着深刻的洞识和评析。
1906年，毛泽东在井湾就读私塾，先生为堂兄毛宇居。毛宇居是韶山冲屈指可数的秀才之一，他非常赞赏毛泽东的读书天份，认为他会有“大的出息。”毛泽东在私塾学习了十个月，与毛宇居结下了深厚友谊。1938年秋，毛宇居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张贴了一幅大红对联：“泽沛苍生，东来紫气”，用以歌颂毛泽东为人民谋福利，拯救民族危亡的功绩。1941年，毛宇居与毛国翘等编成《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对毛泽东三兄弟颇多褒扬，在毛泽东的条目下，他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称赞毛泽东公而忘私为国效劳的高贵品行。
1910年秋，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结识了老师李元甫。李元甫对毛泽东非常赏识，他对学生训示道：“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实乃我校一奇才!”毛泽东的国文尤佳，他写的作文如《言志》、《宋襄公论》、《救国图存论》等都被老师批赞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半年后，毛泽东在李元甫的推荐下到省城深造并考取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李元甫也来到该校担任学监，他常常向师生夸奖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言语之中尽器重。
1912年，毛泽东就读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深受国文教师柳潜器重。在一次作文比赛中，毛泽东以《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第一名。在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柳潜对这篇文章的评语不吝笔墨大加赞赏：“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20年5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上海主持欢迎杜威博士的会议，毛泽东当时是他的听众。1945年7月，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冷遹等六位国民参议员到延安考察。黄炎培说：“想不到在当年的一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个盖世的英雄豪杰。”延安短暂的经历给黄炎培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在日记中说：“我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去看看延安。就我们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芜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是负责的……”黄炎培在延安有一段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至今常被人提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满意。回到重庆不久，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轰动一时。黄炎培是个非常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袁世凯曾在他的名下批注“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也曾多次邀其参加政府而被拒。新中国建立后，黄炎培一改自己曾经不做官的誓言，积极参与国家建设。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黄炎培应邀参加。他还即度作诗四首，题为《东方红已遍环瀛》，其一为：“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逝世。
著名诗人柳亚子与毛泽东诗词唱和，留下许多佳话。两人在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相识，结下友谊。柳亚子对毛泽东非常推崇，1929年，毛泽东在党内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而远在上海的柳亚子却写了《存殁口号五首》，其中一首写道：“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柳亚子在诗后自注说：“列宁是指孙中山先生、毛泽东同志。”1932年，中央苏区正遭受蒋介石的疯狂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四截》一诗，开头一截写道：“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空处囊。十万大军凭谁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柳亚子久别重逢。故人相见，喜不自禁，柳亚子当即赋诗一首《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之后，毛泽东又邀请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谈话，交流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柳亚子又写下了《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一诗：“得坐风光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腑言，胜我十年萤雪功。”1945年9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拜访柳亚子，柳亚子非常感动，即席赋诗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当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在重庆期间，柳亚子还和了一首毛泽东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全词为：“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与我，拔剑难平块垒高。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10月3日，柳亚子为毛泽东画像题诗：“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1948年，柳亚子赠毛泽东的一首七律：“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已见人民昌陕北，何当子弟起江东。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1949年，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北上共商建国大业。3月25日，毛泽东在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数首，其中一首叙写毛泽东：“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1950年国庆期间，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歌舞晚会，邀请部分民主人士观看，柳亚子填词《浣溪沙》：“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1958年6月27日，柳亚子因病去世。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长征至云南鸡鸣三省之地，周恩来曾与博古彻夜长谈：“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说：“三十年的革命运动史的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民有了我们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今天我们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子走。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的人物。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领袖，他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关的，是和中国的大地、土壤密切相关的。……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作为第一个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红区十年新闻封锁的西方记者，进入陕北，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1937年7月开始，斯诺的采访笔录《毛泽东自传》在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连载发表。斯诺在陕北采访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也成为震撼世界的不朽名著。他在“毛泽东印象记”一节中记述了当时对毛泽东的认识和预判：“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
1936年11月，女作家丁玲从上海来到陕北保安。旋即换上戎装，奔赴陇东前线。丁玲在炮火中写下了第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文章《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毛泽东欣然写下了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延安的文艺创作热潮开展起来，文艺家们纷纷深入工作、生活、战斗第一线，创作鲜活的文艺作品。丁玲与作家欧阳山深入边区，与最普通的陕北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并写信勉励。丁玲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1948年，丁玲创作完成描写土改工作的作品《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部作品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在一段时期内，丁玲蒙受多次不白之冤，经历坎坷，当有人问起她的心愿时，她说：“我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生前，能听他说那么一句话：‘丁玲改造过来了!’”当外国记者问她对毛泽东的看法时，她说：“毛主席是伟大的。”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她留下了300万字的著作。
1938年1月，对中国抗战前途颇为悲观的文化名人梁漱溟来到延安，想听一听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见。毛泽东跟他进行了彻夜长谈，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梁漱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这次谈话给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没有想到共产党里竟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人。梁漱溟是个敢于直言犯上的人，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因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存在不同意见，他与毛泽东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执，在会上他要求给予自已充分说话的时间把问题说清楚，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还说“若您(毛主席)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结果梁漱溟被愤怒的人们轰下了台。之后，梁漱溟坚持在家读书学习，再没有在政治舞台上露过面。毛泽东逝世后，梁漱溟谈起53年那段“公案”，心里颇多后悔：“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他临终时说：“我需要休息，我需要安静。”
1940年5月底，爱国华侨陈嘉庚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首次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考察，对延安的新气象耳目一新，他深有感触地说：“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共产党人物。”从延安回去后，他对好友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自此，陈嘉庚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毛泽东尤其崇敬有加。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应邀回国到各地考察，他由衷地说：“以我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民气之烈，若有良好政府领导，定可与列强并驾。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将来新中国建设成功，其光荣芬芳，前古后今，殆无出其右。”曾任陈嘉庚秘书十年、后任厦门市委统战部长、副市长的张其华，对陈嘉庚有深入的了解，他曾说：“嘉庚先生对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崇敬，有着深厚感情。他经常对我说，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都有非凡的才能，是真正的‘天命’”。
朱德与毛泽东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朱毛”红军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代表性称谓。“朱毛不分家”成为红军坚守的一条底线。长征途中，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时说:“就是把我一刀劈成两半，我也不会反对毛泽东。”朱德与毛泽东曾有过分歧，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目标和理想始终如一，朱德曾说:“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我们要支持老毛，老毛读了很多书，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相信他一定有办法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一次讲课时动情地说：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国民党张治中将军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相识，当时张治中是重庆方面的谈判代表，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从重庆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在此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并过多的认识，他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重庆谈判结束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亲自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毛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南京，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表示愿与中共和平谈判。张治中再次成为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后达成《国内和平协定》。蒋介石接协定电文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1日，因国民党拒绝签字，和谈破裂，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抵南京。张治中发表声明，留在了北平。1958年，张治中随毛泽东南巡，他沿途将所见所闻的言行写成日记，整理成册，送毛泽东审阅，要求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张治中辩解道：“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毛泽东最后妥协了，他说：“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与张治中保持了长期的友谊，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他忘不了这位“和平将军。”
1946年8月6日，已经61岁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杨家岭采访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解答，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斯特朗的这次延安之行，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后来评价说：“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并把它带进了这样的联合政府。他还带来了对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他带来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和估计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总是把他的党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在延安8个月的时间里，斯特朗做出了一生的选择，她说：“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1958年，她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中国，定居北京，时年72岁，直至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1946年9月，美国人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来到延安，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的革命工作。被毛泽东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多次入狱，但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始终没有改变，他说：“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1980年3月，李敦白回到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毛泽东哲学。近年来，他又在华盛顿太平洋路德大学教学。他很有感触地说：“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认为：“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将在未来几百年里继续研究毛泽东。像他这样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伟大人物，是不大可能被中国人民遗忘的。”
1946年10月，傅作义部队占领张家口后，傅作义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在中国真的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然而，到了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打响了平津战役，对北平进行了战略包围。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选择了顺应历史和民族大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随后进行争取绥远和平解决工作，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有关绥远问题的报告中说：“研读毛主席七一《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的观念更明确，认识更坚定。这篇论文，应仔细研读。因为这篇论文，如此透辟的指示出国际趋势和国家前途应该走、且必然走的最正确的发展方向。……眼前的一切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彻底坚决地站到人民方面来，才能符合我们抗日的历史，才能符合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也不辜负毛主席成全绥远军政干部的厚意。……毛主席由于北平的和平解决，特意成全绥远的干部，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你们有此机会是无上幸运，能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更是无上光荣。”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毛泽东说：“傅作义是立了大功的人，应该奖给他一枚比天坛还要大的勋章。”解放后，傅作义担任水利电力部长达23年之久。1972年2月21日，傅作义出席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宴。傅作义说：“我别的什么党派也不再加入了，我将全心全意地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学习。如果我能有进步，工作做得好，我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半生的心愿。”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逝世。
1948年10月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长春突围不成后缴械投降。在被安排去哈尔滨参观途中，郑洞国得到了一本早年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逐渐被这本书吸引住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多次概叹：中国共产党人怎么会有这等大学问?国民党内怎么就空无一人呢?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郑洞国等国民党起义将领，郑洞国问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问题：“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泽东回答：“我也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有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了。”
1949年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与陈明仁将军通电起义，湖南免遭战火摧残。9月7日，二人应邀赴京参加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1952年秋，毛泽东接程潜到中南海叙谈，又亲自摇浆划船，陪程潜游玩。1954年，台湾传来“程潜是一个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的报道。程潜笑着说：“我是为国家前途讲话。我已是年过七旬的人，我既无欲求，哭脸做什么呢?至于说‘可怜虫’，那就太可笑了。1949年毛泽东亲自到北京火车站接我，毛泽东会迎接一个可怜虫吗?”1963年12月，毛泽东70寿诞，程潜写下12首七律诗祝贺，其中有“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之句，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程潜晚年说过一句名言：“共产党不过河拆桥，我也不过河拆桥。”
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1962年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对过去经济工作中发生的困难指出：“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1965年7月20日，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归大陆，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李宗仁夫妇的详细情况时，毛泽东说：“回来了就好。如果蒋介石现在能回来，我一定到机场去迎接他。”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李宗仁夫妇及秘书程思远先生。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事后，李宗仁对程思远说：“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胸怀宽广，能容万物，不像蒋介石，就知道扩充他的实力，排斥异己，结果丢了大陆的万里河山，只能是跑到台湾去偏安一隅。”1969年，李宗仁在临终前说：“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基辛格在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先后5次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见。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1972年2月21日，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成为美国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大陆的7天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在北京与中共主席毛泽东会面，并在杭州西湖边与中共总理周恩来草签了轰动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写下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谈起来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钟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
毛泽东出身草根，最终成就一代领袖。他的经历波澜起伏，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是错综曲折。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说：“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中国人民终于是识得毛泽东了，战争年代，“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和平时期，毛泽东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然而，历史是曲折的，是复杂的，毛泽东逝世以后，“非毛”、“去毛”、淡化毛泽东思想的风气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一股邪风、黑风、妖风、狂风，时至今日，仍然横行肆虐，流毒八方。黄克诚曾在《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中说：“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王震晚年也说：“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到了。”这些，或是一种迟来的觉醒，但也是弥足珍贵的。
《毛泽东传》的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有些领导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美国《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没有任何崇拜者会比他生前的对手和敌人，更知道毛泽东存在的意义和份量。而在产生这样一位巨人的国度里，还在上演着一幕幕背离毛泽东的狂欢，把毛泽东这尊菩萨，毫不珍惜地扔到茅坑里去。有人说，“毛泽东代表未来”，而在如此漠视毛泽东存在的意义和份量的时代，吾不知其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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