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力群同志，经受共产主义运动低潮历史时代的严峻考验!
——邓力群同志追思会的感想
顾凌英
在邓力群同志离开我们悲痛的日子里，在同志们悼念的文章中，在追思会上同志们的发言中，我更加感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经受着严峻历史考验的时候，邓力群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成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他的精神却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自从1956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没有一句真话”的反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出现了极大的曲折和困难之后。在这样的国际共运的大曲折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毛主席领导下，与之进行了“十年论战”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世界共运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还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和困难。在世界共运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毛主席为正确认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毛主席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所做的第二件事。这件事虽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结束，而它的开始其实应当从1956年算起才是科学的。
经过了建国以来至今65年的风雨，回顾那一段历史，毛主席在1957年上半年，对新中国阶级形势分析的两个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其实是无比正确的。他的报告根据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即阶级关系，提出了在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提出通过和风细雨的小民主，以党内开门整风的形式来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集中解决中国共产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提出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科学;提出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励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直到阶级差别消灭的那一天。这些设想从当时中国党内外的实际情况看是十分正确，而且它的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是非常迫切的。
从1956年底到1957年的上半年，毛主席在作两个报告的前前后后，曾在许多大小不同的各种场合，和许多党内外同志和朋友耐心地，多次谈了他的对社会主义新的阶级关系的重要思想，不厌其烦，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希望更多的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些思想。
我们从《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早在1956年12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引言中就有一大段是根据毛主席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文字是这样的：“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
在1957年1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讲了七点意见。在讲到第(五)点：闹事问题时，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各方面1800多人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系统地阐释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阶级分析，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两类矛盾问题。毛主席说：“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1942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还可以推广到解除武装的敌人。”
1957年3月1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在总结讲话中讲到第三个问题：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1957年3月6——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中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等的党外文化人士约160人。
1957年3月8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文艺界座谈会，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赵丹十三人等出席，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主席首先谈了整风的问题。他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1957年3月9日在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时，毛主席说：“......。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1957年3月1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新闻出版界座谈会，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14人等出席，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主席说：“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着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说到马克思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的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1957年3月12日下午，会议在连续三天晚上召开文艺界、新闻出版界、高等教育界座谈会的基础上，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情况，毛主席说：“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
关于整风，毛主席说：“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仅仅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的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到达济南。晚上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为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1957年3月20日上午，毛主席在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
毛主席说：“要分清两类矛盾。对于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要在党内党外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理由的。......。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和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
“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关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位，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毛主席最后说：“全党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
1957年3月20日下午毛主席到达上海，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由革命到了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能怪同志们。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详细的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不断经常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么出事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希望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建设比革命要艰苦，时间更长。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1957年4月4——6日毛主席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毛主席在插话中谈了六个问题。关于第五个问题毛主席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第六个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宣传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党内外人士都有，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对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思想抵触嘛。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
1957年4月9日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毛主席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到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
1957年4月10日下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继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毛主席说：“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编委会应该谈谈费孝通的文章。这些文章提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这些思想情况，你们没有注意。《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
毛主席阅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示：”送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1957年4月1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演讲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1957年4月28日毛主席审阅和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作了加写和改写。
1957年4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44人出席。毛主席讲话：“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1956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从以上毛主席在1956年——1957年上半年的工作中，在他对国内外形势所作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他在1957年2、3月份所作的两个重要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作为他的第二件事——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探索而提出来的。由于中国在1956年，对于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中国社会主义新的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形成，中国社会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对抗的剥削制度，毛主席认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他还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1957年反右前的中国，虽然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领导力量还没有完全形成，然而毛主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关系的分析，无论对于党外的资产阶级，还是党内的资产阶级，都是十分正确的方针。尤其是通过党的开门整风来解决党内已经存在的党内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防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腐蚀，达到使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阶级队伍更加纯洁的目的已是十分迫切的、十分必要的了。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的，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而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毛主席说这是党内的“三股歪风”。现在看来”整风“，虽然是”和风细雨“，但是对于当时已经谋到一定领导权的党内资产阶级来说，确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这次整风的性质就与我党1942年的整风在新的形势下就有了一些变化，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场真正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对于它的严重性，我们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是不明确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把整风转向反右，并且使之扩大化的客观条件。现在分析起来1957年的形势，非常复杂。党外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夺取一部分领导权，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并不真心接受党对他们的改造;党内资产阶级已经谋到在党内的一些领导权，在国际上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他们撑腰。即使是和风细雨的整风，他们也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把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现在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整风“方针明目张胆的对抗。
反右扩大化的部分，就是有意的混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整的就是人民响应毛主席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民群众;这就在事实上歪曲、改变了反右斗争的大方向，必然会在实际上产生消极的后果。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反右扩大化，形成的对党内外民主的压制，就形成了对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没有人敢于抵制。它的实际效果是相当严重的，连毛主席亲自纠正都这么困难。毛主席要求吴冷西“五不怕”顶住压力使《人民日报》讲真话，他也顶不住。毛主席开了七千人大会，有七千人之多，但在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敢把当时的情况对人民群众讲清楚。而从1958年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泛滥，就可以看到党内抵制了毛主席提出的”整风“后果的严重性。这就必然使党内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正是这种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不是毛主席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极大泛滥，可以从反面看到党内资产阶级搞反右扩大化，抵制当年毛主席及时提出党内”整风“方针的英明决策是多么的正确。
事实上正如毛主席所说，在1957年反右之前，我国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三大改造的胜利、苏联援建的工业的156个项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加之我国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造和发展，使工农劳动者生活与旧中国相比，得到了极大改善;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形成了民族的大团结。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一直非常高，正像毛主席所估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如果我们当时能按毛主席的设想，团结一致，搞好党的那一次整风，使全党思想更加统一，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更大发扬。那么在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1958年大跃进时就不会出现共产风和浮夸风，1959年如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就不会在农村收取过头粮，也就不会饿死人;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程度也不会这么严重! 我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也就用不着从四清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也许早就实现了吧!
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情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不会因为无产阶级在一些国家的局部胜利而终结，它必然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疯狂，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反映到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来。资产阶级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必然要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共产党内。毛主席从1956年以来从苏联党内的斗争和中国自己党内斗争的实践中，揭示的这个真理在他离开我们将近50年的今天，得到了更加有力的证明。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阶段所出现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新问题。
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国家在1957年就搞文革，也许会比1966年的形势困难少很多。至少全国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派性，更不可能产生武斗，因为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我们党内毛泽东思想还占着统治地位;加之苏联修正主义刚刚上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共产党内的影响和渗透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一个新问题的出现，人们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是最先看清楚问题实质的，但是即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多数同志，包括党内的高级干部的思想都还是跟不上来，可见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还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
分析起来资产阶级要在共产党内搞垮共产党，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首先在组织上要通过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的小山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推行忽“左”、忽右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为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学风上必须配合以教条主义，这样才能使马列主义教条为派性利益服务。
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危害了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然的他们最怕的就是群众和群众运动!也许只有在群众运动中依靠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最有力地揭露修正主义小山头对革命的危害吧!但是在文革初期走资派抵制文革，拼死一搏，通过工作组在群众中打了大量反革命的时候，就造成了两派在他们挑动下，不同利益群众斗群众，打派仗的壮观局面，把派性发展到了极致，成为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中最大的危害。
历史的发展无可争辩地告诉我们，由于当时党内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毛主席通过整风，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方针，来改造党内资产阶级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形势对党的要求。反而以反右扩大化的实际行动来抵制和对抗党的开门整风，并且通过反右扩大化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这一切都具体而无可辩驳地反映在1958、59年大跃进中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在全国的盛行和泛滥中。而这股主观主义的“歪风”，本来恰恰是毛主席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所反对和要解决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党风问题。
在新时代，为宗派利益还是真正为了人类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成为了对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大考验。从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是可以拿来为宗派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在这个严重的历史考验中，邓力群同志却勇敢地与之决裂了。他站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亮起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鲜明旗帜，他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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