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的时候，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接到中央命令，他和妻子谢小梅留在本地坚持地方工作。至于中央出于何种需要，让这对说话口音几乎与本地格格不入的夫妻留在这个没有任何革命基础的地方，又让让他们以何手段来开展何种工作，上级没有明确的指示。作为共产党员的罗明夫妇，那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只要是党的指示，就绝不能计较任何主客观原因，立即表示绝对服从。
遗憾肯定是有的，妻子谢小梅看着远去的战友们，不无失落地问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队伍?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
罗明的心情肯定与妻子一样，可他还是安慰妻子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罗明的名字在中央苏区时，几乎人人皆知。他衷心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直面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罗明的年轻直率，并没有换来同样年轻却又固执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博古的理解与赏识，招致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打击。年轻的博古对他鄙视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似乎一开始就心存芥蒂，接二连三把他的军权政权陆续解除，还让他远离中央，到偏僻的乡村去搞社会调研。
历史有时候就好似很垂青新生的共产党，博古对毛泽东的排挤，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毛泽东雄才伟略，心怀宽广，对个人荣辱向来的态度就是去留无意，随遇而安。尽管他后来曾发过这一时期门庭冷落的牢骚，说自己那一阶段的处境，是连鬼都见不到。可真正扑下身子搞社会调查时，一如当时搞军事工作一样，全力以赴，认真执着。正是由于他对中国社会尤其对农村长期零距离地深层接触与研究，才积累下丰富而宝贵的农村工作经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改革及其斗争工作打下了无比珍贵的坚实基础。
博古他们排挤毛泽东，却不敢公开批评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在苏区的声望如日中天，自己对毛泽东意见再大，排挤再狠，不敢也不能大张旗鼓去点名道姓批判。当毛泽东路线的坚定追随者、年轻的苏维埃干部罗明在那篇《关于杭、永情形给闽浙赣省委的报告》的文章中，不加任何掩饰，不讲任何修辞技巧地直言批评了博古他们左的错误后，使得对毛泽东早已耿耿于怀的博古他们，一下子找到了整治毛泽东的有力抓手。很快，一个在苏区职位不高、影响不大的基层干部罗明的名字后面追加了路线二字，成了中央点名批判的一种错误路线。
那段日子里，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一大批干部接连受到冲击。首先是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被撤职，紧接着福建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组织部长刘晓、团委书记陈荣等，不是受到批判，就是被撤职。博古他们至此并不罢休，他似乎要一下子把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彻底铲除。凡是与毛泽东正确主张有联系的人一个都不放过，凡是赞成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一概清除。以致后来运动由福建扩大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谭、谢唯俊、古柏等人也被撤了职。事情到此地步，博古他们仍意犹未尽，又把目光转移到中央红军队伍中。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一路奔赴井冈山的诸多将领，如罗荣桓、萧劲光、滕代远、李井泉等人也在劫难逃，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甚至批判。
就在博古等人极力清除他们认为的罗明路线之时，苏区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步伐日渐紧迫。面对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无计可施的博古他们，不得不把大批罗明路线的锋芒暂时收敛起来，转而应对四面吃紧的苏区危机，这也使一大批跟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优秀干部免遭牵连。
历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会对不起某些人，尤其对不起一些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赤胆忠心的人。但历史有时候又往往因为它的对不起，反而成就了这类人名留青史的机会。如果不是博古他们把原本是毛泽东的路线冠以罗明路线加以批判，罗明可能就不会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么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说到这里，似乎可以这样说，有些人在某一时期受到的冤屈打击越大，最后他的结果反倒越光明。南宋的岳飞，若不是被秦桧冤杀在风波亭，他就不可能有此后声震华夏的世代英明;明末的袁崇焕，如不是被皇太极的离间之计遭以磔刑，他的名字就不可能如此这般的被人们时时念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有这样的幸运，有的人却没有。罗明夫妇后来的经历，曲曲折折地就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上，都可能留下罗明的名字，可长征途中留在贵州的罗明夫妇却经历了无尽的艰险，吃尽了难以想象的苦头。尽管如此，他们在需要自己为之献身的革命战争年代，却始终没有迎来党组织的再次接纳和拥抱。
罗明夫妇留守贵州的时候，身边没有太多的经费，只有为数不多的钱和一枚金戒指。有限的钱放在和他们一起留守做地方工作的朱祺那里，戒指留在谢小梅身边。朱祺被指定是他们的领导，在苏区的时候，朱祺担任苏区总工会的委员长。
在没有一点群众基础的贵州，几个外乡人行动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何况红军那一时期不断穿梭往返于贵州境内，国民党地方势力对此早已草木皆兵，他们对过往行人盘查很细，尤其是外地人，更是不放轻易过一个。
罗明他们离开红军队伍的第三天，就被黔军犹国才的部队抓住。尽管他们装扮成到贵州做生意的商人，可浓重的闽粤口音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怀疑。首先接受审讯的是朱祺，不知何故敌人当晚就释放了他。至于朱祺释放的原因，后来的说法不一。有说是他用所带经费收买了敌人获释的，也有说他是在出卖了罗明夫妇获释的。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存在的。而出卖罗明夫妇一说不能成立，真要是朱祺出卖了罗明夫妇，那他们就没有被释放的任何可能。那时候国民党各级组织，不仅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就是对受伤掉队的普通红军战士也是一个不留的残忍杀害。朱祺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罗明夫妇的遭遇却被清晰地留存了下来。
那次被抓，罗明夫妇一点口径也不松动，坚持说自己是生意人，根本不知道红军是干啥的。无论敌人如何喊打，他们就认定一个理儿，敌人无奈，只好搜走了谢小梅身上所带的那枚戒指，然后把他们释放了。
从此，罗明夫妇就和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生活一点着落也没有。但是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使他们失去寻找组织的决心。他们一路流浪，一路颠簸，一路不停利用一切机会打探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夫妇俩受尽了饥寒交迫的折磨。为了生存下来，他们夜宿破庙过，也沿门乞讨过。万般无奈之下，他们走进了已经戒备森严的贵阳城，谢小梅给一个保长家做了女佣。罗明本来在长征途中身负过重伤，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至今身体依然极度虚弱。就在妻子做女佣的同时，他也谋到了一分苦差事，穿着印有清道夫字样的衣服，当了一名清洁工。失去组织的孤独，没有资金的困惑，饥寒交迫的折磨，没有泯灭他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们一刻未停地继续寻找党组织，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伤口未愈身体极度羸弱的罗明，如何受得了繁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他一度因伤疼难耐和缺乏足够的营养而口吐鲜血，晕倒在马路边。尽管这样，他最终还是因为不能胜任手头的工作而被雇主解雇了。
找不到自己的组织，身无分文，又难以支撑勉强能糊口的体力劳动，可以想见，那时候的罗明夫妇身心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苦力差事，他只得另寻出路。在漫无目的的流浪之中，厄运再次向他袭来。就在罗明离开第一次谋生的地方不久，再次因口音原因被黔军扣留。在被残酷地吊打一夜之后，还是谢小梅做女佣那家的保长出面担保，罗明才侥幸被释放出来。
再次侥幸逃出敌人魔掌的罗明，身体更加不堪，他时常吐血，浑身乏力，生活更加贫困拮据。他知道，单靠妻子挣的那点钱连基本糊口都十分艰难，更不要说积攒足够的费用继续寻找党组织的行程了。一天，拖着虚弱身体的罗明正在大街上继续寻觅能够维持生活差事的时候，忽然听到街旁的茶馆里人们在纷纷议论，说有一对共产党夫妻就隐蔽在贵阳城里，官府正在到处捉拿哩。
罗明一惊，顾不了太多，急急赶到妻子作女用的那家。夫妻俩一合计，觉得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了。谢小梅便跟保长编了一个理由，结了账就辞别了贵阳。
这时候，他们真的没有了任何着落。党组织找不到，家乡又不能回去，老家所有的人都知道罗明和妻子是大共党分子，回家无疑是自投罗网。在极其苦闷彷徨的日子里，夫妇俩还是决定，必须寻找党组织，因为那才是他们最温暖可靠的家呀。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筹措到资金的，反正能罗明夫妻硬是靠着自己坚韧顽强的毅力，从贵阳迤逦来到广西，又由广西经广州辗转到了香港，再从香港一路颠簸回到了党的诞生地上海。他们坚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找到党组织，只要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就有了依托，就能够继续为自己挚爱并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继续奋斗了。
然而，厄运并未因为他们的艰苦付出而远离他们。就在他们历尽千难万险赶到上海的第三天，就被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出卖他们的不是别人，而是罗明的一个堂弟。此人是一个标准的吃喝漂赌抽样样俱全的泼皮无赖，由于不务正业，早已搞得负债累累。堂哥堂嫂的到来，使这个早已泯灭天良的浪荡子似乎发现了难得的财源。在表面上一番虚心假意的寒暄之后，他就忙不迭地向国民党当局告了密。罗明夫妇喘息未稳，就再次遭到了敌人的逮捕。
国民党抓住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唯一手段就是严刑拷打。面对种种酷刑，罗明夫妇咬紧牙关，誓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坚持说自己是无依无靠的流浪者。罗明那个狼心狗肺的堂弟看他们夫妇俩如此强硬，感到即将到手的白银就要白白溜掉，便亲自到一边指证，说罗明就是曾被中央苏区打成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
岁月风霜的洗刷，艰苦生活的砥砺，理想信念的固化，早已练就了罗明夫妇视死如归般的钢铁性格。无论敌人怎样的酷刑折磨，他们始终咬紧牙关，坚决否认堂弟所言的情况。敌人看他们如此坚决，又抓不住真凭实据，也只能徒唤奈何。后来，在同乡人的联合保释下，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罗明夫妇才被放了出来。
抗战爆发后，罗明夫妇在不辞艰辛的努力之下，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他们尽管感到无比的激动与欣慰，可毕竟脱离组织时间太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保密工作和组织审查都是十分严格的，他们一个心思想回到党组织的愿望只能暂时搁置下来。党组织的负责人鼓励他们说：只要心中永远有党，无论留在党内党外，照样可以为党工作。
无奈之下，罗明夫妇只好化名为罗一平、谢章萍回到了故乡广东大浦。此后，他们以学校教员的身份，一边工作，一边不失时机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然而，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组织关系的脚步，虽然身在组织之外，依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竭尽所能地为党的事业服务。
虽然许久的等待来得太迟，罗明夫妇毕竟在有幸在有生之年听到了恢复他们党籍的消息。那一刻，他们的内心感受真是情何以堪啊。久别家庭的游子终于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份激动，那份高兴，是常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一九八一年，中共广州市委在经过严格审查取证后，决定恢复罗明夫妇的党籍，夫妻二人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回家梦，终于得以实现。
罗明夫妇的苦难经历已经悲壮地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他们的坎坷遭遇，几乎浓缩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由苦难而辉煌的光辉历程。绝对听党指挥，不讲任何条件，甘受任何艰难考验，即便在无奈离开组织的日子里，对党的忠诚不变，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劲头不减，从无抱怨，从无退却，从无动摇，从无意志衰退。这就是罗明夫妇身上最可宝贵的性格，这就是真正共产党人所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
从罗明夫妇苦难而辉煌经历之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因。那就是无论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对党组织也不存丝毫的怨恨离异之心，始终对党忠诚，始终为党服务。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无数罗明一样的忠诚分子，才能够永远无往而不胜!
至于罗明夫妇恢复组织关系为什么来得那么迟缓，我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脱离党组织时间太久，所有党内同志均和他们未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按照那时候党的组织原则，他们缺乏直接能证明自己身份一刻未变的有力材料，一直被拖延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其实，联想到党内无数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至死都没有留下自己名字的诸多无名英雄们，罗明夫妇的经历虽为不幸，可他们又是何其万幸。必定，他们最终还是被党接受，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我一直在想：罗明夫妇的艰难经历，真该令党内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稍稍受点冲击，事后就怨忿漫天，不惜丧失党性原则地辱骂党组织、辱骂党的领袖的人脸红心跳，无地自容。
201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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