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与革命
在我看来，郭沫若始终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郭沫若1978年去世。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郭沫若逝世四十周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在20世纪中国是具有断裂性的年份。如果郭沫若活到80年代，他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名声，就像巴金?巴金在1978年以前跟郭沫若是一样的，写了很多歌颂革命的作品，78年以后写了《忏悔录》，对于此前的生活进行反思。所以舆论界认为巴金很伟大，因为他是很清醒的。当然，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郭沫若在1978年就去世了。郭沫若经历了中国整个革命时期，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1949年后的中国革命。他跟中国革命伴随在一起，是革命的肖子。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看郭沫若，基本代表了我们怎么去看革命。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在我看来，郭沫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1924年到1926年之间。前段时间有一些台湾的学者到我们单位来参观，我们有一个学术交流的环节，就谈到对郭沫若的印象。一位很知名的台湾学者告诉我，他从小接受的对郭沫若的看法就是他是一个马屁精，一个墙头草。我问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觉得他是没有政治操守的，只是跟着权势的转移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事实上是否是这样的呢?
郭沫若本人在后来的追忆中，有三次提到自己在1924年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就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此他的思想再也没有大的变化了。他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非常对的。也就是说郭沫若并不是墙头草，或者说马屁精。他从1924年到1926年那次思想转变过后，他以后的思想就再也没有经过其他方面的转向了。他从此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首先从1924年他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个事件说起。郭沫若翻译河上肇这本书，他不是没有批判地接受，而是有批判性地去接受。他始终有一个参照，那就是苏俄道路和列宁的学说。他是以这个为参照来批判地接受河上肇的学说，以此奠定他自己一生的思想基础。
在马克思研究当中，我们经常会提到马克思理论内部的一个张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里讲，一个社会，它的生产力还有发展余地的时候是不适合进行社会革命的，要等到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已经非常阻碍它的发展的时候，再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在《共产党宣言》里，他又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迅速地来进行革命。很多学者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到这个张力：一方面，(马克思)讲要等到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时候，革命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讲革命要迅速地发展起来。那么河上肇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河上肇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讲的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共产党宣言》则是一个权宜之计。普遍的规律，它是普遍适用的。但是权宜之计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所改变。河上肇认为在日本当时是不适合进行社会革命的，因为它的生产力还有发展的余地，同时他也觉得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列宁后来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是向资本主义的一个复归。
河上肇当时在京都大学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教授，很多学生受到他的影响，包括一些中国学生，比如周佛海。周佛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有名的一个成员，他到日本去，跟河上肇学了几年回来之后就宣布脱党，脱离共产党组织，因为他觉得中国还没有到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河上肇的其它学生，比如林灵光，郭心崧，他们也都是跟河上肇一样的观点。
郭沫若尽管翻译了河上肇的这部著作，但是他觉得河上肇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郭沫若跟河上肇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一，河上肇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主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当然，河上肇1928年以后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当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而郭沫若除了看到这一面之外，还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悲苦的命运。他在1924年前后的很多诗歌当中都提到无产阶级的命运。他认为，如果一定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社会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将始终处在受压迫的境地，而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郭沫若特别考虑到了无产阶级的命运。第二，郭沫若是受到尼采影响的，而且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非常讲究主观能动性，如果一定要等到经济发展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社会革命，那么我们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在哪里?我们是要一直迟迟地去等待吗?还是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来促进社会革命早日实现，促进无产阶级早日解放呢?他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河上肇是不一样的。第三，他跟河上肇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他接受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一些观念。他觉得国家分为旧国家和新国家。河上肇是主张在现有国家组织形式不变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来发展经济。但是郭沫若认为这个旧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破，要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一个新的国家下面来发展经济，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几点上，他跟河上肇和他的中国学生有分歧。
郭沫若当时在《洪水》等刊物上发表系列文章来批判河上肇的中国学生。当时的孤军派，林灵光、郭心崧他们，也对郭沫若进行反批评。他们当时进行了一次论战，这是郭沫若在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跟国家主义的一次论战，是非常重要的论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与国家主义者曾琦他们进行论战。在这个时候，瞿秋白是中共的领导人之一。他发现了郭沫若这些文章后觉得很感兴趣，就和蒋光慈亲自到郭沫若家中拜访。在这次拜访中，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郭沫若继续发表他的观点，瞿秋白对其非常欣赏。这是郭沫若跟中共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他们的接触，不是其它原因，主要是信仰的一致，所以双方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后来郭沫若1926年南下广东参加北伐军，参加大革命，这些都是因为瞿秋白，因为中共组织的推荐，所以他到了广东。
郭沫若到广东过后，先参加了国民党，因为当时国共合作。他其实也向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申请入党，当时的区委书记是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还有学委书记是恽代英，军委书记是周恩来。他们当时就让一个委员毕磊，广东大学的一个学生，跟鲁迅也有过交流，去跟郭沫若说：我们区委看到了你的申请，但是我们建议你到实际的斗争中锻炼一下，然后再来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然后中共广东区委就积极地让郭沫若通过一些熟人的关系参加北伐军。
郭沫若先是担任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后来又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很高的阶位。在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到南昌。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郭沫若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到南昌，后来出任行营主任，也就是总政治部驻南昌的行营主任。蒋介石非常器重郭沫若，他的夫人到南昌也是让郭沫若陪同。蒋介石有时候对着群众大会发表演讲，他声音有些小，郭沫若就帮他重复一遍，让群众听到。所以有人说郭沫若是“吹喇叭”的。他们那个时候关系好，是一致的。蒋介石表示在革命过后会对郭沫若委以重任。但是郭沫若发现蒋介石雇佣青红帮捣毁工人组织。他觉得这是一个背叛革命的行为，所以毅然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一篇战斗檄文。这个文章发表出来，就表示他跟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同时，他也把这个情况向中共组织，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但是没有引起中央的足够重视。后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4·12反革命屠杀，这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
周恩来等人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郭沫若突破艰险到南昌参加起义。他是南昌起义部队中地位很高的主席团的成员，同时也是宣传委员会的主席。在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他也受到了国民党的通缉，因为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起义部队中的非武装同志后来在广东解散。郭沫若到上海隐居起来，他本来要去苏联，后来重感冒，耽误了船期，所以去了日本。他去日本流亡，这是周恩来代表党组织同意了的。
他在日本流亡十年，最开始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这是跟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当时参与了社会史论战，要弄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看马克思社会发展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中国是不是可以使用马克思主义，所以郭沫若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有当时的革命任务在里面。继而进行甲骨文、金文研究，在这些领域他是权威，也是为了用第一手材料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更多地为当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服务。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还翻译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一些小说。他还准备翻译《资本论》，在日本留学的一些左翼青年打算每人捐助一些钱，帮助郭沫若把《资本论》翻译出来。但是最后因为没有出版社接受，这个事情搁浅了，所以他在流亡十年期间的主要工作还是跟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他1937年回来以后是一个无党派人士，而且一度跟蒋介石，跟国民党关系很好。后来因为共产党给的条件更为优厚，所以投奔到共产党这边。这其实是一个误会。郭沫若1937年一回到国内，就跟党组织联系上了。当时长江局，后来是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单线联系郭沫若，郭沫若是特殊党员，缴党费时代号是K，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种特殊身份。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则是在1938年的时候由邓颖超和他介绍入党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跟组织联系，或者说不是组织承认的党员，他怎么可能去介绍其他人入党呢?这个身份，郭沫若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所以他是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也曾经跟周恩来要求过公开他的党员身份，但是周恩来觉得他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公开身份对于中共更加有利，因为可以站在无党派人士的地位，用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进行一些统一战线的活动，同时在军委会政治部内部执行一些对中共更加有利的决定。在1941年文化界给郭沫若祝寿的时候，李初梨曾经说郭沫若牺牲了自己的名誉，是富有牺牲精神的。我最开始看不懂，后来知道了他的秘密身份，就懂了。在1958年的时候，郭沫若又重新入党。那个时候因为条件成熟了，他跟李四光等人一起重新入党。后来大家一直没有弄清楚郭沫若究竟是重新入党，还是公开了这个党员身份。到1980年代编纂《郭沫若全集》，编委会给中央写信请示，关于郭沫若的党籍究竟应该怎么注释。中组部给编委会回信，指出郭沫若在1927年入党，在党组织的同意下流亡日本，1937年回国后恢复组织关系，1958年公开党员身份。
之所以讲那么多郭沫若跟党的关系，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原因在于今天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误解。我想说的是，郭沫若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人。郭沫若曾经很多次用到“蚂蚁”的比喻。1928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大家撤退到广东的时候，郭沫若在农会的掩护下，曾经在一个山洞里面住了三天。在这里，他写了一篇小说《一只手》，里面就用到了蚂蚁的比喻。他说在非洲，有这样一种蚂蚁，它们在过小溪流的时候，前面的蚂蚁就先扑到小溪流下面去，让后面的蚂蚁踩着它们的身子，过这个溪流，这样前面的蚂蚁就牺牲了。在1936年的时候，郁达夫到日本与郭沫若谈到成仿吾的事情。郭沫若对成的思念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所以就写了一首长诗。这是《女神》之后最好的一首长诗，没有公开发表过，郭沫若纪念馆展厅里有展出。这长诗名叫《怀C.F》。C.F是成的英文名字。郭沫若讲成仿吾有可能成为蚁塔中的蚁砖，为了咱们乌托邦的实现，可能已经有了一座蚁塔。他这是在讲长征的部队。郭沫若以自己没有参加长征，没有变成牺牲的蚂蚁而感到遗憾。这个事情是他抱憾终身的。他在1978年去世之前所读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这本书是他题字的，一直放在床头陪伴着他，直到到他去世。他到1946年给云南的一个学生刊物题字，也提到了这段话，非洲蚂蚁怎么样怎么样。二十多年来，蚂蚁的意象，他一直是非常清醒的。这个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清醒的。
如果我们理解了蚂蚁的这个意象和郭沫若跟党的关系，就可以理解郭沫若人生中的很多重要选择与行为。我曾经在文章中说郭沫若是有机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理论。也就是说，郭沫若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他是其中一员。他是革命队伍中的代言人，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并不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于某一阶级，进行自由地批判，可以站在更高角度说话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自觉地把自己当成革命队伍的一个成员，当成无产阶级的一份子。然后，这个革命队伍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然他内心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行为上还是要跟这个革命队伍保持一致的。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1949年后的新中国建设，我们有过多次的实践，不同的摸索，也经过了一些挫折。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始终把自己当作这个建设队伍中的一员来看待。他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带着批判地眼光看待这个建设、实践和摸索，而是自身就内在于这样一个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可以去理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新诗人，他可以把诗写得非常抒情，非常个人化，但是你看他1949年后写的诗，总是那么口语化，以集体的语言来写诗，与工人农民那么接近，来歌颂祖国的建设，长江大桥、原子弹。他歌颂这些东西，歌颂十三陵水库。他总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而非脱离劳动人民的语言去歌颂。
二、后革命时代郭沫若评价的问题
现在进入第二部分，讲一下后革命时代郭沫若的评价问题。他是1978年去世的，跟整个中国革命一样，进入了历史。1978年开启后革命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怎么评价郭沫若的呢?
其实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后来出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此前一直就有的。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1966年的时候，郭沫若说自己以前写的书都不好，他要把自己的书都烧掉。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发言，也是后来人们对郭沫若诟病的一个事件。当然，郭沫若这样发言有非常真诚的一面，他参观了收租院这个雕塑，他看到《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他觉得非常好，而认为自己的东西过时了，是可以烧掉的。他这个发言同时也有表态的意味，因为他也需要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把旧的去掉。
就是这样一个发言，并没有获得很多人的认可。我看顾颉刚日记就觉得特别震惊。顾颉刚1966年的日记，就写郭沫若这个人写一些才子佳人的旧剧，是与革命不合的;但是他仅仅发个言就过关了，我们这些京沪同人均不满意。当时能够跟顾颉刚交往的京沪同人，当然都是学界的。他们对郭沫若非常不满意，但他们是被边缘化的，虽然长期保留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在书信日记中发发牢骚。
1978年后，顾颉刚这些人，还有跟胡风关系很好的一些人都复出了。80年代复出的人，他们是由几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就是1949年之前就掌握了教育文化资源，他们在北大清华这些高校任教，1949年后虽然仍然在很重要的教学岗位，但是其声音被压下去了。1978年后，他们的声音又出来了，他们复出了。另一拨人就是50-70年代被打压下去的一批人，比如胡风集团，还有很多右派。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1978年以后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回归。这两拨人在1978年以后掌握了文化上的话语权，掌握了高教的话语权。他们对于革命的看法主导了直到今天我们对于革命知识分子的看法。50-70年代，那些当红的革命知识分子，要么我们就对他们弃之不顾，要么我们就对他们进行妖魔化，要么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污蔑，郭沫若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然还有周扬，这些人，我们今天基本上不怎么严肃地研究他们。而且80年代以后，我们的学术话语，跟海外的学术话语融为一体，全球化。海外的学术话语会成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郭沫若的一些评价尤其体现了这样一些因素。有些人说我们对于郭沫若的各种不满，各种污蔑，只是网络上的一些喷子说出来的，其实不是那样的。这主要是80年代直到今天掌权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说出来的，也是海外一些著名学者说出来的。比如说夏志清，他是对于8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海外学者。他就公开地说，郭沫若就不用提了，或者说郭沫若这个人不怎么样。1978年钱锺书去美国访问，夏志清就问他，郭沫若为什么会写《李白与杜甫》，钱锺书就说，那是因为他听从圣旨。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郭沫若就听从他的圣旨写了《李白与杜甫》。然后夏志清就把这个文字写在文章里公布出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这个故事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它的第一个典型意义在于海外学者跟国内权威对于郭沫若的意见，一拍即合就统一了。一个钱锺书，一个夏志清，两个人交流一下，我们的意见就是这样。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第二个典型意义，他们把郭沫若这部严肃的著作，跟时代合拍的著作，对秩序的反抗，对叛逆的歌颂的著作置换成君臣关系的命题，把革命收编进传统的话题中，从而把革命妖魔化。
接下来我要讲讲，人们对于郭沫若的污蔑很多都是建立在假材料的基础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回忆录造假。比如谢冰莹写的那篇《于立忱之死》的文章。我们都知道文章是发表在1984年台湾的《联合报》。谢冰莹这个文章后面有一大段是在写蒋介石这个领袖，可见她是在冷战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领袖对郭沫若多么好，而他却无耻地背叛了领袖。她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写郭沫若的男女关系，她就讲郭沫若跟于立忱的关系。将近50年前，有一天，于立忱把谢冰莹叫过去，说自己在医院住院。谢去看她，本来以为她是在内科，结果是在产房。然后，于立忱在产房流着泪告诉谢冰莹说这一切都是郭沫若这个骗子害的。然后两个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就说这个郭沫若多么不堪。这个文章今天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影响非常大。大家就从这个文章出发，攻击郭沫若的男女关系，抛弃妻子，在外面不忠等等。反正就是从最容易打动人、最容易被污名化的角度去说郭沫若。但是谢冰莹的文章，只要我们是严肃对待，一看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伪造的回忆。首先，50年后谢冰莹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忆，居然每一句话就跟台词一样，怎么可能这么清晰。那明显是不可能的。其次，当事人都已经死去，文章里面写的人都已经死了，只有谢冰莹还在。这叫死无对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史料的人都会存疑。再次，根据在上海跟她们都有良好交往的林林先生说，于立忱生病的时候住在他家。在于立忱的葬礼上，根本没有谢冰莹的出现。这正好从一个角度说明谢冰莹跟于立忱根本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于立忱根本不可能把她当闺蜜。那当然不可能把自己的隐私告诉谢冰莹。这更说明了谢冰莹是撒谎。但是这样的材料在我们今天广泛地流传。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它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攻击郭沫若，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攻击他的男女关系，但是很多关于他男女关系的一些材料都是伪造的。
我讲的第二个伪造就是我们会以极度夸张的语调来伪造郭沫若跟党内其他同志的关系。比如我们会伪造一首诗，就是《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一首诗。这首诗最开始出现在凤凰视频，后来在网上公布就说出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那首诗说：“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就是这么一首诗，但是这首诗是假的。首先说这首诗出处，《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其实就没有这样的书。《郭沫若文选》有，那不是郭沫若编的，而是其他人编写的。而且《郭沫若文选》也没有编写到十几卷的。超过12卷的只有《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所以《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造。还有765页，郭沫若的书就没有超过765页的。所以，这个只要是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是我们现在在网上一下子就能搜出这首诗，然后就说郭沫若是一个马屁精。郭沫若跟毛泽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他非常崇敬毛泽东，当然毛泽东也很值得崇敬，毛泽东也很重视他。但是我们会把这样一个极端的东西给伪造出来，从而把郭沫若跟毛泽东的关系，塑造成一个君臣关系，而不是党内的同志关系。而且会把郭沫若说得挺下流，挺无耻的，没有骨气的。还有一个伪造就是关于康生的。网上广泛流传这样一封信。信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这封信写到：“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就这样一封信，大家都当作真的，但实际上是假的。谁会这么写信，没头没尾的。也没有写日期。写信都会写某年某月某日或某月某日。后面也还会写一个颂安，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前面也会写具体事由，具体什么情况下咱们开始谈书法啊。最重要的就是比目鱼是谁。康生他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跟你说这样的话啊。后来发现这个比目鱼就是后来的一个字库，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字库把康生的字集在一起。就是这样一封信，在网上广泛流传。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信，大家就说，你看康生都瞧不起郭沫若，郭沫若确实不行。或者说，你看康生跟郭沫若之间，中国共产党他们高层之间的内部关系，就这么尔虞我诈，就这么不行。通过这么一个事情，来污蔑郭沫若。
第三，伪造书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69封，至少57封是假的。我曾经在两篇文章当中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跟我们当下的很多研究都有关系。现在只有一本《郭沫若书信集》，它是上下册，在1992年的时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信集也是郭沫若研究者必用的一个资料，它收了陈明远的假信。
首先介绍一下陈明远这个人，这个人也是挺有意思的。他是1956年的时候开始给郭沫若写信。他把郭沫若的书里面的一些排印的错误给挑出来，然后就寄给郭沫若。郭沫若一看，唉这个学生不错呀，学习挺认真的。然后就给他回信鼓励他，然后他们之间就有通信往来，一直到1963年。七年间郭沫若给他大概也写了十来封信。在写信的过程当中，陈明远不断提要求，要求把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来。后来郭沫若也出于爱才的角度，就把他调到中科院电子研究所。1963年1月8号的时候，郭沫若就让秘书给陈明远写了一封信，就是说现在你的工作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你不要向大家透露我们之间这个通信关系，以免你提什么要求，让电子所的领导上上下下为难。而且给秘书说，从此以后他写的信就不要放到办公桌上。郭沫若那会儿，每天都要收好几百封信，都是秘书选择了给他看的，要是秘书把这封信给压下来，就是说这封信没有进入秘书的手上挑选过去，那他肯定就看不见了，所以此后就相当于就断绝关系了。
陈明远伪造了很多1963年到1966年间的信。而且他们的第一封信是1956年，但是在陈明远伪造的信当中，1953年他们就开始写信了。而且1956年到1963年之间，又有好多伪造的信。陈明远在文革时，因为被认为伪造毛主席诗词被关到监狱里。所以到1976年过后，他对那个时代特别痛恨，他是有伤痕记忆的一个人。他伪造郭沫若这些书信，说郭沫若在这些信里面给他讲：这个世界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我对我的身份也很不满意;我写了很多诗像《百花齐放》等都是一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之作，根本就不是什么诗;人家客套说我的诗好，但是我是有自知之明的。然后又说大跃进都是胡搞的，都是不好的，这个社会都很恶劣的。他伪造的信当中郭沫若就是这么跟他说的。这些信，绝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晚年郭沫若时都在用。很多严肃的学者包括卞之琳、钱谷融等人，他们发表文章都是引用。他们引用了后就说：以前我们对郭沫若是一种看法，但是看了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后，我们改变了看法，我们以前写的文章得改一下，我们发现和陈明远写信这个郭沫若是另外一个郭沫若。
现在有关郭沫若晚年的著作有三部，一部是《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一部是《文革前的郭沫若》，一部是《郭沫若的最后29年》，这三部著作都大量地引用了陈明远这些信。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一些自由撰稿人，他们看到这些信后都特别兴奋，觉得发现了进入郭沫若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在文化界或者是在网上，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郭沫若现象”这样的词儿。这个词儿我也讨论过，主要跟这些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表面上对权力、对那个时代唯唯诺诺，写诗去赞美，但是在内心里面却充满了鄙夷，觉得这个时代怎么怎么样不行。这样一个形象，是一种表里不一、阿谀奉承、两面三刀的形象。他们把这叫做“郭沫若现象”。但是很显然这个现象是建立在一些假材料的基础上，它不是真的。郭沫若没有说过那些话，他们说郭沫若说过了，郭沫若没有写过那些信，他们说郭沫若写过了。就是说他们为了污蔑郭沫若找不到证据而伪造了一些材料。
上面这个问题我讲得比较零碎，待会儿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
三 、后革命时代对郭沫若为什么会有这些评价？
接下来进入我的第三部分，谈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对郭沫若有这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我们主流学界的研究范式的转移。在研究20世纪历史与文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范式的转移。什么样的范式呢?以前我们研究的时候，是一种革命史的范式，现在我们是一种现代化的范式。所谓革命史的范式，就是我们会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编织进革命的发展的这样一个脉络里面去。我们评价一个作家，我们会把他跟革命是否联系得紧密，作为评价他的标准。我们以前的所说的鲁、郭、茅都是跟革命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尤其是郭沫若，他就是革命的产物。所以我们会对他评价特别高，周恩来说郭沫若是继鲁迅过后，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1978年邓小平对郭沫若的悼词里面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80年代后，革命史范式就被抛弃了。开始另外一种研究20世纪中国的范式，就是现代化的范式。现代化范式实际上就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以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准的，以我们是怎么样朝这个方向进展的为线索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文学。
与此同时，我们会把海外的一些学术成果，西方学者在冷战时候写的一些东西引进来，比如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我们的标准。同时我们文学也要求现代化，它讲究的是一种审美性的东西，讲究的是怎么样写到个人内心的深度，讲究的是文学的叙事的、抒情的技术。它会讲这些。所以文学研究者就提出文学自身的标准，或者是提出一种叫文学与政治的一种对立的东西来。凡是跟政治靠得近的，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压抑了个性，或者那就是非文学的东西，他们会把它打入另册。凡是跟政治比较远的来表现个人内心的，他们会觉得那样的东西才是文学。一个典型的例子，像张爱玲的一些小说，它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跟政治靠得近，但是我们不这么去认为，我们就会赞美她写的这个女性的心理的深度，所以后来对她的评价就特别高。
80年代的时候，北大的几位教授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求文学回到文学，以审美来衡量文学。在这个时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倡者中的钱理群教授就说：那些不是文学的，我们就不要去讨论了，他举的例子就是郭沫若的《防治棉蚜歌》。《防治棉蚜歌》是郭沫若的一首诗，你看他这首诗是怎么写的：“棉蚜的繁殖力量可惊人，/人们听了会骇一跳。/棉花生长的一个季节里，/一头棉蚜要产子孙六亿兆，/这是单性生殖的女儿国，/一年间三十几代有多不会少，/他们把棉苗吸枯了，/棉花不能结籽只落桃。//这个情形让我们知道了,/预防的办法就有了窍。/要想棉蚜不成灾，/就得把苦卖菜连根来拔掉。/趁着每年的秋天大动员，/棉田地带大家齐拔芽芽苗。/就到来春也还不算迟,/重点实验三四月间为最好。”这首诗它是跟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20世纪文学的提倡者，就觉得它不具有审美性，所以把它排除在外。这实际上就表现了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文学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文学究竟是具有文学本身的标准，还是文学它就应该为社会生产，它就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为政治服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郭沫若他们那一代人，自觉地以文学为革命服务，这被今天的我们排斥了。
另外一种就是学术研究，我刚才也讲到，我们评价郭沫若的学术，它始终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学术。但是我们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评价。评价一个学者学问的标准不同了。比如说影响特别大的陈平原老师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发表在1993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他就讲：“在实际生活当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在研究过程当中政与学和则两伤，分则两利，有政见或牢骚，可以写杂文或政论，为了出一口气而牺牲学术，实在不值得。上两代学者中，有不少人为了服从政治权威而放弃学术的尊严，难道我们这代人愿意为了反叛政治权威而牺牲学术的独立?若如是，殊途同归，之所以苦苦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不外认为它比政治更永久，代表人类对于真理的永恒不懈的追求。”
他们觉得学术跟政治是划开的，不能为了政治而牺牲学术的尊严，所以要维护学术的独立。在这个时候常常会提到的，就是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们会把陈寅恪、王国维这些学者抬的特别高。而像郭沫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者，像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我们根本就不谈他们。像研究近现代学术史影响非常大的台湾的王汎森、北大的罗志田(现在在川大)，中山大学的桑兵，他们都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脉络。但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现代学术就只有胡适、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还有章太炎的一些弟子(不包括鲁迅，但有时候也会谈到鲁迅)。他们的学术就是这样一个脉络下来的。根本就不会提到还有另外的一支脉络，还有像郭沫若、范文澜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他们眼里为了政治而牺牲学术的尊严的就是这样一些人。陈平原老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只讲到1928年就不讲了，他说中国现代学术就建立了。而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没出版呢，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还没登场呢，怎么就建立了呢?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说不要看我们八九十年代，好像他们真的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那时的学术就是独立的自由的，实际上他们跟我们以前，或者说革命年代一样，其实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80年代前会觉得胡适他们做的不好，八九十年代又会觉得郭沫若他们做的不好，实际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我们现在的学者就能够做到公正不倚，没有公正不倚的时代。每个时代都说它是公正不倚的，但实际上都不是。只是有些时代承认这一点，有些时代不承认这一点而已。
因为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对革命的、对学术的、对文学的认识，所以对于郭沫若的偏见就必然会产生。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郭沫若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出来了，有一些假材料特别容易传播。因为一些著名的学者，实际上对这些材料是纵容的，甚至是去引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个合流，就是造假材料的人和一些著名学者，他们就结合在一起，郭沫若就被他们给妖魔化了。《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晚年最后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就被钱钟书、夏志清妖魔化了。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让他写的，毛主席喜欢李白，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李白与杜甫》，所以他这是臣听君命写的一部书。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去读这本书，或者说《李白与杜甫》刚好是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处。所以他们就这样去谈这个问题。
《李白与杜甫》主要针对的是三个学者的著作:就是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冯至的《杜甫传》和傅庚生的《杜甫研究》，它主要针对的是这三本书。而这三个学者他们都是以前跟胡适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的，都是北大清华的弟子，或者曾经在那当过老师的一些人。在1949年过后，他们也接受新的理论，所以他们就把杜甫称为人民诗人，觉得杜甫是代表人民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杜甫这样一个人，他一千多年来一直比李白高，大家都推崇他，到了梁启超、胡适，也觉得杜甫是非常忧国忧民的，而李白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叛逆的人。到了49年过后，萧涤非等著名学者，觉得杜甫仍然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李白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也就是说尽管经历了49年这样一个断裂，但是在学术界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变。郭沫若正是深感到这样一种学统和道统的强大，所以他才要打破杜甫这个图腾，他才来写《李白与杜甫》。然后在这本书中推崇叛逆，其实杜甫他尽管有很伟大的一面，但是郭沫若确实指出了，他是一个遵守规矩的人，一个守规则的人，一个讲究规训的人，而李白恰好是有另外一面。所以尽管郭沫若对李白很多地方也不喜欢，但是他认为我们要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做图腾来看待。其实这个才真正是在学术上的革命，而且是真正对革命的赞美。对叛逆的赞美。 我觉得应该给予《李白与杜甫》这本书很高的评价，但在1978年后，萧涤非就会站出来写文章，说郭沫若的书怎么怎么不好。钱钟书以前也是在清华，跟萧涤非等人有很好的关系，都是同学，可以说是前后同学的关系。他们就都出来说：这是臣听君命写的一本书。就这样把整本书的价值给抹煞了。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故意抹杀郭沫若的价值，郭沫若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天才，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共长期的隐蔽党员。有人对那个时代不满意，对革命不满意，就会把这些脏水，这些气，都撒到郭沫若身上去。郭沫若成了整个时代的替罪羊。
我讲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有些地方讲得比较乱，有些地方用语不够准确，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谢谢大家。我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算是和大家做一个交流。群里面有很多我尊重的老师，有很多我认识的同学，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看法。
问答部分
Q
余极：终于通过李老师的讲座，了解了郭沫若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历程的基本过程，以前我都不清楚，特别是他的党员身份的演变历史。以前只了解一些郭沬若的一些好女人的事情，5岁就去摸他嫂子的手臂，不断结婚的段子。以及什么他是不堪的御用文人，什么飞机外一个太阳飞机内又有一个太阳云云。不过，我以前有本书法帖书，里面有郭沫若和毛主席的蝇头小楷，写的非常好，十分佩服。另外，看过一本讲五四新文化的文章，讲到白话文写的最好的两个大家，一个是政论文毛译东，另外一个文学上就是郭沫若的白话诗，超过所有民国新诗人。不知道对否?再问，郭沫若，好像是取自他家乡的两条河，沫水、若水。那么他的原名是什么?
李斌老师：谢谢余极老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郭沫若应该是民国时候的新诗人的主要代表。如果要问他是不是超过所有民国的新诗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他的新诗。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比徐志摩等诗人写得更好一点。现在我不专门研究新诗，有学者可能会说穆旦、卞之琳写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吧。至于白话文写得最好的，除了毛泽东，我觉得鲁迅的白话文写得特别好。郭沫若的原名是郭开贞，“开”是开放的“开”，“贞”是贞洁的“贞”。他们家的孩子都是以“郭开x”命名，他大哥叫郭开文，他弟弟叫郭开运。沫水、若水是他们家的两条河。现在是大渡河、青衣江。
Q
Quoxite:请问《女神》的文学史价值是否大于审美价值呢?
李斌老师：《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当然特别大，因为它是公认的中国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这没什么可说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它也有审美价值。我们并不能说它的文学史价值就大于审美价值，这部作品也有审美价值。现在还有很多研究《女神》的学者，比如著名的青年学者王璞老师，他是美国的学者，他就研究《晨安》当中的呼告体，我就觉得写得特别好。好多学者提出作品中的审美，其实用我们现在的审美的一些术语或者研究办法，有可能真的没办法去穷尽《女神》里面的审美内涵，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些方式来研究。审美这个概念很抽象，需要辩证去对待。
Q
品巴山：李老师讲座收获非常大，感觉关于郭沫若的网络谣言中了很多招。但是对其中有一个辟谣有疑问，关于伪造郭沫若书信这个，为什么国内能严肃出版，而且很多严肃学者都在引用，涉及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形成定论?或者说为什么没人干预?
李斌老师：品巴山老师的问题，谢谢。有疑问也是很正常的，很多学者确实在引用。陈明远提供给书信编者黄淳浩老师的都是他自己的手抄件。他的解释是文革当中他被抄家，郭沫若给他写的原信被抄走了，他只是凭他的记忆把那些信的内容用他自己的字迹抄下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问题。但是黄老师当时没有深究，就把这些信给收进去了。因为陈明远确实跟郭沫若有些交往。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知道，你要想证明书信的真实性，必须要有原件或原件的照片，或者在写信者活着的时候把这些信发表出来，写信者没有表示异义，这就表示他承认这些信是真实的。但是，第一，陈明远没有提供原件，第二，他没有提供原件的照片，第三，他是在郭沫若死后提供出来的。所以对这些信的真实性，只能是存疑，不能说它是真的。这是研究历史的常识。郭沫若的秘书王戎笙写有《郭沫若书法书信辨伪》这本书来考辨陈明远的一些信为什么是假的，这本书早就出版了，大家可以参考。
Q
波波波波：请问李老师，网传一首郭沫若贺粉碎四人帮的词的真伪?
李斌老师：回答Bobobo的问题。这首词是真的。
Q
a：请问李老师，郭沫若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
李斌老师：我回答一下a老师的问题，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能说他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边缘化的，是靠边站的。对这些现象，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很拥护，很紧跟的，因为这是毛主席发动的。周恩来给毛主席写条子，要保护12个人，第一是宋庆龄，第二是郭沫若，所以他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但是后来，当江青他们要求他写批判周恩来的材料时，他怀疑这些事情了，而且他是坚决抵住了压力，没有写材料批判周恩来。1974年万人大会上，江青在会上点名批评过郭沫若，郭沫若站起来接受她的批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我暂时也不能太具体地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思考。
Q
余极：许多确实从君主角度看郭沫若，说他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小人之类。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你也讲郭沫若自觉把自己当时一个守纪律听话的人，是不是性格上他就有一些传统文人的奴性，才会有那些表现，为后人结诟病指摘，以为不耻。请老师讲下这个问题。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划分是否有重大错误?比如秦以后到清被划为封建制，这个划分是不是郭沫若主张的?现在看其实是不对的。
李斌老师：回答余极老师的这个问题。您刚才说，他是不是在性格上有些传统文人的奴性，才会有那些表现?我想，他没有。因为他尤其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尼采的思想绝对不会带有奴性。尼采说过，自己就是自己的规则的制定者，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他讲超人哲学。尼采的这些思想确实对郭沫若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所以郭沫若后来讲主观能动性等概念，都跟尼采的思想有一定关系。我自己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主观能动性跟纪律性也不矛盾，他讲纪律，讲纪律跟“听话”也是两回事。他跟政党保持一致，他要服从政党的纪律。但是，服从纪律和听某一个人的话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觉得，传统的君臣关系肯定是另外一种关系。这个问题提得挺好。
回答余极老师关于历史划分的问题。这是郭沫若主张的。郭沫若说，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这是郭沫若的看法。当然你可以有与他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是中国社会要不要这样划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社会。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问题。至于具体怎么划分，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挺好的。
Q
理论与实践：请问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关于郭沫若研究现状，国家最近有没有相关专项，逝世四十周年有没有大的纪念活动呢?谢谢!
李斌老师：回答理论与实践老师的这个问题。首先是6月12日郭沫若逝世40周年。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在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寂寞。因为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很少有人纪念。今年5月份是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郭沫若和沈从文纪念活动的媒体热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关于郭沫若研究的现状。我们一直在积极地推动郭沫若研究。我们四川有四川郭沫若研究会，他们办了《郭沫若学刊》，是季刊。我们还有《郭沫若研究》集刊，每年出一期。我们有刊物，有学会。同时，每年我们组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青年论坛，也有一些相关的大会。我们在国外也有一些学术讨论会。就是说，这些都还有。但是真正的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水平，我觉得还有待提高。研究者也不多，如果想在国内找出10个主攻方向是郭沫若研究的人，我觉得是找不出来的。
Q
大宝：请问李老师，如何把握复杂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比如很多人批评郭沫若不是直接目的，而是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同时，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如何在反对这些伪造污蔑同时，又给一个合情合理的评价?
李斌老师：谢谢大宝老师的问题。怎么样去评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大的问题。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首先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去伪存真”的工作，“去粗取精”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站在学术的立场，尽量用真实的材料去说话。因为现在郭沫若研究，包括中共党史或者说历史人物研究，它的主要问题就是真假难辨。我认为，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用真材料去说话，把假的材料揭露出来，揭批一下。然后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一些思考。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Q
余极：郭沫若当过科学院院长，一个非科学家的怎么样能当科学院长?上次有讲座讲郭沫若的端美，郭沫若是同性恋吗?虽然他结婚好几次，孩子无数。
李斌老师：谢谢余极老师的这个问题。一个非科学家怎么能当科学院院长?你要知道，当时科学院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基地，当时的科学院包括社会科学。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当时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任，兼历史所的所长，兼先秦史研究室的室主任。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是一个大学者。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学院的研究包括社会科学，所以他能够做科学院的院长，这是合适的。1948年国民政府在院士选举中就选他当院士了。当时全国才几十个院士，他就被选为院士。让他当科学院的院长，是合适的，他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人。
余极老师，这个是“耽美”吧，你写成“端美”了。郭沫若不是同性恋，这个可以肯定。我看过那篇文章。他用了一些假材料，比如陈明远的回忆和书信，就是假材料。郭沫若确实在他的自传里面写过年轻时跟男性同学之间的友谊。但是他写道，有一个男同学，趁他喝醉酒时，想亲吻他，他发现后，打了人家一个耳光，就跑了。从这个角度说，他当然不是同性恋!
Q
小秘书：李老师作为郭沫若研究专家，从个人阅读的角度喜欢郭沫若的那些作品，为什么?
李斌老师：首先回答秘书同志的这个问题。我个人喜欢郭沫若的历史剧，比如说他写的《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屈原》。因为我自己是搞文学研究的，一直在中文系念书，所以我喜欢他的历史剧，喜欢他的文学作品。我从这些作品里，享受到阅读的愉悦感，也就是说，他的书让我读起来非常开心。
Q
实践：请问李斌老师，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他和我国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五老)理论主张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李斌老师：回答实践老师的问题。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和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理论主张，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关于社会分期，他跟范文澜的主张就不一样。其次就是在对待儒家、墨家和法家的关系上，他们很不一样。郭沫若从40年代以后，一直推崇孔子，推崇先秦儒家，但是范文澜他们是批评先秦儒家的。范文澜他们喜欢墨子，而郭沫若不喜欢墨子。
Q
余极：除开革命职业，本质上郭沫若究竟是个什么大家?郭沫若后代有当官的或者从文艺，从科研的名人吗?
李斌老师：回答余极老师的问题。郭沫若除了是一个革命家，还是很多“家”。他是一个文学家，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同时，他也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在这些方面都很擅长。再回答一下余极老师关于郭沫若后代的问题。郭沫若的后代基本上都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好几个孩子都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都非常有成就。他有一个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钢琴教学，也是个教授，非常有名。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