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荣：
湖南电视台“变形计”栏目播出《网瘾少年》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各方面的评论也很多。我写完《魏程换家为什么变了？》以后，想到一个看似沉溺网游、难以自拔的城市少年，一个父母、学校感到无可救药的初中生，在青海农村的“父母家”，经过七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到十分的惊奇。魏程回到家后，看到了父亲为他录制的DVD，一家人终于相互理解，他重新回到了学校。魏程的到农村后的“变形”，让我想起昔日知青的上山下乡，进而联想到当代的民工进城务工。
雪山哈达：
上山下乡下放劳动，其实是毛泽东根据自己成功的切身体会，结合古今中外青年人成才的经验，按照温室里面难以培养栋梁之材，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到大风大浪里面去锻炼的理念，在和平建设时期制定的一项政策。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就令他住到农民家劳动。建国后的六七十年代，周恩来的侄女也下放劳动过、董必武的儿子下放劳动过、习仲勋的儿子下放劳动过，许多中央委员的子女都下放劳动过。就是小民本人也下放劳动过。
文锋：
我们不能忘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基本国情。那是一个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度，不仅缺医少药，而且人民的生活还处在极度的贫困中。经过此前100余年的战乱纷争，经过一系列西方列强的瓜分掠夺，曾是文明古国的中国，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其国民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小毕业生便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在广大农村中，就连高小毕业生也极少。
在中国工业经济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尖锐矛盾和问题：一方面，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使那些曾苦大仇深的庄稼汉们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建国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婴儿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个问题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
雪山哈达：
下放劳动作为一项政策是有多方面的作用的。它不仅有让青年人去锻炼接受再教育的目的，还有让知识青年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去，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目的，也有缓解当时的就业矛盾的目的。当然一项政策不可能十全十美，有的地方有的人可能是受到伤害，到农村下放劳动毕竟不是旅游度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下放劳动确实很艰苦，但是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知识青年下放劳动提供了一些条件，比如前三年有一定的生活补贴、保证粮食供应、提供住房、农具、生产队安排比较轻松的农活等。有的知识青年担任了农村学校的老师，有的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农业技术员、有的成为拖拉机手、有的成为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人，董加耕、邢燕子和侯隽在那个时代是知识青年的楷模。好象习近平就是从生产队长干起来的。上山下乡使知识青年不仅自身得到了磨练，也为广大的农村带去了文化科学和文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仅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而且在茫茫戈壁上、在万古荒原上，那几百座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城市，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结出的累累硕果，是不朽的丰碑！
霍建荣：
农民待知青与市民待民工。近些年，大批农民不得已涌进城市务工（这与知青上山下乡截然不同），他们干着城市中最低廉的工作，缺乏
从当年农民如何对待知青上山下乡，到今日城市人如何对待进城务工农民的区别，我们感受到城乡人的差别，感受到工农联盟的削弱。
赵岚：
“义乌工会”是怎样“炼成”的
有人说，某种程度上，义乌就是当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形象代表，而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那些在厂房内挥洒着粗砺青春的“产业民工”。 自“产业民工”于上世纪末期在义乌形成“洼地效应”后，随着大量民工的涌入，而一种自发的原始草根性的民工维权方式也一直在这里处于萌动之中。
义乌市苏溪镇，工厂林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大量外地民工来这里务工。到2000年时，仅安徽省定远县一个地方来这个镇上务工的民工就已达9千人，分布在这里的400多家民营企业内，而为了方便，有的民工甚至将“家”也从定远搬到了苏溪镇，后来他们还建立“华立民工子女学校”，不仅使用安徽本地教材，还聘请了了安徽本地教师。学生规模从开初的30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900多人。
与此相似的是在义乌的“开化人”。据介绍，浙江衢州开化县外出务工者居多，其中就有2.3万人在义乌务工，很快老乡抱成团，并且有“麻烦”请老乡中的名流出面解决的现象也开始形成。汪升利就是开化同乡中的“撑门人”。许多时候，只要开化人在义乌出了什么麻烦事，都得请他“出面”予以解决。2002年一位开化民工7个月的工资无法领导，于是找汪升利出面解决，后来汪升利带着几个开化人找到老板，进行了一翻“谈判”，很顺利的讨回了拖欠的工资。
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也表示，这类带有“帮派”特征的组织，虽然出于自我权益的保障，但势力强大，以至于后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定远人或开化人“有理也得成，没理也得成”的超越法律的局面。 而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说得更生动，他说，“随着产业工民工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这样一个空间，由于缺乏一个社团或机构来维护民工们的劳动权益，如果工会不去占领，那么它就会自发的产生其他一些帮派性的替代组织来占领。”
“工会维权，义乌模式”
200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劳动法》和《工会法》的起草者关怀先生到义乌调查研后，欣然题下了“工会维权，义乌模式”八个大字。
维权中心成立后不久，便顺利地将义乌民工中的“定远帮”“开化帮”过渡到工会组织上来，并通过选举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工会主席，从而将这些带有原始草根性的民工维权实体纳入进了法制的轨道上来。 据介绍，在义乌的开化“重要民工人物”汪升利，也被推选为市总工会维权中心的重要联络人员。据悉，自2000年10月至今，汪升利先后17次带领老乡来法律维权中心求助，并每次都获得妥善解决。
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也说，“以前被称为是‘官办工会’，是由上到下组建的。现在由沃克中心的人去搞宣传，发动职工，然后跟企业主谈。”陈有德还说。“由于工会主席带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因此在许多企业内，民工们的参与积极性很强，又是发表演讲，又是直选，而当选者也知道以后该为谁说话了。”
据介绍，1999年，义乌数千家民营企业中，组建工会的仅有34家，但到2002年初就一举变成了2354家，同时，各镇和街道办事处也建立了13家工会联合会。一个完整的工会组织网络在义乌形成了。 维权中心成立后，还开通了维权热线516872885，这个热线用义乌话来读，谐音为“吾要你帮，千里帮帮我”，24小时热线开通。现在该热线由中华总共会统一改为“12351”。通过这个热线，维权中心在5年之类共受理民工投诉案件3104起，调解率达到91％；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13起。
“扩权”博弈与社会反响
不过，更多时候，工会却是勇敢的往前面探索。据悉，作为义乌市总工会主席的陈有德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人大代表，因此在最近几年的金华人大召开期间，他不失时机的进行提交议案争取工会更广泛的维权空间。经过“扩权博弈”后，有的部门已经成了工会的亲密合作伙伴，如今义乌工会和当地司法部门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于2004年6月，成立了义乌市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是全国工会系统的首创，大大强化了维权中心工作司法效力。
还有就是，义乌是一个小城市，但的确是个开放的城市，这里有十分强势的新闻监督力量。对此，义乌市宣传报道处张建成处长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义乌是个出新闻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客观上对这里维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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