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上的“卡娃”分属两个不同派系，从徐家汇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铁一号线沿线以及浦东东方明珠广场是“南方派”的地盘;南京路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是“中原帮”的天下。人民广场是两大帮系的缓冲地带，只有在那里，双方的人相遇才不会发生斗殴。
“小胖子”的“威严”
5月14日，下午两点多一点的时候，淮海路襄阳服饰市场对面的襄阳公园门口发生了一点小的骚动，这天是母亲节，一家女性用品商店派出了几名红衣少女提着花篮站在路边给过往行人中领着孩子的母亲们赠送玫瑰，一个十六七岁模样的邋遢男孩也嬉皮笑脸地贴过来索要。
红衣少女护着花篮不肯给：“你发你的卡片去，我这花只能送给做母亲的人!”男孩挠了挠蓬乱的头发，冷不丁从女孩花篮中抢了一支，见女孩委屈地拉长脸，男孩又叉开双腿，挺起肚子，双手撑腰：“你看，我这样子起码怀孕三个月了。”
邋遢男孩是在这条街上发打折飞机票广告卡的一名“卡娃”，人称“假东北”，因为他总是说自己是东北人，却又不幸被另一些“卡娃”识破真实身份，因此送给了他这样一个“雅号”，“他怕人欺负，因此总拿东北二字来唬人”，“卡娃” “小不点”说。
这边，被戏弄的红衣少女哭笑不得，另一边，“假东北”已经瞄上了一名时髦的上海小姐，上海小姐穿着低胸装，提着购物袋，一路飘香。
就在上海小姐路过公园门口的一瞬，“假东北”一个箭步，挡在上海小姐右前侧，女孩吓得赶紧止步，就在这一瞬， “假东北”一只手已经伸到姑娘的胸前，将一张广告卡片“送进”衣内。
上海小姐尖叫着退步，还没缓过神，“假东北”已经闪至四五步开外咧嘴坏笑，姑娘顿时满脸绯红，怒目圆睁骂了几句匆匆走开。
“假东北”的眼神还没有从上海小姐的背影中转回的时候，他的小腿已经从后面挨了狠狠一脚。
踢他的是一个哈韩穿着风格的胖胖的男孩，“假东北”有些恼怒，但他面部肌肉抽搐又显僵硬，显然不敢发作。胖男孩也是一名“卡娃”，人称“小胖子”，在这条街上“道上混的”都知道这家伙是个人物!
“干吗踢我?!你发你的卡，我发我的卡，又没碍着你……”“假东北”嘟嘟囔囔。
“小胖子”又是飞起一脚，被“假东北”躲开，“你这样胡搞就碍着我了!想在这条街上混，就得给我守规矩，发卡就发卡，你占人家小姑娘便宜干什么?!”
“假东北”不敢再言语，灰溜溜转开了。
由于毗邻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紧邻百盛百货、巴黎春天和二百永新共同构筑的淮海路商圈，襄阳路服饰市场成为上海人流量最为密集的“淘货”宝地，有统计，襄阳路市场人均日流量达5万之巨，甚至成为外籍游客到上海的必游之地。
由此，在人气火旺的襄阳路服饰市场一带便常年游散着近20个散发打折飞机票广告卡的“卡娃”。
“小胖子”就是记者要找的人，按照此前一名“卡娃”的介绍，“小胖子”是这一带甚至在上海“卡娃”族中都颇有声望的一个“老大型的人物”。在这条街上，只要向任何一个“卡娃”或者“黄牛”打听“小胖子”都可以找到他，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卡娃”听到“小胖子”三个字都心生敬畏。
“看不顺眼就打!”这是“小胖子”后来对我们的解释，所谓看不惯，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卡娃”坏了规矩，比如“ 假东北”那样的举动，“各有其道!发卡就好好发卡，搞那些鬼名堂只会惹麻烦!”
介绍我们跟“小胖子”认识的是“卡娃”“小四川”，不久前做建筑工调查时，记者曾到一个建筑工的宿舍蹲点采访，“小四川”当时就借宿在那边。
我们开门见山亮明身份，“小胖子”果然如介绍的那样，很仗义，只要不坏了他的规矩，还是非常随和的。
“小四川”跟“小胖子”说：“这个记者不嫌农民工的宿舍脏臭，挺尊重建筑工的。”“小胖子”接过一根烟，笑道：“这就好。想暗访的记者见多了，当我们傻瓜啊?!道上走的，看一眼就清楚!你不暗访，明着来，是守规矩的人。”
“上海滩发卡的人中数我做得最好，每个月一千多元工资，在上海，可以说你找不到第二个!”这个脖子上一道显赫刀疤的18岁男孩几乎悉数将“卡娃”的内幕告知记者。
辍学来沪
“小胖子”姓陈，来自甘肃，按照与他的约定，我们不公开他的名字。3年后的今天，“小胖子”依然记得当初从老家到上海的情形，他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我2003年离家出走到上海时才15岁，但我是深思熟虑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老家在甘肃农村，穷得叮当响，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每年在家种田丰收的话也挣不到两千元，甘肃那边又是出名的干旱，要是遇上一个灾年，那就得指望救助了。
因此，从我上小学时起，父母就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一年到头只能见到他们一次。2003年，哥哥考上了大学，他是学钢琴的，一年费用起码一万五千元，爸妈打工一年也供不起他的学费。
姐姐本来也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但是家里实在太穷，最后放弃了，但姐姐不愿意这样一辈子守着那片黄土，于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成绩其实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长，但这么多年，我一直一个人守在家里，冷冷清清，有个心思也找不到人说，越来越抗拒这个家，害怕那种孤独的感觉。
这一年腊月，我渐渐萌生念头到上海打工。我想用我的力量支持哥哥姐姐念完书，因为我的成绩虽好，但是没有他们好，我担心万一我考上大学，将来毕业找不到工作，那这几万元学费就等于扔水里了。
我觉得哥哥姐姐靠我的支持念书，以后工作了会帮我一把的。从萌生念头到最后离家出走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人发现。
那一阵上课的时候，老师不管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哪怕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都说不知道，我的反常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不解，但我每次微笑着回答：“没事!”
春节越来越近，寒假快放了，爸妈和哥哥姐姐马上也快回家了，我要赶紧行动。这一天，我到学校后，老师问的所有问题，我都抢着一个人回答了，老师觉得奇怪，你今天怎么了?我说，没什么，老师。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念书了。
下课后，我就回家了，家里根本没什么可以收拾的，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足足三页纸。我告诉他们我辍学的理由，并告诉他们我到上海来打工，要他们不要找我，就算找到我，我也还是会跑回上海的。
我把信压在床头柜上，拿了几件衣服，花5块钱买了十几个馒头就锁门出发了。我一直没有哭，我把家里的牛托给了邻居，撒谎说要去学校住，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发了。
和我一起偷偷走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伙伴小华，他倒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而是因为不想念书了，想早点出来赚钱，在我们那里，小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后就到城市打工的人不少。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随身只带了五六十元钱。我买了一张到甘肃省内天水的火车票，然后一直坐到上海，中途几次被人发现逃票，被列车员从前一个门赶下来，我就从后一个门钻上车。
我们俩就这样一路和检票员捉迷藏，因为没有票，担心被抓，到上海后，我们从火车站后面的围墙上爬了出来。
这是“小胖子”第一次到城市，看到满街的高楼大厦，他傻眼了，“天啊，我不是到了天堂吧。”
“小胖子”至今还记得初到上海时的阴冷。因为没有出远门的经验，腊月的季节，他只穿着一身校服，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两个孩子在火车站一带不知所措。
他们去应聘饭店的服务员，但人家都以“不能雇用童工”为由拒绝。夜晚，两个孩子就睡在地铁出口、商场屋檐下，没有被子，就找马粪纸、塑料袋把自己裹起来。
两天后，所有的馒头吃光，盘缠也用光了，可工作还没找到，两个孩子慌了。就在“小胖子”躺在火车站天桥上望着下面的车流发呆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在他面前蹲下。
“一看你这身打扮就是从乡下来的，没饭吃?跟我发卡怎么样?包吃包住，每个月给你500元。”
500元!在老家，一个成年工在工厂打工一个月也不过300元，“小胖子”兴奋地连连点头。
就这样，他走上了“卡娃”的道路。
混进“江湖”
“小胖子”一开始并不知道发卡是怎样的一个工作，他连飞机都没有见过，更别说对飞机票打折有什么概念了，因此，他惴惴不安地问那个男人，“这么高的工资，我不懂怎么办?”
男人笑了：“傻子都能发卡!只要看到像老板的人，递上一张卡片就可以了!”“那什么样的人才像老板?”小胖问，“就是穿着光鲜、夹着公文包、拿着手机的。”男人对他的无知有些恼怒。
2003年的时候，上海街头发小广告卡片的人还不是很多，应该说刚刚兴起，因此人们对这些“卡娃”并不十分反感，重要的是那时这些孩子还蛮守规矩，轻易不敢冒犯行人。
“小胖子”他们就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那是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老棚户，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小房间，每天早上7点多喝一点稀饭就出发，一直发到夜里七八点钟，他们不敢偷懒，因为老板就在附近看守着他们，谁知发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出事了”。
老板吩咐我们看到城管和警察来了就要拼了命跑，但是我们哪认识什么便衣啊，有时候城管也穿便衣的，那天，我和小华正在发卡，老板在附近忽然叫了一声“快跑”，我跨过马路上的栏杆就跑到对面去了，小华慌乱中跑反了方向，一头扎进城管怀里。
小华被警方送到他一个在苏州打工的亲戚那边，接着又被送回了甘肃，从此再也没有来上海，他回到甘肃的时候，我爸妈也刚好回来过年，看到我留的那封信，满世界找我的线索。
我给家里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了，工资很高，每个月有500元，妈妈在电话里哭得很厉害，哥哥也愧疚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小华和我一起工作过，所以我家人就都相信了我的话，他们要来上海找我回去念书，我说你们要是来，我就躲起来。
父母也就放弃了，不久就是春节，我没有回去，看到城市里很热闹，我心里难受，没敢给家里打电话，老板特意给我加了几个菜。
“小胖子”说，过完年，家人又各奔东西，背起行囊各自谋生活去了，而他也逐渐在上海“卡娃”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连续两年没有回甘肃，每个月省吃俭用，除了买书花些钱，其余的都寄给了念书的哥哥。
在那个将他领进“发卡族”的男人那边，“小胖子”做了一年多，后来发生了一次争吵后他甩手不干，投奔到一名山西老板手下。
2004年，做打折机票生意的老板开始多起来，竞争激烈，我这个人应该说是比较聪明的，我会看人，别的小孩子一天发几百张却没有一个顾客买票，我一天发一百张，就起码有三四个人打电话去问票价。
这样，老板就把我的工资调整到了600元一个月，因为出道较早，我在卡娃中逐渐有了一点声望，有一次，一个小伙伴被人欺负，我跑去帮他打架，浪费了一个小时，老板一直在监工，月末说要扣我100元旷工费。
我一下子火了，你个大老板一年赚十几万元，100元对你不算钱，对我而言就大了，我冲他发火：你干的什么买卖，你自己也清楚，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自己掂量。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我把你这里砸烂。
老板到底害怕了，赶紧息事宁人。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山西老板这里。
“小胖子”现在跟的这个山西老板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因为他工作勤恳、聪明、为人仗义，老板对他很器重，见面第一天，“小胖子”叫她老板娘，老板说，以后就叫我姐，我给你每个月700元，包吃包住。
他还是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这是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楼，每个月三千多元房租，老板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衣服也可以借老板的洗衣机洗，房间内还有空调、电视。
从此“小胖子”铁心跟着这个老板。
两大派系
2005年，“卡娃”在街头泛滥，为争夺客户源，他们在各自老板的指使下拦在天桥、人行道中央，强行将广告卡塞进行人的手、口袋、提包……这样的扰民之举，引起了公愤。
“卡娃”们逐渐形成派系，争夺地盘。“小胖子”率领了一帮弟兄，经过近一年的棍棒交战终于在淮海路稳固了地盘。
上海现在的“卡娃”主要分“南方派”和“中原帮”，其中，从徐家汇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铁一号线沿线以及浦东东方明珠广场是“南方派”的地盘;南京路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是“中原帮”的天下。人民广场是两大系的交接地，只有在那里，双方的人遇到了才不会发生斗殴。
我属于“南方派”的，系的划分并不是以老板决定，而是由卡娃的来源地决定，比如，我们老板是山西的，我是甘肃的，但我们就属于“南方派”，因为在淮海路、东方明珠发卡的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小孩。
这边因为襄阳路市场人气很旺，有一批北方的卡娃经常跑来发卡，2005年十一长假前，几乎每天都因为争夺地盘发生斗殴，我和20多个卡娃一直守在淮海路，他们分别属于十几个老板，我带领这批弟兄，看到“侵入”的卡娃就打，有时候一天都要打几场。
你看，我的手上、脖子还有后背到处都是伤疤。我还结识了襄阳服饰市场的黄牛，让他们帮着我们，这样打打斗斗，到2005年年底，格局才稳定下来。
本来上海还有其他派系的，但是逐渐被挤掉了，“中原帮”打的是人海战术，他们在上海很多地方，比如火车站、梅陇车站都有，那些地方我们不去，便衣很多。
在这场混战中，“小胖子”最终以他的号召力和“不要命”的战斗力成为“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威震“中原帮”。
他成了各大老板争抢的“人才”，这个时候，老板们也发明了新的管理方式，不必再在“卡娃”附近监工，只要给每个“卡娃”分别固定一个电话号码，是否偷懒，老板只要坐在家里统计一下对应的电话来电数就一目了然。
“小胖子”自己总结了一套经验，他说，有些“卡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搭拉着脑袋，见人就伸手，身上脏兮兮的，只能招人骂。
他穿着干净整齐，普通话也专门训练，甚至学起了沪语，见到穿着讲究的游人和提着包的白领模样的人就微笑着递上一张卡片：“打折飞机票要吗，先生?”
他绝对不会去强行往行人手中塞卡片，因此，他往往每天发的卡片不及其他“卡娃”的三分之一，客户却是其他“卡娃”的几倍。
2005年年底，一个老板想挖走他，许诺每个月1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这已经是上海滩“卡娃”中工资最高的。
山西老板知道后，很光火，大骂对方挖墙脚，“他给多少，我也给多少!”小胖的工资于是一跃而上，成为“卡娃” 中的“金领”。
“小胖子”还饶有兴致地对记者讲解了两大派系的不同之处。
“中原帮”和“南方派”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人员结构，“南方派”主要是十五六岁以上的男孩子，待遇一般在600 元到800元左右;而“中原帮”不少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有。
“中原帮”的老板比较抠门，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从偏远农村雇来小孩，跟小孩的父母讲好每个月给500元钱，包吃包住，在一些贫困山区，一年也不过收入一两千元，小孩上不起学，一些父母见有人愿意带自家的孩子出来赚钱便是求之不得，这就和为什么有那么多小乞丐是一个道理。
这些孩子很惨，老板欺负他们，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到干到晚上6点，老板给我们饭贴、车贴，平均10元一天，我最高，15元一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老板就给。
“中原帮”的孩子甚至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就是。我们每个月结账一次，老板很少拖欠、克扣，而“中原帮”的孩子，每年或者每季度结算一次，老板时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小孩子又不敢言语，要是顶嘴还会被打。
“中原帮”的卡娃不大守“业内规矩”，前一阵子在南京西路，几个卡娃围着一个老外，把人家几万元的数码摄像机偷走了。他们中有人甚至还调戏女孩子，因此常因为人家报警被抓，所以“中原帮”又有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小孩子的穿着很破旧，几元钱一件，这样一旦被城管抓住，他们就来个金蝉脱壳，衣服也不要了。
之所以雇用七八岁的小孩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年龄太小，城管、便衣都没法处理他们。
“经营”之道
“小胖子”有点羡慕自己的老板，他经常琢磨这个山西女孩的发展历程，以期得到一些启示。
她以前还不如我，刚来上海时，做饭店服务员，每个月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老板说，她那时候只要能吃饱饭，就很知足了。2001年左右，老板听说在虹桥机场有一个专门做打折飞机票生意的人雇用了两个卡娃发卡，一年就赚了24 万元，她就动心了。
老板与她哥哥借了2万元起家，买了一台电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安了一部电话，雇了两个小孩子就做起来了。一年后，电话增至了四部，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就提出和哥哥分开单做。她分到了三部电话，不久就扩大了生意。
现在，老板手下有三个发卡的，一个是我，在淮海路，还有一个在徐家汇，还有一个专门到各家酒店送卡，跟酒店服务员说好，客人每定购一张票，奖励10元。
做这个“生意”根本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接电话、打电脑的女孩外加一个专门送票的快递员。
现在，在这一行里，我们老板可以说是排行第二，每个月收入都有三四万元，做得最好的是一个东北老头，每个月有五六万元收入。这个老头的业务电话有十几部，发卡的小孩子有十几个，这已经算是最大规模的了，基本上每个老板后面只有两三个卡娃。
目前淮海路上的这十几个“卡娃”受雇于近十个老板，但并不是每个老板都生意兴隆，“小不点”的老板就刚刚接手了另一个老板的生意，“卡娃不卖力，所以做不好”。
“小胖子”认为自己的老板生意做得好是因为她会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卡娃”发奖金，天热还给他们买冷饮送到淮海路。
不过“小胖子”他们只知道老板是靠拿机票提成赚取利润的，却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小胖子”竟然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卡娃”都有被城管抓过的经历，唯有他一次也没有被抓过，在襄阳服饰市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发卡的“卡娃”，其他人只要一进市场就被抓、被罚。
按照规定，发放非法广告卡可以处罚50元，但我们身上都不带钱，被抓到，罚款吧没法罚，没收卡片吧，我们又带得很少。
在我发卡的那一带，我不许卡娃乱扔垃圾，不许调戏女孩子，更不许和小偷勾结偷东西，你也看到了，这一带卡娃相对比较规矩，地面上没有以前那么脏了。
现在，只要这里的卡娃惹事，市场里的人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小胖子”。虽然大家受雇于不同的老板，但这里是大家 “吃饭”的地方，谁要是不服从我的要求，我就把他赶走。
各色“卡娃”
“小胖子”介绍，上海滩上还有诸多形形色色的“卡娃”，各种“卡娃”之间经常产生瓜葛。前不久，“小胖子”就和一群专门散发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械斗，他的脖子上那道七八厘米长的伤疤就是见证。
发色情卡的卡娃一般人是认不出来的，他们穿着时髦，受雇于一些发廊和“会所”，行踪不定，主要在高档宾馆和酒吧附近游荡，那天，我和两个小伙伴在静安公园拍照，上来八个发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其中有一个曾经发过飞机票打折卡，在争夺地盘时被我打过，因此怀恨在心，看到我们只有三个人就上来挑衅。
打架对谁都没好处，但他们毫无征兆对着我们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我带着两个伙伴围着那个曾有过节的人狂殴，其他的人一看我们这么拼命就赶紧跑了。
“小胖子”说，在前几年上海房市紧俏、一房难求时，一些“卡娃”还兼职帮人彻夜排楼号，虽然饥寒交迫，但一夜有一百多元不菲的收入。
现在在徐家汇、人民广场、陆家嘴金融区等繁华地段还有个别发房产广告的“卡娃”，不过，这个市场已经逐渐被一批退休的本地老太太夺走，据说“在地铁口发卡的老太太每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元。”
之前，来自四方的“卡娃”还有人受雇于制造各类假证件的不法分子，但现在这个市场也逐渐被一批不知来路的女孩子垄断。
“这些女卡娃主要在长途车站、火车站附近活动，不过十六七岁，据说，她们家乡造假证件的现象几乎在全国都有名，上海做假证件的很多就是她们的老乡甚至是亲戚。”“小胖子”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滩上还有一种奇特的“卡娃”现象，俗称“卡门”，“卡”在这里是动词，有“抢占”的意思。
夏日酷暑、数九寒冬以及滂沱大雨的时节，在陆家嘴金融区、古北生活区以及茂名南路、衡山路酒吧街，一车难求，经常有一排老外或者白领焦急地等待.
这样的天气，“卡娃”们也无法继续在街边发卡，因此就有机灵的“卡娃”跑到酒吧区帮白领、老外抢出租车。
一名出租车司机这样描述：“夏日的夜晚下着大雨，老外站在酒吧门口，放空的出租车来了，一群小孩围过来，其中两个一前一后把着前后门。”
待老外在车内坐定，这些“卡门”的小孩便手一伸，“卡”一次门的行价小费竟达50元。
光靠发飞机票打折卡赚不了多少钱，因此，有时候，我们也帮助外滩、东方明珠广场拍照的人拉揽生意，我们之间都很熟悉，我在外滩就让他们免费给我拍过好几次。
前途迷茫
第二天中午，记者如约再次来到襄阳公园，找到了“小不点”还有“假东北”，却不见了“小胖子”，“小不点”刚在襄阳市场附近的一家盒饭店吃完午饭，他说“小胖子”应该去了附近的一家网吧，平时发卡累了，他们就会去网吧打游戏。
但网吧内只有几个来自西部某省的“卡娃”，不一会，“小胖子”主动给记者打来电话，“有弟兄说你在满世界找我。”
原来，“小胖子”一直躺在襄阳公园的树林里看书，上午，他刚在襄阳服饰市场发了十几张打折广告卡，就接到了两笔到广州的单子，按照规矩，他可以提成20元。
今天可以了，我决定休息。我现在是最自由的卡娃，工作时间完全由自己定，小安徽他还要发好几百张呢。平时中午，尤其是夏天，我们都在襄阳公园休息，公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常来锻炼身体的老人都认识我们。
他们都知道我爱唱歌，我在甘肃上学时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嗓子很好，去年夏天，一群音乐学院的老师来练声，我坐在旁边听，后来大家熟悉了，他们就教我唱歌。
虽然做得不错，但是我也渐渐厌倦了发卡的生活，觉得没有奔头。尤其是今年春节回家过年后更想找个正当的职业。
这是我自2003年离家出走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乡亲们夸我有出息，有人给我介绍村里的姑娘，还有人希望我把他们家的孩子也带到上海发卡，但我都拒绝了。
我看到了离家时写的那封信，被父母叠好放在抽屉里。我已经不想回老家生活了。
“小四川”、“小不点”当初都是与父母闹别扭后跑到上海做“卡娃”的，他们也不想再继续这样的营生，“被老乡看到，实在太丢人!”用他们的话说，“卡娃”圈子乌烟瘴气，经常有“卡娃”的手机、钱物被同伴偷走，他们互存芥蒂，斗殴时有发生。“地铁二号线里有二三十个卡娃，有一次打架，其中一个被推进轨道差点出事。”
“卡娃”们多处于青春期，蠢蠢欲动，借着发卡机会骚扰时尚的女孩子是常有的事，但严重的是，有些“卡娃”会和小偷勾结起来偷东西。因此“小胖子”担心长此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很容易走上歪路。“卡娃”们除了上网、喝酒、打架外几乎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很多人十三四岁就学会了抽烟，“小不点”现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烟。
他们还经常逃票寻求刺激，有时在浦西发卡腻了，“小胖子”会带领众弟兄钻进地铁站，从检票口一跃而过，任凭后面检票员追喊，然后到浦东陆家嘴站又如法炮制。
不少“卡娃”住在一个车站附近，那里“发廊”较多，有“卡娃”坦言每次回家都会受到不良诱惑，一名“卡娃”承认自己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那边的小姐很不错……”
“小胖子”听到这样的话就会大骂“没出息”，他兴奋地把手机打开给记者看，里面是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女孩子17岁，在苏州打工，两个人是地道的网恋，五一节期间，女孩子还来上海住了几天，也就是在这期间，“小胖子”花了一千多元给自己买了这部手机并添置了几百元衣裳。
这是他在上海3年来最奢侈的一次，迄今他已经给上学的哥哥寄去了近2万元，但新闻看多了，“小胖子”心里也开始嘀咕：哥哥会不会像报纸上曝光的那些人一样忘恩负义?
他不由地为自己的将来担心，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继续下去，作为上海打击假冒伪劣、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重拳举措，襄阳服饰市场6月30日将被取消，现在市场内的摊主、黄牛都在谋求退路。
“卡娃”们也在担心，到时，这边的人气会大大减少，那么他们是不是又要新觅地盘并棍棒抢夺?
不少“卡娃”想另谋职业，但“小四川”不久前到一家公司去应聘，稀里糊涂就被骗了300元报名费，被骗的经历大多数“卡娃”都有过，这让他们不敢轻易改行。
“小胖子”的“宏伟蓝图”是开一家“真正的兰州拉面店”，届时将女友接来做老板娘，但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仍将继续“卡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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