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士康重庆厂区发生的一场劳资纠纷引发舆论关注。大量工人在工业园区大门前，打着“我们不做机器人，我们要吃饭养家”的红色标语。经记者采访证实，“这些工人上周三开始罢工，主要因为惠普订单数量减少后，富士康减少了工人的加班时间。”而对于部分员工来说，减少加班等于工资降低了(据10月13日《证券日报》)。
工人抗争，不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是因为企业“减少了加班时间”。乍听之下，似乎匪夷所思，但就现实而言，工人“求加班”背后，却是“求生存”的现实压力。
据新闻中提供的信息，富士康重庆厂区员工的基本工资2000元上下，其余基本靠加班获得，一般每月能达到3000元~4000元左右。以底薪2000元计，如果不加班，再扣除社保、饭钱和住宿费，也就剩下一千多。用“求加班”的工人的话说，“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是钱!不加班，过年回趟老家的花费都攒不够。”
“马斯洛理论”把人们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亦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试想，当这些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能通过加班来实现的时候，类似休息权这样更高层次的权利需求，显然成为了一种奢侈。而像富士康重庆厂区这些“求加班”的工人，在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无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2007年，在新iPhone正式推出的前一个月，乔布斯对iPhone的原型机器上的划痕不满，要换成玻璃屏。苹果在最后时刻重新设计了iPhone屏幕，迫使中国代加工厂的装配生产线彻底改造。新的显示屏材料在午夜运抵中国的一家代加工厂，工头立即叫醒了宿舍内的8000名工人。每个员工分到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后，随即开始了12个小时的轮班工作。在96个小时之内，这一家工厂的产量已经相当于每天组装10000部iPhone。与此相对应的则是，2011年，大众汽车公司与工会达成协议，为避免员工过劳，公司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在员工下班30分钟后，将停止向在德国的员工推送工作邮件。
对于企业来说，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资金也会向交易成本低的地方集中，在经济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作“洼地效应”。多年来，中国市场的巨大投资潜力和发展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的目光，这些资本之所以“流向”中国，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力成本低，是相对的“洼地”。
如果这样的“洼地效应”，在全球争夺资本的背景中，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这些获得资本的地方，形成了产业工人的“权利洼地”。
2004年3月19日，拥有1300多万会员的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其网站上发出了一则消息，宣布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政府“制止美国在华企业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为。他们在向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递交的信件中说：一些中国民工陷入“每天工作18小时的噩梦”之中，同时，也使美国工厂失去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
应该说，全球化的确为我们带来无限的机会和好处，同时，也让资本特别是国际大资本处于一种更强势的地位。道理很简单：一个相对封闭的产业环境下，资方在与工方的利益博弈中，需要考虑到劳动者的承受度，也就是说，劳动者还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这种话语权影响下，有利于劳动力价格逐步提高;反之，全球化环境下，国际资本可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流动，并寻找到为他们提供最低劳动成本的地方，这样一来，也就加剧了让工人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权利弱势地位。
“求加班”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处于“权利洼地”的国内产业工人发出的另类呼声。一面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获得了过多、过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另一面则是，因为缺少强大的工会组织力量，在“劳、资博弈”中，双方力量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于是，“求加班”也就成为一些产业工人寻求个体生存自救的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看上去令人如此酸楚。
当然，要让中国产业工人们走出“权利洼地”的困境，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也不是三五年就能立见成效的事。既需要决策者从政策层面的调整、引导产业升级转型，从“中国制造”的传统模式走向“中国刨造”的新产业模式;也需要企业寻求自我蜕变之道，改变低层次、低附加值的加工模式;最后，类似“求加班”这样的劳动者观念问题，自然才可能随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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