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林文艺讨论会（23-5）
倪剑雄：从影片《暮鼓晨钟》再谈新左翼小说
(影片地址：v.baidu.com/kan/movie/)
偶然看电影《暮鼓晨钟》，颇有感受。联系到我近来对新左翼文艺的一点思考，这里我想说说从新左翼文艺跟主流文艺的差别这个角度，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新左翼文艺。我以为，当前的新左翼文艺，要回复民间立场。民间立场不仅仅意味着对民间的观察和反映，而是要脱出主流态度、观察和认识的惯性，把引导民间建立以普通劳动者为核心的民间价值作为起点，深入呈示民间的真实，由此引导文艺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本质，提高对民众独立性和主体性的认识，促使中国的劳动者逐渐确立事实的主人翁地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提供精神支撑。
《暮鼓晨钟》无疑也是一部优秀的影片，获得了第8届电影百合奖优秀故事片一等奖第一名、优秀男演员、优秀编剧三项大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电影上映时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公布施行是在同一个时间。主流文艺和国家重大举措的关联性，我们从这个时间的一致就可以体会，无须多说。
影片讲述的是：临滨市原工业局副局长——后来的香港雅得利公司老总高宏达为了把临滨市特种胶片厂的土地捞去给自己搞房地产开发，利用他跟胶片厂非同寻常的业务关系，伙同工业局赵局长、胶片厂原厂长郑芳南、副厂长刘大业等人合谋设了一个局：采用把为这个厂进口的一台设备的溶解罐换成旧罐子，把这个厂整停产;然后再采用停止为这个厂提供生产原料;逼迫胶片厂还四千万货款等手法，想把它搞破产。这时，省里决定派年青有为的“破产专家”章明去这个厂主持破产工作。而到了这个厂以后，章明发现这个厂并非不能清偿所欠债务、达到破产底线，它本来是全国500强企业，不仅有技术优势、市场本来也很好，工人都不愿意工厂破产。经过了解，他认定这个厂完全可以生产自救。而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厂面临的生存危机，实际上是那些资本家伙同腐败官员们合谋在侵吞国有资产导致的。但由于他个人无力对抗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出于维护工人利益的考虑，最后他断然用违纪的手法把工厂抵押给了银行，补发了拖欠的工人工资福利等，把这个工厂何去何从的事情交给了工人自己。毫无疑问，作为主流电影，这也提出一个关于国企产权归属的重大问题。
对这部优秀影片，我不想再附和简单夸赞，而是想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社会分裂导致的差异性视角，就几个问题作一番思考，探究一下主流文艺和新左翼文艺的不同，从而说说我对新左翼文艺发展方向的一点粗略想法。
邓理论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和社会本身的原因，中国各个阶层具体人的差异巨大。这个认识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由于社会是人构成的，因此对人的合乎实际的评价，也应该是评价社会发展程度的基础。而我们往往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人实际上喜欢仅仅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去理解社会的性质，忽略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导致的人的更加具体的实际。这个不当的认识，也是导致后来新左翼对前后30年所持评价流露出强烈情绪化倾向的原因之一。对此，新左翼文艺又该怎么去反思呢?我想，我们应该从对文艺作品里人物形象的分析开始。首先深入理解当前中国人的总体状况是什么样的，然后要理解人和人的不同具体体现在哪些事情上，以此去深入理解和评价我们看到现实。而从这部反映改革过程当中国企面临破产的电影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对人物的分析入手来作出评价。
首先，中国是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在这个总体的历史背景上，社会的领导、管理层跟普通底层劳动者的进步是有差异的。比如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干部和普通工人就有巨大的不同。即使在文革全面实行工间文化、政治学习的时期，干部和群众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也很不一样。多数普通工人对那些学习总的根本无所谓，认为那些对自己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这个是社会发展呈现的实际状况。就在今天，也不能说有明显改变。这个局面也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影片里主要有三种人：普通工人、企业干部和政府领导、资本家。对于普通工人来说，后两者都是管理阶层，掌握着权力、财富和知识。他们三方围绕胶片厂破产、自救过程，各自不同程度地展示了他们对待国企破产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不仅给我们加深对改革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社会根源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切实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实状况，也让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主流文艺常见的问题，就是他们对社会真实有意或者无意的回避倾向。
管理阶层的实际是，前厂长凭借搞垮胶片厂捞到好处移民澳洲;表面上在支持章明的华龙公司老总吴亮“无利不起早”，他希望给公司增加盈利点，当上交通局长，也暗地参与谋划出卖章明;娄市长希望民众缅怀自己干出的业绩，甚至把自己孩子都“卖”给了张宏达，在胶片厂需要恢复生产的关键时刻，突然“暂时”不按允把生产资金打给胶片厂;前财务科长方丽和现任会计罗敏都因当时现实激起的恐慌而为了钱而被裹胁其中，结果前者注定要去坐牢，而后者被逼自杀;工业局赵局长曾经叮嘱章明，要把工厂搞好，就得把工人当作兄弟，跟副厂长刘大业一样，后来也竟然自动投入这摊脏水当中，参与对国有资产的侵夺;原工业局副局长的张宏达等人，也充分暴露出自己贪婪、凶残的本质。这些让人清楚的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实际是什么样的，并且也由此可以悟出一点领导干部们腐败的深层历史和社会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不足，很多人的本质并没得到根本改变，大多数人很容易对社会丧失了信心，轻而易举参与为自己私利的谋划，甚至不惜由此走向犯罪的深渊。
管理层的本质暴露和蜕变可以用初级阶段的社会历史原因给予解释，但影片对以章明、张工、王师傅的底层利益代表思想来源就揭示很少，并且时常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他们作为个别人是可能那样的，但作为典型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塑造缺少社会基础。给观众的印象有点做作。娄市长专门提醒章明不要感情用事，但他很多举动就属于感情用事。这个用来解释他对待往他车玻璃上扔粘满油污的棉纱和偷他皮鞋的工人的态度更加容易被观众接受。吴亮说他太幼稚，他的那些感情宣泄，确实也不象一个有思想、有经验、有谋略的“破产专家”，而象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学生。张工和王师傅，对工厂有很深的了解，其中张工大约也对工厂破产的真实原因有所耳闻，因此在厂部开会时，他才要刘副厂长摸摸自己的良心，问他工厂垮了对“你们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好处等等。王师傅把自己一生献给了胶片厂，对厂子的感情是他不接受破产的主原因。这些都仅仅一笔带过。并且这些人，都是接近领导核心的人，是少数人。对这些人物，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才能对他们反对企业破产跟其他普通工人、以至整个社会的态度的异同来判定它是否有典型性。当时的社会实际就几乎没有人在鼓动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国有资产。工人拉横幅上街，至今被严厉打压，媒体成天鼓吹的是“全体人民的产权，实际上没有主体”。普通人不可能不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工人的阶级也不是一个来自书本的概念，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由于具体的人跟社会的复杂联系，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天然是自觉的、一致的。这个自觉和一致的达成，必然要通过集体的疼痛和自发的反抗才有可能，绝非在面临工厂破产的一时纷争当中就可以做到。而电影把这个描绘得太轻易了。后来下岗工人饱受困苦，同样也经历精神的沉沦，总体上至今犹然。中国工人阶级走向觉悟、重新团结起来的路，还漫长而艰巨。这是社会规律，没办法超越。
而对新兴起的资产阶级，影片虽然没有简单把他们往传统“坏人”方面靠，但对他们身上那些自私、贪婪、凶残的本性来源却缺乏进一步阐释的动机和条件。这是因为对于这个人群的实际，主流所站立场就有倾向性，也不那么容易从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入认识来开始理解这些具体人的本性。如果这样作，在政治上就得面临“丧失立场”的危险。但文艺不仅仅是要表明立场，而是要揭示掩盖在具体人物那些表面性情之下的社会的真实，告诉观众我们面对的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对主流文艺来说并非那么缺乏，忽略这些深入揭示，仅仅出于政策性考虑，而不来自文艺自身。资本家个人的自私、贪婪、凶残，总体上并非主要来自他们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来自与他们个人的真实经历和实际处境密切相关的现实，和支撑这个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它造成了中国的贫困、落后和民众长期压抑而苍白的生活。而对这些个人经验，一来大众了解有限，所触及的事情也过于复杂，甚至还牵涉很多官僚阶层无法公开的事情，所以也没法说。对于一个面对普通大众的电影，当然有理由予以忽略。
另外，对章明品德和号召力的拔高是显然的，这个也足够证明中国主流文艺在面对中国社会巨大分裂状况时无法避免的自我掩饰倾向。章明是跟吴亮在夜总会过“夜生活”的时候说到他们双方的兼并的。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哪怕真把工人当成兄弟的厂长，也难免附和大老板们一道去打打高尔夫、玩玩小姐。这里令我不满的，不在于电影编导如何解释这样一个领导干部会“忽然就”得到全厂职工那么一致的拥戴，而在于这里显示的社会差距导致的对大家尚且贫困而个别人却那么奢靡的矛盾，主流应该作出怎样的解释。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带给人思想认识的冲击?这个冲击是导致的混乱还是进步?它最终能缓解社会差异还是加剧对立?因为社会差异的巨大，主流无法对经济体制变化导致的社会结构性转变给具体人带的分裂——富人可以尽情纵欲到死，而穷人沦为奴隶的现实给出什么样的解释?还有，章明对高宏达的态度，一开始就格外轻蔑，号称自己不穿鞋，是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私下琢磨“杨伯劳”怎么“玩死你”“黄世仁”，应该更加符合一个有经验的干部的性格。但这个后来被章明整个学生似的激情表演冲淡了，也反映出对这个脚色本身的矛盾性难以作出合理演绎。另外，高宏达的那些“通了天”的后台到底是谁，主流也没人敢直说。就在高宏达知道审计局盯上他以后，他要打电话求助，也只能以骄横的一句：“我要见你”来把对方给暧昧掉。不这样怎么行啊，主流编导们还得“靠天吃饭”呢!就是说，嘴软是主流宣传无法改变的问题。
影片最后，章明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的一番讲话，则更耐人寻味：
“以前我跟大家一样，都非常诊视这条生产线。自从认识了你们以后，我觉得其实一条生产线根本不算什么、厂房不算什么，其他任何任何的东西都不算什么。一条生产线拯救不了我们工人，能够拯救我们工人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是千千万万的虽然还不富裕，但忠诚国家，热爱工厂的工人，是我们国家自新中国成立起，便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主人翁精神。”
这个话是在宽慰被迫放弃生产资料的工人还是在鼓励工人们发扬主人翁精神团结起来?这个主人翁精神不能说没有，但是不是有那么强大的主导力，则值得问一下。如果真那么强大，后来那些参与谋划走资、甚至热中腐败的干部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曾经也是工农劳动者里面的“积极分子”吗?这些人可以腐败、堕落下去，普通劳动者凭什么支持自己始终“勤勤恳恳学雷锋”?
这里章明还提出一个自己的希望：“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象一名真正的产业工人那样，相信咱们政府、遵守纪律、服从管理、千万千万不要去做让外人耻笑我们工人的事情。保护国有资产，是我们这一代工人的职责。”
对章明个人来说，这个话是在厂子面临生死存亡、自己马上就要被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所做的掩饰，还是出于虚拟的理想在强调产业工人的操守和荣誉，大家就自己解读吧。但这个“没谱”的希望也立即得到了全体职工的积极响应，就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后来不少企业破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事实上自发的色彩一样浓厚。影片里想借以表达的希望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愿，还仅仅是个意愿而已，因为当前它还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我们从影片看到的结果是张工登台一声呼吁，职工们就全体表示赞成留下补发给的工资等，以买回工厂的股权，得到全体工人举手赞同。这个情节确实很难说它真实。
由此给我带来的启迪是，新左翼文艺应该脱出对主流文艺的模仿，撇弃陈述的前置条件，从正在成熟的民间独立价值出发，主动呈示我们的感受和意愿为目的，纵情抒写我们的真实——主人翁的真实生活和意愿。前期这个纵情抒写是自发的，因此难免是乱糟糟的，带有明显的过激、粗砺等情绪化色彩，正如文艺复兴的创作一样，自然有矫枉过正的问题。但这个是过程性的问题，是主人翁初获自由的必然状态，无可指责。而由乱到治，也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只有人民真正享有了主人翁的权利，他才可能重建自己的规则。这个就是全新的人的价值观。
怎么对待这个乱糟糟的过程，似乎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们新左翼能不能接受这个过程，其实根本无所谓，因为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只是我们新左翼很少人在意这些普通群众自发的网络文艺创作的现状。自从1998年，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火暴以后，2008年在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下，又搞了一次正式的网络文学盘点，推出包括我们很多年青人读过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几十部经典网络小说。而就这些小说的思想性，大都倾向于自由主义。然后雪村的调侃歌曲《咱们东北人都是活雷峰》和奇志大兵的搞笑段子“洗脚城”也风行一时，成为持续多年的网络话题;另外还有大量的美术作品和小动画作品。这些作品在我们新左翼看来，过分突出青年生活的迷茫和无聊，或者格调低下是无庸置疑的。但他们也事实标志着民间独立意识的开始。新左翼文艺所要回复的民间，本来就包括左右翼。仅就文艺而言，现在右翼强势，但左翼应该更加自信。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胸怀，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接纳这些民间自发的创作，对其予以客观分析，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左翼文艺当前的创作，确实远远落后于已然兴起的民间创作。仅就对网络技术的应用，就根本无法跟当前非左翼的广大民众的自由创作相比较。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新左翼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极少——甚至还没有。目前在几个红色网站发表的作品，题材主要包括以抗议、谴责改革过程当中那些具体作法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伤痛，或者极言社会阴暗面，远远赶不上现有的网络文艺创作的丰富和新颖。对这些已经有的民间创作正在展现的民间独立性，很值得我们新左翼文艺人思考、跟进。
（2014-5-14 成都）
（群号：22517496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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