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裔英国独立撰稿人白晓红的新作品《散沙：中国农民工的故事》，以采访大量农民工真实故事写成。原本是以英文撰写，于英语世界出版;近来终于有幸翻译为中文出版，和她的母体社群对话。这翻译的过程，非但让广大华人有机会直接亲近他的作品，藉此关注广大中国农民工处境;同时也让华文社会有机会一探：中国农民工的血与泪，在英语世界的出版与叙事中，可能如何被呈现、有什么样的意涵?
从东北、四川、山西、福建、广东、新疆......，白晓红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探访各地农民工及其家乡。他记下了中国农民工及其家人遭遇的困窘、不安、伤痛、苦难，并以保有冷静距离却又带着浓烈批判意味的笔法，写成一篇篇精彩的报导文学，集结为书。白晓红的写作，彷佛是要为一个时代做下见证，并为一个受苦难的群体发声。她细腻的文字与扣人心弦的叙事，让读者彷佛身历其境，一位位低薪、超时工作、刻苦、孤寂、受骗，甚至遭受伤害、死亡......的农民工，跃出于纸上，诉说着他们的苦难。
和一般容易仅流于煽情的弱势采访书写不同，白晓红有个更大的认识框架：他看到农民工的贫困处境问题，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在个案叙事之外，他不时穿插指出，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牺牲农村扶植工业」的发展模式，加上急速的「国企私有化」与「资本主义化」浪潮，导致中国农民在过去20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上亿农村人口得要迁徙他乡，忍受血汗受剥削，才能寻得生路。一个个笔下的个案，既是个人血泪记述，也是对现实政经体制的控诉。
不论从文学笔法的感人程度、跨越大半中国的采访广度，或者从对当代中国的整体政经批判来看，《散沙》一书都相当精彩，和白晓红采访英国「无证中国移工」血泪故事而写成的《隐形生产线》同样都值得一读。
《散沙》描述的是一个「过去到现在」的农民工血泪史。然而，究竟未来10年、20年后的中国经济光景，会是个什么样?农民工的处境是否能明显改善?《散沙》并未明说。实际上，对此各方专家往往都难有共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确错综复杂，有着令人吃惊的持续增长，但也有难以面对的贫富落差;看似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却又保有着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体制;过去的种种政治或经济理论，都难以简单套用在当代中国上，以致于总难有人能说得准，中国未来将走向何方。
然而「问路」还是必要。毕竟在农民工的血泪见证下，我们都期盼终结这样的不幸现实。只是「路」该朝向哪里?我们现在又在历史中的何处?于是，这提问导向了：究竟当前使中国农民工陷于血汗处境的「体制性质」为何?其「问题」何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出路」方向在哪里?
一种主流的看法倾向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民主化」。这种看法将中国模式定位为「威权资本主义」，并且强调「威权」是农民工力量薄弱、被压榨的主因，因此「民主化」是解药。但这种看法却没能看到「资本主义」作为劳工受剥削的主因(不论是「威权的」或「民主的」)，因而往往主动放弃了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想象。
大体上，白晓红的写作并没有落入这种简化问题的主流观点(例如，他是将农民工问题归因在中国「以农业扶植工业」、「国企私有化」与「资本主义化」浪潮);但在西方传媒与欧美政权论述中，前述观点却是主流。他们看得到中国农民工的悲惨处境，甚至不乏人道同情;但往往简化问题为「共产党统治」，并且经常用一种搜奇与夸大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工人处境。
以英国为例，BBC、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或甚至是卫报(The Guardian)，其实都有着这种倾向──中国工人是极端不幸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朝向「正常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在这当中，右派扬言「天灭中共」，中间偏左则会说「劳工该支持中国『民主化』(但不挑战资本主义)」。有些吊诡地，《散沙》的不幸个案叙事，尽管对体制诊断与对出路的意见，与主流或许并不相同，却巧妙地被看似「兼容」地整合进了这样一种舆论框架与洪流里。
这种「兼容」，除了因为在报导文学的叙述中，对政治体制与出路的争论通常不容易被大肆提出，而不得不被主流观点给吸纳外。我以为还是和「出路」的确模糊有关──虽然这不能全然归责于，而是体现整体舆论圈的「无出路感」。
白晓红似乎倾向认定，中国已经历「资本主义复辟」(虽然他并未用此用语)，并且认为眼前中国将难以回避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危机(如他在描述2009年广东经济衰退的叙述;虽然如今回顾并未成为事实)，或者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他的书写像是在为这群奉献血汗心力的农民工们哀悼，纵然偶有肯认他们反击的可能(如他观察到2010年广东的本田汽车厂罢工以来，大规模劳工争取调薪运动)，却让人感觉苦难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去?看不到「散沙」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在《散沙》开头，白晓红提出对中国的观察/诊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看到的是和年轻时代成长的台湾社会相似的一切：向经济看齐，政治封闭，公民社会沉默」，若是如此，那中国出路是什么?白晓红没多说，但舆论结构不难将其引领到：是如同台湾的「选举民主化」，以解决「政治封闭，公民社会沉默」的问题。只是，这条路又真能解决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农民匮乏、工人剥削、环境破坏、经济危机的问题吗?
假使从左翼的角度延伸提问，一方面，这又涉及到社会主义究竟是否仍被视为出路;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批判分析及其具体内容为何?如果社会主义被认定是不可能的，以及简单地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自始就是错误，而难以提炼出任何进步成分予以参考与对诘，那么的确，似乎我们除了哀悼，也再难有别的期许，而「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不再能是被期许奋斗的目标?
报导文学的微观取径，毕竟和巨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同，白晓红的作品没有明说「出路」，其实是相当正常的。或许他也未将心力放在这里，而是设定透过第一线采访将「问题揭露」为首要课题。在这方面，他的确表现得相当杰出，只不过，当前现实是，若没有勾勒出一个清楚的左翼政经蓝图，在「普世价值」作为霸权思想的包围之下，农民工的苦难叙事，很可能也是被导向「民主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已──虽然这未必是所期望的。
这让我想到批判教育学者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的名著《校园生活》(Life in Schools)。《校园生活》的初始版本是用民族志方式，揭露在加拿大都市贫穷地区学校任教所看到的校园乱象与学童霸凌;但他也观察到，这个著作原本目的是要以亲身见证来指控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危机，却被新右派挪移来批评校园已失去秩序，要加强教化与控管。为此，他日后多次再版的《校园生活》便大幅增添章节，强化对资本主义教育的结构批判，不忝成为一部左翼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我们一方面期盼白晓红继续秉持他的社会主义情怀(如果我没有误会)，结合科学的政治经济分析，再进一步继续走下去，把告别血泪的出路摸索出来;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所有关注中国劳工处境行动者的共同责任──如果我们不希望连工人苦难都为人所收编挪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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