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蓝思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手机玻璃女王”周群飞成中国新女首富。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位女首富曾是深圳的一名普通打工妹。而网络上的段子五花八门，暗指她从小三起家，最后挖丈夫墙角成就自己事业。不管是渲染女首富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故事，称赞其为中国栋梁;还是明嘲暗讽女首富想尽办法，靠丈夫、博上位，终得出头天——兜兜转转，我们似乎一直在消费打工妹、消费女性和消费成功学。如果不超越单纯的褒贬赞弹，我们要么就是在“励志鸡汤+自我麻醉”的路上越走越远，要么就是看到了玻璃天花板，却陷入无限的自怨自艾。所以今天，我们重温严海蓉对安徽保姆的研究，体会打工妹的自我认知、欲望与抗争，回溯后毛时代中国巨变的来龙去脉，显得更为迫切了。
“没有出路”的农村，被“创造”的打工妹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安徽无为县就已经有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她们通过到北京做保姆来补贴自己在农村的双重廉价：一重是来自农业、农村、农民在国家的经济积累中的作用，另一重是妇女在集体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但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无为县才慢慢出现几十万打工大军。九十年代时，该县已经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劳务输出地之一。许多学者和主流媒体当时都把这一现象视为农村的解放和发展，但严海蓉认为这是无奈的出走，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试图把城市从颓废的、 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同时，和今天中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无比优越的地位不同，毛时代的农村反而是意识形态高地，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毛时代的国家，一方面会发展农村的小规模工业，另一方面又进行对内陆地区进行三线建设(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工业更为平衡的分布)。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有出现掏空农村以繁荣城市的现象。相反，进入改革时代以后，中国“主动”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无论是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来发展外向型出口经济，随后在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企业型”(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增长)城市，建构“城市=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使得资源纷纷向东部、沿海、城市倾斜，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城市异军突起的另一面，是农村的不断虚空。首先是国家的农业投入在总投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其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可否认，在1979年到1984年这一短暂时期里，确实实现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问题在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收入就无明显增加。无为县的乡镇官员也公开承认，从那时起，当地的农业就一直停滞不前。而且分田到户使得农村再也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农村青壮年不断外流，进城打工，同时导致大量土地抛荒。在国家的发展话语里，这就是从农村解放的“剩余劳动力”——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反而是农业发展最需要的劳动力。其三，中国“主动”卷入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后，新的现代性参照系形成——知识精英以西化为“现代”，以市场经济为“文明”。这么一比，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是何其“贫穷”和“落后”。
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在很多年轻农村妇女眼中就是“没有出路”的。换言之，打工妹是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和资本这只无形的手一同创造的产物。她们要逃离农村，来城市打工——她们要寻找出路，逐梦人生，从而建立一个现代的主体体验。那这种体验是什么?她们又是如何寻找和建立这种体验呢?
规训的利器：素质话语、消费-生产双人舞、“自我发展”
与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以及农村虚空化同步推进的，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素质话语。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前提下，后毛时代的中国对外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对内积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背景下，素质话语出现了——因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素质”太低，所以中国当时在全球经济体系里既“贫困”又“落后”。如要迎头赶上，只能把握我们的“比较优势”——让“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既有的国际分工，打造“世界工厂”，创造“深圳速度”乃至“中国奇迹”。所以，市场、素质、脱贫就这样交织在一起。首先，在素质话语中，人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一样具有二重性——素质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每个人具体的使用价值反而看不见了。在自由交易的人力资源市场上，“素质”就是衡量一个人优劣的唯一尺度。其次，这一抽象化和价值化的表达，在发展语境下成为“素质决定发展”的“素质拜物教”。素质话语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人的规训，重塑了国家、市场和劳动者的关系。
具体到无为保姆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了。严海蓉通过考察演员——打工妹们——的实践，说明了现代性如何在城市和乡村两个舞台，分别导演着生产和消费的戏码。在农村，打工妹们渴求成为“现代”的消费者：她们会“穿皮鞋”、如“小老外”般说“拜拜”、会极力炫耀自己在大城市的消费经历，掩饰自己打工经历的苦涩和艰辛。在城市，她们却成了体力劳动者和被雇主消费的被消费者：一方面，她们是来大城市打工的“安徽保姆”;另一方面，她们被视为来自“穷、土、低”的安徽“巴子”，在“现代”、“洋气”的上海“穿着劣质拖鞋满大街跑”，“打工妹=安徽=素质低”成了不证自明的逻辑。这边厢是刻薄上海作家对安徽打工妹的矮化和丑化，那边厢却是安徽政府上下一心的“危机公关”，试图“挽回”外省人(尤其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人)对安徽人“穷、土、低”的印象。主流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谓一线城市的建设，靠的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新工人。阶级的不平等通过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也预示着中国社会必然走向无可整合的“断裂”困局。
既然打工妹素质低、行为土、思想落后，那为了不要拖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后腿，她们该怎么办呢?严海蓉发现，答案就是“自我发展”。从早期的安子，到今天的周群飞，主流舆论都在塑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成功学故事。不相信?来来来，我们可以跟严海蓉一道，先去听听美容院老板杨凤的讲座，听她讲自己如何从当年每天14小时的工作里挤出时间自学成才，最终成了年薪百万的富豪;然后再去看看大记者怎么分析“克林顿也是打工的”，看看主流舆论如何隐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在去阶级化的话语里粉饰劳资矛盾，让打工妹们相信只要努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成功人士”，同时合理化自己承受的阶级压迫，心甘情愿地接受“企业家也是劳模”这个事实。
一时的阵痛，还是永恒的梦魇?
在全书的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明自己希望通过研究安徽保姆、研究打工妹，以挑战后毛时代中国的“转型”和“发展”神话。借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概念，严海蓉总结了当代中国几个炙手可热的“大词”：发展、现代化、素质、人力资本、自我发展、消费者身份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洞穿改革开放背后资本积累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发掘后毛时代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打工妹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充当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工具，同时也在市场经济这个通过仪式后“重新做人”，成为能动表达和反抗的主体。
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欲火涅槃的神话已经渐渐褪色，周群飞的传奇故事早已不能掀起励志热潮。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一个“断裂”社会。从1993年的深圳致丽大火，到2010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期间我们同时目睹了奥运奇迹、世博雄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增长了，却鲜有人问是用什么手段，发展什么经济，增了谁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却鲜有人问是谁的社会，谁的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奇迹给打工妹带来的是“重新做人”的荣光，伴以一时的阵痛;还是异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跌入永恒的梦魇?看完这本书，我们心中应该都会有答案。
参考文献：Yan H.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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