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派遣是劳资纠纷的新焦点，也是媒体舆论的热门话题。有识之士纷纷对派遣工“大表同情”。但假如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劳务派遣制度，许多人还声称“应当大力发展劳务派遣”，虽然也会稍带不痛不痒地谴责两句“当前有些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侵害派遣工利益，需要整顿、规范”云云。总之，同情的背后，是为工人挖下的一个个舆论陷阱。兹列举如下：
● 劳务派遣可以促进就业。
这是弥天大谎。劳务派遣对就业的贡献，仅限于派遣公司自己招聘的人员罢了。此外并不增加任何岗位。按照全总估算，中国的派遣工已达6000多万，占职工总人数20%。日本的劳务派遣工也达到雇工总数的30%以上。你不需要是诸葛亮也能猜到：假如没有劳务派遣制度，这些岗位照样需要招聘工人来干活。
● 劳务派遣好，但法律有漏洞。
劳务派遣制度的先行者是美、日和欧洲各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和法规早就有了……2008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称：“最终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之前五版讨论稿相比，被业界称为‘180度大转弯’，其中劳务派遣一章，删繁就简，由5条缩减为3条……第五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劳务派遣一般适用于临时性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非主营业务岗位，以及临时顶岗的岗位，同一劳务派遣岗位连续工作超过24个月，不得使用劳务派遣形式等，但在正式条例中，这些全部被取消。”《经济观察报》于2011年2月报导：“早在2009年上半年，人保部就开始着手制定《劳务派遣条例》，以弥补《劳动合同法》此方面内容的‘不足’，但来自多方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压力，使得本已经过多次修改、征求意见的“成型”《条例》，至去年年底基本‘泡汤’。”同样，“酝酿三年有余的《工资条例》，已经再次陷入僵局”，也是全国工商联等机构代表“各方利益集团”发力所致。
可见，这些“漏洞”是按照雇主（即用人单位）的利益和意愿留下的。因为“规范劳务派遣”也好，同工同酬也好，都会“增加企业负担”。
● 劳务派遣有利企业发展，问题是派遣工待遇低，缺乏归属感。
有管理层训话时，会骂工人“没有主人翁责任感”。这实在很可笑。员工本来就不是企业或单位的主人，也从没有什么“主人翁权利”或权力，哪来的“主人翁责任感”？至于“归属感”就低级多了，意思无非是“以厂为家，爱厂如家”。如果说老板对正式工还可以装出家长模样，这么来洗脑的话，劳务派遣就把这层薄薄的面纱也撕掉了。它不客气地告诉工人：“你是奴隶，但不是我家的奴隶！”希望给派遣工制造“归属感”的有识之士担心的是：派遣工恐怕因此不会尽心尽力地为主人着想和卖命。
● 劳务派遣泛滥，国企责任最大。
在中国，劳务派遣的泛滥，始于国企改制迫使大量工人下岗，再以劳务工形式低薪聘回。接着是国企、私企和外企共同抵制《劳动合同法》，抵制对工人处境的改良，也就是规避订立长期合同、降低待遇、少交社保。
媒体舆论热衷于拿国企、央企（经常被称为“垄断企业”）来开涮。在“终于发现”国企是使用派遣工的大户以后，劳务派遣问题几乎被说成国企的专利，外企私企则被悄悄放过。这些人真正的意思是：“应当把国企资产和市场统统交给私人老板。”不过，后者使用的派遣工并不少，而且越来越多。早在2007年，江苏无锡市的外企员工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16％，使用的派遣工就占了全市派遣工总数的18％。目前上海的外企、私企、国企分别有35％、23％和21％的员工是派遣工。而国企大量使用派遣工的原因，其实跟外企、私企一样，是为了谋求最大利润，因此需要压制工人改善处境的愿望。
● 劳务派遣在国外不是主流用工方式，它在中国被滥用，失去本意。
我们曾经介绍过日本的劳务派遣情况。中外老板们钟爱这个制度，动机是一样的：它有助于剥夺工人的权益，给老板省钱，想雇就雇想炒就炒。各国政府为了满足老板们的这个需要，不断放宽对劳务派遣的法律限制，越来越使它成为主流用工方式。它在中国之所以发展到超英赶美的地步，不只是因为在中国的资本有更强烈的“逐利本性”，而且因为工人更无力量去反抗它。
这里，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劳务派遣及外包情况：
派遣工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受到相应保护，但要组织他们难度很大，因为派遣工都是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后就被派遣到别处去，也可以随时解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随企业“转型”而大量产生的派遣工和临时工，主要是年青人。
派遣工的待遇比正式员工差很多。例如福特汽车供货商的厂里，有1／3至60%的工人都是派遣工，时薪仅7欧元，月收入900～1000欧元。以三口之家来算，每月房租要700欧元，占了大半，生活相当拮据。这是德国几十来没见过的。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呼吁“派遣工与正式工应同工同酬”，似乎还未被五金工会采纳。
德国的失业者大多在就业市场里觅职，此外还有中介公司、劳务派遣什么的，但工资都比较低。失业者当中，年纪大的通常退休。有些人找不到长期工作，只能做兼职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要做几份工维生。政府削减失业金的政策出台后，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增多。政府宣传说危机已经过去，但实际上对工人来说，真正发生的变化只是劳务派遣大大增加。
德国30岁以下的人口中，有60%从未做过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是派遣工，或只签短期合同。现在德国的五金行业中，80%的工人是劳务派遣。
除了派遣工、临时工不断取代正式工之外，“外包”也成为大企业削减工人工资福利的重要法门。例如：
科隆的福特汽车厂像其它许多大公司一样，不断地把部分生产工序（即配件的生产）外包，或变成独立公司，自己只生产车身价值的18%。
拜耳公司从1976年的5万名员工裁到现在的1万人。从1995年起，它陆续卖掉一些车间和产品。在拜耳公司原址上，目前已有了50家公司。
2000年，波鸿市的欧宝汽车厂想把某车间（连同工人）卖给其它公司，这样一来工人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该车间员工占全厂总数的三分之一。于是1万多名工人罢工了两天，虽然没有制止外包，但达成新的协定：外包员工的待遇必须和欧宝本厂一致，这个协议至今有效。那时五金行业工会对罢工一点也不支持，只送来一些可乐、香肠和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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